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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国内交通路线初探

 盖天坡 2022-05-27 发布于四川

【原文出处】历史地理

【原刊地名】沪

【原刊期号】1990总07

【原刊页号】96~108

【分类号】K24

【分类名】明清史

【复印期号】199102

【作者】杨正泰

明王朝是我国封建经济高度发展、专制主义中央集权进一步强化的时期,也是我国封建社会中交通路线发展的重要阶段。

明朝国内交通路线有水路(包括内河和海运)和陆路之分,本文主要论述内河水路和陆路。水陆路线又有干线、支线和间道之别,由于资料不足,本文所论多为干线,涉及支线很少。阐述交通路线布局时,本文力求探讨它们的特点与变迁,分析它们与地理环境和社会经济的内在联系。

水陆路线的发展及其标志

朱元璋深知发展交通事业的重要,早在全国统一之前,他就很关注道路的修复和驿站的设置。为了推动统一战争的进行,加强占领地区的控制,定都南京以后,他立即下令修复道路,整顿驿传。洪武元年(1368年)正月,下令改南京公馆为会同馆,“置各处水马驿站、递运所、急递铺”①。九月甲寅,又下令“改各站为驿”②。但当时兵戈未息,许多地区还在元朝和各割据势力控制之下,明军的统一战争仍在进行,全国的道路系统和驿传网络尚未建成。

修复道路和设置驿站是随着统一战争的胜利而逐步扩展的。明军每攻克一地,往往就地修路置驿,以强化行政管理和军事控制。洪武二年(1369年)六月,常遇春攻克开平;次年(1370年)正月,徐达又统率大军,取得对蒙古用兵的胜利。三年(1371年),遂“设开平卫(治今内蒙古正蓝旗东),置八驿:东则凉亭、沈阿、赛峰、黄厓四驿接大宁(即大宁都司,治今内蒙古宁城西),西则桓川、威虏、明安、隰宁四驿接独石(即今河北独石口)”③。洪武十五年(1382年),傅友德、蓝玉、沐英平定云南,随即“令东川、乌撒、芒部诸部置邮传通云南,开筑道路,各广十丈,凡六十里置一驿”④。经过几十年努力,明王朝逐一平定了山西、陕西、蒙古、四川、云南和东北边疆广大地区,对元代站赤加以改造和整顿,才真正使驿路延伸到全国各地。

明初,统治者采取了许多措施,加快各地道路和驿传的建设。措施之一,是中央委派大臣去各地修路置驿,如洪武二十三年(1390年)正月庚午,“遣凤翔侯张龙等往云南置驿传”⑤;二十四年(1391年)十二月已未,“命景川侯曹震往四川治道路”⑥;二十五年(1392年)秋七月,“命普定侯陈桓往陕西修连云栈入四川;都督王成往贵州平险阻,沿沟涧架桥梁,以通道路”⑦,等等。措施之二,责令地方官就地置驿修路,如永乐三年(1405年)九月,“命福建、浙江、广东市舶提举司各置驿,以馆海外诸番朝贡之使”⑧;宣德七年(1432年)五月,“命陕西参政杨善复开平凉府开成县(今宁夏固原县南开城)迭烈孙道路”⑨;成化十二年(1476年),余子俊巡抚陕西,亦“通南山道,直抵汉中,以便行旅”⑩。措施之三,在少数民族聚居区或边境区,促成土司或头人兴修驿路,洪武十七年(1384年),都督马晔在贵州激起兵变,土司奢香入朝上诉,表示愿意效力开西鄙,明太祖召还马晔,罪之,使奢香“开偏桥、水东,以达乌蒙、乌撒,及容山、草塘诸境,立龙场九驿”(11)。明王朝又颁布命令:“凡新开地方堪设驿分、递运所,或旧设驿所相离窎远,往复不便,可以添设”(12)。各地响应者甚众。如洪武十六年(1 383年)四月,松潘卫指挥耿忠言:“臣所辖松潘等处安抚司属各长官司,宜以其户口之数,量其民力,岁令纳马置驿,而籍其民充驿夫,供徭役”(13)。十七年(1384年),景川侯曹震上言:“四川至建昌,驿道经大渡河,往来者多死瘴疠。询之父老,自眉州、峨嵋至建昌,有古驿道,平易无瘴毒,已令军民修治,请以泸州至建昌驿马移置峨嵋新驿”(14)。这类奏章皆得到明王朝的批准和支持。此外,明初统治者还广开言路,采纳百姓建议,开山凿河,发展交通,如洪武二十七年(1394年),广西郁林州民李友松上言,请求凿河通舟楫,也得到明王朝认可(15)。

修路置驿势必增加驿路沿线百姓的负担,驿站日常供应要占用大量的生产时间,为了保证驿路畅通,明王朝多次下令减轻民夫的负担。洪武五年(1372年)九月,明太祖谕中书省:“自今驿传必以丁粮多者充之,有司务加存恤”(16)。八年(1375年)三月,规定马夫免粮则:“自京会同馆至宿州十三驿,租全免。自百善道至郑州,免三之二。自荥阳至陕西、山西、北平,驿百三十一,免三之一”(17)。以后又多次下令减轻驿夫负担。此外,明政府还以刑徒充当驿夫,命令他们“屯田自给”(18),减轻农民负担。

经过努力,至永乐中,京杭大运河疏浚成功,罢海陆运,河运空前兴盛,江河两岸水驿大兴,“水马驿栉比蔓绵”(19),出现了水陆路线四通八达的盛况。

明代国内交通路线发展的标志之一,是修复了许多历代开凿的道路,路面质量有所提高。在平原地区,许多土路改为石路,例如南直句容县(今江苏句容县),东西通衢七十里,旧路“尘土积三尺,雨雪泥没股”,徐九思任句容知县时,“节公费,甃以石”(2 0)。万历时,在南京工部尚书丁宾的主持下,自上元(今江苏南京市)至丹阳之道路亦“尽易以石”(21)。不但中原地区如此,就连“川北保宁(治今四川阆中县)、顺宁(治今四川南充市)二府,不论乡村城市,咸石板甃地”(22)。在崎岖险阻的山区,许多重要道路也得以修复,例如连接陕西凤县和褒城县(治今陕西汉中县西北褒城)的连云栈,道路沿山开凿,架木而行,元末以来,年久失修。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普定侯(陈桓)监督军夫,增损历代旧路,开通修筑”,共成二千二百七十间(23)。自古称险的栈道,经过修筑,至万历年间已“足当通衢”,可“并行二轿四马”(24)。又如秭归、巴县(治今四川重庆市)间陆路,正当三峡两岸,峻阪巉岩,危险异常,经过万历年间修理,也已“道路宽夷,不病倾跌”(25)。

标志之二,边境省分干道较少、交通闭塞的状况有所改观。我国西南地区山高水急,坡陡林密,自古以来,交通不便。入明以后,亦有所改观,例如广西府江两岸,湍流悍激,深林密箐,松林、鼓锣二峡尤称险绝,行旅艰难。万历十六年(1588年),少参韩绍仪召商伐木,开辟官路,自“平乐抵昭潭(按“昭潭”疑为“昭平”,下同)二百里,昭潭抵苍梧(治今广西苍梧市东北)三百三十五里,各冲会哨六百四十里。自贺县(治今广西贺县东南)东安乡,又抵庞冲,共二百三十六里”。此役“凿石五千二百五十二丈,为桥梁四百七十有五,铺亭一百三十有三,渡船十有三”(26)。大大改善了府江两岸的交通状况。四川、云南境内,川深水急,难于行舟,山高河宽,难以架设石桥、木桥,交通受阻,行旅不便。明代兴造铁索桥,以铁索引之,铺板于上,供给交通,四川松潘、云南漾濞江、怒江,皆有这类铁索桥(27)。

标志之三,是经济发达地区的商路愈来愈多。永乐年间,我国出现了私邮业(28)。从事私邮业的商人和脚夫,为了加快投递速度,获取更多盈利,择近择优选定交通路线,促进了新的水陆路线的开辟。明中叶,商品经济日趋活跃,各种商帮不断涌现,尤其是资本主义萌芽的产生,使商业贸易出现了空前的繁荣。商人交游面广,经常长途跋涉,对各地水陆路线比较熟悉,他们便将自己经历的旅程写成路引,有的还从事路引和图记的收集工作,并将其汇编成册,用作交通指南。至隆庆以后,商人编纂的路程图记已经广泛流传(29),利用它指导旅行的人越来越多,一些原来只有少数商人偶而经过的道路,逐渐变成了固定的交通路线。

商路在部分地区利用驿路,在部分地区又独辟蹊径,另开新途。例如从成都至南京,有一条经新野县、唐县(今河南唐河县)、泌阳县、信阳州(治今河南信阳市)、罗山县、光州(治今河南潢川县)、固始县、霍丘县、正阳镇(今安徽寿县西南)、寿州(治今安徽寿县),至定远县的陆路(30),就是驿路和商路交织在一起的交通路线,以上所举这一区段未设驿站,显然是商路,而其他区段皆为驿路。通行舟楫的河道也是商路,而以水路为主的商路尤多,例如从江西南昌出发,渡鄱阳湖,由昌江而上,经景德镇、祁门、休宁、屯溪,再从新安江顺流而下,经淳安、建德(治今浙江建德东梅城镇)、桐庐、富阳到杭州的水路,就是商旅常走的水路(31)。

商路中,有一些很重要的运道。例如:由扬州经泰州至通州(治今江苏南通市)的水路,由高邮经妙沟至庙湾场的水路,由淮安经老鹳亭至赣榆县的水路,是两淮盐场的运盐路线。由淮安经海州(治今江苏连云港市西南)至胶州(治今山东胶县)的水陆路,是隆庆年间通胶莱运道的漕运路线。由南京经淮安、登、莱三府至辽东的水陆路,是明初接济辽东军需的海运路线,这些运道曾在明代政治、经济、军事中起过重要作用。

经过数代努力,至隆庆、万历、天启年间,国内交通路线的密度较以前大为增加,道路质量也有显著改善。

内陆的交通路线

明朝内陆的交通路线,以北京和南京为中心,驿路为干线。

以北京为中心的驿路,共有八条。除直达山东济南和山西太原两条驿路距离较短外,其他六条都是纵贯南北的交通干线:

A.经通州潞河驿(今北京通县东)、三河县三河驿、永平府滦河驿(今河北卢龙县南)、山海关迁安驿(今河北临榆县东),过广宁十三山驿( 在今辽宁锦县东北)、海州卫(治今辽宁海城县)、鞍山驿(今辽宁鞍山市西南)、辽阳镇( 治今辽宁辽阳市)、沈阳卫(治今辽宁沈阳市)、抵开原卫(治今辽宁开原县北老城),接东北地区诸驿路。

B.经北直保定府(治今河北保定市)、真定府(治今河北正定县)、顺德府(治今河北邢台市)、河南彰德府(治今河南安阳市)、卫辉府(治今河北汲县)、怀庆府(治今河南沁阳县)、河南府(治今河南洛阳市)、陕州(治今河南三门峡市西)、陕西华州(治今陕西华县)、西安府京兆驿(今陕西西安市东南)、凤翔府岐周驿(在陕西岐山县城) 、宝鸡县陈仓驿(在陕西宝鸡县)、沔县顺政驿(今陕西勉县西老城)、四川广元县问津驿(在广元县)、保宁府锦屏驿(在今四川阆中县东)、潼川州皇华驿(在今四川三台县),至成都锦官驿(在今成都市)。

C.经河南郑州、南阳府(治今河南南阳市)、襄阳府(治今湖北襄阳)、荆州府(治今湖北江陵县)、常德府(治今湖南常德市)、辰州府(治今湖南沅陵县)、沅州罗旧驿(今湖南芷江县东北罗旧)、贵州平溪卫(治今贵州玉屏县)、清浪卫(治今贵州镇远县东北青溪)、镇远府(治今贵州镇远县)、偏桥卫(治今贵州施秉县)、清平卫(治今贵州黄平县南清平镇)、平越卫(治今贵州福泉县)、新添卫(治今贵州贵定县北) 、龙里卫(治今贵州龙里县)、贵州驿(在今贵州贵阳市北)、威清卫(治今贵州清镇县)、平坝卫(治今贵州平坝县)、普利驿(贵州安顺市南)、安庄驿(今贵州镇宁布依苗族自治县西南安庄)、普安州新兴驿(在今贵州普安县),至云南南宁驿(在云南曲靖县西北西山)、云南府滇阳驿(在今云南昆明市东南)。

D.经北直保定府、真定府、顺德府,河南彰德府、卫辉府、开封府大梁驿(在今河南开封市)、汝宁府(治今河南汝南县),湖广武昌府将台驿(在今湖北武汉市武昌东)、岳州府岳阳驿(今湖南岳州市北)、长沙府临湘驿( 今湖南长沙市南)、衡州府临烝驿(今湖南衡阳市北)、永州府湘口驿(今湖南零陵县北潇湘二水合流处)、广西全州城南驿(在今广西全州)至桂林府东江驿(今广西桂林市北)。E .经山东德州、济宁州(治今山东济宁市),南直徐州(治今江苏徐州市)、凤阳府濠梁驿( 今安徽凤阳县临淮关西)、江西九江府浔阳驿(在今江西九江市西)、南昌府南浦驿(在今江西南昌市西)、临江府萧滩驿(在今清江县临江镇东)、吉安府螺川驿(在今江西吉安市南)、赣州府水西驿(在今江西赣州市西北)、南安府横浦驿(在今江西大庾县南)、广东南雄府凌江驿(在今广东南雄市南)、韶州府芙蓉驿(在今广东韶关市南),至广州府五羊驿(在今广东广州市南)。

F.经山东德州安德马驿(在今山东德州市南)、衮州府滋阳县昌平驿(在今山东衮州),南直徐州黄河东岸驿(在今江苏徐州市)、凤阳府濠梁驿、应天府龙江驿(今江苏南京市西北)、丹徒县京口驿(在今江苏镇江市)、苏州府姑苏驿在(今江苏苏州市)、浙江嘉兴府西水驿(在今浙江嘉兴市)、杭州府武林驿(在今浙江杭州市)、严州府富春驿(在今浙江建德梅城镇东)、衢州府上杭埠驿(今浙江衢州市西杭埠),江西广信府葛阳马驿(在今江西上饶市)、福建崇安县长平水驿(在今福建崇安县)、建宁府城西驿(在今福建建瓯县西南),至福州府三山驿(在今福建福州市)。

这六条驿路形同折扇的扇骨,以北京为扇轴,按逆时针方向,由北向南,依次展开。

以南京为中心的驿路,有七条。它们是:

A.经南直徐州、山东济宁州、德州至北京。

B .经南直凤阳府、宿州,河南归德府、开封府,至山西太原。

C.经河南开封府、郑州、陕州,陕西华州、西安府,与北京至四川驿路合。

D.经南直和州、庐州府(治今合肥市) ,湖广武昌府将台驿、岳州府岳阳驿,至公安县孙黄驿(在今湖北公安县西南南平镇),与北京至云南驿路合,为东路;又有西路,由南京溯江而上,至泸州(治今四川泸州市) 起陆,经永宁卫(治今四川叙永县)、毕节卫(治今贵州毕节县),再分二路至云南。

E.经湖广武昌府,与北京至广西驿路合至广西。

F.经南直池州府(治今安徽贵池县)、安庆府(治今安徽安庆市)、江西南康府(治今江西星子县)、南昌府,与北京至广东驿路合至广东。

G.经浙江杭州至福建福州驿路,与北京至福州驿路同至福建。

以上七条驿路,大都是横亘东西的大动脉,它们也如一把折扇,以南京为扇轴,从北向南,按逆时针方向,依次展开。

两京至十三布政司的驿路,并非只有一条。例如:南北两京之间,“陆路有三”:一由江宁镇(即今江苏江宁县西南江宁镇)、采石驿(在今安徽当涂县西北采石)、和州(治今安徽和县)、全椒县、凤阳府濠梁驿、宿州(治今安徽宿县)、徐州彭城驿、沛县、济宁州(治今山东济宁市)、汶上县、东平州(治今山东东平县)、东阿县(治今山东东阿县南)、茌平县、高唐州(治今山东高唐县)、德州、景州(治今河北景县)、河间府(治今河北河间县)、任丘县、雄县、涿州(治今河北涿县)、良乡县(治今北京市西南良乡),至北京。二由仪真县、扬州府(治今扬州市)、高邮州(治今江苏高邮县)、宝应县、淮安府(治今江苏淮安县)、清江浦(即今江苏清江市)、桃源县、宿迁县、邳州(治今江苏邳县) 、徐州北上,以下与第一条路线合。三沿第二条路线入山东,改由东昌府(治今山东聊城县)、临清州(治今山东临清县)、观县、大名府(治今河北大名县)、肥乡县、广平府( 治今河北永年县)、顺德府(治今河北邢台市),至北京。又如:南京至四川也有四条路线:一沿大江溯流而上,由水路直抵成都;二沿大江至重庆,转陆路至成都;三由陆路,经开封、郑州、西安,由连云栈入川至成都;四由湖广黄州府(治今湖北黄冈市)、荆门州(治今湖北荆门县)、当阳、夷陵州(治今宜昌市),再转水路至成都。他如两京至江西、云南等地,也不止一条路线。

两京十三布政司至所属诸府的驿路,大多数以两京和十三布政司治所为中心,成辐射状,射向各地。据《一统路程图记》记载,隆庆年间各省驿路干线如下:

1.北京至北直各府,主要驿路有四条:A.经通州、三河、玉田、丰润、永平府(治今卢龙县)、山海关,通关外;B.经良乡、涿州、安肃(今河北徐水县)、保定府、庆都、新乐(治今新乐东北)、真定府(治今河北正定县)、栾城、赵州(今河北赵县)、内丘、顺德府、沙河(今南和县)、邯郸,入山西;C.经良乡、涿州、新城(今新城县东南)、任丘、河间府、献县、阜城、景州,至山东德州;D.经顺德府、广平府、肥乡、大名,至山东观县、临清。

2.南京至南直各府,主要驿路有七条:A.经镇江、丹阳、无锡、苏州、吴江、南接浙江

驿路;B.经江宁县、太平府、芜湖县(今市)、繁昌县、铜陵县、池州府(治今安徽贵池县)、安庆府、望江,接江西驿路;C.经仪真、扬州、高邮、宝应、淮安、清江浦、桃源、宿迁、邳州、徐州、沛县、接山东驿路;D.经江宁镇、采石驿、和州、含山、巢县、庐州府、舒城、桐城、潜山、太湖、宿松,接湖广驿路;E.经江宁镇、采石驿、和州、全椒、滁州、凤阳府、宿州、徐州、沛县、接山东驿路;F.经采石驿、太平府、南陵县、泾县、旌德县,至徽州府(治今安徽歙县)。

3.太原至山西各府,主要驿路有五条:A.东北至蔚州(治今河北蔚县);B.西北至镇西卫(治今山西岢岚县);C.西南至汾州(治今山西汾阳县)、平阳府(治今临汾县)、蒲州( 治今山西永济县西南),通陕西;D.东往平定州(治今山西平定县);E.东南至泽州(治今山西晋城县),通河南。

4.南昌至江西各府,主要驿路有六条:A.至南康府、袁州府(治今江西宜春县),接湖广醴陵驿路;B.至九江府(治今江西九江市)、临江府(治今江西清江县西南)、吉安府( 治今江西吉安市)、赣州府(治今江西赣州市)、南安府(治今大余县),接广东驿路;C. 至广信府(治今江西上饶市),接浙江驿路;D.至瑞州府(治今高安县)、接湖广浏阳驿路;E.至饶州府(治今江西波阳县)、景德镇,至南直;F.至抚州府(治今江西抚州市)、建昌府(治今江西南城县)。

5.武昌至湖广各府,主要驿路有八条:

A.至岳州府、长沙府、衡州府、永州府,接广西驿路

B.至汉阳府;

C.至黄州府、蕲州(治今湖北蕲春县西南),接江西驿路;

D.至岳州府、常德府、辰州府、沅州、接贵州驿路;

E.至荆州府、归州(治今湖北秭归县),接四川驿路

F.至宝庆府、武冈州(治今湖北武冈县——纠正为今湖南邵阳市、武冈市);

G.经承天府(治今湖北钟祥县)、襄阳府、均州(治今湖北均县西北),至郧阳府(治今湖北郧县);

H.经德安府(治今湖北安陆县),至襄阳府。

6.云南境内主要驿路有六条。以昆明为起点的驿路有四条:A.至金齿卫(治今云南保山县南);B.至元江府(治今云南元江县);C.至广西府(治今云南泸西县)、广南府(治今云南广南县),通广西;D.至曲靖府(治今云南曲靖县),接贵州、四川驿路。另外,从赵州(治今下关市凤仪镇)至景东府(治今云南景东县),从大理府(治今云南大理县)至丽江府(治今丽江纳西族自治县),也有驿路通达。

7.四川境内主要驿路有六条。以成都为中心的驿路有五条:A.陆路至松潘卫(治今四川松潘县);B.水路经眉州(治今四川眉山县)、嘉定州(治今四川乐山县)、叙州府(治今四川宜宾市)、马湖府(治今四川屏山县)、泸州(治今四川泸州市)、重庆府(治今四川重庆市)、夔州府(治今四川奉节县),接湖广驿路;C.陆路至龙安府(治今四川平武县),北通陕西文县;D.陆路至会川卫(治今四川会理县);E.陆路至重庆府。另外,重庆府至潼川州(治今三台县)之间也有驿路。

8.陕西境内主要驿路有六条。以西安为中心的驿路有四条:A.经延安府(治今陕西延安县)、榆林镇(治今陕西榆林县),至黄甫川;B.经庆阳府(治今甘肃庆阳县)至宁夏镇(治今宁夏银川市);C.经平凉府(治今甘肃平凉县)、固原镇(治今宁夏固原县);D.至汉中府,通四川驿路。另外,巩昌府(治今甘肃陇西县)至洮州卫(治今甘肃卓尼县),巩昌府至兰州之间也有驿路。

9.广东境内主要驿路有七条:以广州为出发点的驿路有四条:

A.至肇庆府德庆州(治今广东德庆县),通广西梧州府驿路;

B.至惠州府(治今广东惠州市)、潮州府(治今广东潮安县);

C.经肇庆府(治今广东肇庆市)、高州府(治今广东高州)、雷州府(治今广东海康县),渡海至琼州府(治今琼山县);

D.至韶州府(治今广东韶关市)、南雄府(治今广东南雄县),通往湖南、江西二省。此外,广东各府至崖州(治今广东崖县西),琼州府至万州(治今广东万宁县),高州府至廉州府(治今广东合浦县),也有驿路通达。

10.广西境内主要驿路有七条。以桂林为出发点的驿路有四条:A.至思明府(治今广西宁明县);B.至柳州府(治今柳州市)、庆远府(治今广西宜山县);C.经南丹州(治今广西南丹县)、东兰州(治今广西东兰)、宾州(治今广西宾阳东北),至横州(治今广西横县) ;D.至南宁府(治今广西南宁市),通广东廉州府。另外,柳州经田州(治今广西田阳)至泗城州(治今广西凌云县);浔州府(治今广西桂平县)经郁林州(治今广西玉林县)至广东高州府;从浔州府经象州、柳州府至庆远府,也各有驿路。

11.浙江境内主要驿路有六条。以杭州为出发点的有四条:A.经绍兴府(治今浙江绍兴县)、宁波府(治今浙江宁波市)、台州府(治今浙江临海县),至温州府(治今浙江温州市);B.水路至嘉兴府(治今浙江嘉兴市);C.水路至湖州府(治今浙江湖州市);D.水路至严州府(治今浙江建德县东)、兰溪县、衢州府(治今浙江衢州市)。另外,从兰溪县至金华府、处州府(治今浙江丽水县);从金华府东阳至处州府,各有驿路。

12.福建境内主要驿路有四条:A.从福州府(治今福建福州市),经延平府(治今福建南平市),至建宁府(治今福建建瓯县);B.从福州府,经泉州府(治今福建泉州市),至漳州府(治今福建漳州市);C.延平府至邵武府(治今福建邵武县);D.延平府至汀州(治今福建长汀县)。

13.贵州境内主要驿路有四条:皆以贵阳为中心,A.东至镇远府、思州府(治今贵州岑巩县),通湖广沅州;B.东南至黎平府(治今贵州黎平),通湖广靖州(治今湖南靖县);C .西至普安州平夷所(治今贵州盘县西南),通往云南曲靖府(治今云南曲靖县);D.西北至毕节卫,通四川驿路。

14.开封至河南各府,主要驿路有五条:

A.经许州至汝宁府(治今河南汝宁县);

B.经卫辉府、彰德府、磁州(治今河南磁县),接北直驿路;

C.经怀庆府、郑州、洛阳,接陕西驿路;

D.经许州(治今河南许昌市)、裕州(治今河南方城县),至南阳府,接湖广驿路;

E.至归德府(治今河南商丘县),接南直驿路。

15.济南至山东各府,主要驿路有四条:A.经青州府(治今山东益都县),至登州府(治今山东蓬莱县);B.至东昌府;C.至德州,接北直驿路;D.至兖州,接南直驿路。

除驿路外,以商业都会和交通枢纽为中心而展开的商路更多,北京、南京、天津、临清、济宁、徐州、淮安、扬州、苏州、松江、杭州、嘉兴、湖州、广州、西安、襄阳、重庆、成都等地的商路尤为密集。例如在长江三角洲地区,水网密布,松江府(治今上海市松江县)通往各地的水路有十条:一经南翔至上海县;一经官塘至苏州;一经太仓至苏州;一经双塔至苏州;一经周庄至苏州;一经嘉善三白荡至苏州;一经陶家桥至苏州;一经烧香山至白鹤江;一至吴淞所;一至乌泥泾;一至青村所。又如徐州是明代东部的交通枢纽,黄淮二河于此交会,水运发达,又有陆路五条,通往邻近地区:一经丁家道口至归德府;一经永城(治今河南永城县)至亳州(治今河南亳县);一经济宁至临清州;一经蒙城至颍州(治今安徽阜阳县);一经丰县至曹州。在偏僻的山区,也有许多商路,可惜这类记载很少,难以全面论述。徽州府居群山之中,《一统路程图记》的作者黄汴是徽商,经常在这一地区旅行,故记载徽州通往临近地区道路甚详。据载,徽州至邻近地区陆路有五条:一至宁国府(治今安徽宁国县);一至芜湖县;一至婺源县;一至湖广武昌府;一至福建崇安县(32)。

驿路和商路交错,干线和支线相通,水路和陆路并存,织成了遍布全国各地的交通路线网。

边区的交通路线

边疆地区的交通路线,由于历史状况和地理条件的不同,发展情况差别很大,现分别叙述如下:

1.奴儿干都司地区:永乐七年(1409年),明成祖在今黑龙江下游东岸特林地方设立奴儿干都司,管辖今黑龙江、精奇里江、乌苏里江、松花江流域及库页岛广大地区。为了加强这一地区的经营管理,明政府敕令辽东官员兴修驿站,将驿路延伸至奴儿干地区。《明实录》太宗卷八十五:“置辽东境外满泾等四十五站。敕其提领那可、孟常等曰:朝廷置奴儿干都司并各卫,凡使命往来所经之地,旧有站赤者复设,各站头目悉恭命毋怠”。据《辽东志》及郭毅生、李健才等考证(33),当时东北地区有六条主要交通线,奴儿干都司境内有四条,它们是:A.“海西东水陆城站”线:从底失卜站(今黑龙江双城县西花园屯大半拉子古城)起,沿松花江而下,经松花江、黑龙江下游两岸四十五个驿站,到亨滚河(又名恨古河、恒古河)口北岸的满泾站(奴儿干西五里)为止。这条路线南接辽东都司,通往北京,最为重要。B.“海西西陆路线”:从肇州(今黑龙江肇东县四站公社八里城)起,越过松花江、洮儿河、雅鲁河,经呼伦贝尔大草原,到兀良河(今归流河上游的乌兰河)。这条驿路是明初兀良哈等卫的贡道。C.“开原东陆路至朝鲜后门”线:从开原出发,经坊州城(今吉林海龙县山城镇)、奚官(今吉林桦甸县苏密城)、纳丹府城(今吉林敦化县建设林场)、费尔忽(今吉林安图县万宝古城,一说在和龙县东古城子),东渡图们江,进入朝鲜北部。这是明初建州左卫的朝贡道。D.“纳丹府东北陆路”:从纳丹府东北行,经那木刺站(今吉林桦甸县暖木)、善出(疑在今色出窝集)、潭州(今吉林敦化县城)、谷州(今黑龙江宁安县)、旧开原(疑在今绥芬河流域双城子山城),到达毛岭卫(在今图门江北浑春县境)。这是明初建州卫、毛岭卫的朝贡道(34)。以上四条是奴儿干都司地区的主要交通线。

2.大宁都司地区:洪武二十年(1387年),在今河北长城以北、内蒙古西拉木伦河以南地区,置大宁都司(35)。这一地区内,有四条主要驿路:A.由顺天府(治今北京市),经顺义驿(在今北京顺义县)、密云驿(在今北京密云县)、石匣驿(在今密云县东北)、古北口、青松驿(在今河北滦平县),至兴州中屯卫(治今河北承德市西滦河);B.由顺天府,经青松驿、古城驿(在今河北迁安县西北)、灰岭驿(待考)、滦河驿(在今河北卢龙县南) 、黄厓驿(待考)、哈八驿(待考)、池河驿(待考)、东凉亭驿(在今内蒙古多伦县北),至开平驿(在开平卫城西南,即今内蒙古正兰旗东北);C.出古北口,经德胜岭、新馆、浩领驿(在今河北赤城县南雕鹗)、偏抢岭、如来馆、乌滦河、黑斗岭、度云岭、芹菜岭、折沟馆、松亭岭、打造部落、中山馆、鹿尔峡馆、虾蟆馆、铁将馆、石子岭、富峪馆、通天馆、至大宁都司(今内蒙古宁城县西老哈河北岸大名城);D.由顺天府,经潞河驿( 在今北京通县东临河),夏店驿(在今河北三河县西)、公乐驿(在今天津蓟县西)、渔阳驿(在今天津蓟县东南)、石门驿(在今河北遵化县西)、遵化驿(在河北遵化县)、滦阳驿(在今河北迁安县西北)、富民驿(在今迁安县西北喜峰口)、宽河驿(在今河北宽城县)、柏山驿(待考)、会州卫(今河北平泉县南)、季庄驿(待考)、富峪卫(今河北平泉县北),至大宁都司。

3.九边及嘉峪关以西地区:九边延褒数千里,边墙是御敌屏障,沿线皆兵防要地,为了飞报军情和转输军需,沿线置有驿站,驿路直通内陆。明魏焕《皇明九边考》、王士性《广志绎》、黄汴《一统路程图记》载辽东、蓟州、宣府、大同、三关、榆林、宁夏、甘肃、固原各边驿路甚详。例如:辽阳边路自山海关以东,经广宁卫(今辽宁北镇县) 、海州卫(今辽宁海城县)、辽东都司(今辽宁辽阳市)、沈阳中卫(今辽宁沈阳市)、懿路所(今沈阳市东北懿路村)至开原卫(今辽宁开原县北老城),置有十九驿。蓟州边路自山海关以西,经迁安、滦阳(今河北迁安县西北)、兴州前屯卫(今河北承德市滦河镇西南) 、丰润、遵化、兴州左屯卫,至蓟州西边墙分为两重,至营州又合而为一,其间置有十六驿(36)。又如自兰州金城关至嘉峪关一千五百里中,同样有驿路通达(37)。其他诸边兹不赘举。

嘉峪关以外,有经沙州(今甘肃敦煌县西)、哈密(今新疆哈密市)、吐鲁番等地,通往苦先(今新疆库车县)、阿速(今新疆阿克苏)、克力宾(今新疆柯宾县)、哈什哈力(今新疆喀什市)、我撒剌(今新疆乌恰县西北)、俺的汗(今苏联安集延)撒马儿汗(今苏联撒马儿罕)等欧亚诸国的大道。永乐年间,陈诚、李暹(《明史》作李达)、傅安等曾沿此路出使撒马儿汗和哈烈(今阿富汗西北赫拉特)等地。《西域行程记》、《天下郡国利病书》卷一百十七佚名《西域土地人物略》载其路线甚详。

4.西藏地区:洪武时,明政府在西藏置朵甘都司和乌斯藏都司,下设宣慰使、宣抚使和安抚使等官职,一直与明朝保持隶属关系。永乐五年(1407年),明成祖“命护教、赞善二王,必力工瓦国师及必里、朵甘、陇答诸卫,川藏诸族,复置驿站,通道往来”(3 8)。同年,又令陕西行都司都指挥同知刘昭、何铭等,“往西番朵甘、乌思藏等处,设立站赤,抚安军民”(39)。永乐七年(1409年)二月,再令何铭等六十余人往乌斯藏等处“分置驿站”(40)。永乐十二年(1414年),中官杨三官又奉敕至乌斯藏,“与阐教、护教、赞善三王及川卜川藏等共修驿站,诸未复者尽复之”(41)。经过以上几次较大规模的修筑,“自是道路毕通,使臣往返数万里,无虞寇盗”(42)。于是除去以前由今甘肃、青海地区到西藏的旧有道路外,又开辟了一条由四川入藏的捷径,西藏与内陆的交通联系较前更加密切。据《明实录》及有关书籍记载,取道雅州和松潘进贡的各教派喇嘛僧侣不绝于途。礼部统计,宣德、正统年间每年有三四十人,景泰时增加十倍,天顺间增加百倍(43)。成化间,有的人还深入藏族地区从事贸易活动(44)。

明代以前,记载内陆与西藏交通里程的专书未见流传,入清以后,始有这类著作出现。据康熙五十九年(1720年)李凤彩所撰《藏纪概》(原名《西藏行军纪略》)云:四川成都府至乌斯藏路程,经新津、邛州(今四川邛崃县)、名山、雅州(今四川雅安)、荣经、黎大所(今四川汉源县北)、打箭炉(今四川康定县)、理塘、巴塘、江卡(今西藏芒康东北)、洛隆宗(今西藏洛隆)、硕般多(今西藏洛隆西北)、边巴(今西藏边坝)、阿兰多、拉里(今西藏嘉黎)、工布硕卡(今西藏工布江达东)、墨竹工卡,至拉萨(站程有所删节) (45)。康熙五十九年(1720年)进军西藏之前,康熙帝曾下命研究明代内陆至乌斯藏的交通路线,云:“此载于《明实录》者,尔等将山川地名详细改正具奏”(46)。因此《藏纪概》所载的入藏路线,可能就是明代由雅州至乌斯藏的交通路线。

5.云南徼外土司地区:明初,车里、八百、木邦、孟养、麓川平缅、缅甸等云南徼外土司地区,交通也很不便。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八百国使人入贡,言缅近其地,以远不能自达”(47)。永乐初,缅甸经木邦、孟养至内陆的道路亦“多阻遏”(48)。经明初积极经营,在徼外土司地区添设了许多驿站,如宣德年间在麓川平缅宣慰使司置戛赖、大店二驿,在缅甸宣慰司置阿瓦驿(在今缅甸曼德勒境内),在干崖宣抚司置古刺驿、甸头驿、雷弄驿(49)。为了保障驿路的供应和道路的通畅,并在这些驿路上设置驿丞加强管理。由于资料不足,这些地区交通路线的站程尚不清楚,但从设驿置官的记载推断,这些宣慰司有驿路与内陆相连是并无疑问的。

6.交址地区:永乐五年(1407年)平安南,置交址布政司。当时入交址道路有三,一由广西,一由云南,一由广东。

广西道有三条:一从广西凭祥州(今广西凭祥市)入,经镇南关(今广西友谊关)、文渊州(今越南谅山省同登县)、坡垒驿、谅山、温州(今越南谅山省温县)之北险径、鬼门关、南新鹿村、保禄县,至安越县(今越南北江省越安县)南市桥江北岸;一从广西思明府(今广西宁明县东),经摩天岭、思陵州(今广西宁明县南思陵、禄平州(今越南谅山省禄平县),东南过车里江,经安博州(今越南北江省山洞县)、凤眼县,又分二道,一经保禄县,一经谅江府(今越南谅山省谅佳县),至安越县南市桥江北岸合;一从广西龙州,经平而隘(又名平而关,在今广西凭祥县西北中越边界上)、七源州(今越南谅山长定县) 平茄社,又分为二路,一经文兰州右陇县(今越南谅山省右陇县)北山径、鬼门关,渡昌江,经安世县、安勇县,至安越县中市桥江北岸,一从平茄社经武崖州(治今越南太原省武崖县)山径、司农县(治今越南太原市东南富平县),亦至安越县之北市桥。以上三道总会,再经慈山府(治今越南北宁省桂阳县)、嘉林县,渡富良江以入交州。

云南道有二:一从蒙自县莲花滩入交州石陇关,循洮江右岸,经水尾州(治今越南老街省水尾县)、文盘州(治今越南安沛省文盘县)、镇安县、夏华县(治今越南富寿省夏和县)、清波县、临洮府(治今越南富寿省临洮县)、山围县、兴化府(治今越南富寿省兴化县)、白鹤神庙,至白鹤县渡富良江;一从河阳隘,循洮江右岸,经平源州(疑治今越南宣光省大市附近)、福安县(治今越南河工省南部)、宣江府(治今越南宣光省宣光县)、端雄府(治今越南山西省端雄县玉轴庄),亦至白鹤三歧江。

广东道为海道,自廉州乌雷山发舟,若北风顺利,一二日万抵交址海东府;若沿海岸行,则经永安州(治今越南广宁省东部)白龙尾、玉山门、万宁州(治今越南海宁省万宁县)、庙山、屯卒巡司、海东府(疑治今越南广宁省东潮县)。再南,经熟社、白藤海口、天寮巡司、安阳海口、凃山海口、多渔海口,其间各有支港,可入交址(50)。

7.海南岛地区:明在海南岛置琼州府,州县治所大多分布在环岛四边的台地和平原地区,其间置有驿站,并有驿路相连。至嘉靖年间,中部五指山区的交通情况也有很大改观。嘉靖二十年(1541年),平定黎州叛乱,在五指山区“开十字大路,大约以道里计之,自府治(即琼州府,治今广东琼山县)至崖州(今广东崖县西崖城)千里而近,自儋州( 治今广东儋县西北)至万州(治今广东万宁县)六百里而遥”(51)。当时,自北端琼州府穿越五指山区,直达西南崖州的大道,已开通六百余里,自琼州府至沙湾三百里,自崖州至罗合三百里,已“俱为坦途”(52),“未开通处,不过二百里”(53)。

8.台湾地区:明代台湾岛为我国渔民聚居地,与日本、南洋诸国的联系较多。天启四年(1624年)荷兰殖民者占领台湾,六年(1626年)西班牙亦侵占台湾北部,永历十五年(1 661年)以后,郑成功率兵收复台湾。在这几个阶段中,台湾岛上的水陆道路皆有所发展。

明中叶以后,台湾与大陆、日本、荷兰的贸易甚为频繁,海上交通较为发达,西部沿海地区的交通路线也随之开辟,可惜现存资料太少,难作具体研究。荷兰入侵台湾后,出于掠夺的需要,曾致力于当地的交通建设。据研究,“今之盐水溪,即荷人所凿之运河故道,此运河似可通柴头港及看西,为至萧垅、麻定之唯一水路”(54)。

西班牙占领岛北三貂角(即今台湾东北端之三貂角)后,为了打通淡水、基隆两地之间的道路,“辟由基隆迂回北方海岸之公路,其后更溯淡水河而入台北之洼地,名其河流为奇麻增,更沿基隆川进筑通台北之陆路,翌年复探险三貂角,实为台湾开辟陆路交通之滥觞”(55)。这条陆路随后又为清朝修筑,其路线大略与今之淡水镇至金山乡之公路,及由汐止经暖暖街超越山峰,而抵基隆之公路相同。

崇祯五年(1632年),西班牙传教士报告:“由基隆港口至平浦族北投社之所在地,虽可由陆路越山而行,但沿奇麻增河流,舟行即较见便利。又溯此河而上二里,则分为二流,其一支流(即基隆川)可达基隆,而番人部落多建立于沿河下流,如平埔族之二三部落,户数约二、三百户,皆据此丘地而居,倘从此舟行而上,虽可通至附近各地,但沿流树林丛茂,河中岩耸起,使舟行困难之处有三十六处之多。兼以番人时伏林中阻击行人,旅途艰险,令人生畏”云云(56),可知台湾在平原和台地虽修通一些道路和运河,但大多数地区的交通是十分不便的。

上述交通干线,是连接明代内陆和边疆地区的重要渠道,它们曾在当地开发中起过重要作用。

水陆路线的布局、变迁及其原因

明代水陆路线的分布是不均衡的。一般说来,东部密集,西部稀疏;中原地区密集,边疆地区稀疏;政治中心和工商都会周围密集,其他地区稀疏。综观有明一代,水陆路线虽然有所发展,但不少地区交通不便的状况依然存在。

明代水陆路线分布不均,既有自然地理方面的原因,也受社会因素的影响。

在自然地理因素中,地形对水陆路线的布局影响最大。例如苏、松、杭、嘉、湖地区,河网密布,四通八达,有得天独厚的便利条件。《一统路程图记》载:隆庆时,湖州除日船可达震泽、乌镇等处外,其东门夜船,可至震泽;至苏州灭渡桥;至南浔;至乌镇;至练市;至新市;至双林。其西门夜船,可至瓶窑、武康县;至杭州府。其北门夜船,可至夹浦、宜兴县(57)。水网地区小城镇之间的交通也很便捷,如吴泾、平望、王江泾、嘉善、朱泾、松江、七宝等地,有水路通上海县,也有水路通苏州、南翔、太仓州、昆山(58)。这些地区水路稠密,无疑与水乡泽国的地理环境有关。与之相反,有些地区受地形所限,往往只有一线陆路可通。例如“陕州、灵宝二城,皆西北滨河,南阻山,东南通一线之路”(59)。又如“自洛阳西行,左秦山,右邙山,皆连亘数百里,直至函谷,中夹线路而已”(60)。又如河西走廊一带,多戈壁、沙漠,少泉源河流,祁连山脉横亘于南部,北面又有山脉或沙漠阻挡,不可能形成南北方向的陆路干线,也只有一条横穿东西的大道。

在社会因素方面,商品经济的发展状况对水陆路线布局的影响较大。万历年间,张瀚游历各地,对经济和交通状况比较了解。他说:当时除两京外,“南北舟车,并集于天津”,“河间、保定、商贾多出其途,实来往通衢”。京师以南,开封“北下卫、彰,达京圻;东沿汴、泗,转江汉。车马之交,达于四方”。“南阳下蕲、黄,入襄、郧又与淮、泗相表里。若民物殷阜,汝宁为优,而水陆道里为便”。河以西,西安“西入陇、蜀,东走齐、鲁,往来交易,莫不得其所欲”。“若汉中、西川、巩、凤,犹为孔道”。山东以“济南为都会,西走赵、魏,北输沧、瀛而川陆孔道并会德州、临清、济宁之间”。大江以南,“武昌为都会,郧、襄上通秦、梁,德、黄下临吴、越,襟顾巴蜀,屏捍云贵,郴、桂通五岭,入八闽”。浙江“右联圻辅,左邻江右,南入闽关,遂达瓯越,杭州其都会也”。“宁、绍、温、台,并海而南,跨引汀、漳,沽客往来,人获其利”。五岭之南,广州“北负雄,韶,兵饷邮传,仰其榷利。高、廉、雷、琼滨海诸夷,往来其间”(61)。上述城市,都是工商都会,有的还是地区性的政治中心,据《一统路程图记》和《天下路程图引》载,它们皆交通枢纽,其附近地区的水陆路线较为稠密。反之,商品经济不发达的西部地区,交通路线则较稀疏。例如:陕西“凉、庆、甘、宁之境,丰草平野,沙苇萧条”(62);云南临安、大理、永鹤(原文如此,疑误)、楚雄“商贾极少”(63),地处西陲的丽江府,“通中国只一路”(64)。

在社会因素和地理因素的影响下,明代水陆路线时有变迁。引起变迁的原因,主要有三:

1.疆域伸缩引起的变化:明代水陆道路是随着辖境扩张而延伸,随着疆域缩小而收缩的。边疆地区水陆道路的变化,大多受这一因素影响。在东北,明永乐年间驿路直抵奴儿干都司。明中叶以后,苏子河一带的女真族强大起来,逐渐成为明王朝的敌对势力。万历初,奴儿干都司及辽东都司部分地区被建州女真部占有,后来满族势力不断发展,明王朝在东北地区设置的驿路遂收缩到辽东边墙以内。隆庆四年(1570年)成书的《一统路程图记》记载东北驿路,最远到达开原卫;万历十五年(1587年)成书的《明会典》( 重修本)在“天下见设水马驿”中,已不收东北地区驿站,正是东北地区驿路收缩的明证。在北方,洪武、永乐年间在大宁都司境内设置的驿路也逐步收缩至长城以内。先是兀良哈、福宁、朵颜三卫在靖难之役中从征有功,永乐元年(1403年)迁大宁都司于保定,将大宁分畀三卫。宣德三年(1428年),因大宁既弃,开平悬远难守,弃地三百里,迁开平卫于独石,遂失滦河、龙冈之险。后来,明王朝以九边为军事防线,关外驿路尽弃。在西南,明初设于缅甸、麓川平缅宣慰司等处驿站,因正统年间缅甸叛离,革麓川平缅宣慰司而改设干崖、南甸、陇川三宣抚,原来隶属缅甸宣慰司的阿瓦驿、麓川平缅宣慰司的戛赖、大店二驿,亦皆革去(65)。在南方,宣德初年通往交址的驿路,亦因安南叛服不常以及交址布政司的撤销收缩至广西、云南境内。

2.水道变迁引起的变化:河道变迁对水路和水驿的影响很大,每次运河改道,都会在不同程度上引起驿路和商路的变迁。例如:明初大运河尚未疏通,国内运道有三:一由海,一由淮,一由临清陆运至北平。由淮者,即由淮河、颍河北上,当时泗州龙窝驿,五河县安淮驿,怀远县涂山、柳淮二驿,寿州新站、寿春二驿,颍上县江口、甘城二驿,颍州刘龙、柳河口二驿,以及太和县和阳、界沟二驿,都是沿淮、颍而置的驿站。大运河疏通后,运道已定,使客商旅改由运河北上,频淮、颍二河诸驿遂废(66)。万历时,为避黄河运道之险,开泇河,自夏镇李家口引运河东南合彭河,又引丞河至泇口合泇河。泇河开凿前,运道自直河口,经匙头湾、邳州、乾沟、辛安驿、马家浅、灵壁县双沟、栲栳湾,至徐州北,接泉河,经沛县东,至夏镇。旧有直河、辛安驿。泇河开通后,运道改由直河驿西北,经田家口、万庄集、猫儿窝、齐塘桥、二郎庙、王市闸、庄沟口、台儿庄、邓家闸、巨梁桥、韩庄闸,至夏镇(67)。又沿新河添置赵村驿和万家庄驿(68)。水路变迁还会引起陆路的变迁。例如由淮安支家河至安东、海州、赣榆的河道疏通后,置“濒河水驿五、递运所三”,由于水路近捷方便,于是改陆运为水运,“罢山阳县淮北下关至赣榆卢家庄陆路递运所六”(69)。至于河道变迁引起局部地区水陆路线迁移的例子,更是不胜枚举。例如:洪武年间“避水患”,徙定辽左卫高平驿于旧驿西、盘山驿于旧驿东(70);永乐十三年(1415年)黄河淤塞,徙陈州宛丘驿及递运所于沙河北岸(71);成化三年(1467年)江西彭泽县原置大江边的龙城驿,因“近岸多沙洲,不能容船湾泊”,改置于南直隶宿松县境(72)。凡此等等,都是由水道变迁而引起的变化。

3.为安全、近捷所作的改道:这类改道最为常见,水陆路皆有。例如四川巫山县境南木隘“驿道险阻,艰于送递,驿马相继走毙”,其临近“奉节有仙女驿,古道坦夷,由仙女驿至施州境,地皆宽平”,经县民上言,驿路遂改由奉节仙女驿(73)。又如自广东钦州至交址,水路旧从天涯驿,经猫儿港、涌沦、万宁县,抵交址,海程较远,而“陆行止二百九十一里,比邱温故路近七驿”,经张辅奏准,改从近路,并设防城、佛淘二水驿,宁越、涌沦二递运所及佛淘巡司,改天涯水驿为水马驿(74)。在山势险峻和少数民族地区,这类改道尤多。例如四川成都至镇西后千户所(治今四川甘洛县西)之间的驿路,旧经大渡河与大相公岭,“大渡河每年春秋二季瘴发,行人断绝,虽有紧急,声息莫通,行者又有风涛之害。”大相公岭高五、六十里,“四时多雪,昼日晦冥,非遇哨期有数百人,则不敢过”,“其顶盘百折层叠之险,多不可名。亦有湍流,人常病涉”,又“南站两旁,皆西番巢穴,中通一线之路,虽有关堡防备,番夷出没无常,未免遭其劫掠”。隆庆中,越嶲卫指挥程昱开新路,置新驿,自镇西经罗回地方旧路,直抵峨眉县,至成都,避大渡河与相公岭之险,交通情况有所改善。新路开通后,不但“较旧路近二、三百里”,而且“日日可行”(75)。又如嘉靖年间,贯穿海南岛的十字路修筑以后,隆庆初遂革去琼山县白沙、澄迈县通潮等环岛驿站二十四处,(76)显然是十字路开通后,较原路近捷方便,无须再设环岛驿站的缘故。

注释:

①《明会要》卷75引《大政记》。

②《明会要》卷75引《大政记》。

③《明会要》卷75引《纪要》,按《纪要》卷18云:洪武三十一年置驿,两说不同。

④《明史·土司传》。

⑤《明会要》卷75引《昭代典则》。

⑥《明实录》太祖卷214。

⑦《明实录》太祖卷219。

⑧《明会要》卷75引《大政记》。

⑨《明会要》卷75引《昭代典则》。

⑩《明史·余子俊传》。

(11)《明史·土司传》。

(12)《明会典》卷145。

(13)《明史·土司传》。

(14)《明史·蓝玉传》。

(15)《明实录》太祖卷235。

(16)《明会要》卷75引《昭代典则》。

(17)《明会要》卷75。

(18)《明实录》太祖卷190:“湖广五开卫至靖州置驿十二,驿夫以刑徒充之,仍令屯田自给”,是以知之。

(19)王夫之《噩梦》。

(20)《明史·徐九思传》。

(21)《明史·丁宾传》。

(22)《广志绎》卷5。

(23)《纪要》卷56。

(24)《广志绎》卷5。

(25)《广志绎》卷5。

(26)《广志绎》卷5。

(27)《广志绎》卷5。

(28)楼祖诒《中国邮驿史料》。

(29)拙著《略论明清时期的商编路程图记》。见《历史地理》第五辑。

(30)黄汴《明一统路程图记》(以下简称《图记》)卷6。

(31)《图记》卷7。

(32)上述内陆交通路线,皆据《明会典》所载驿站及黄汴《一统路程图记》。限于篇幅,引文仅列举部分重要驿名,其余省略,特此说明。

(33)郭毅生:《元代辽阳行省驿道考略》(上)、(下)载《北方论丛》1980年第3、第4 期;李健才:《明代东北驿站考》,载《社会科学战线》1981年第2期。

(34)参见李健才:《明代东北驿站考》,载《社会科学战线》1981年第2期;杨旸等:《明奴儿干都司及其卫所研究》,中州书画社,1982年出版。

(35)《明史·兵志》。

(36)《广志绎》卷1。

(37)《广志绎》卷1。

(38)《明史·西域传》。

(39)《明实录》太宗卷43。

(40)《明实录》太宗卷61。

(41)《明史·西域传》。

(42)《明史·西域传》。

(43)《明史·阐化王传》。

(44)《皇明经世文编》卷62马文升:《荣通番以绝边患疏》。

(45)李凤彩:《藏纪概》。

(46)《清实录》圣祖卷59年11月。

(47)《明史·土司传》。

(48)《明史·土司传》。

(49)《明会典》卷146。

(50)明邓钟《安南图志》,所引站程有删节。

(51)《纪要》卷105。

(52)《纪要》卷105。

(53)《纪要》卷105。

(54)《台湾省通志稿·经济志·交通篇》。

(55)《台湾省通志稿·经济志·交通篇》。

(56)《台湾省通志稿·经济志·交通篇》。

(57)黄汴:《一统路程图记》。

(58)黄汴:《一统路程图记》。

(59)王士性:《广志绎》。

(60)王士性:《广志绎》。

(61)张瀚:《松窗梦语》卷4。

(62)张瀚:《松窗梦语》卷4。

(63)张瀚《松窗梦语》卷4。

(64)王士性:《广志绎》卷5。

(65)《明会典》卷146。

(66)《明会典》卷145。

(67)《纪要》卷129。

(68)《皇明经世文编》卷432。

(69)《明实录》太祖卷248。

(70)《明实录》太宗卷78。

(71)《明实录》太宗卷93。

(72)《明实录》宪宗卷43。

(73)《明实录》太祖卷29。

(74)《纪要》卷104。

(75)《纪要》卷74。

(76)《明会典》卷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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