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玄宗之后，“清官”制度逐渐成型，士人往往以能任清官为荣。“清官”本是魏晋门地社会的产物，重视任官者的“出身”、“门地”。而唐代的清官制度是在解决杂色入流及员多阙少等问题的过程中，配合“清浊”观念，逐渐发展出来，本来用以“区分士庶”。凡是担任清官者，容易获得好的考绩，进而得以快速升迁，如《唐语林》裴充的例子：  唐玄宗诗句 扇面  裴充是晚唐人，曾于大和八年到九年（834-835）当了两年大理少卿。并在开成九年到大和三年间（835-838），担任过四年湖州刺史，卒于任上。这故事反应了中晚唐课考制度的僵化，如没特殊表现，一般以职位高低或者来决定考绩。在这个情形下，任官的士人为了能快速升迁，并且获得美职，最好的办法就是尽力追求“清官”，一旦进入“清官”的迁转序列，就有机会不用守选，一路向上顺利升迁。这样一来，初唐王绩那样“官以人清”的例子已不复见，被“人以官清”的概念取代。  唐 王绩《咏巫山》 那么，什么样的士人可以担任“清官”、“清望官”呢？最好的办法就是由“出身”决定。而科举是盛唐之后最重要的出身途径。并且逐渐取代门荫、军功，成为主要的“仕宦优势”。  武则天 画像 事实上，自从武后大开制科以来，科举出身者便逐渐成为清官队伍的主要成员。《封氏闻见记》有云：  进士的优越地位，德宗朝的沈既济讲的很透彻：  由于长期的太平无事，军功难以取得，于是重视科举。到了玄宗时，进士已经成为最受重视的出身。 沈既济的观察很有代表性。事实上，就是在玄宗在位时，唐政府进一步规定明经、进士、应制、明法、资荫、干局书判等科目“出身”者为“清资”，可注拟“清资官”。封演所谓的“八隽”，便把进士出身与“清官”的迁转途径相提并论。士人如得“进士”这个“出身”，便可沿着“八隽”的迁转，一路平步青云，容易迁入高层文官的“清望官”。 但这种以“出身”作为升迁“资格”依据的铨选方式，并不能让一些怀抱“唯才是举”理想的人满意。“循资格”初行之时，就遭到宋璟、萧嵩等人的反对。到了大历年间，洋州刺史赵匡便上〈举选议〉把科举跟循资格视为铨选弊政：  他主张恢复汉代的察举，以个人的才干作为迁转的依据，来革除“循资格”与铨选制度挂勾后的缺失。与赵匡有相同想法的还有杨绾，宝应二年六月，时任礼部侍郎的杨绾也上奏建议：“诸州每岁贡人，依乡举里选，察秀才、孝廉。”这次代宗接受了，下令：  从赵匡到杨绾，可能受到代宗朝的宰相常衮“非以词赋登科者，莫得进用”，排斥非制科出身者的刺激，认为科举与循资格会妨碍国家取材之路，要求取消。然而这两个制度都是经过长期改良而来的，贸然改变当然不符合实际需要，不久就“旋复故矣”。到了建中元年（780），更进一步下诏：“孝廉科宜停。” 至此，科举被确立为清官最主要的来源。  进士及第图 最重要的象征是德宗朝以后对进士出身者的重视。贞元八年（792）陆贽知贡举，得进士二十三人，“数年之内，居台省清近者十余人”。贞元十八年到二十一年（802-805），权德舆知贡举得进士七十余人。 李奕在《登科记序》也说：  稍后，元和八年（813）的进士舒元舆，在〈上论贡士书〉也说：  为了进这个窄门，士人无不使出浑身解数。像贞元八年（792）的进士韩愈，就：“四举于礼部乃一得，三选于吏部卒无成。” 考了四次才登礼部的进士第，然而更好的吏部“书判拔萃”，却考了三次都没上。而张倬对进士的钦羡更传神： 苗氏父子的故事更传神： 此时也出现了“闻达之路，唯文章先”、“士有不由文学而进，谈者所耻。”、“仕进者以文讲业，无他蹊径。”等等说法。科举出身者在铨选上占尽了便宜，于是，科举与“循资格”结合，成为晚唐“人以官清”的基础。“清官”限制由“清资”出身担任，而“清资”中，以科举出身者最为具有优势。这个情形下，其他出身者难以和“清资”竞争“清要”、“清望官”。想要迁入“清列”，就只有靠皇帝的眷顾了。 户部尚书莒公唐俭线描画 “超资越序”的悲剧“清官”为所有在官场浮沈者所追求，担任清官不单是在升迁上有其优势，社会地位也比其他官职来的高，故为士人所乐为。随着科举取士的发达，非科举出身的士人难以与其竞争。为了往上爬，这些出身不好的低层士人与“非士人”只有靠跟皇帝的攀附关系。 著名翰林待诏 李白 譬如“永贞内禅”的关键人物王叔文、王伾，本只是陪太子下棋、写书法的“翰林待诏”，却因为得到顺宗的“大爱幸”，在短短两年内平步青云，一个担任总理天下财赋收入的“户部侍郎”，另一个从“翰林待诏”迅速高升到“翰林学士”。赖瑞和师在〈唐代待诏考释〉一文中曾论：翰林待诏虽然亲近皇帝，但只是陪皇帝娱乐的近臣，在唐人眼中只是“以伎术进”的“幸臣”，与主掌文书的翰林学士“清近”大不相同。 翰林学士 然而，由于李诵的照顾，两王虽然不是“清资”，也能担任“清官”了。李诵在贞元二十一年正月二十六日登极时，王叔文还只是“翰林待诏、苏州司功参军”，也就是窦群所嘲讽的“江南一吏”。一个月后就迁入清要的“起居郎、翰林学士”。到了三月，更以这个身份担任国家税赋大责所在的“度支转运使副”，虽然此时度支转运使是杜佑，“其实叔文专总”。五月，更迁为“户部侍郎”，炙手可热。 王伾也有类似的迁转。李诵刚上台时，王伾还只是“殿中丞皇太子侍书翰林待诏”，仍是“以伎进”的宠臣。到了二月就迁为“左常侍”。三月更高升为清要的“翰林学士”。两王本为“清官”所瞧不起的“幸臣”，却一下子“骤列清朝”，这种类似“一夜致富”的“暴发户”，自然引来其他“清列”的不满。尚书左丞韩皐就说：“吾不能事新贵人。”关于时人对二王的看法，赖瑞和师曾引《顺宗实录》作了一个生动的说明： 王叔文不顾礼节硬闯中书省，当着其他“丞相”的面前，大骂当值官。还不顾中书正在“会食”，硬把同党的韦执宜拉出来讲悄悄话。这种行为看在其他“丞相”的眼里，当然很不是滋味。如在场之一的吏部平章事郑珣瑜，当天就离职了。宰相贾耽也不耻王叔文，“以疾归第”。而韩愈的名诗〈永贞行〉讲的更直接：“君不见太皇谅阴未出令，小人称时偷国柄。”看来时人是把王叔文等人，视为与士大夫大不相同的“小人”了。 这是一个可以显示出唐代官制中，“清浊区分”，地位不同的好案例。王叔文等人出身低微，本不能担任“清官”，却由于皇帝的宠幸，晋升到“清官”的行列中，企图用“清官”的地位，来转变自己的身份。除了二王之外，另一个例子便是“甘露之变”中的郑注。 郑注本为一个钻营拍马的小人，他对于“清官”渴望，可从《资治通鉴‧考异》引〈文武献替记〉的一段话中看出： 本来唐代医官自有其铨选管道，“医术者，不得过尚药奉御。”郑注医好文宗的风疾，文宗拔擢他进翰林伎术院“置于伎术”，这已经是很好的待遇了。郑注却不领情，“自称衣冠”、“不愿此职”。最后，郑注在王守澄的帮助之下，到邠宁节度使刘从谏的军下，任行军司马。由于得到文宗的眷顾以及王守澄的帮助，郑注一路升迁，最后迁为“太仆卿兼御史大夫”，终于达到郑注“自称衣冠”、“位列清要”的理想。 从两王与郑注的例子，我们可以看出几个现象： 第一，在“循资格”实行，迁转需要“按部就班”之后，担任清官需要一定的资历才可。对其他出身“清资”，一路“历职清要”升迁上来的“清望”们来说，二王与郑注“暴发户”式的“超资越序”，让“清资”们感到不满。因此，除了想投机的年经士人外，“宠臣”们不容易在人际上获得其他“士大夫”的支持。“永贞内禅”与“甘露之变”都是明显的例子。 第二，职官出现“人以官清”的现象。二王与郑注本是靠“伎术”侍奉皇帝的近臣，他们的迁转理应“置于伎术”，走“浊官”中的“伎术官”宦途，但最后他们却走上士人视为禁脔的“清要”，这显示了清官的诱惑力很大，其他非“清资”出身者也钦羡能任“清官”与否。否则王叔文也不会一当权就把他出身的“翰林待诏”给解散，郑注也不会“自称衣冠”、“不愿此职”了。 朱温 不过这些“超资越序”者都没什么好结果，这是因为他们的出身不为权贵认同。文宗之后，这种情形已不易发生，没有“清资”出身的人，不容易在走“清官”的升迁路线。“清官”与科举结合，使清官逐渐为权贵子弟把持，出身寒微者难以竞争，在铨选上引起了取“孤寒”或“权贵子弟”的争论。最后，浊流出身的塾师之子朱温，获得“孤寒”的支持，在白马驿大杀清流朝臣。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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