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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天觉 摘 要：明人有很强的辨体意识，他们对唱和诗的认识，不惟体现在诗话中，亦体现在唱和诗集的序跋中。关于唱和诗的功能，明人将其归结为知己交心、诗艺切磋、游戏竞技、治道、教化、存史等，从而凝定了唱和诗的多功能性。唱和诗的源头，明人或追溯至先秦赓歌，或追溯至《诗经》，或认为始于唐代，“诗倡和莫盛于弘治”一语是明人构建本朝唱和诗史坐标的创见。关于唱和诗的体制，明人认为唱诗与和诗存在着三重关系：一是批评层面上的优劣关系，二是阅读层面上的互文关系，三是写作层面上的模拟关系。关于联句的源流发展，明人多有新见，其中对李东阳联句的推崇确立了李东阳继韩、孟以后在联句史上的崇高地位。明人对追和《梅花百咏》的风气与心态既有肯定，又有批评，客观公允。唱和批评论上，明人反对庸俗主义，批判崇古抑今，主张以人论诗，提出了“唱和合离”这一批评术语。总之，明代唱和诗集序跋是研究唱和诗体理论的渊薮，明人的唱和诗体观念在古代唱和理论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关键词：明代；唱和诗；诗体观念；唱和诗集；序跋 众所周知，明人有很强的辨体意识。他们对各种文体几乎都有专门论述，唱和诗就是其中一类。唱和诗是一种综合性的大文体，下辖诸多亚文体。狭义的唱和诗指由唱诗与和诗组成的诗歌，它在唐代以前和意不和韵，在唐代演变出和韵诗，和韵诗又分次韵、用韵、依韵三种①。广义的唱和诗指在唱和情境下创作的一切在内容与形式上具有关联性的诗歌，它既包含狭义的唱和诗，也包含联句诗、追和诗、同题诗、分题诗、分韵诗等多种形态的诗歌。本文讨论的唱和诗，如不特殊说明，指的都是狭义的唱和诗。以往研究唱和诗，多从诗话中考索古人观念。而到了明代，明人对唱和诗的看法则集中体现在唱和诗集的序跋中。因为唱和诗集在明代出现了井喷式增长，唱和序跋随之激增。据统计，存世的唱和诗集，唐代有4部，宋代有9部，元代有10部，而明代有165部，数量是唐、宋、元三代总和的7倍有余②。明代唱和诗集的卷首和卷末多含有序跋，有些还不止一篇。另外，大量亡佚的唱和诗集，其序跋仍然幸存，也参与到了唱和理论的建构中。总之，序跋与诗话共同构成了明代唱和理论批评的基本文献。下文以明代唱和诗集序跋为对象，从唱和诗的功能、源流、体制、批评等方面探讨明人的唱和观念。 一、唱和诗的功能论 不同于独抒情志的独吟诗歌，唱和诗建立在关系本位上③，其社会功能的外延相对较小，内涵却异常丰富，明人对此有一系列新见。 首先，明人将唱和诗的交往功能升华到声气相求、知己交心的地步。和前人相比，明人强化了对唱和主体关系的思考。明初，乌斯道《雨夜寓宿倡和诗序》把唱和者的关系类比为“鱼与鳅游”“鹿与豕交”④，率先从人的自然属性立论。随后，凌义渠《燕市倡和诗叙》就从社会层面洞见唱和者的馈赠行为：“诸君子以雅相贶，正即以雅赠人，无妨攒眉观市耳。⑤至李攀龙，则明确拈出“知己”二字，放大了唱和者的情感诉求，预设出理想型的唱和对象。《比玉集序》说“无倡不酬，有投必报，以相为知己，以快于当年”⑥。是知己，唱和之作就有两方面特点：一方面，心同、气同、声同。卢雍《梦草集序》说王鏊、王铨兄弟的唱和诗“其气同，其心同，而声无不同”⑦。另一方面，声不同，心亦同。李东阳《书同声集后》提出“言异而心同”之说，强调知己对话的差异性、心灵碰撞的多元化，格局更大：“予从方石先生倡和得此卷，愧斋题为《同声集》，予岂敢同先生之声哉！然于先生之心则不敢有异也。言异而心同，则其异也不远矣。”⑧此外，明人还在唱和诗集的命名上做文章，祁顺、陈琦的唱和诗“以《心交倡和》名之”⑨，极具温情。总之，在讨论唱和诗的人情关系上，明人确实向前推进了几步。 其次，明人认为唱和诗是一种诗艺切磋或游戏活动，但说法翻新出奇、花样百出。如果说何良俊《西园雅会集序》的“角胜争奇，珠骈玉比”⑩是一种宏观描述，是对宋人杨亿“更迭唱和，互相切劘”⑪的因袭。那么，把唱和与不同门类的游戏形式等量齐观、一一比较，就显出明人思维的发散与眼光的独到。梁潜《西垣对雪诗序》把唱和与下棋比较，认为唱和带给人的快乐远胜于下棋：“以诗为戏，其乐不有过于博弈乎？”⑫张宁《题宁大参李佥宪东巡倡和诗》把唱和与围棋、饮酒、博戏比较，强调它们在角胜层面的相通：“赓唱迭和，将不几于围棋、饮博之遗意耶？”⑬明人对唱和诗游戏功能的认识越清楚、越到位，越不会寄希望于通过唱和诗来成名成家，朱国佐《舞雩社草序》说：“兹特于杯酒谭笑间，以游戏出其绪余，岂直以是成名哉。”⑭当然，游戏说一定程度上会贬低唱和诗的价值，不过就明人的创作实际看，其中又不乏大量游戏之作。因此，明人也算客观指出了唱和诗的一个特征。 再次，明人认为唱和诗具有治道、教化、存史的功能。只不过，他们的言说方式带有崇“古”的色彩。例如，明世宗希望在国家体制内发挥诗的凝聚力，便把唱和诗纳入古代圣贤治道的框架内：“诗之所关大矣，非吟咏者比，实以求道望治，不觉形诸言也欤。”⑮胡缵宗的《可泉拟涯翁拟古乐府》有意补李东阳《拟古乐府》之不足，故《拟拟古乐府序》谈了唱和诗的教化功能：“其于叙彝伦，章名教，搜隐诀奇，抑邪崇正，一字一句，率致意焉。”⑯朱之蕃等人的《金陵雅游编》寻访古迹以唱和，故叶向高《雅游编叙》认为唱和诗有存史功能：“网罗旧迹，尽入品题，使荒台废榭，颓址遗基，不至湮没于寒烟衰草、闾井市廛之中，令后来者得有所考镜。”⑰揭示这一现象，有利于后人看到，同是探讨唱和诗的社会功能，明人与前人的理论底色不同。另外，治道、教化、存史三说，与游戏说形成对冲，客观上抬高了唱和诗的地位。 如果把唱和诗的核心功能界定在关系本位这棵大树上，那么明以前的人多在枝干上发挥，而明人不但增饰了枝干，还在枝干上开花结果。换言之，明人深化拓展了前人观点，又有综合集成之功，从而凝定了唱和诗的多功能性。
二、唱和诗的源流论 唱和诗的源流问题，也是明人关注的焦点。受制于知识结构与文本语境，明人对唱和诗的源头看法不一，代表观点有三： 一是唱和诗源于先秦赓歌。冯班《隐湖倡和诗序》说：“帝庸作歌，皋陶赓载，少康失位，五子咸怨，见于虞夏之书。诗人之有赓和，自昔矣。唐元和间，元、白、刘角立于诗林，和韵之作，自兹而始，雄挑强战，屡交不休，亦一时之盛也。”⑱这种观点是诗乐一体下的产物，不过并不新鲜，宋人黄鉴《杨文公谈苑》早说过“唱和联句之起，其源远矣。自舜作歌，皋繇扬言赓载”⑲，冯班此论只是传承旧说罢了。 二是唱和诗源于《诗经》。卢綋《隐湖倡和诗序》说：“倡和之为义，始于《风》《雅》。”⑳归庄《汇刻江南春词序》也说：“赓歌始于虞廷，唱和见于《郑风》，所由来旧矣。”㉑《诗经》是“经”，古人认为五经是各种文体的源头㉒，明人把唱和诗的源头追溯至《诗经》，正是“文本于经”思想的体现。 三是和诗始于唐代。沈文华《和陶诗集序》说：“和诗，古亡有也，自唐人始；和古人诗，唐亡有也，自坡公始。”㉓他认为唱和诗始于唐代，追和诗始于苏轼。今人赵以武先生以大量材料证明唱和诗最早出现于东晋末年的庐山一带，以慧远、陶渊明等人为最早㉔，被学界普遍接受，从而推翻了以上说法，了结了这一学术公案。不过，作为学术史的一环，明人的这些看法仍有其不可磨灭的价值。 关于唱和诗在本朝的发展，明人提出了一个重要观点“诗倡和莫盛于弘治”。李梦阳《朝正倡和诗跋》说： 诗倡和莫盛于弘治。盖其时古学渐兴，士彬彬乎盛矣，此一运会也。余时承乏郎署，所与倡和，则扬州储静夫、赵叔鸣，无锡钱世恩、陈嘉言、秦国声，太原乔希大，宜兴杭氏兄弟，郴李贻教、何子元，慈溪杨名父，余姚王伯安，济南边庭实，其后又有丹阳殷文济，苏州都玄敬、徐昌谷，信阳何仲黙。其在南都，则顾华玉、朱升之其尤也。诸在翰林者，以人众不叙。自正徳丁卯之变，缙绅罹惨毒之祸，于是士始皆以言为讳，重足累息。而前诸倡和者，亦各飘然萍梗散矣。赖皇帝明圣断，殛元恶，伸拔英类，于是海内之士，复矫矫吐气，此又一运会也。而顾君适以开封知府岁觐都下，乃有《朝正倡和》之诗，盖余不聆此音者数年矣，今一旦见之，谁谓异于空谷跫然者哉？然倡和者五人而已，而其诗顾犹多忧谗念归之辞，则余不知所谓矣。㉕ 李梦阳将弘治以来的唱和分为三个阶段：一是弘治年间的昌盛期，二是刘瑾乱政以后的衰颓期，三是刘瑾被诛以后的复兴期。李梦阳此论既是对儒家“声音之道与政通”㉖等观念的继承，又是对历代文人总结本朝唱和诗史坐标的仿习。宋人张叔椿《坡门酬唱集序》曾说：“诗人酬唱，盛于元祐间。自鲁直、后山宗主二苏，旁与秦少游、晁无咎、张文潜、李方叔驰骛相先后，萃一时名流，悉出苏公门下。”㉗“盛于弘治”对标的正是“盛于元祐”。只不过李梦阳比他论述得更精深，不仅定位高潮，还勾勒诗史变化，不仅描述文学的消长，还揭示深层次的政治原因。 总之，明人从文学、音乐、经学等不同视角对唱和诗的源头展开论述，既有对旧说的拓展，也有新说的创立。见解纵然有误，也不失为重要的文学理论遗产。相比前人，明人的理论自觉度更高，他们站在前人经典论断的光环下，对同一问题往往能给出更具思辨性的论断，“诗倡和莫盛于弘治”就是显著的一例。
三、唱和与和诗的关系论 唱和诗中，唱诗与和诗的关系问题，即唱和诗的体制问题，尤为古人津津乐道，但前人多在优劣关系这一重维度上讨论，明人则在三重维度上演绎这一理论。 一是优劣关系。古人喜欢比较唱诗与和诗的优劣，多认为和诗不及原唱。清人赵翼解释道：“盖唱先有意而后有词，和者或不能别有新意，则不免稍形支绌也。”㉘明人在序跋中则多持不同意见，认为和优于唱，卢彦《复初山人和陶集序》推崇谢承祐的和陶诗“言近而指远，辞简而理博，真可以继《三百篇》之后，而不下于陶子、东坡诸公其远矣。”㉙陈瑚《和今人诗卷序》也标举毛晋的和诗“体备众妙，美非一伦，可以网罗囊括乎前人”㉚。这种现象恐怕与“文学代胜”的惯性思维有关，也与序跋这种文体多被用来揄扬赞美有关。总之，优劣对比是批评层面上的问题。 二是互文关系。顾梦麟《和友人诗卷序》说：“《和友》则附见其友之诗，如美人临镜，明月在水，彼此互照，妍好悉敌。甚者乃以影视形，殆欲过之。读之不觉为起舞盘旋也。”㉛顾氏认为原唱如形、和诗如影，通过影可以窥形，通过和诗可以解读原唱，可谓揭示了唱和诗歌的“互文性”关系㉜。唱和诗是作者间的“对话”，和诗本身就包含着唱和的背景、时间、地点、唱和双方的关系、处境、心境等信息，故以和解唱，就非批评层面的问题，而是阅读层面的问题。毕竟，普通读者希望在同一本书中既看到和诗，又读到唱诗，这样才符合阅读期待。例如，许邦才刊刻《海右倡和诗》时曾犹豫是否要删去他的诗，仅保留李攀龙的诗，殷士儋对此坚决反对，理由是少了任何一方读者都会有“缺然之思、不备之叹”㉝。寻求阅读的丰富性、完整性是人之常情，明人深谙此理，故有此高见。 三是模拟关系。这种看法从创作层面出发，反对和诗亦步亦趋地模拟原唱，以免沦为笑柄。陈良谟《和陶诗小引》说：“初无学之之心，固不知孰为陶，孰为我也，亦不知吾之诗平澹与否。如必一一而求其似焉，则是优孟扺掌效孙叔敖，政可作一笑柄耳。”㉞事实上，追和前人经典常被视为写诗的一条捷径。朱权《西江诗法》说：“学者只把古人诗好为法者，篇篇熟读而详味之，因他题目，仿其体，和其意。和得一首，则记此一首，久久皆在胸中，即随心应口，自然成诵，此诗法捷径也，又何必他求哉。”㉟陈良谟批评的正是模拟风气在唱和诗领域的盛行。 以上，明人分别从批评层面探讨了唱诗与和诗的优劣关系，从阅读层面探讨了唱诗与和诗的互文关系，从写作层面探讨了唱诗与和诗的模拟关系，建构起了唱和诗歌体制研究的三重维度，极大地提升了这一问题的学理性。 四、联句诗与追和诗的文体论 联句诗、追和诗属于广义唱和诗中的两种，与狭义的唱和诗不同。由于明代有大量的联句集、追和集，其序跋将零散的批评资料统合后，形成了对联句诗、追和诗的类型化批评，故对这两种唱和诗单独论述，有利于全面认识明人的唱和诗体观念。 1.明人对联句的看法 关于联句诗的起源与发展，李东阳《联句录序》有全面论述： 诗自赓歌变为联句，又变而为次韵。次韵出唐以后，尤为无据。联句始汉《柏梁》，略具一体。晋陶元亮，唐李太白、杜子美皆尝为之。然亦属句比意，成章而止。至韩退之、孟东野始肆出奇险，夸多角俊，至累数千百言，于是联句始盛，而诗之变亦极矣。然历代以来，作者亦寡。说者谓非笔力相当则不能作。予窃以为不然。夫诗之气格、声韵，虽俱称大家者不能相合。合数人而为诗，往复倡和，兴出一时，而感时触物，喜怒忧佚不平之意，亦或错然有以自见。所谓变而不失其正者。若必敌视以求胜，是将与博弈者无异，诗之义岂固然哉？㊱ 文章认为联句出于赓歌，严格意义上的联句诗始于汉《柏梁台》诗，联句史上的关键人物有陶渊明、李白、杜甫，至韩愈、孟郊臻于极致。作为一篇纲领性文章，此文廓清了一些思想上的混乱，在明人中产生了巨大反响，后来写序者多承其说。如对联句源头的看法，文征明与李东阳高度一致，《广陵联句录引》说： 联句之作始于汉之《柏梁》，而实出于赓歌之变，亦各道其胸臆之言，以寓其志意云耳。其后，陶、杜诸名家间见一二，然未盛也。至于韩、孟、皮、陆始作意为之。今见诸集中往往累数十篇，篇累数百言，争奇角胜，竞为险绝，其变极矣。后虽间有作者，固未能出此四人之上也。㊲ 不过，二人在思考当代联句革新之可能性上也有差异。文征明一口咬定韩、孟联句是顶峰，后人难以企及。李东阳则解放思想：他一方面批驳了“非笔力相当则不能作联句”的传统观念，为明人鼓劲打气；另一方面提出了“变而不失其正”的策略，为明人指明方向，即在守成的基础上变化创新。他之后，李梦阳对元、白、韩、孟、皮、陆等人的联句极尽讽刺，认为与“入市攫金”“登场角戏”㊳无异，可视为对李东阳革新精神认同后的推波助澜。 正是对联句的过往历史和发展方向有恰如其分的把握，李东阳的联句才成绩斐然，成为明人心中创作联句的巨擘。谢铎说“西涯最有功于联句”㊴，毛纪《联句私抄引》也把李东阳置于联句大家的行列中： 昔人谓联句古无此法，自退之始。予观汉柏梁台成，人咏一句，意者联句其始于此乎？然韩、孟之句，意气相入，多至百五十韵，而宏壮辩博，前无古人矣。后有作者，或亦莫能过焉。第两雄力钧，未免涉于辞章相胜，而实用之为歉。东野诗人耳，昌黎因文见道，有辟邪复古之功，后代仰之。近时西涯、方石联句有录，二公之道义相与，名重于时，其所论著，亦盛矣哉。㊵ 文章认为韩、孟联句“前无古人”，而李东阳的联句“亦盛矣哉”，从而确立了李东阳继韩、孟之后在联句史上的崇高地位。 此外，明人还探讨了联句的价值。周正《书联句录后》认为李东阳等人的联句“本乎人情，关乎世教”㊶，黄省曾《广陵联句集序》认为联句具有“骈才”“谐调”“征交”“纪集”㊷四方面价值，令人耳目一新。 需要指出，唱和诗集序跋中的这些见解，诗话类著作未必会有，反之亦然。如联句的源头，诗话中有一种说法是出自陶渊明集。吴讷《文章辨体序说》说：“联句始著于《陶靖节集》，而盛于退之、东野”㊸，王昌会《诗话类编》也说：“其体始著于陶集。”㊹可见，序跋与诗话可以互相参照、互为补充。 2.明人对追和的看法 明人好追和古今人诗歌，留下了大量追和诗集。其中尤以和陶、和元人冯海粟与释明本（中峰和尚）的《梅花百咏》、和本朝人的《落花诗》最具特色，相关批评也多有见地。 首先，是对和陶诗的批评。以徐渭的观点最犀利、最有价值。《郦绩溪和诗序》说： 今之和人之诗者，非欲以凌而压之，则且求跂而及之。未必凌且压，跂且及也，而胜心一起，所得者少而所失者多矣。古之和诗，其多莫如苏文忠公在惠州时和渊明之作，今味其词，皆泛泛兮若鸥，悠悠兮若萍之适相遭，盖不求以胜人，而求以自适其趣。而不知者误较其工拙，是犹两人本揖让，未有争也，而眩者曰“彼拳胜，此肘负”，不亦可笑矣乎？㊺ 古人和陶本为自适其趣，今人却要与古人较长短、与今人争高下，反失和陶之旨，这就是徐渭的观点。 其次，是对追和《梅花百咏》的批评。主要围绕两个话题展开：一是如何看待《梅花百咏》的“百篇同韵”。朱有燉《诚斋梅花百咏诗序》认为明人之所以喜欢追和《梅花百咏》，在于释明本的《梅花百咏》“百篇同韵，皆清新俊逸，不减唐人之格调也”“同用一韵而成百篇，颇以意匠经营为奇耳”㊻，即内在格调清新、外在形式新颖、总体成就很高，故对“百篇同韵”整体上持肯定态度。二是如何看待明人追和《梅花百咏》时与前人比速度，刻意追求一夜百篇。童琥《和梅花百咏诗引》写道：“嗣是和之者代有其人，往往皆称不日而成，其才思敏捷如此，较诸驽劣迟钝，不大有径庭矣乎？……以愚意参之，大抵诗在乎体物写情，惟可兴可观，得风人之绪余，一唱三叹而有遗音者为尚，迟速不在所校也。”㊼他认为诗道在于“体物写情”而非“迟速”，故大量号称“不日而成”之作，非但不可信，简直不值一提。 再次，是对追和《落花诗》的批评。陆宝《落花诗评语》曰：“近读《落花诗》六七百篇，大抵意多沿，语多复，即一人而沿复亦不免。”㊽同一题材被同一作家反复追和时，数量过多难免语意重复。这种现象不仅存在于《落花诗》中，亦不同程度地存在于其它追和类诗歌中，陆宝此论算是揭示了一个规律性的现象。 最后，明人还就追和发表过一些有价值的观点。比如，明人并不认为追和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谢肃《和陶诗集序》感慨：“是其诗岂易和哉？”㊾王㒜《和唐诗序》也说：“夫上下数百载间，以诗名者，亡虑数千百人，而以和诗名者，才出于二三大家。然则诗之有和，岂可以易言哉？”㊿正因和诗难作，超越古人不易，所以一些明人宁可“阴袭”，也不“明和”。这种情形，李贤《赓咏杜律序》有揭示： 世称杜诗冠绝古今，以为圣于诗者。诗至于是，天下之能事毕矣。惟太白能与之齐名，后世虽有作者，愿立下风，莫敢与之抗也。文人才子，莫不窃效其体制，阴袭其辞意，而不敢明和其韵，第恐和之不如，徒取讥于人也。51 景泰初，李贤因公事至蜀川，得杜诗一册，遂赓和其韵。而与他形成对比的是，有些人宁肯偷偷追和杜诗也不愿声张。时人的这种心理，一经戳破，十分有趣。 总之，明人对追和亦有不少金玉之言，他们既不排斥新的唱和形式、唱和现象，又对创作中存在的实际问题看得一清二楚，并敢于客观指正，体现了批评者的才识与胆力。 五、唱和诗的批评论 明人不仅批评唱和诗，还批评批评家。 首先，反对庸俗主义。张献翼《五柳赓歌序》说：“作者既非匠心，览者又多庸目，乃曰：'甲几魏晋，乙庶齐梁’，是何古人之多也！”52他认为有些撰序者审美水平低下，鲜能阐发和诗的艺术所在，只会将和诗与原唱简单比附，说一些媲美古人的假话，十分庸俗。 其次，批判崇古抑今。宋应昌《山家语叙》说：“夫时有古今，诗无古今。今之人，己视卑，古视高，遂以晋、魏、唐人为绝德，而卑卑甘蹈宋人吻，非特世运使然，良亦趣向之舛岐也。”53他认为古高今卑的观念导致今人的唱和诗不被待见，所以希望周履靖的读者能放下成见，走进他的山家之乐。其实，曹丕、刘勰等人早就反对过贵古贱今的思想，只不过这种观念深藏于人性之中，非某一代读者所专有，故有识之士不吝一再申说，予以匡正。 再次，主张以人论诗。丘养浩《书重刊湖山唱和集后》说“兼论其人，亦不专以其诗也”54，所以他在跋中将谢迁与颜真卿作了对比。叶廷秀《和儆学诗序》也说：“未论诗，先论人，人贵知学；即略言人，重言诗，诗贵有用。”55所以他以诗教的传承人自居，对只论诗不论人者予以笔伐。 批评术语上，晚明文人包尔庚《感怀和韵序》提出了“唱和合离”这一概念： 吾观海内文章气谊之士，其唱和合离虽各有时，莫不有神焉以灵通之。若有唱而无和，一合而不离，将酬应让好于莺鸣，而群聚攸同于麋鹿，意味反索然告尽。即敦之声气，播之篇章，亦一掔而罕有余致。神之所通，政在唱和合离间。如观颜鲁公《座位帖》，谿径在笔墨之外；观米南宫《天马赋》，笔墨在谿径之中。二帖合看，乃得形神生熟之法。余持是以论友、论文、论诗，而愈知唱和合离之有机致也。56 他认为文人之间若只有聚会，而无唱和，便与群居的麋鹿无异，会意味索然。由于冥冥中有了聚散，并在聚散中有了唱和，便与单纯的只聚散、无唱和大异其趣了，这也就是所谓的“唱和合离”。为了讲明这一观点，他以米芾的《天马赋》模拟颜真卿的《座位帖》为例，说明观画要合观，解读唱和诗要关联作者的悲欢离合，如此才能见其精妙。纵观唱和史上的批评术语，多与某一种唱和文体形态有关，如“和韵”“次韵”“联句”等。而像包尔庚这种，就唱和与人生离合拈出一个批评术语头头是道者，实不多见。这一说法，在清人吴骞笔下被称为“唱酬离合”57，意思不差，由此可见其影响之一斑！ 六、余 论 长期以来，唱和诗歌的高峰一直被定位在唐宋两代，这一观点有望随着明清唱和诗集的全面整理与深入研究而得以改变，从而在唱和诗歌的“唐宋典范”之外确立“明清典范”。笔者曾撰文认为，在“构建唱和理论方面，明代唱和诗集更具文献优势”58，唱和序跋正是这一优势的体现。从数量上看，它与明人诗话分庭抗礼；从效力上看，它与明人诗话共同推进唱和理论在明代的建设，成为构建“明清典范”的重要一环。和诗话相比，唱和序跋至少有三大特点：一是序跋围绕唱和诗集展开，评论往往富有针对性，但也存在情感造假、评价失真的不足。如明代山人尚标榜，周履靖就请茅坤、刘凤、张献翼、屠隆、沈懋孝、黄洪宪等六位名人为他的《五柳赓歌》写序。这些序文围绕“和陶诗”展开，其针对性不可谓不强，但它们对周氏作品一味揄扬，评价有失诚恳。二是序跋既有唱和理论的提炼总结，又有具体诗人、诗作的批评，理论与批评的融合度更高。像汤显祖的《溪上落花诗题词》就是为虞淳熙、虞淳贞兄弟的唱和集《埙篪音》所作的序，其中有对虞淳贞《溪上落花诗》《春日独当垆》《七宝避风台》《燕姬堕马》《春闺怨》五首诗的评点。《埙篪音》今已不存，虞淳贞也无别集存世，就此而言，汤显祖对虞淳贞这几首诗的评价就显得弥足珍贵。明人诗话谈及唱和诗时重理论、轻批评，唱和序跋刚好补其短板。三是序跋对诗话有内容上的深化增殖作用。像前文所论“西涯最有功于联句”一语，虽出自李东阳的《怀麓堂诗话》，却在毛纪的《联句私抄引》中得到了进一步发挥，实现了内容上的增殖。 总之，明人通过为唱和诗集撰写序跋，将自己对唱和诗的看法一并灌注其间。这些看法触及了唱和诗的功能、源流、体制、批评等内容，较为全面深入。有些评论客观、公允，敢于针砭时弊，指斥讹误，对后人也极具启发，从而在古代唱和理论批评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注释： ①巩本栋先生考察过次韵、用韵、依韵产生于唐代的具体时间。巩本栋：《唱和诗词研究：以唐宋为中心》，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第20-21页。 ②王天觉：《明代唱和诗集研究》，上海大学博士论文，2020年，第23页。 ③吕肖奂、张剑：《酬唱诗学的三重维度建构》，《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2期，第71页。 ④［明］乌斯道著，徐永明点校：《乌斯道集》（卷八），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191页。 ⑤［明］凌义渠：《凌忠清公集》（卷五），《明别集丛刊》（第五辑第61册），合肥：黄山书社，2015年，第98页。 ⑥［明］刘凤、［明］魏学礼：《比玉集》（卷首），《明别集丛刊》（第二辑第100册），合肥：黄山书社，2015年，第480页。 ⑦［明］王铨：《梦草集》（卷首），清初抄本。 ⑧［明］李东阳撰，周寅宾、钱振民校点：《李东阳集》（文稿卷二十一），长沙：岳麓书社，2008年，第667页。 ⑨［明］祁顺：《巽川祁先生文集》（卷十一），《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37册），济南：齐鲁书社，1997年，第520页。 ⑩［明］何良俊：《何翰林集》（卷十二），《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142册），济南：齐鲁书社，1997年，第108页。 ⑪［宋］杨亿：《西昆酬唱集》（卷首），《宋集珍本丛刊》（第91册），北京：线装书局，2004年，第381页。 ⑫［明］梁潜：《泊庵先生文集》（卷七），《明别集丛刊》（第一辑第20册），合肥：黄山书社，2013年，第477页。 ⑬［明］张宁：《方洲先生集》（卷二十一），《明别集丛刊》（第一辑第49册），合肥：黄山书社，2013年，第124页。 ⑭［明］朱国佐：《舞雩社草》（卷首），明崇祯间异撰堂刻本。 ⑮［明］朱厚熜：《辅臣赞和诗集》（卷首），《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302册），济南：齐鲁书社，1997年，第3页。 ⑯［明］胡缵宗：《可泉拟涯翁拟古乐府》（卷首），《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62册），济南：齐鲁书社，1997年，第498页。 ⑰［明］朱之蕃等撰：《金陵雅游编》（卷首），明天启三年朱之蕃刻本。 ⑱⑳［明］毛晋等撰：《隐湖倡和诗》（卷首），清初毛氏汲古阁刻本。 ⑲［宋］杨亿撰，李裕民辑校：《杨文公谈苑》，《宋元笔记小说大观》（第一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第523页。 ㉑［清］归庄：《归庄集》（卷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212页。 ㉒吴承学、陈赟：《对“文本于经”说的文体学考察》，《学术研究》2006年第1期，第119页。 ㉓［明］周坦率：《和陶诗集》（卷首），明正德八年周璧刻本。 ㉔赵以武：《唱和诗研究》，兰州：甘肃文化出版社，1997年，第13-17页。 ㉕㊳［明］李梦阳：《空同集》，《明别集丛刊》（第一辑第92册），合肥：黄山书社，2013年，第430-431页，第445页。 ㉖［汉］郑玄注，［唐］孔颖达等正义：《礼记正义》（卷三十七），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第661页。 ㉗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第280册），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6年，第269页。 ㉘［清］赵翼：《瓯北诗话》（卷四），郭绍虞编选，富寿荪校点：《清诗话续编》（第3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第1121页。 ㉙［明］谢承祐：《复初山人和陶集》（卷首），明嘉靖刻本。 ㉚㉛［清］毛晋著，朱新华等笺校：《汲古阁集笺校》，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19年，第43页，第69页。 ㉜“互文性”理论由法国学者朱莉娅·克里斯蒂娃提出，她认为：“任何文本的建构都是引言的镶嵌组合；任何文本都是对其它文本的吸收与转化。”（［法］朱莉娅·克里斯蒂娃著，祝克懿、宋姝锦译，黄蓓校：《词语、对话和小说》，《当代修辞学》2012年第4期，第34页）“互文性”理论虽是20世纪70年代由西方流行起来的文学理论术语，但它所指称的文学现象在中国古典诗学中有着悠久的历史，唱诗与和诗彼此依赖、互相补充，构成一种互文性关系，明人对唱和诗形影关系的论述正是这种观念的自觉体现。 ㉝［清］胡德琳修，［清］李文藻等纂：《中国地方志集成·山东府县志辑4·乾隆历城县志》（卷二十一艺文考三），南京：凤凰出版社，2004年，第393页。 ㉞［明］陈良谟：《和陶小稿》（卷首），明嘉靖四十四年陈氏天目山房刻本。 ㉟［明］朱权：《西江诗法》，周维德集校：《全明诗话》（第1册），济南：齐鲁书社，2005年，第72页。 ㊱㊶［明］李东阳：《联句录》，《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292册），济南：齐鲁书社，1997年，第563-564页，第605页。 ㊲㊷［明］涂相、［明］黄省曾等撰：《广陵联句集》（卷首），明嘉靖刻本。 ㊴［明］李东阳著，李庆立校释：《怀麓堂诗话校释》，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年，第243页。 ㊵［明］毛纪：《联句私钞》（卷首），《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292册），济南：齐鲁书社，1997年，第690页。 ㊸［明］吴讷著，于北山校点：《文章辨体序说》，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第57页。 ㊹［明］王昌会：《诗话类编》（卷一），《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419册），济南：齐鲁书社，1997年，第11页。 ㊺［明］徐渭：《徐文长逸稿》（卷十四），《徐渭集》（第3册），北京：中华书局，1999年，第903页。 ㊻［明］朱有燉：《诚斋梅花百咏》（卷首），《明别集丛刊》（第一辑第34册），合肥：黄山书社，2013年，第129页。 ㊼［明］童琥：《和梅花百咏诗稿》（卷首），明刻本。 ㊽［明］薛冈：《落花诗》（卷末），明崇祯刻本。 ㊾［明］谢肃：《密庵稿》（庚卷），《明别集丛刊》（第一辑第23册），合肥：黄山书社，2013年，第532页。 ㊿［明］王㒜：《思轩文集》（卷八），《续修四库全书》（第1329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490页。 51［明］李贤：《古穰集》（卷七），《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44册），北京：北京出版社，2012年，第555页。 52［明］周履靖：《五柳赓歌》（卷首），《夷门广牍》（下册），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91年，第1012页。 53［明］周履靖：《山家语》（卷首），《夷门广牍》（下册），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91年，第1248页。 54［明］谢迁、［明］冯兰：《湖山唱和》（卷末），明嘉靖刻本。 55［明］叶廷秀：《叶润山辑著全书》，《明别集丛刊》（第五辑第71册），合肥：黄山书社，2015年，第549页。 56［明］李盘：《牧怀诗纪》，《四库未收书辑刊》（第六辑第29册），北京：北京出版社，1998年，第198页。 57［清］吴骞：《愚谷文存》（卷四），《清代诗文集汇编》（第380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227页。 58姚蓉、王天觉：《明代唱和诗集研究新思考》，《中国社会科学报》2020年6月1日第4版。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明清唱和诗词集整理与研究”（17ZDA258）阶段性成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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