熙宁三年二月初二，满脸忧愁的赵顼将手上的一份奏疏交给宰执大臣们传阅，奏疏是河北安抚使韩琦写来的，内容当然是反对青苗法。
赵顼一字一顿地说道：“韩琦真是一个忠臣啊，身在朝外，还不忘忧心王事。我本以为青苗法可以利民，没想到竟然给老百姓们带来这么大的危害！朝廷制定政令不可以不审慎啊！”
韩琦的奏疏之所以能打动赵顼，倒不是他的文章写得如何特别，只是因为他在赵顼的心目中，地位举足轻重。
毕竟，韩琦是力谏仁宗赵祯甄选王室子弟立储的宰相，更是辅佐赵顼顺利即位的头号功臣。换句话说，没有韩琦，赵顼能不能坐稳皇位还是个问题。
赵顼的话，像是说给诸位大臣们听，又像是自言自语。见此情形，下面立着的几位宰执心情大不相同。
宰相曾公亮和陈升之心中窃喜不已，这两人属于典型的墙头草。他们内心并不认同王安石的变法，却又不似司马光一般激烈论争，赵顼支持王安石推行变法，他们就跟着应喝，陈升之还曾一度和王安石共同主持条例司的工作，只是因为态度不积极，又换成了韩绛。两人平时不吱声，当发现变法招来一片反对声时，立刻又站到了反对派那边。
这回，眼见赵顼也动摇了，曾公亮和陈升之瞬间使出变脸神功，大呼皇上圣明，声称早该把那破青苗法一脚踹倒，让它永世不得翻身。
群臣中，只剩下激动的王安石，一边一目十行地浏览着韩琦的奏疏，一边火力全开地开始申辩。
只可惜，这次他的雄辩未能让赵顼回心转意。赵顼当场斥令条例司重新检讨青苗法，逐一分析条文可能造成的利害。
赵顼的态度转变令反对派们欢呼雀跃，在这群人看来，他们已经取得了最终的胜利。很快，条例司将被裁撤，青苗法也将马上变成一坨废纸。
倾注了大量心血的青苗法还没得到充分施行，仅仅推行了几个月，就要中途夭折？！这让王安石无比愤懑，他的自尊和学识决不允许自己遭到如此对待。
牛脾气一上来，王安石谁也不怕！第二天，他以身体不佳为借口递交了辞呈，请求赵顼免除自己的副相职位，改任闲官。
废新法？
老子不干了！
从二月初五开始，王安石开始泡起了病假。然而，赵顼并没有回心转意，六天后，他又发布了一条令反对派拍手加好的诏令：
命司马光为枢密副使。
但是，从来不走寻常路的司马光再次表态——俺不想干。原因很简单，新法还没有被完全废除，自己的政治理念还没有完全被接受采纳。
司马光虽然迂直，但并不傻，他从赵顼的态度中看出来，这位年轻的皇帝并没有完全放弃变法，只是希望利用他来调和改革措施，避免矛盾的进一步激化。
可是，司马光的字典里绝没有妥协两个字，尽管韩琦等人知道消息后也劝他赶紧接受任命，他还是固执地连上了六份辞掉任命的奏疏。
司马光摆出了和新法势不两立的态度，赵顼也拿他无可奈何，不得已，只好收回成命。
宰执成员的任命状下达后，因为大臣的主动请辞而收回成命，在宋朝建立以来，还是头一遭。
这边司马光不肯上岗，那边王安石还在休假，朝廷里顿时乱成了半休克状态。冷静下来的赵顼开始心生悔意，毕竟没了王安石，朝廷又会回到混吃等死的状况。再者，他也觉得自己那天的表态有点过于强硬，伤了王安石的心，应该好好安抚一下。
于是，赵顼命司马光针对王安石的辞呈，起草了一份批答，劝他赶紧出来干活。
没想到，就是这么一份小小的批答，竟让局势发生了不可思议的扭转。
或许，赵顼让司马光起草批答的本意是为了调和两个人的关系，可他也是不长记性，自己面对的可是两个撞了南墙都不肯回头的直臣，怎么可能顺着他的意愿来呢？
赵顼派司马光去浇灭王安石那簇愤怒的小火苗。
司马光果断扔过去一个大炮仗。
司马光替赵顼所拟的“安抚”批答只有九十来字，翻译一下：
“我以为你才华高过古人，名气重于当世，将你从民间拔擢出来，担任朝廷要职，对你推心置腹、言听计从，为你而力排众议，这些情况，朝野上下人所共知。自新法推行后，士大夫议论纷纷，百姓人心骚动。如此紧要时刻，你却要推脱责任，退居事外，享受安闲？你为自己的私心考虑，倒是没了遗憾，我的希望，能够托付给谁呢？赶快出来干活，不用再废话了（祗复官常，无用辞费）！
换句话说，司马光是用皇上的口吻狠狠批评了王安石一通：“我以为你很牛，所以委你重任，你倒好，一看形势不对，就想撂摊子走人，还不快出来给我收拾这个烂摊子！
接到批答后，王安石怎肯示弱，随即上了一份《自辩章疏》。
赵顼看到王安石的奏疏，立马察觉事情出了偏差，拿过来批答一看，心中叫苦不迭。
司马牛啊司马牛，你这不是成心添乱吗？
赵顼即刻亲自起草了一封道歉信，让王安石最信任的吕惠卿送了过去，信中还诚恳地说道：都怪自己太急迫草率了，那份批答发出前也没仔细核稿，现在认真一看，真觉得挺惭愧（乃为文督迫之过，而朕失于详阅，今览之甚愧）。
皇上都这样表态了，天大的面子喽。
这也就是在宋朝，才会发生如此情况，要是换了汉唐明清，你试试，肯定把你整到永远休息为止。
然而，我们的主人公偏偏是王安石和司马光，他们的执拗总是远远超出正常人的想象力。
收到批答的第二天，王安石回来了，不是来上班，而是继续提交辞职报告！
赵顼再次诚恳挽留。
继续打辞职报告。
继续非常非常诚恳地挽留。
报告也不打，我就是不来了！
赵顼心里苦呦。
好不容易看中两个正直有才的人，怎么都那么有个性？
事实上，赵顼大可不必抱屈，正直有才和个性突出何尝不是一对孪生兄弟，如果王安石和司马光也似普通官僚那般滑头，早就一边你好我好，一边享受高官厚禄，至于政治理想、个人操守，算什么东西，几块钱一斤？真若如此，这个法，无论变与不变，恐怕都会落得一地鸡毛。
王安石和司马光都是不可多得的君子大才，只可惜，两人的政治观点却有着天壤之别。
赵顼的痛苦在于，他必须二选一。
从政治理想上看，赵顼更倾向于王安石。自从登上皇位后，他为了证明仁宗选择英宗一脉的正确，一直渴望干出一番令人信服的功业，而破解眼前积贫积弱的局面，则是最好的证明方式。
但是，司马光等人的“自律式”改革方案显然已经死路一条，短暂的庆历新政就是明证。
司马光代为起草的那份充满火药味的批答，促使赵顼开始重新思考。他意识到，即便很多人出于公心反对变法，但同样存在着偏激和固执。退一万步说，青苗法在全国推行尚不足一个借贷周期，缘何能得出如此结论呢？
与此同时，赵顼派人到京郊各县微服探访了青苗法的执行情况，回报传来，青苗法也并不似反对派声言那样引起民怨沸腾。
于是，赵顼内心又倒向了王安石。
在收到《自辩章疏》的十日后，赵顼召王安石回来视事，并虚心向王安石解释道：“青苗法这事，我确实被群臣的意见所迷惑了，过寒食节的时候静下心来想了一想，这件事确实没什么大坏处，至多是可能会因为贷款无法收回而亏损一点钱财，但这算不了什么。”
王安石听了赵顼的话，一时竟不知如何回应。
从年龄和阅历上看，王安石更愿意把眼前这个年轻人当做自己的学生，但是他毕竟又不是一个普通的学生，无论赵顼如何谦逊，君臣名分始终是不可逾越的鸿沟。
赵顼的激情和进取心，让王安石对这位年轻皇帝倍加欣赏，对他的知遇之恩，王安石也心存感激。而赵顼频繁出现的摇摆和优柔，又经常让他力不从心。
看着转过弯来的赵顼，王安石脸上丝毫没有胜利者的喜悦，只是恭恭敬敬地回道：“只要力行变法，不要让一些不合格的官吏曲解执行，哪怕损失钱财的情况也不会发生。”
赵顼点头称是。
和很多变法者不同，王安石从来都不会将变法看成一个尽善尽美的过程。在赵顼动摇时，他曾反复强调：变法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只要利大于弊，就值得坚持到底。有人不执行法令，则应纠正人事弊端，怎能反过来将新法废除呢？
二月二十一日，王安石复出，随即亲自撰文下发各路州县，严令声明：
“从即日起，若有州县官吏松弛怠慢或勾结破坏青苗法执行的，不得归咎于青苗法本身，曲解新法者，严惩不贷！”
自此，青苗法全面恢复执行！
青苗法之争，以王安石胜利而告终，而他和好友司马光之间的裂隙也越来越大。
就在王安石复出后不久，司马光了一封长达三千余字的《与王介甫书》，在这封信里，他又苦口婆心地阐述了一遍自己的观点，认为王安石的错误在于过于自信固执（其失在于用心太过，自信太厚而已），导致生事征利、侵官乱政。
司马光也知晓王安石的性格，在写这封信时，他并不指望通过区区几千字就能让王安石回心转意，但作为曾经的挚友，他觉得自己有必要做最后一次努力，哪怕只是象征性的努力。于是，在信尾，他近乎哀决地说道：“到底是听从我的规劝，还是加罪与我，还是敕令驳斥我，亦或向皇上进言贬谪我，都可以，我司马光待命而已（介甫其受而听之，与罪而绝之，或垢詈而辱之，与言于上而逐之，无不可者，光俟命而已）！”
王安石收到司马光的信后，立刻起笔回信，他以非常平和的语气为自己的变法措施进行了解释。
接到回信，本意进行最后一次劝告的司马光忍不住又回了一封书信，对王安石的观点再是一通批驳。
如果说，如此两位大才闹得互成水火，是宋朝政坛的不幸。那么，两人的书信来往，却又成了北宋文坛的一大幸事，抛开观点不谈， 两人的文章个个引经据典、情理交融，用词温和坚定，却又柔中带钢，堪称政论文的巅峰之作。
读完司马光的第二封信，王安石心中愈加酸楚，自变法以来，自己费心心血，却饱受指责，而最令他痛心的是，擎起反变法大旗的人，居然是自己最尊重的好友。
在无数次的交锋中，王安石和司马光都已经反复陈述了自己的观点，这次，他不想再和好友无休止地争论下去，于是，起笔写了一封言简意赅的回信，此即著名的《答司马谏议书》。
信中，王安石针对司马光侵官、生事、征利、拒谏四项指责。慨然回应：
根据皇命，变更法度，设条例司以推行变法，不是侵害官体（受命于人主，议法度而修之于朝廷以授之于有司，不为侵官）；
革除前代弊病，不是滋事（举先王之政，以兴利除弊，不为生事）；
为天下苍生经理财富，不是谋利（为天下理财，不为征利）；
摒弃邪说，辞退奸佞，不是拒绝谏议（辟邪说，难壬人，不为拒谏）”
临尾，王安石不忘表明自己的果决态度：“如果你指责我在我这么久，却不能辅助皇上有所作为，为百姓带来福泽，我知罪。如果你说今日不该有所作为，只要墨守成规就可以，那么我绝不敢盲从（如君实责我以在位久，未能助上大有为，以膏泽斯民，则某知罪矣。如曰今日当一切不事事，守前所为而已，则非某之所敢知）！”
《答司马谏议书》成了反击保守派的最强宣言。
收信后，司马光又回信一封。王安石觉得言辞已尽，未予回复。
至此，两人断绝往来。
昔日惺惺相惜，谁曾料，今日分道扬镳。
熙宁三年（1070）八月，司马光在一次觐见赵顼后，提出要离开朝廷。赵顼百般慰留，无奈司马光却去意已决。
既然自己的谏议无法为君主所采纳，就应该主动避位，这是司马光一生所坚持的信条。
赵顼知道司马光和王安石的矛盾已经无法调和，只好答应他的请求，命其出知永兴军。
第二年四月，司马光来到了洛阳，转任判西京御史台，这只是一个虚衔，没有多少实际职权。
从此，司马光远离政坛，埋首书斋。
从此，一个保守固执的官僚消失了，一个伟大的历史学家横空出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