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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物介绍   《全球健康医疗动态汇编》由暨南大学国际系学院/华侨华人研究院/21世纪丝绸之路研究院/海国图智研究院联合出版，对全球公共卫生事务和医疗健康政策经济进行整合，并在每期设置专题，通过撰写有价值的原创文章和论文编译对热点事件进行追踪。以通过多方面的公共卫生研究，为全球的健康协作治理提供多样化的思路，并为读者提供更加客观、更具时效性的资讯与分析。 （欲获取本刊，请点击阅读原文） 原文标题：西方国家防疫策略转变中的政治与结构性因素 本文作者：余洁璐 本文审校：余卓朋 文章翻译：顾珺楠  引言 西方国家在应对新型冠状病毒的过程中，已经逐渐将其策略从“危机模式”转向“控制模式”。这意味着当大规模的公共健康危机再次发生时，西方政府会采取一种“常态化”的治理模式以替代短期的紧急管控治理。在此治理状态下，病毒将与人们的日常生活并存，大规模的停产以及隔离措施将被废除。这与中国采取的“动态清零”模式大相径庭。造成决策差异的重要因素之一是社会成员的病毒免疫率（包括先前新型冠状病毒的感染者以及疫苗接种者），这也解释了为什么一些欧盟国家对将新冠病毒常态化为流行病犹豫不决。就美国而言，我们仍能看到政府结构和政治动机对那些使弱势群体承担风险的医疗保健措施造成的影响。因此，在讨论新冠肺炎政策的决策结果对社会公民的影响时，关于特权的分析发挥着重要作用。 01 美国 Omicron的高传染性BA.2亚变体已成为引起美国新冠肺炎的主要感染源。如下图所示，尽管美国的新冠肺炎感染病例数曲线低于欧洲，但感染率仍有不断上升趋势。尽管如此，官方数据可能还并不能反映所有的真实情况。近几个月进行的家庭检测的研究数据表明，政府和新闻机构发布的关于新冠肺炎感染率的数据很可能低于实际感染数据。针对该现象的可能解释如下：首先，由于新冠病毒检测监管力度的降低以及接受强制检测的人数越来越少，可能导致无症状病例不能及时被发现。第二，先前感染过病毒的个体获得了免疫，也可能是导致美国新冠肺炎病例数下降的因素之一。
欧洲与美国累计病例数 图源：Worldometer https://www./coronavirus/worldwide-graphs/#europe-usa-cases
（上）美国各州新冠肺炎疫苗接种率 图源：Mayo Clinic https://www./coronavirus-covid-19/vaccine-tracker （下）美国各州保守意识形态百分比 图源：Gallup https://www./politics/archive/2011/03/the-conservative-states-of-america/71827/ 由上图可知，政治地位和疫苗接种率之间具有显著的相关性，疫苗接种率可能是由地区之间的党派差异决定的。与保守派、共和党投票区相比，美国自由派、民主党投票区的人口完全接种疫苗的比例要高得多——例如加州的疫苗接种率为75%，而怀俄明州只有46%。这种现象的出现并不新鲜。早在2021年9月，地区间的接种率差异已经非常明显：投票给拜登的州中有52.8%的人完全接种了新冠疫苗，而在投票给特朗普的州中，这一比例为39.9%。不幸的是，由于对于疫苗接种的漠视态度始终存在，以及政府没有采取定期的公共卫生预防措施，疫苗接种率的差距随着时间的推移而逐渐扩大。因此，大多数倾向于保守派的美国社区居民最终难免感染新冠病毒。尽管那些感染病毒的幸存者获得了更高的免疫力，在疫苗接种率较低和公共卫生法规尚不健全的保守地区，病毒导致的死亡人数仍然居高不下。因此，保守派群众中的潜在疾病威胁更高，但保守派总体上并不太关心新冠肺炎带来的影响。最近的一项研究分析了保守的政治信仰与疫情防控之间的关系来解释这种差异产生的原因。它指出，个体的政治意识形态提供了人们认识周围环境的世界观，基于这种世界观，个体将“疾病”与“威胁”联系在一起。例如，控制疫情需要政府颁布检疫和口罩强制令等一类措施，但这与保守意识形态背道而驰。因此，保守派可能更倾向于淡化、甚至否认疾病带来的潜在威胁，以降低政府管制措施在群众心理的合法性，但这也导致公众对于新冠病毒的态度更加冷漠。 与新冠病毒相关的担忧、倦怠和基于某种程度的自信心理，已成为美国公众服从政府的管制性公共卫生措施的意愿下降的因素之一。美国应对新冠病毒的方法似乎是“忽视病毒，希望病毒消失以及期待现有的干预措施已经足够有效，使新冠疫情保持在社会的合理承受范围内”。疫苗的生产以及2021年12月至2022年1月间Omicron病毒威胁的衰减给美国民众带来了希望——他们认为新冠肺炎疫情正在退行为流行病，不再具有更致命、更严重的社会危害。由于确诊病例的大规模减少，许多州在2021年2、3月取消了“关于佩戴口罩”的规定。由于部分公众对于口罩的抵制态度以及其他种种因素，政府可能不会再推行口罩强制政策，尽管BA.2等高传染性新冠肺炎变体的感染率仍在上升。综上，无论是美国社会成员对政治意识形态的确认，还是对公共卫生预防措施日益增长的自满情绪，都反映出公众反应是影响美国当前新冠疫情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 在2021年12月至2022年1月期间，Omicron入侵导致美国病毒感染率和住院率不断飙升。但疾病控制中心（CDC）对新冠肺炎患者和接触者的隔离时间建议却缩短了一半。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为这一建议的修正提供辩护，声称科学数据显示大多数疾病传播只发生在感染前期。这一修正被视为是受到政治利益而非公共卫生利益驱动，其目的是缓解医疗保健、零售、餐饮和旅游业等行业的经济压力和人员短缺。例如，Omicron病毒感染人数的激增导致许多员工请病假，大规模的请假导致四分之一以上的商业航空服务被迫中断，同时也降低了医疗保障系统的工作能力。疾控中心（CDC）声称，该政策的修正将确保工人能够重返工作岗位，保证社会以安全、平稳的方式运行。然而，科学和医学界的专家们对新指南的颁布与新冠病毒传播之间的关系表示关切。因为研究表明，人与人之间在病毒传播的时间和范围上存在广泛的差异。由于自检试剂盒和N95口罩的供应量有限，指南修正时期病毒传播风险程度可能更高。因此，虽然新冠肺炎指导方针的调整适应了美国经济和政治的利益需求，却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公共卫生危机的潜在风险。 此外，在瞬息万变的疫情局势下，联邦、州和地方政府关于“口罩佩戴”所作出的反应并不一致，这也导致了地方秩序的混乱。在联邦一级，口罩强制令于2021年1月生效，并于2022年4月18日到期。自2月以来，Omicron浪潮后确诊病例数字就不断下降。然而，即使住院人数和死亡率仍居高不下，各州还是普遍放弃执行关于“佩戴口罩”的相关规定。总统拜登指出取消口罩强制令为时过早，同时基于公共健康安全考量，将飞机和公共交通中的口罩强制令延长至5月3日。但是，4月下旬，佛罗里达州的一名联邦法官推翻了联邦的口罩强制令，并指控疾控中心有越界嫌疑。作为回应，疾控中心在公共卫生安全基础上对保护公众免受冠状病毒传播的必要授权事宜提出了上诉要求。上诉结果对维护疾控中心在公共卫生领域中的权力具有极大的政治意义。如果联邦法院的裁决不被推翻，它将阻碍疾控中心在未来应对疫情所能发挥作用的能力，同时削弱该机构的权威。这一过程反映出联邦政府在公共卫生措施中权力的有限性，国会可以修改这些规定来赋予疾控中心以更多的权力。然而，围绕新冠病毒的尖锐的政治分歧阻碍了有效法律措施的通过，这将使联邦政府陷入两难困境。由于国会与立法机构在为无保险的美国公民提供新冠肺炎疫苗、检测和治疗等方面的财政援助，以及数十亿美元的各州的固定资金的使用问题上无法达成一致，美国人民无法及时获得社会保障和资源援助。综上，美国的新冠肺炎政策的制定和颁布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政治因素而非健康指标的影响。 1.4 公共卫生措施改变的结果
美国每日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数 图源：Our World in Data https:///coronavirus/country/united-states 尽管与欧洲国家相比，美国新冠肺炎感染率总体上升幅度较低，但同样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如上图所示，自2021年12月开始可以观察到感染率的快速上升，并一直持续到次年1月底，Omicron病毒最终席卷了美国。为了保持经济运行而缩短检疫和隔离的政策可能是使这种感染扩散的诱因之一。随后的数据波动下降可能是因为政府提高了对疫苗以及（免费的）家庭检测试剂盒的投入。同时，为了减少病毒的传播，政府提出了一系列防护措施，涉及疫苗、口罩、常规检测、隔离、检疫、改善通风和过滤条件，等等。因此，如果对口罩、隔离和检疫的管控有所减少，对于疫苗接种和其他层面的管控就应该强化。这表明国会可能需要搁置其他党派的意见，并批准公共卫生方面的预算。这对于包括有色人种、社会经济地位低下者、难以获得医疗保障者以及高感染风险行业的从业者内的弱势群体的健康保障具有极强的现实意义。新冠肺炎对有色人种社区的影响尤为严重。例如，与非西班牙裔白人相比，非裔美国人、西班牙裔美国人和美国印第安人的住院率和死亡率要高得多。当佩戴口罩没有得到立法强化时，他们获得空气过滤和及时检测的机会更少。因此，立法改革对公共卫生产生了实际和重大的影响，由政府制度和政治动机驱动的非理性化的卫生政策将使弱势群体承担更大的风险。
按种族/民族划分的美国民众住院率和死亡率 图源：CDC https://www./coronavirus/2019-ncov/covid-data/investigations-discovery/hospitalization-death-by-race-ethnicity.html 02 欧洲国家
欧洲新冠肺炎感染病例数 图源：Statista https://www./statistics/1102209/coronavirus-cases-development-europe/ 疫苗接种率高的国家可以相对自由地采取应对新冠肺炎的地方性策略，因为在高接种率的前提下，病毒的存在不会对日常生活造成重大影响。这种关于采取地方性办法的讨论仅限于富裕国家。这些国家凭借着疫苗获取能力以及本身拥有的强有力的公共卫生系统，能够以较为轻松的态度讨论这一流行病的严重情况。以西班牙为例，截至2022年4月，该国87%的人口已经接种了两剂疫苗。由于西班牙人民受到疫苗接种和群体免疫性的双重保护，西班牙卫生部选择将冠状病毒疾病作为一种常规疾病进行惯常处理，并遵循欧盟目前使用的应对流感的“哨点监测”模式。
西班牙疫苗接种率 图源：Statista https://www./statistics/1218713/covid-19-share-of-people-vaccinated-in-spain/ 在英国，确诊病例的不断下降促使政府取消了针对Omicron病毒的紧急管控。数据显示，95%的英国人口通过感染或疫苗接种获得了针对新冠病毒的抗体，同时完全接种3剂疫苗的比率提高到82%。取得这一成果的部分原因是英国成功地在三个月前与欧盟达成疫苗批量交付协议，这使英国在大规模疫苗接种方面取得优势。此外，与西班牙类似，英国政府也开始采取地方性策略：1月下旬，政府取消了在公共场佩戴口罩和出示新冠肺炎健康证明的要求，PCR检测和密接人员的追踪服务也相继取消，法律也不再强制核酸检测结果为阳性的个体进行自我隔离。只要那些抵达英国者接种了疫苗，就不再需要出示核酸阴性证明。在此基础上，由于部分欧洲国家能够通过疫苗接种来保护其居民，采取新冠肺炎的地方性策略就成为可能。 另一方面，尚未达到目标疫苗接种率的国家无法实现新冠肺炎治理常态化，因为仍然需要集中力量来提高不自愿接种疫苗群体的接种率。在德国，新冠感染率以每天超过123000例的态势迅速攀升。数据显示，只有不到76%的人口完全接种了疫苗，低于德国政府的80%接种率目标。令人担忧的是，仍有200万60岁以上的老年人没有接种疫苗，该数字高出其他疫苗接种国3到4倍。鉴于新冠肺炎疫情的严重性，德国将重点转向为老年人口接种疫苗，甚至提出在全国范围内为60岁以上的人接种疫苗，试图以此来尽可能保护弱势公民。然而，德国议会没有通过这项决策，他们声称疫苗接种的强制性过高，而个体有自由选择是否接种疫苗的权利。当然，无论如何，德国有关新冠肺炎的一些管控措施仍然十分严格。例如，德国封锁管控措施延长了一个月，持续到四月，在此期间将禁止公共集会以降低感染率。 意大利也实施了一些非常严格的疫情防控措施，例如强制所有工作和公共场所使用新冠病毒绿色通行证，违者将处以罚款。虽然其他欧洲国家一直在放宽关于疫苗接种和佩戴口罩的规定，但意大利已将其疫苗接种的目标扩大到所有50岁及以上公民，并对未接种疫苗的工人处以高达1500欧元的罚款。接种疫苗仍然也仍然是进入公共场所和乘坐公共交通的基本要求。此外，意大利政府已采取强制措施提高疫苗接种率，将反对疫苗的少数群体拒绝接种疫苗视为一个公共卫生问题，特别是在面临更易传播的新冠病毒变种的情况下。在此前的实践中，意大利为80岁以上的老年人接种疫苗的推广速度比较缓慢，效率低下。由于意大利是全世界范围内老年人口数最多的国家之一（可以被理解为存在许多弱势和高危公民），这些困难可能会造成严重的公共卫生后果。幸运的是，严格的政府干预似乎取得了一定成效。如下图所示，所有12岁及以上年龄组的疫苗接种率都高于81%，超过90%的弱势老年人也受到了疫苗保护。因此，疫苗接种率是一部分欧洲国家执行严格的新冠肺炎指导方针的明确动机，这也凸显了保护弱势群体的重要性。
意大利按年龄组分列的新冠肺炎疫苗接种率 图源：Statista https://www./statistics/1264088/share-of-population-vaccinated-against-covid-19-in-italy-by-age-group/ 03 结论 在美国，取消新冠病毒管制的决定主要是由政治和经济因素驱动的。公众对公共卫生建议的服从程度的下降，源于个人政治意识形态和消极心理情绪的双重影响。同时，联邦和州一级的法规之间的冲突，以及疾控中心作为值得信赖的公共卫生治理主体的角色权威和可信度受到的质疑也加剧了这一情况。此外，国会的党派纷争阻碍了政府为弱势社区分配公共卫生保障资金。 在欧洲，由于各国疫苗接种状况不同，在应对新冠肺炎方面也体现出不同的行动方式。疫苗接种率较低或弱势群体占总人口比例较高的国家仍采取严格的新冠管控措施，而疫苗接种率或先前感染率较高、群体免疫力较高的国家正在采取地方性策略，放松管制，将新冠病毒的管理常态化。但在所有国家中，弱势群体是否能够获得疫苗接种和健康保障服务，都是政策变化期间需要考虑的一个重要因素。 因此，尽管西方国家正在朝着新冠病毒常态化和放松管控的方向迈进，但仍有过早取消管控的嫌疑。从公共卫生的角度来看，由于高度传染性变种可能带来的风险仍然存在，以及新冠肺炎确诊数带来的的潜在威胁，现在取消新冠肺炎相关的管控措施还为时尚早。许多与医疗健康相关的服务都受到紧急新冠肺炎申报撤销的影响，例如为无保险人提供医疗保健服务和为州公共卫生计划提供资金。紧急申报可以帮助联邦、州和地方政府采取必要措施来应对危机，更好地分配资金和其他资源，以确保公共卫生安全。 各国政府应更慎重地考虑新冠肺炎应对措施对处于不利地位的弱势群体的影响，以确保他们可以获得更多资源。 编辑：全灿 责编：云琪布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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