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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虫子 2016-10-27 01:04
七、不文明的冲突 欧洲蓝天下，星光灿烂。5月1日，在爱尔兰总统府前，蓝色欧盟盟旗和25个新老成员国国旗在《欢乐颂》激昂的乐声中升起。它正式宣告马耳他、塞浦路斯、波兰、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斯洛文尼亚、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等10国加入欧盟。爱尔兰总理埃亨作为欧盟理事会轮值主席在仪式上说，欧盟各国以自由精神走到一起,将创造一个更加和平、繁荣的未来。毋庸置疑，欧盟的建立与扩大，消除欧洲各民族间的分离与仇视，无论是在主权实践还是经济合作上，其意义都是史诗性的。它蕴含着人类超越枪炮的政治智慧，合作与宽容的精神。 从远景上看，欧盟还将继续扩大至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巴尔干地区其他国家以及北欧的挪威与瑞士等国。然而，最引人注目的仍是“土耳其难题”。近20年来，尽管土耳其做了很多努力，至今未获得人盟的谈判机会。土耳其人抱怨，西欧人没有诚意,只是想将欧盟变成“基督教俱乐部”。 欧盟为什么要拖？从法国主流媒体的争论上看，问题主要在土耳其的伊斯兰国家背景上。如笔者在《先行者欧盟》一文中指出，欧盟惧怕土耳其成为伊斯兰木马，导致未来欧洲出现“月亮走我也走”的被动局面。欧盟的这种担优，暗合了塞缪尔·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上个月，这位哈佛大学的著名政治学家跑到法国Point周刊上继续鼓吹他的“文明冲突论”：美国制造了一个文明冲突的策源地，虽然打贏了反对萨达姆的战争,但永远也打不贏反伊拉克人民的战争。亨廷顿说，随着美国对阿富汗和伊拉克的占领，美国人制造了一个把伊斯兰教与西方的碰撞蔓延到全世界的策源地。同时为他的新书《我们是谁：对美国民族认同的挑战》做广告，将文明冲突论引向美国国内，认为一场文明冲突正在美国本土上演。 亨廷顿先生提出文明冲突论，并非闭门造车，他解释了国际政治的某些现象。但是，亨廷顿同时也打开了潘多拉盒子，他过分强调了不同文明的异质性与矛盾。当文明冲突论的描述成为一种预设，必然激化似是而非的矛盾。“文明的冲突”本质上是各国政治与经济利益的冲突，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追溯一下与土耳其相关的塞浦路斯问题。 塞浦路斯是地中海上第三大岛，面积仅9万平方公里，由于其扼欧、亚、非三洲要冲，战略地位极为重要。岛上分别住着希腊人和土耳其人，前者信东正教，后者信伊斯兰教，“文明的冲突”是显而易见的，希、土两族因文化传统、风俗习惯不同，积怨甚深。然而，当我们回顾历史，透过“文明的冲突”的帷幕，可以洞见无数政治的手。 按台湾李敖的比喻，从地理特征上说，塞浦路斯如同土耳其的睾丸，但是由于历史原因，这粒睾丸为土耳其和希腊两个母国共有，并一度在英国人手里攥了82年。1959年，英国、希腊、土耳其和塞浦路斯的希、土两族签约，三国保证塞浦路斯独立。1974年，希腊军人政权在塞浦路斯搞政变，推翻马卡里奥斯政权。随后，土耳其以保护岛上土族居民为由，以“保证国”身份出兵塞岛，希、土两族联合政府解体。从此，居民迁移，南北分治，双方在岛屿中部由东向西划出一条狭窄的无人地带，这就是后来闻名天下的“塞浦路斯绿线”。这条200多公里的“文明冲突线”，横贯全岛，穿越首都尼科西亚，竟占到了这个小岛总面积的3%。 柏林墙与塞浦路斯绿线是国际社会隔阂的象征。前者区别于政治，后者区别于族群或文化。如今，政治上的柏林墙正在世界消弭，塞浦路斯绿线却有扩张之势。然而，当我们仔细端详这条绿线时，发现从前列阵于柏林墙两边的力量，在塞浦路斯绿线上跳舞。除了英国、希腊和土耳其外，美国和俄罗斯同样在这小岛上角力。文明的冲突，不过是各国的政治博弈。 4月24日，塞浦路斯希腊族和土耳其族就联合国秘书长安南塞浦路斯统一方案同时举行了全民公决。两族的表决结果截然相反：土族以64.91%的高支持率通过了该方案，而希族却以75.83%的压倒多数予以否决。分裂30年之久的塞浦路斯丧失了重新统一的机会，5月1日，塞浦路斯希腊族区单独加人欧盟。此前，英美在联合国安理会提出在塞浦路斯采取新的维和行动和对塞实行武器禁运的决议草案，企图在最后关头影响希族的投票。结果俄罗斯近10年来首次行使否决权，向英美高唱反调。 俄罗斯为何使用否决权？回顾俄国上一次行使安理会否决权，是在1994年维护前南斯拉夫同样信奉东正教的塞尔维亚族的利益。塞浦路斯之争，表面上是伊斯兰教、基督教和东正教三方角逐，然而，如同历史上的十字军东征，宗教只是政治经济利益的借口，或者说，是政治角逐的工具。历史上以宗教之名发动战争，既是为师出有名，也为师出有实（号召信徒的献身)。小布什看着天上的（上帝），想着地下的（石油），萨达姆在台上喊圣战，在地洞里喊“别开枪”。文明冲突最后回到了肉体冲突，说明萨达姆是清醒的，他知道文明的冲突到底是自己利益与安全的冲突。 西风不相识。从1987年开始，土耳其申请加人欧共体，等到人老珠黄，至今也没有获得谈判的资格。从社会转型的角度看，土耳其是个可以让人尊敬的国家。在近20年的时间里，为了融人欧洲大家庭，土耳其通过了包括废除死刑、保障言论自由等一揽子改革方案。然而，欧盟国家不断打击土耳其欧化的热忱。希拉克4月29日在庆祝欧盟扩大的记者会上再次大泼冷水，土耳其至少需要“10到15年”长期谈判。两年前，德斯坦也曾表示：尽管欧洲很需要土耳其，但如果土耳其加人欧盟，将意味着“欧洲的终结”。德斯坦的理由是，土耳其大部分领土在亚洲，主要原因仍是土耳其是伊斯兰文明。 现代土耳其由凯末尔按照西欧国家社会模式创連，实行政教分离，同时保留伊斯兰文化传统。近百年来，土耳其积极脱亚人欧，内政外交双双“西靠”，民意显示，现在80%的土耳其人要求加人欧盟。但是，在融人西方的同时，土耳其并未完全放弃其在亚洲尤其是中亚突厥语国家和中东地区发挥自己的影响。尽管立国之父凯末尔摒弃了泛突厥主义和泛奥斯曼主义，不谋求历史上的领土范围，但在90年代苏东剧变后，泛突厥主义者认为这是建立“中亚突厥语国家共同体”的大好时机，土耳其不自觉地实践着一些大突厥民族主义思想。有分析人士指出：一旦土耳其西游未果，定会东上梁山，在中亚地区“聚义”当首领。中亚情势倘循此发展下去，对于整个亚欧大陆来说，将是个巨大的不安定因素，欧盟的“文明冲突论”在客观上制造了不同文明间的冲突。亨廷顿在接受法国记者采访时也表示，土耳其将成为未来伊斯兰世界的领袖。 卡尔波普尔在《历史决定论的贫困》中写道：“传说中的俄狄浦斯杀了他以前从未见过面的父亲，这是一个预言的直接结果，这个预言曾使他父亲把他抛弃。所以我建议把预测对被预测事件的影响（或者更一般地说，某条信息对该信息所涉及的境况的影响）称为俄狄浦斯效应。”在波普尔看来，历史命运之说纯属迷信，科学的或任何别的合理方法都不可能预测人类历史的进程。 PaloAlto学派的著名心理学家瓦兹拉维克博士在《制造的真实》一书中提出“自我实现预言”（Self—FulfillingProphecies)这个概念：一个微小的可能性浓缩成一个“似是而非”，这个“似是而非”想当然地变成“现实”，这个“现实”再转化成可以引发灾难性后果的“恐怖”，倒果为因。瓦兹拉维克举例说：某年加利福尼亚报章说汽油将短缺，于是当地人疯狂储油，一夜之间便造成了短缺——原本不会发生的恐惧变成了现实。按照瓦兹拉维克的理论，我们可以推断，当文明冲突论变成一种流行，当人们把对现实的描述当成现实本身，原本没有冲突的国家或文明也得造出冲突来。世界历史上不乏小事变成阴谋论，直至酿成大悲剧的事件。冤冤相报，恶性循环。很多时候，人类苦难与悲剧就是这样被一层层解释出来的。 有个笑话同样解释了瓦兹拉维克说的因果倒置：一个推销员来到乡下，对当地人说，你们得买个防毒面具。当地人不明白，说空气这样清新，要它干什么！没多久，附近盖起了个工厂，许多有毒气体从大烟囱里冒了出来。于是大家找推销员买防毒面具，称赞他的预言准。当问到冒烟的工厂生产什么时，推销员说，就是生产防毒面具的。 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意在提倡各种文明间应理解宽容，但在解释文明冲突时夸大其辞。当它成为学界与政界的摩登理论时，危险便现身了。一方面，下流政客会拿它来掩盖不三不四的政治，老百姓会不明就里地上街远征，防毒面具从此热销，俄狄浦斯悲剧也从天而降。 笔者认为，宏大叙事之所以常常制造大灾难，在于它将各类矛盾装在一个筐里贴上标签发酵，忽视细节,制造了幻象。现实中的塞浦路斯绿线，不过是历史上的柏林墙的延伸，是相关国家利益抉择的路线图，而非文明冲突论可以概括；同理，两次海湾战争，如同发生在伊斯兰国家间的两伊交恶、建立于“异教徒国家”的土以军事联盟以及信奉东正教的希腊同情巴勒斯坦人一样，都是国家利益抉择的结果，不可以简化为文明或宗教冲突从而在客观上挑起族群对抗。在我看来，世界上有的只是“不文明的冲突”。对于美伊、欧盟及整个国际社会来说，为避免悲剧以“自我实现预言”的方式实现，世界各国应淡化文明冲突论调，以更开放的心态实践国家理想。处理国际争端，不可囿于某种理论或主义，而应从小处着手，本着合作宽容的精神，一点一滴地改造重塑。欧盟的价值，即在于繁文缛节中别有洞天，让世界看到了在《欢乐颂》中成长的秀美与崇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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