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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诗形式自由，意涵丰富，意象经营重于修辞运用，与古诗相比，虽都为感于物而作，都是心灵的映现，但其完全突破了古诗“温柔敦厚，哀而不怨”的特点，更加强调自由开放和直率陈述与进行“可感与不可感之间”的沟通。 中国现代诗歌的主体新诗，应追源到清末，诞生于“五四”新文化运动。当时，一些从西方引进的诗作已开始用白话进行翻译，但是这些作品量不是很多，影响不大，所以鲜为人知。但是，白话语言的翻译即白话文的运用既体现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新思想，也满足和适应了社会文化生活的发展要求，为人们所接受和喜爱，更重要的是借鉴白话语言的翻译，开始了“白话诗”的倡导和创作实践，进而打破了旧体诗的格律束缚，从一开始便显示出极强的生命力。 （1）新诗的倡导 随着中国社会的时代发展和变迁，中国诗歌不仅从思想表现形式和内容上顺应并推动着社会的发展和变迁，其艺术表现珍式和表现手法在继承发扬了古典诗歌文化的基础上也在不断地丰富和更新，以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生活需要。晚清时代，政治的腐败、经济的没落，中国社会生活中改良、革命的呼声日益高涨，作为中国传统社会文化重要内容之一的古典诗歌无论是从思想表现形式还是从艺术表现形式来说已经不能适应社会进步的要求，顺应改良、革命要求而倡导的“诗界革命”、“ 新派诗”开始萌芽，并随之产生。19世纪末﹑20世纪初﹐梁启超、谭嗣同、夏曾佑等人的“诗界革命”呼吁﹐黄遵宪首倡的“新派诗”，都为随后的“五四”新诗运动起了前导的作用，并带来了深远的影响。 《新青年》作为20世纪初的文化媒体是最初试验并倡导新诗的刊物。20世纪初叶，戊戌维新运动失败后，中国损失了一批热心于国家改革的精英和支持者，而一批新的改革精英及拥趸支持者却将中国推上了革命的道路，戊戌维新运动中“诗界革命”的诗歌改良运动为随后的“新诗倡导”作了思想上的准备，资产阶级改良派将诗歌直接用于宣传的载体也为“新诗倡导”提供、创造了传媒基础。《新青年》刊物就是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于1917年2月2卷6号上刊出了新月诗社胡适(1879--1942)的白话诗8首，并提出“诗体大解放”的主张，倡导不拘格律、不拘平仄、不拘长短的“胡适之体”诗；这是继该刊在发表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之后首次发表的白话诗，是“诗体大解放”主张的明确表现；之后的 4卷 1期又集中刊出了胡适﹑刘半农、沈尹默三人的白话新诗 9首，由此，新诗的倡导步入了实施的阶段。胡适﹑刘半农、沈尹默等在《新青年》刊物上发表的这批诗歌是中国诗歌运动中出现的第一批白话诗，打开了新诗运动的篇章，“新派诗”也自此应运而生。 在第一批白话诗中刘半农的《相隔一层纸》，是新诗中出现得最早的同情底层人民生活并揭示人道主义主题的作品；沈尹默的《三弦》开始以新的语言和方式表现生活，并注重音韵的动听和谐。其间与刘半农相近的刘大白在注重音韵和谐动听的基础上，借鉴民谣著出了表现民间疾苦，表达对新世界憧憬的新体诗歌，如《旧梦》﹑《邮吻》、《红色的新年》﹑《劳动节歌》等，为新诗体的形成和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继《新青年》之后﹐《新潮》﹑《星期评论》等刊物也团结了一批新诗开拓者，如俞平伯、康白情、王统照、朱自清、梁宗岱等。而以郑振铎、俞平伯、周作人、叶绍钧、郭绍虞、徐玉诺、朱自清等为代表的文学研究会中的诗人们更是抱着“为人生而艺术”的宗旨和“自然”、“率真”的追求，将社会底层生活的真实实际场景融入朴实清新的新诗创作之中﹐不仅发表了大量的体现社会生活的质朴清新的诗文，更重要的是壮大了现实主义在自由体白话诗中的力量，使新诗由思想上的倡导进入到了实质性的开拓。如俞平伯的《冬夜》、康白情的《草儿》、王统照的《童心》、朱自清的《踪迹》、梁宗岱的《晚祷》等都是当代新诗开拓者的代表作。 （2）新诗的初期创作 新诗的初期创作阶段实际就是新诗的开辟拓展阶段。经过新诗的开辟拓展阶段新诗在艺术表现形式上初步形成了以自由体为主，同时兼有新格律诗、散文诗等较为完善的艺术形态。 1919年的“五四运动”是近代中国人民彻底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爱国运动。“五四运动”标志着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的结束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 “五四运动”虽然是一场爱国政治运动，但“五四运动”唤醒了广大的中国人民，特别是广大的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的思想政治觉悟，一场以“五四”爱国精神为主旨的思想革命和文学革命蓬勃兴起。以爱国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为主体新青年以极大的政治热情纷纷地投入到这场中国思想革命和文学革命的浪潮中，大量的政治、文学刊物不断涌现，众多文人志士的诗歌作品不断刊载发表，中国的现代文学诞生了，新诗的初期创作呈现出一片繁荣。 在新诗初期的开拓创作过程中，以《新青年》为基本阵地新诗尝试者和文学研究会诸诗人是其开拓创作的主要力量。 1920年3月﹐胡适的《尝试集》出版﹐这是“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第一部白话新诗集。胡适从文学革命运动中的文体大解放入手，提出：“若想有一种新内容和新精神﹐不能不先打破那些束缚精神的枷锁镣铐”(《谈新诗》)，主张新诗文体的自由和不拘格律。胡适作为当代倡导以白话写诗的第一人，以《新青年》为基本阵地，提出的新诗观对新诗的开拓创立和发展推进起到了积极的指导和先锋作用，并直接导致了“五四”新诗最初的自由诗派的形成。 在胡适﹑刘半农﹑沈尹默等自由诗派诗人的倡导、影响下，一批以《新青年》为基本阵地新诗尝试者如陈独秀、李大钊、鲁迅、周作人等人都致力于创立自由体的白话诗，推动了新诗的发展。其中周作人的《小河》以明白恬淡的口语构成隐喻﹐暗示着因违逆自然规律而导致的悲剧性冲突﹐抒写了个性解放的思想和要求，标志着自由诗派的新诗完全摆脱了旧诗词的影响而卓然自立。 文学研究会诗人郑振铎、俞平伯、叶绍钧、朱自清、冰心等众多诗人积极实践新诗的思想表现形式和艺术表现形式，创作了大量的自由体诗，他们的诗多以抒情为主，表现了觉醒后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追求与苦闷，开辟了早期新诗注重社会生活，面向人生，揭露黑暗，以新诗作为干预人生手段的现实主义倾向。 朱自清的《毁灭》、《踪迹》等诗作是新诗的思想表现形式和艺术表现形式实践的代表作；《毁灭》以长篇抒情的方式﹐写“五四”退潮之后的青年“颇以诱惑的纠缠为苦﹐而亟亟求毁灭”的矛盾心境﹐留下了“一个个分明的脚步”；《踪迹》中的诗篇﹐已超越尝试之作而趋于成熟﹐表现诗人积极正视社会现实的精神。 文学研究会中自成一家的冰心以小诗的形式写刹那间涌现的哲理思考断片也是新诗的思想表现形式和艺术表现形式的具体实践代表。其代表作《繁星》﹑《春水》深受泰戈尔的影响﹐晶莹清丽﹐浸透着在人性主题下的母爱和童心，表现出自然之情，满蕴温柔、忧愁之风，被称作“繁星体”。 还有众多的诗人、诗社以其内容的自由活泼﹐形式的不拘一格传送着““五四”时代思想开放的自由气氛。如湖畔诗社汪静之﹑冯雪峰、潘漠华、应修人的合集《湖畔》﹑《春的歌集》，汪静之《蕙的风》和《寂寞的国》等也因“五四”时期青年男女渴望挣脱封建旧礼教的束缚为世人注目，这些作品显示出争取婚姻自由﹐反对封建主义的勇气和激情。郭沫若的《女神》带着狂飙突进的“五四”时代精神，带着不同于其他白话诗的鲜明艺术性，为新诗奠定了浪漫主义的基础，成功地创造、运用了自由体形式，将新诗推向了新的发展水平，是新诗真正取代旧诗的主要标志之一。 “五四”新文化运动后的新诗开拓创作过程中，也有与新诗独立于旧诗之后由扬弃模式化的抒情转向重视理性阐发的追求相衔接者﹐一时间诗写者甚多﹐形成了新诗史上的小诗运动。其中宗白华的《流云小诗》影响较大。 总之，在新诗初期的开拓创作过程中，众多思想解放的新诗人以思想表现形式和艺术表现形式的不断开拓实践，使新诗形成了以白话入行，没有格律限制，不拘泥于音韵，不讲雕琢，不尚典雅，只求反映思想，反映现实的，文笔质朴的基本共性，为后阶段新诗的发展打下了基础，明确了方向。 （未完待续） 摘自本人《大学语文讲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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