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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周总理视察南京,委托刘伯承办一件事:打听一下鲍靖中下落

 古稀老人赵 2022-05-28 发布于北京

1927年4月的上海,山雨欲来风满楼。

就在几十天之前,3月21日周恩来在上海领导了第三次工人武装起义,起义声势浩大,参加罢工的工人达到了80万,而直接参与战斗的就有一万余人,经过28小时血战,起义军夺取了除了租借以外上海整个地区。3月22日,上海南市召开第二次市民代表大会,并成立了上海特别临时政府。

蓬勃的工人运动,令蒋介石等一部分国民党右派胆战心惊,事实上就在上海第三次工人武装起义之前,北伐军薛岳指挥的第一师已经进驻到上海龙华,负责起义的指挥汪寿华就曾派人联络北伐军东路总指挥白崇禧,希望能获得北伐军的配合,但白崇禧事先已经得了蒋介石密令,暗中不动,妄图借助军阀消灭工人武装。

尽管起义最终取得了胜利,但周恩来心里很清楚,斗争远远没有结束。

最坚固的堡垒,往往容易从内部破坏。

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右派尽管依然装出一副是左派的面孔,但反革命之心已经昭然若揭。

上海工人武装起义获得胜利后,连续十几天的时间,上海市民众都陷入到欢欣鼓舞之中,但在黑暗处,却已经有人露出了险恶的獠牙。

1927年4月11日晚,负责指挥上海工人起义的指挥周恩来、汪寿华分别收到邀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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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商务印书馆

给汪寿华发来邀请的是著名的上海青帮头目杜月笙,声称有机密大事要协商,尽管当时中共领导的工人纠察队与杜月笙的青帮流氓之间已经有不断的冲突,但为了解决这一纷争,汪寿华还是决定独自前往,临行前汪寿华向中共上海区委做了汇报,区委书记罗亦农再三劝阻他不要去,工人纠察队总队长顾顺章直接建议带一个排去,但汪寿华考虑到要摸清敌人底细,因而没有同意。

“我过去常和青洪帮流氓打交道,为了党和工人阶级的利益,宁愿牺牲一切。”

然而令汪寿华也想不到的是,他此去竟然真的一去不回,蒋介石早已经勾结杜月笙,除掉汪寿华,汪寿华被杜月笙指挥青帮流氓打昏活埋于沪西枫林桥,年仅26岁。

黑云压城城欲摧

周恩来收到的是驻扎于宝山路天主教堂的国民革命军第26军第二师师长斯烈的邀请,信中邀请他与时任工人纠察队总队长顾顺章一起到他的第二师师部商谈要事。

尽管那时大家都认为,其中必然有阴谋,但周恩来还是决定前往,力争解决冲突。

事实上这样一来,等于说领导上海工人运动的指挥者、领导者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前夜,分别被人以不同的借口邀请,离开了指挥的位置上。

中国共产党在上海领导工人武装起义,主要依靠的是工人纠察队这支武装。

自中国共产党在上海领导工人运动以来,深刻地意识到了武装的重要性,汪寿华成立了工人纠察队,一开始仅能负责应对流氓袭扰,但随着北伐战争开始以后,工人纠察队的主要任务,就成为配合北伐军,工人纠察队的规模迅速扩大,至1927年3月底,工人纠察队的数量已经达到了2700余人,拥有机枪20余挺、4000余支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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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蒋介石

蒋介石考虑同日本政府合作后,在日本督促下,决心整肃国民政府内部,第一个要解决的就是上海工人的武装。

由于对蒋介石的防范有所松懈,大多数党员都认为上海的斗争形势已经缓和下来,但殊不知蒋介石已经决定要暗中下手。

4月12日凌晨,停泊在上海高昌庙的军舰上升起了信号旗。

按照事先的寓言,青红帮数百名流氓、特务全副武装,向分散在各区的工人纠察队袭击,工人被迫还击,然而因主要的领导人均不在岗位,仓促之下,工人出现了较大的伤亡,驻扎上海的国民革命军第26路军(蒋介石收编的原孙传芳部队)以调节工人冲突为名义,强行收缴工人纠察队的枪支,工人纠察队牺牲120余人,受伤180余人。

到4月12日上午,上海总工会会所与各区工人纠察队住所也都被占领。在接下来的三天时间里,国民党反动派在上海展开了血腥屠杀,被杀害的中共党员以及革命群众多达300余人,被捕500余人,失踪达5000余人。

周恩来对这一切都毫不知情,一直到4月12日凌晨,他在宝山路天主教堂听到外面的枪声。

斯烈是凭着弟弟斯励的关系,才将周恩来骗到天主教堂的,一到地方,随行的卫士就被收缴了枪械。

一开始见面,双方还都很客气,斯烈假意对周恩来说:

“此次邀请周总指挥来,就是为了消除误会。”

周恩来也严肃地提出了自己的要求:

“保持工人武装,制止流言蜚语。”

但每次周恩来谈到关键事项上,斯烈便顾左右而言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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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周恩来

一直到4月12日凌晨1时,门外传来清晰的机枪声,周恩来本能地预感到情况有些不妙。斯烈与他谈话本来就是事先计划好的,目的就是为了调虎离山。

“外面出事了,我们要马上回去。”

周恩来起身就要走,斯烈抢先一步上前拦住他的去路:

“不忙,刚才讨论的问题,兄弟还有新的意见。”

斯烈这时也不在隐藏自己的目的,只是没想到周恩来的性子如此刚烈,一言不合之下,周恩来伸手就掀翻了桌子,桌子上刚才还放着的茶杯、花瓶碎了一地。

双方一下子僵持起来。

好在斯烈的弟弟斯励是黄埔军校的学生,十分敬重老师周恩来,在他的斡旋下,斯烈尚不至于动手。

4月12日凌晨,罗亦农得知周恩来被扣在第二师师部,心急如焚,立即指示工人纠察队黄俊峰与国民党军26路军党代表赵舒取得了联系。

赵舒赶到第二师师部后,以26军党代表的名义,将斯烈叫到一旁痛斥了一顿,在他反复劝说下,斯烈才最终答应释放周恩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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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斯烈

周恩来脱险以后,本来打算回到商务印书馆俱乐部的工人纠察队总指挥部指挥战斗,然而已经有些迟了,工人纠察队总指挥部已经被敌人占领,而且开始满世界的通缉他,为了躲避追捕,周恩来临时坐上了一条船,准备前往浦东贫民区暂避。等到风声过后,再寻找机会离开上海。

需要指出的是,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也特意留了一个心眼,让刚从孙传芳部改编过来的部队去做这件事,这样就算是事后追究起来,蒋介石也有足够的借口推脱。

“我是黄埔四期的鲍靖中”

周恩来离开宝山路天主教堂后,危机仍然未解除,当时上海整个就是国民党军26军的天下,26军下辖3个师,除了斯烈的第二师外,还有伍崇仁的第一师、张国威的第三师。

躲在浦东贫民区的周恩来很不幸运,因为贫民区也是26军重点布控的区域,第二天天一亮,周恩来就被26军第一师第七团的几名士兵抓捕,并被送到第七团的团部。

几名士兵立即把这一消息报告到了团部。

“抓了一个共党要犯。”

第一团团长鲍靖中一听这个消息,立即起身到关押周恩来的屋子,打算亲自审问,就这门缝,鲍靖中看清了屋子里的人,不由得大吃一惊。

鲍靖中本人就是黄埔四期毕业,对于曾担任过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的周恩来并不陌生,甚至打心眼里还有些许钦佩,尽管鲍靖中并不是一个中共党员,但他奉行孙中山的“三大政策”,不赞成反共,几乎也就是在进门的一瞬间,鲍靖中就决定,搭救这位令人尊敬的首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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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建军大业》陈赫饰演斯励

一进门,鲍靖中就立刻吩咐为周恩来松绑,一面道歉,一面口称恩师。

周恩来疑惑地问了一句:

“你也是黄埔的学生?”

鲍靖中答道:

“是的,黄埔四期的鲍靖中。”

鲍靖中屏退左右后,向周恩来表示愿意助他脱险。

将周恩来松绑以后,鲍靖中开始筹划如何将他放走。他暗中吩咐手下取来一套军服给周恩来换上,并让周恩来混入第七团士兵中,然后再随他一起离开浦东。

就在鲍靖中想办法的间隙,周恩来被抓的消息早已传到了第一师师部,尽管这支部队是原来孙传芳浙军一部改编来的,但在部队中还是有不少黄埔毕业的学生。

与此同时,周恩来被捕的消息传到了第一师师部,师部的几人就如何处理这件事产生了不少分歧,一名副师长主张直接就地枪决,参谋长主张先行拘押,待请示因病住院的师长薛岳以后再行处置。

时任第一师代理政治部主任的酆悌没有发表自己的意见,作为黄埔一期毕业生,酆悌当然熟悉周恩来,不愿意这样一个令他尊敬的老师就这样殒命,酆悌不漏声色,准备悄悄前往第七团团部,请周恩来发表一个“脱离中共”的声明,这样或许可以保全他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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酆悌哪知道,他刚到第七团团部,迎面就撞上了鲍靖中正准备带着周恩来离开。

双方顿时尴尬起来。

鲍靖中心中暗道不妙,此刻周恩来就混在士兵之中,如果被酆悌发现,不但周恩来自己走不了,就连自己可能也是出力不讨好。顿时有些紧张起来。

酆悌察觉到鲍靖中神色有异,也注意到了在人群中混着的周恩来,一想鲍靖中也是黄埔毕业,顿时就明白了三分。他装作什么也不知道,只是简单地问了几句,随后就离开了。

鲍靖中当然不知道,酆悌是有意放过周恩来,在那个危险的环境下,他也顾不上思考许多。

一行人路上又遇到了几次盘查,都被鲍靖中小心翼翼地瞒过去,一直将周恩来平安送到火车站,安全脱险。

不过,那时上海白色恐怖严重,周恩来并没有离开上海,因为他目标太大,无论怎样通过公共交通离开上海,总是不安全的。

后来周恩来晚年自己回忆往事时曾坦言:

“1927年上海工人武装起义胜利以后,蒋介石叛变革命,当时的形势很紧急,根据党组织的决定,我和邓颖超住进了礼查饭店。”

这段话是周总理亲口讲出来的,应该是没有疑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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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酆悌

1973年9月,周恩来、邓颖超夫妇陪同法国总统蓬皮杜访问上海,在上海大厦十八层俯瞰黄浦江,就在江边上,周恩来注意到了一栋英式的老建筑——浦江饭店,在几十年前,浦江饭店还不叫这个名字,叫礼查饭店,周总理侃侃而谈说起当年的遇险经历。

第二天,邓颖超也向陪同人员证实了这件事:

“对!对!那可是一个高级的饭店呐,当时住的都是外国人和'高等华人’。我们住进去以后也要充阔佬:恩来穿的是西装革履,我呢,身上穿的是旗袍,脚上着的是高跟鞋,冒充阔太太。我们在礼查饭店足足住了两个多月,不能出门,靠地下党组织派人来联系。真把我们给憋死了!”

礼查饭店当年是属于上海的高级饭店,往来住宿,多是世界各国名流政客,国民党当局不敢上门搜捕。

周恩来在礼查饭店一住就是两个月,当年在这样一个高级酒店,周恩来光每天的住宿费就高达12元,几乎相当于普通上海家庭一个月的开支。

至于经费上,因为党早期还没有建立起完善的财政制度,因而经费大多数都由各部分负责人自己保管,周恩来的住宿费用,也是由党的经费来负责,7月2日,中央委员、上海第三次工人武装起义负责人赵世炎被捕后,在他住所搜出钞票3.8万元,应该就是周恩来在上海住宿的开销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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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周恩来与邓颖超

因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大部分的共产党员先后被捕入狱,只有少部分逃出生天,比如顾顺章,他就是在4月22日抵达武汉,随即作为五大代表出席会议。

“打听一下鲍靖中的下落”

在经历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周恩来深刻地认识到,武装斗争的重要性。

4月16日,周恩来中央特别委员会会议上发言强调:“军事上,武汉方面对于老蒋无积极对付的方策”。

“照我们观察,对于老蒋军队并不无法,且应先解决老蒋然后可以北伐。现在我们应打一电报给武汉方面提出抗议,要求赶快决定打东南的方策,马上派得力人员来东南准备军事活动。”

周恩来虽然没有出席中共五大会议,但在会议上仍被选为中央委员,并在五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

在礼查饭店住了近两个月,直到风声差不多过去后,周恩来才准备动身离开。

据包达三之孙包言正回忆,周恩来还在祖父包达三家里住过一段时间,包达三是一名商人,多次出资资助共产党人经费,受到蒋介石猜忌,因此被蒋介石以摊派军费为名义,勒索了十万大洋,这笔钱差不多是包达三几十年经商积蓄,差点让他破产。

在这里多提一句,让我们为这位曾为中国革命付出心血的人致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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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南昌起义

1927年5月下旬,周恩来离开上海来到武汉,开始主持中央的军事工作,鉴于国民党右派反革命活动日渐猖獗,汪精卫也渐渐显出獠牙,周恩来认为,有必要将党的工作重心从政治运动上转移到军事上来。

从六月开始,周恩来便开始策划军事斗争准备,并两次提出在湖南武装暴动的想法,但因共产国际干预而未能成行。

一直到7月15日,汪精卫在武汉发动反革命政变,中共中央临时中央委员会这才确定了组织武装起义的新政策。

周恩来作为临时中央委员会委员,将中国共产党能够掌控的武装力量全部集中起来一起拉往南昌。

1927年8月1日,南昌起义正式打响了对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

尽管起义最终遭到了失败,但中国共产党也通过这一举动表明了自己的态度,从此以后,中国共产党下定了决心,不再做中国革命的看客,而要做中国革命的引导者。

虽然周恩来同鲍靖中只有一面之缘,但是对他搭救的恩情,却始终铭记于心。

鲍靖中尽管是黄埔毕业生,但却命运多舛,或许与当年搭救周恩来不无关系,抗战爆发后,鲍靖中曾担任国民党军第二十军团副师长,后来因负伤辞去军职,抗战胜利后在南京闲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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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周恩来

1950年夏,周总理到南京视察工作,委托时任南京市市长的刘伯承与副市长张霖之查访鲍靖中的下落。

1956年,印尼总统苏加诺访华,周总理陪同他一起到南京参观,这次他如愿与鲍靖中取得了联系,还专程写了一封信问候,1957年,周总理再来南京,还专程到鲍靖中家去探望。

鲍靖中后来病逝于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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