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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年，武汉会战开始，本着抽调一切可以抽调的精干队伍的原则，胡琏的119旅当仁不让的被抽出回防。此时9战区的司令长官陈诚原打算将119旅放置在更为重要的九江南昌一线，但由于胡琏卖队友已经卖出了名气。内部反对声很大，不得已，只能将其就近安置在池州一线。为此，胡琏将自己的司令部就近设在了九华山上的甘露寺。部队一进入状态，胡琏就跑到长江沿岸去观察日军的动向。这个时候，恰恰是武汉会战初期，日军主力密集集结于长江南北两岸。日军兵力充足，布防相当严密。  胡琏对此是非常有意见的，并不是对日军的密集布防有意见，而是不愿意参加这次武汉会战。在此之前，他就几次给陈诚和老长官罗卓英发过电报，强调当前日军对于武汉是志在必得，为此几乎可以不计任何代价。多一个119旅参加武汉会战对于局势而言并无太大影响，但是在苏南，他的119旅就可以大有作为。胡琏认为，当前日军攻击态势已成，几乎不会因为什么损失，就调整自己的兵力部署，这就意味着，只要武汉地区可以周旋，最大限度的周旋才是良策，绝不应该集中主力与日军决战，而是应该发挥类似119旅这样的敌后部队的力量，占地盘，抢补给，打击日军的后方。尽管无法改变武汉会战的结果，但至少可以拓宽国军在敌后的活动空间。日军的兵力少，顾上了武汉就不上河北、河南、山东、江苏了。等日军被后方扰得受不了，回兵的时候，我们在夺回武汉周边地区，总之就是拉着日军来回打，而不是硬碰硬的顶牛（这些跟我党的游击战、运动战的精髓出奇的一致）。这些言论都被陈诚写进了私人回忆资料，我党正是在这一时期，扩大了我党在全国抗战中的影响，拓展了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建立了冀中平原根据地、冀东抗日根据地、东抗日根据地。由此，华北四大根据地开始逐步形成。  陈诚此时是9战区司令，蒋介石的心腹，自然考虑问题不能与一个小小的旅长一致，尽管他同意胡琏的看法，但不同意胡琏的打算，而且多次暗示胡琏，要他多少会做点人。到了安徽以后，尽量多做些配合其他部队的任务，挽回点卖队友的名声。 胡琏不得已，只能听命，带着满肚子怨气按照陈诚的意思办。可是，与哪只部队合作呢。友邻的所有部队都表示，宁可打鬼子，也不和胡琏合作。为此，胡琏非常痛苦，多次与自己的好友王耀武倾诉，作为黄埔系不多数的北方人，两者还是有很多共同语言的。此时的王耀武刚刚参加完兰封会战，正在向江西南昌地区集结。王多次开导自己的小学弟，提到既然周围友邻部队都不愿意与你的119旅合作，你可以找海军想想办法。毕竟你们和他们不存在任何不信任的基础。其潜台词就是，海军陆军职能不同，总不会被你卖了吧。由此可见，连自己的好友都觉得胡琏在卖队友。客观地说，从这一点来讲，我军在内部团结方面就比国军强的太多了。 于是，胡琏只好找到海军布雷部队。而当时的布雷队正面临一个天大的难题，就是我国自主设计研发，具有部分知识产权的机械水雷已经投产，但由于日军已经控制了长江两岸，投产的水雷无法布设。总不能在日军眼皮底下布雷吧。办法只有两个，要么是消灭或者引走日军，要么是找到日军布防的空当。可这个时候的长江沿岸，花姑娘或许已经绝迹了，但鬼子绝对到处都是。根本就不可能找到日军的防御间隙。也就是说，只剩下调动日军和消灭日军这一条路了。问题是，日军不是傻瓜，他们布防江岸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保证水上交通补给线的安全，其一条重要规定就是没有命令，不得擅自离开碉堡线，即便是增援，也要由日军协调安排，就是怕中了我军的调虎离山计。我军各部队几次诱敌不成，反倒受了损失，这种吃力不讨好的事，很快没人干了。因此，布雷队的工作迟迟难以打开局面。这个时候，胡琏找上门了。 可当时的胡琏，却也是一筹莫展的。好多办法都用过，日军就是不动。好在119旅的老兵多，没有吃到什么亏。在一次诱敌失败以后，胡琏和诱敌部队一起撤下来。王耀武在回忆录中提到胡琏多次说起过，也亏了王耀武被俘，在大陆交代个人历史，加上我党政工人员的耐心和认真，才让楼主和所有的吧友们有机会读到那段历史。王耀武提到胡琏遇到了一个林姓老兵，原来曾是李汉魂25师的一名班长，南昌起义后，辗转进了88师，淞沪会战后失散编入119旅（估计也是被金戒指骗来的）胡琏当时说在一次攻击受挫后，遇到这个老兵，老兵不认识胡琏，张嘴就骂，认为胡琏打仗纯属玩脑浆、驮搭子。胡琏问他要是让他打，他怎么打。林姓老兵也说不出来。带队的连长认出了胡琏，当时就蒙了。一方面把他绑了起来，另一方面就替他说情，说这个人嘴上不积德，但是枪打得准。希望胡琏高抬贵手，胡琏本来就没什么想法，随便指了指远处日军的探照灯。把他打了，这事就过去了。林姓老兵知道是胡琏，也吓坏了。哆了哆嗦的飞了靶。胡琏安抚了几句。又打了一枪，真给打灭了。而这个距离超出了中正式的标尺射程。胡琏也就不追究了，后来半夜想起这事，出了一身冷汗。但是也蹦出了一个想法。 胡琏的部署很是简单，专门挑不利于射击的芦苇沼泽地区，利用冷枪战术袭扰日军据点，由于江岸芦苇密集，重机枪、掷弹筒、迫击炮及步兵炮没有太大用处，真正能够给双方造成威胁的只有轻机枪和步枪。中日之间的江防布雷战就这样拉开了序幕。开始日军没有太在意，彼此射击了好一阵子，以为又是国军的诱敌战术。后来发现，国军目标不再是诱敌，而是真正的掩护水雷队布雷。这就比较麻烦了，因为国军出动的规模在不向上汇报贻误战机，向上汇报不值得之间。向上汇报请求机动部队予以打击吧，为了一两条渔船出动一两个中队的兵力，不值得。费了修长城的劲头垒个猪圈，正常智商的人谁能干。更何况机动部队还没到呢，布雷队早跑了。如果不汇报吧，布雷队确实布雷了，江面上存在行船隐患。最好的办法其实就是据点内部派出小股部队出击一下，要么吓走要么消灭。可一旦出了问题，责任就要由擅自带兵出据点的军官承担了。日本军官尽管满脑子军国主义，但是并不傻，对于自己的前途还是看重的。只要据点不丢，同时报告国军动向，守备军官就没责任。  从此，国军布雷队开始有机会在江面上布雷，相应的，日军运输及长江战队开始出现损失。日军由此也陷入了两难，解决的办法其实很简单，要么要求据点出击，要么将机动部队拆散，多点执勤。在日军看来，据点出击容易被国军所趁，毕竟国军的力量还是不弱的，失去了据点的防御依托，日军很容易吃亏。所以，还是拆散机动部队比较好，可这就导致日军江面运输力量明显不够用，汽艇不敷分配，只能以民船代替。兵力也从一两个中队变成了一个小队，到后期甚至少到一个机枪组两挺机枪加一个步枪组十几个人。 胡琏的应对办法很简单，他将整个119旅都拆成了以连排为单位的小单位，轮流执行掩护布雷任务。由于机动部队规模小，加之运输能力下降，一处受袭，其他地区机动部队无法及时增援，导致日军机动部队在随后一段时间里损失巨大。按照道理说，日军的受训水准远高于国军，一个小队对付一个连，绝对是绰绰有余，为何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答案其实很简单，一个在水上，一个在陆上，一个是预设阵地，一个是在毫无遮挡的水面。此外，119旅老兵多，枪法好的老兵多的优势充分的显现出来。根据台湾出版的战史记载，胡琏所部在武汉会战江防布雷战时期，曾经发生过一个老兵使用一杆毛瑟1924，阻击了整整一个日军小队（50多人）3个多小时，并且击毙日军3名全身而退的历史记载。  由于日军机动部队损失过于严重，日军江面巡逻机会开始减少。胡琏自此开始掩护布雷队四处小编队布雷。最小的时候，甚至连舢板（类似于我们常见的公园手划船大小，最多载四五个人）都派出了，可以想见，大江之上几乎到处都是布雷队的身影，而日军机动部队受损较大，尤其是船只损坏问题严重，导致机动部队与守备部队之间怨气越来越大。机动部队抱怨守备部队在与国军交火时不予支持，作壁上观，守备部队抱怨与机动部队协调沟通不够，一边都打上了，守备部队还不知道什么情况，加之袭击通常发生在晚上，限于命令无法出击等等。 此后，陆军开始受到海军的压力，认为陆军保护海军不够精心，官司甚至达到了11军冈村宁次那里。岗村当时正忙于向武汉进击，无力顾忌后勤问题，也没有力量抽调日军加强守备力量，只能听之任之。随后，日军开始尝试将机动部队打散加强到守备部队中，要求各据点出击。 胡琏自此，开始正式进入打援阶段，连续拔掉了大批日军沿江据点。到武汉会战后期，日军除大编队集中通过外，零星船只已不敢轻易出港。小规模补给甚至需要依靠兵站内部的大车和汽车进行。据日军防卫厅战史研修所资料记载，武汉会战期间日军江防部队陆军死亡2479名（含疾疫），失踪42名，海军死亡558名（含疾疫），失踪214名。损失尤以安庆至铜陵段为甚。就这样，胡琏率部坚持了将近10个月，直到武汉会战结束，日军结束休整开始对长江沿线进行肃正作战为止。 在胡琏掩护下的水雷队战绩超群，共计炸沉日军运输舰、江防炮艇以上63艘，征调民船损失接近3成。四次获得蒋介石的嘉奖。但是胡琏，对不起，只字未提。相对于陆军，海军还是非常感恩的，此后，海军系统陈绍宽不止一次在蒋面前夸耀胡琏。这让蒋想起江西时期的66团团长胡琏，并授意予以重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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