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泽龙||“五四”新诗集序跋与新诗初期形象的建构

杨柳依依bnachr 2020-11-08

展开全文

“五四”新诗集序跋与新诗初期形象的建构

王泽龙

【摘要】作为新文学运动中的白话新诗集的序跋，在“五四”文学变革与新诗形象的建构中具有较为特殊的意义。“五四”白话新诗运动，以白话新诗集为证，序跋直接代言，共同为新诗合法性举旗扬帜，为白话新诗形象建构立言发声。新诗集序跋标举现代白话为新诗语言正宗，脱去文言旧外壳，为中国诗歌形象置换新颜；序跋主张说真话，果决与旧思想告别，为白话新诗形象铸就新灵魂；序跋倡导自然节奏，冲破旧格律束缚，为新诗形象输入生命新活力；序跋力主以文为诗，解放僵化诗体，为新诗开拓新天地。“五四”白话新诗集副文本序跋与正文本新诗集同声共气，共同发力，开拓了中国新诗滥觞期的新格局，建构了“五四”新诗新形象，创造了“五四”文学崭新的新气象。

【关键词】 “五四”新诗集序跋白话新诗新形象

序跋是中国古代文学中一种常见的文体，它常常作为副文本刊载于文学作品的前后，分为自序与他序。“五四”新文学继承了古代序跋文学传统，为新文学的传播起到了重要的推介作用。作为新文学运动中的白话新诗集的序跋，在“五四”文学变革与新诗形象的建构中具有较为特殊的意义。“五四”白话新诗运动是“五四”文学革命的突破口，只有确立了白话新诗地位，以文言为牢固基础的文学旧营垒的正宗位置才可能被取代。在经过沸沸扬扬的五四文学初期几年的革命后，文学革命的硕果并不多见，人们对“白话作诗”抱有普遍的怀疑。 1920年1月，新诗社编辑部出版首部新诗集《新诗集（第一编）》，从此，拉开白话诗集出版的序幕，到1925年，共出版白话新诗集七十多部[①]。一部部白话新诗集如一颗颗耀眼的星星点亮了新文学天空，新文学获得了一批重要的标志性成果，白话新诗的形象开始确立，新诗地位得以稳固。在新诗集出版时，几乎每部诗集都配有序跋，甚至一部诗集多人作序（这些诗集有近一半为自序，十多部诗集为一书多序），与正文本一同面世的副文本序跋在白话新诗滥觞期，为催生白话新诗，建构新诗观念，确立新诗形象，为新诗争取合法性的正宗地位功不可没，其作用与意义值得我们悉心探究与总结。近些年来，新诗集序跋受到关注，出现了一些可喜的研究成果[②]。但是，总体上还需要我们做进一步的深入研究。“五四”白话新诗面对根深蒂固、成就非凡的古代诗歌，与其他文类相比，它的变革更加艰难，它面对白话是否能够取代文言作诗？传统诗歌规范被打破后有没有新的秩序可循，新诗将会以怎样的形象代替传统？这些问题成为新诗倡导者与实践者在新诗集序跋中关注的聚焦点，也是新文学运动刻不容缓，必须回答的问题。

一、标举现代白话为新诗语言正宗，为中国诗歌形象置换新颜

古代诗集的编纂与刊刻，有的是同时代人所为，更多是为后人整理而成，而且不断被后世注释考证、重新编辑刊布。古代文献的刊布与古代诗集序跋的后发状况主要与古代刊刻方式与不发达的传播渠道有关。清末民初，现代印刷出版业的兴起，书籍编辑刊行给诗人作品的汇集出版提供了极大的便利，序跋成为同时代诗集的共时组合文献，后世辑录整理刊布的现象越来越少，现代诗集序跋的现实性信息构成了被主要关注的内容，与古代序跋叙写的后世效应与价值功能有了较大的区别。“五四”时期，迎来的可谓是三千多年来文学变革之大局，新旧诗歌阵营的现实交锋异常激烈，白话新诗运动挑战的是历史积淀无比深厚的诗歌传统。新诗集序跋首先是要与新诗作者一道，突破古代诗歌的坚固壁垒，为新诗成立的合法性辩护，用新诗的成果为新诗立名。

“五四”期间出版的新诗集序跋，围绕新诗合法性问题从三个方面发声。一是文白之争（雅俗）；二是文体之辩（古今/中西）；三是思想的求真之论（真伪）。胡适的白话诗集《尝试集》初版于1920年3月，由上海亚东图书馆出版，在初版本中有钱玄同的序和胡适的自序。钱玄同的序言在1918年1月就写好了，并且先期刊发在1918年2月《新青年》第4卷第2期上，为《尝试集》的初版搭台造势。这篇序言并没有像一般的序言，对诗集作品做具体介绍与评价，而是对胡适用白话作诗“知”了就“行”的新诗尝试与实践大加赞扬，用主要笔墨大谈特谈白话作诗的诗歌传统，为胡适倡导白话新诗与践行白话诗歌合法性寻找佐证，为倡导白话新诗运动提供理论资源与历史依据。钱玄同认为：“中国的白话诗，自从《诗经》起，直到元明的戏曲，是没有间断过的。汉魏六朝的乐府歌谣，都是自由使用他们当时的语言作成的”。“陶潜的五言诗，李白杜甫诸人的古体诗，白居易的新乐府，李煜，柳永，辛弃疾，苏轼诸人的词的一部分，邵雍张九成这些理学先生的诗，关汉卿到李渔诸人的曲……都是白话诗。”[③]“五四”白话诗歌运动初期，对白话能否作诗许多人都持怀疑态度，即使认同白话作文，也不认可白话作诗。胡适在《尝试集》初版自序（代序一）中说：“施耐菴曹雪芹诸人已实地证明作小说之利器在于白话。今尚需人实地试验白话是否可为韵文之利器耳。”[④]传统观点认为诗歌应该用雅言，含蓄敦厚才是诗歌的传统品格。而钱玄同却认为，中国古人造字的时候，语言和文字就是一致的，因为文字本来是语言的记号。周秦以前的文章，大多数诗是用白话作的，只是当时多方言土语，白话随着时代变迁，大都发生了古今变异。语言与文字的分离，是近两千年来那一些“民贼文妖”，为了显示与平民地位的不同给弄坏的。从《诗经》开始，就有了代表白话传统的国风与显示文人传统的雅颂的分野。三千多年来，古代诗歌中的白话与文言两个传统就一致存续或交织着。当然，古代白话也不是现代的白话。钱玄同在序言中指出：“某时代有某时代的文学。文学里的思想，情感，乃至材料，文字，句调，都是为时代所支配。”他认为，“我们现在作白话的文学，应该自由使用现代的白话”，“自由发表我们自己的思想和情感”[⑤]。可以说，这是对现代白话文学最早的性质认定，用现代白话，自由表达自己的思想感情，从表达的形式、内容与方式三方面界定了它区别于古代白话文学的要素。就现代白话与古代白话关系而言，现代白话是古代白话传统的传承与更新。现代白话的组合资源，一是古代白话有生命力的词汇，二是现代日常生活语言，三是大量外来语言词汇的翻译（包括大量的科技名词、抽象名词、形容词），四是新生的现代书面语言（主要为现代双音节词汇）。现代白话除了词汇系统更加丰富之外，还有现代白话的语音系统、语法系统、标点符号系统等，都与古代汉语、古代白话有了较大不同，是一套新的语言交流的现代语言体系。这样一些认识与观念，在“五四”时期文白之争的语言革新运动中除了少量文学革新派外，并没有被人们普遍接受与认可。钱玄同的序言，采取的是辩难的批判性态度与叙议结合的文体，对保守主义反对、怀疑白话作诗的观点与立场展开正反双面的辨析与驳难，从正面溯源，追寻古代文学、古代诗歌的白话传统，从反面对反对派的观点进行批判，这一篇序言成了“五四”时期倡导白话文，反对文言文，为白话确立合法性地位的力作。

胡适的《尝试集》代序与三次自序，最集中、最鲜明的内容，不是对诗集内容的介绍，是对钱玄同序言的热切响应，是要用白话作诗的一次又一次的宣誓。他说：“我的朋友钱玄同曾替《尝试集》做了一篇长序，把应该用白话做文章的道理说得很痛快透切。我现在自己作序，只说我为什么要用白话来做诗。”[⑥]他回顾了自己用白话作诗的历史，文学进化论的文学史观确立了他对中外诗歌历史演变观察的理论资源依据，白话作诗的观点与实践直接影响了他文学革命的思想与行动，成了他个人主张文学革命的小史。他通过对中国文学历史的观察，总结道：文学革命在中国历史上从来未曾停歇过，“文学革命至元代而极盛。其时之词也，曲也，剧本也，小说也，皆第一流之文学，而皆以俚语为之。其时吾国真可谓有一种‘活文学’出现。傥此革命潮流（革命潮流，即天演进化之迹。自其异者言之，谓之革命；自其循序渐进之迹言之，即谓之进化可也。）不遭明代八股之劫，不遭前后七子复古之劫，则吾国之文学已成俚语的文学；吾国之语言早成为言文一致之语言，可无疑也”[⑦]。他自序中的这一段文字，是他1916年春留学美国时与同学讨论文言白话之际的一篇札记，他认为，俚语即白话，白话是中国文学演进的强大动力，是给中国文学带来新气象的活水源头，是中国文学变革的历史潮流与方向，白话文学的合法性与必然性是与它的生命力不可分的，是文学进化历史的必然选择。这也是胡适自己尝试白话诗，大力呼唤白话文学，主张文学革命的主要思想动力。在文学革命之初，白话散文得到了较快的传播，但是，很多人对白话作诗仍旧怀疑，“还有许多人不但怀疑，简直持反对的态度”。《尝试集》的出版，就是要用“实验的精神”证明白话作诗的可能性，这是文学革命最重要的程序。白话作诗是否可行，关系到文学革命的成败。在文白论争的时期，“他们都说文学革命决不是形式上的革命，决不是文言白话的问题”。而“我们认定文字是文学的基础，故文学革命的第一步就是文字问题的解决。我们认定‘死文字决不能产生活文学’，故我们主张若要造一种活的文学，必须用白话来做文学的工具”[⑧]。在文学工具限制或窒息了文学思想的表达时，必须首先破除限制思想的旧工具，才能做到文学体裁的解放，新思想新精神才可得以表现。“我们认定的白话”，就是实现新文学的“唯一利器”，用白话做韵文代表了“五四”白话诗人坚定的“实验的精神”与鲜明的文学革命立场。胡适在序言结尾中宣称：大胆把这本《尝试集》印出来，就是把这本集子所代表的“实验的精神”贡献给全国的文人。

胡适1919年5月在《新青年》第6卷第5期，发表了《我为什么要做白话诗》，又进一步表明了这一篇序言的主要观点。而胡适的白话文学主张得到了新诗同人的热烈呼应。新文学史上第一部白话诗集《新诗集（第一编）》出版是1920年1月，比胡适的《尝试集》出版要早两个月。但是，这部白话诗集的编辑出版理念完全接受了胡适代表的白话诗歌影响，体现了“ 五四”白话新诗派的主张。以新诗社编辑部名义写的诗集序言《吾们为什么要印〈新诗集〉》，公开亮明了他们的四种理由，其中第一条，就是回答对新诗持怀疑态度的人。“自从胡适之先生提倡‘新诗’以来，一天发达一天；现在几乎通行全国了！不过大家还有一些怀疑；以为他是粗俗，音节也不讲，总比不上老诗的俊逸，清新，铿锵……我们现在编印这《新诗集》，一方面就是汇集几年来大家试验的成绩；一方面使怀疑派知道——新诗虽是只有了二三年——各处做的很多，也很有精彩，将来逐渐研究，一定还要进步！”[⑨]序言旗帜鲜明，出版新诗集就是声援胡适代表的语言粗俗，不讲音节的白话新诗；编者通过新诗的汇集展示，肯定了白话新诗的成绩，以极大热情与信心，预示了白话新诗光明的前景。《新诗集》出版不久，同年9月再版，为确立白话新诗的合法地位，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白话新诗正宗地位的获得，脱去了中国诗歌几千年的旧衣裳，褪去了传统诗歌的旧气息，为诗歌完全置换现代新妆，为新文学变革奠定了牢固基石。

二、主张说真话，为白话新诗形象铸就新灵魂

“五四”初期白话新诗集序跋作者，在序跋中直接表白出版宗旨，声言自己关于新诗的看法。在白话新诗滥觞期，人们对何谓新诗的认识是茫然与陌生的。诗歌的新旧之分除了文言与白话的形式区别外，在诗歌内在精神品质上有何不一样呢？新诗集序跋者较一致认为：白话新诗是“真实”的诗，不是按照音韵格律矫揉造作的诗，“真实”是白话新诗的思想灵魂，是白话新诗的现代精神。继《尝试集》之后的又一部新诗集就是许德邻编辑的《分类白话诗选》（1920年8月上海崇文书局出版）。许德邻在序言的开篇，分析了中国诗歌演化的历史后指出：自从汉魏六朝、初唐之后，“诗的束缚和矫揉造作的弊病，却一天深似一天”，“ 一班诗人，大约都在律诗上博他风雅的虚名，又用那些又冷又涩嚼不碎不消化的典故做了对偶的资料，七拼八凑，似是而非”。“做旧诗的人，十九都有雕琢堆砌的毛病”，“把他自然的神韵和真实的意义都掩藏起来，只求合着古人的步趋和种种的假面目。所以，无论如何悲壮感慨，或裔华典丽，总觉得是做作，是‘假的诗’，不是‘真诗’”。序言作者认为， “白话诗的好处，就是能扫除一切假做作、假面目，有什么就说什么，所以形式上的‘美’ ，虽不能十分满足，但是纯任自然，总觉得是‘真实的’，不是‘假做作’的。这就是新诗与旧诗精神上的优劣。”[⑩]中国新诗的确立，要从旧诗格律束缚中解脱而出，建立一种新的精神，获得一种新的品格，这个核心的思想灵魂就是“真实”。序跋作者把这种精神归为白话诗的三种原则：一是纯洁的，不是涂脂抹粉的；二是真实的，不是虚假的；三是自然的，不是矫揉造作的。他认为有了这三种精神，一切格律音韵的成例都可以打破，就会自有一种天然的神韵，天然的音节，合着人心的美感；比较那些死拘于平仄，泥定韵脚的声音总要高出万倍。他所标举的纯洁、真实、自然，是以真实为核心的三种精神元素，三者互为一体，真实是纯洁的保证，自然是真实的体现；真实成为白话语言、自然音节、自由诗体等新诗形式得以建立的一种内在品质。当然，这样一种与传统格律诗对立的价值评判，也明显具有简单化的二元性思维倾向，但是，它总体上把握了新旧诗歌转换期新诗的精神准则，为新诗的建构，确立了现代价值理念与新的思想准则。

刘半农在《分类白话诗选序》中，同样将真实视为诗歌的生命。他说：“作诗的本意只须将思想中最真的一点，用自然音响节奏写将出来，便算了事，便算极好。”自《诗经》后，格律诗的出现，使得后来的诗人，“灵魂中本没有一个‘真’字”，又不能在自然界及社会现象中放些本领去探出一个‘真’字来，却看得人家做诗，眼红手痒，也想勉强胡诌几句，自附风雅，于是真诗亡而假诗出现于世”。“现在已成假诗世界。其专讲声调格律，拘执着几平几仄”，“弄得诗不象诗，偈不象偈。诸如此类，无非是不真二字在那儿捣鬼。自有这种虚伪文学，他就不知不觉与虚伪道德互相推波助澜，造出个不可收拾的虚伪社会来”[11]。刘半农的序言对格律诗弊端义正词严的剖析，暴露的正是格律形式对人格精神的伤害，真实的品质，就是要从道德建设的立场上为新诗树立标准。这两篇序跋，在“五四” 诗坛亮相，如同宣言书，与分类诗选之作品一道，为白话新诗合法性、正义性起到了举旗立标，开辟道路的作用。

1922年3月出版的白话诗集《冬夜》的作者俞平伯在自序中，也公开表白自己作诗的观点： “我怀抱着两个做诗的信念：一个是自由，一个是真实”。“真实和自由这两个信念，是连带而生的。因为真实便不能不自由了，惟其自由才能够有真正的真实”。这种对真实自由的欲求，是这一代人要挣脱几千年传统格律的束缚，摆脱“一切做诗的律令”，告别一切陈规的拘牵，舒放自我，独抒心灵的渴望，“我只愿随随便便的，活活泼泼的，借当代的语言，去表现出自我，在人类中间的我，为爱而活着的我”[12]。真实、自由成了“五四”这一代人的心音与青春的誓言，它比诗作文本表现更直接、更鲜明、更有力量，成为白话新诗的精神源泉与不可阻挡的力量，是“五四”白话新诗得以高歌猛进，冲破古典诗歌藩篱的强大思想动力。

汪静之的诗集《蕙的风》1922年出版，同时有三位前辈诗人作序。朱自清在序言中称道：歌颂爱情与自然的诗，清新、单纯、质直，“是孩子们洁白的心声，坦率的少年的气度”[13]。胡适在序言中指出：汪静之这一帮少年诗人，受旧诗词的影响更弱，解放更彻底，“充满着一种新鲜风味”[14]。汪静之在自序中公开表白：“我极真诚地把‘自我’熔化在我底诗里；我所要发泄的都从心底涌出，从笔尖跳下来之后，我就也慰安了，畅快了。”[15]同样是1922年出版的另一部新诗集，文学研究会的同人诗集《雪朝》，其成员郑振铎在序言中公开他们的新诗主张：“我们要求‘真率’，有什么话便说什么话，不隐匿，也不虚冒。我们要求‘质朴’，只是把我们心里所感到的坦白无饰地表现出来”，“虽不能表现时代的精神，但也可以说是各个人的人格或个性的反映”[16]。无论他序，还是新诗作者自序，都在一马当先的序跋中鲜明地宣示了这一代人新诗创作的思想，标榜白话新诗的自由真实的现代精神，引领读者，启示大众，一起给中国诗歌塑造新的思想灵魂。

三、倡导自然节奏，为新诗形象输入生命新活力

1922年10月胡适欣喜地在《尝试集》四版自序中宣告：“现在新诗的讨论时期，渐渐的过去了。”赵景深1924年1月在《论无韵诗》中说:“新诗运动已经有好几年了；而新出版的许多诗集又十之八九都是用无韵诗写出来的。有些人并且说，现在的新诗已经由讨论时期进而为实行时期了。的确的，新诗确可成立，无须讨论”[17]。新诗序跋关于白话作诗的认定，是对“五四”新诗形象合法性地位的确认，诗歌真伪品格之辨析，涉及诗歌传统与现代诗歌形象的精神品质与思想价值。那么，在逐步告别了熟悉的传统旧诗的知识系统后，如何让对新诗持反对、怀疑、好奇、认同的读者走近陌生的新诗、接受新诗、认可新诗？除了新诗观念的确立之外，只有解决了对新诗知识的传播与接受，才能建立起牢固的新诗民众基础，新诗普及才得以可能。关于白话新诗知识的传播与阐述成为“五四”时期新诗集序跋重要的内容，也是培育新诗读者的重要途径，新诗知识的总结、思考、传播与普及对大多数读者而言，是新诗集文本不可代替的。

白话新诗在破除了旧体格律诗歌的形式规范之后，摆在新诗倡导者与实践者面前的头等大事，就是为白话语言为基础的新诗，赋予最基本的形式（当然不能是固定的白话格律），为读者提供新诗的知识启蒙、新的艺术趣味的引导。这样的认识，在“五四”白话新诗倡导同人中，差不多形成了共识。不然，旧的规则破坏后，新形式长期的茫然无序会导致新诗发育成长新机的丧失，导致复古势力抬头，反对派卷土重来。在他们看来，现代白话在诗歌中能否站稳脚跟，关键之处就看能否为白话新诗尽快建立新的音韵形式，这种音韵形式是诗歌新生血液的再造，是诗歌新生命的动力。而这个音韵形式必须以现代白话为基础，能与现代白话融为一体，形成有机联系。

胡适在倡导与尝试创作白话新诗时，他把新诗新的音节的建立与实践作为白话新诗的血液之流动与韵律之根本所在。他在《尝试集》再版自序中表明了这一观点。胡适新诗理想是建立在他理解的关于新诗的知识系统之上的，这个新诗的知识系统包括三个方面：“若要做真正的白话诗”，就要“充分采用白话的字，白话的文法，和白话的自然音节”[18]。可以说，新诗白话的字（词汇），决定了新诗必须采用白话的文法和白话的自然音节，其中白话的自然音节成了新诗倡导者最为重视的白话新诗知识核心范畴。胡适在《尝试集》再版自序中，主要向读者说明了《尝试集》第二编里自然音节的实验。他认为《尝试集》第一编的诗，全是旧诗的音节，自不需讨论。第二编的“几十首诗代表二三十种音节上的试验，也许可以供新诗人的参考”。胡适所谓的音节实验当然是自然音节的实验。“诗的音节必须顺着诗意的自然曲折，自然轻重，自然高下”，“凡能充分表现诗意的自然曲折，自然轻重，自然高下的，便是诗的最好音节。古人叫做‘天籁’ 的，译成白话，便是‘自然的音节’”[19]。他认为这种自然音节不同于旧诗、旧词、曲的音节，是真正的白话诗音节。他把第二编中的《老鸦》《老洛伯》《你莫忘记》《关不住了》《希望》等十四首白话诗认定为真正符合标准的“白话新诗”。具体而言，白话音节围绕诗意形成的白话音节的具体元素体现在哪些方面，胡适并没有具体说明，我们可以从他认可的白话诗的尝试中总结：白话语言的音节，白话表意的语言自然间歇，大量白话口语虚词的停顿，符合现代文法的叙事节奏，大量汉语双音节词汇组合音节，现代白话的音韵节奏等，这些都是体现白话音节的要素，胡适提出的自然音节新诗节奏，可以说是他为新诗形式建构的灵魂，他直接联系着新诗的语言、词汇、音韵、文法、句子、诗体等诸多形式特征，是区别于传统旧体诗词的最根本的外部形式标志。

1920年8月《分类白话诗选》的编者许德邻在序言中指出：“我们要研究白话诗，要先晓得白话诗的‘原则’”，白话新诗，“自有一种天然的神韵，天然的音节，合着人心的美感，比较那些死拘平仄，泥定韵脚的声音，总要高出万倍呢。”[20]编者为新诗的读者推广白话新诗的知识，抱着“推陈出新” 的希望，体现的是新诗知识的启蒙。刘半农在《分类白话诗选》序言中也明确表示：“将思想中最真的一点，用自然音响节奏写将出来，便算了事，便算极好。”[21]可见，“自然节奏”区别与传统旧体诗，作为新诗的一个重要标志，成了“五四”白话新诗倡导者在新诗序跋中共同关注的一个焦点，把它作为引导读者进入白话新诗重要的新知识门径。

胡适在《尝试集》再版自序里，对读者申述了他用心尝试新诗音节的良苦用心。新诗的自然音节就是要求顺应诗意的自然曲折，不能离开诗意而独立。而他自己满意的自然音节之佳作，却并不为人们赏识。“我自己觉得唱工做工都不佳的地方，他们偏要大声喝采，我自己觉得真正‘卖力气’的地方，却只有三四个真正会听戏的人叫一两声好！我唱我的戏，本可以不管戏台下喝彩的是非。我只怕那些乱喝彩的看官把我的坏处认做我的好处，拿去咀嚼仿做，那我就真贻害无穷，真对不住列位看官的热心了！”“这便是我不得不做这篇序的苦心”[22]。误读《尝试集》的读者，持有的是读旧诗的知识。这篇序言的苦心，就是告诫读者如何应用白话新诗的音节知识，而不是传统的旧体诗词的诗歌词曲知识，去接受新诗，评价新诗。

围绕白话新诗知识建构，新诗作者还从创作实践中总结了与自然音节相关的其他新知识问题。比如俞平伯在给好友康白情的《草儿》序里告诉读者，“音节是诗底一种特性”，“哪里重，哪里轻，哪里连续，哪里顿挫，哪里截断，哪里延长，都靠着标点符号做引路的灯笼”[23]。他把标点符号（其中涉及分行）作为与新诗音节匹配相关的新知识，提醒读者在接受新诗中改变传统读诗方式，这样才可能做到“和作者底心灵混融相接”[24]。

自然节奏是以现代白话为语言基础的一种语言节奏形式，它顺应了文言一致的节奏规则。现代汉语接受西方语言词汇的影响，新增了大量的科技词汇与双音节、多音节以及现代汉语虚词词汇、日常口语词汇，现代汉语语法关系对汉语诗歌表意的逻辑化、叙事性、散文化倾向的制约与影响，加之诸多语言变革因素，决定了中国古代诗歌以单音节词汇为主的平仄韵律规则难以对应现代汉语语言规则，而建立在日常白话语言基础之上的自然音节却适应了新型的现代汉语表意体系。自然音节不受传统格律诗歌条条框框的束缚，遵从自然的语言规则，顺应诗歌主体内在的自我，书写人生，自然音节在汉语诗歌观念上与自由无拘的精神紧密契合，是现代诗人真实表达与自由书写的必然形式选择，是建构现代白话诗歌形象生命的新活力与新血液。

四、力主以文为诗，为新诗开拓新天地

在传统旧诗观念中，文言二途，白话是口头语，文言是书面语，文言的典雅更适宜诗歌的精致含蓄。“五四”白话诗歌主张的白话的字、白话的文法、白话的音节，全然是要用散文的做法打破诗歌的界限，文言合一，在某种意义上就是以文为诗，打开诗歌封闭的文体壁垒，胡适称之为“诗体的大解放”。他在《尝试集》自序里指出：“诗体的大解放就是把从前一切束缚自由的枷锁镣铐，一切打破：有什么话，说什么话；话怎么说，就怎么说。这样方才可有真正的白话诗，方才有表现白话文学的可能性。”[25]胡适的这一主张长期遭到反对派诟病（也包括不少文学史的误读）。胡适的以文为诗的诗歌策略，是要冲破诗文分离的传统诗歌观念与形式，是要开放诗歌边界，更是要冲击传统诗歌固有精神壁垒，“‘诗与文的冲突’不仅是诗体形式上的问题”，它还关系到诗歌特殊经验方式的追求，“即从传统风花雪月的诗美空间转向对‘现实经验’的包容，以散文化的分析、逻辑性因素瓦解‘意象展示’的审美呈现，以表达复杂曲折的现代经验”[26]。

以文为诗，有什么话说什么话，要求在语言的文字层面，采用现代白话；话怎么说就怎么说，是主张在语言文法层面日常化，表述符合生活逻辑与说话的事理逻辑，这样说出的话符合现代经验，符合现代生活。语言文字的白话化与文法表达的散文化，直接打破了传统诗歌的藩篱，造成了现代诗歌开放的自由诗体。人们在纠错中指出胡适的诗文混同的无边界的散文化观念，造成了现代白话诗歌诗性品格的丧失。而事实上，胡适“五四”新诗之构想主要是为了突破诗歌固守的僵化的界限，用诗文合一、文言一致解放思想，开放心灵，解放诗体，创新中国诗歌。“我们也知道单有白话未必就能造出新文学；我们也知道新文学必须要有新思想做里子。但是我们认定文学革命须有先后的程序：先要做到文字体裁的大解放，方才可以做新思想新精神的运输品”[27]。当思想的变革受到形式变革的阻碍时，形式的变革就显得至关重要。胡适认为，只有文字变革，用诗文融通，文言一致，以文入诗，“方才可有真正的白话诗”，“方才有表现白话的可能性”，其中的“方才可”“方才有”的小心限制，表明并没有将白话等同白话诗歌。

胡适的白话诗歌序言，是对自己尝试白话新诗的说明，也是针对反对、怀疑白话做诗读者的告白。他的序言与作品互为印证，“把这三年试验的结果供献给国内的文人，作为我的试验报告”。实验的结果，“我们认定文字是文学的基础，故文学革命的第一步就是文字问题的解决。”[28]在20世纪20年代初期，新一代年轻诗人出现后，胡适看到了“充满着新鲜风味”的、“解放也更彻底”的自由诗。他热情洋溢地赞美湖畔派青年诗人：“现在看着这些彻底解放的少年诗人，就象一个缠过脚后来放脚的妇人望着那些真正天足的女孩子们跳来跳去，妒在眼里，喜在心头。”[29]并告诫读者，道德的观念是容易变迁的，旧的体裁是常常改变的，人的情感是有个性区别的，受旧诗词影响，带上旧眼镜看新诗，更容易陷入成见的错误。我们对一切文学的尝试者，都应该承认他们的尝试的自由[30]。

新诗集序跋对新人、新诗、新诗体、新观念、新知识的推崇是互为一体的；以文为诗的总的目标为了解放诗体，打破禁锢，解放诗歌，解放思想，为白话新诗开辟新的方向与广阔的道路。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国新诗传播接受文献集成、研究及数据库建设（1917—1949）”（项目号：16ZDA240）的阶段性成果。

（本文作者：王泽龙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暨诗歌研究中心教授）

[①] 1920年至1925年出版的新诗集主要有：《新诗集》《尝试集》《诗歌集》《草儿》《分类白话诗选》《女神》《繁星》《冬夜》《雪朝》《蕙的风》《湖畔》《新诗三百首》《将来之花园》《新诗年选》《辛夷集》《雨珠》《旧梦》《渡河》《雉的心》《恋中心影》《菊园》《春水》《浪花》《春云》《海上棠棣》《红烛》《星空》《野火》《流云》《春的歌集》《大江集》《新梦》《忆》《夏天》《梦家存诗》《为幸福而歌》《寂寞的国》《扬鞭集》《邮吻》《流浪》《翡冷翠的一夜》《红纱灯》《食客与凶年》等。参见刘福春等编《中国现代文学总书目·诗歌卷》，知识产权出版社2010年版。

[②]梁笑梅认为：“新诗初创期的诗集序文异彩纷呈，风格多变，它们追溯新诗源流，阐释新诗功能，论述新诗体例，介绍诗集内容，记述写作始末，探讨写诗方法，阐明出版意义，反馈传播效果，或紧或散，或长或短，随文而易，适题为文，立体交叉地提供了中国新诗发生期的新诗信息。”（《中国新诗发生期新诗集序的媒介价值》，《文学评论》2009年第5期）；金宏宇、向阿红从《尝试集》自序体现胡适新诗观的演变图景、再现诗歌发生期的批评语境、推动《尝试集》的经典化方面阐释了《尝试集》自序的价值（《论胡适〈尝试集〉自序的诗史价值》，《华中师范大学学报》2019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