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41章四一二清党（二） 事变发生后，蒋介石签发了一张通缉令，开出了2.5万元的重金悬赏捉拿周恩来。 4月13日上午，周恩来、赵世炎与近10万名上海群众在闸北青云路广场集会，对蒋介石的血腥镇压表示强烈谴责和抗议。会后，他们整队赴宝山路第26军第2师师部请愿，以营救被捕的纠察队队员。行至半路，突然遭到26军士兵的袭击。周恩来在混乱中搭上一辆工人师傅的便车，赶到上海县。然后趁着夜幕走进七宝镇，不料正碰上国民革命军的士兵，那个士兵不由分说便将周恩来扭送至司令部，司令部的一名长官见了周恩来，连忙屏退士兵，低声问道：“你是周主任吧？怎么跑到这里来了？” 周恩来这时也认出对方是他当年在广州参加国民党“二全”大会时认识的桂系将领潘宜之。潘宜之悄声对周恩来说：“趁夜深没有人看见，赶紧离开这里，离开上海。” 周恩来感激地回答道：“我会记住你的，后会有期！” 不久，周恩来夫妇在陈赓的护卫下，躲过敌人的层层搜查，逃出了重围。 谁知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周恩来脱险之后，原想仍回到商务印书馆俱乐部的工人纠察队总指挥部指挥战斗，在途中得知国民党军队已将该大楼占领。为了暂时避开敌人的追捕，周恩来独自一人雇了一条小船，趁着夜黑渡过黄浦江，打算在偏僻平静的浦东贫民区躲避一阵，然后再相机行事。未料，天一亮，被第1军第1师第7团十余名士兵在一片棚户区内查获，并被押送到第1师第7团团部。 第1军第1师隶属于蒋介石的嫡系，第1师的师长就是薛岳。正因为第1军是蒋介石的嫡系，部队中下级军官大多都是黄埔军校的历届毕业生。上海卫戍司令白崇禧认为，黄埔学生思想比较左倾，而且可能还有没有暴露身份的共产党员隐藏其中，不是十分可靠，所以就把第1师布置在比较外围的地方，而把刚刚收编的周凤歧的第26军调入市内第一线位置。因此，第1师第7团当时正好被布署在浦东一带。 周恩来被第1团士兵簇拥着押到团部，被关进了一间小屋后，这些士兵便向团长鲍靖中报告了在执勤中抓获一名嫌疑人的经过。 第7团团长鲍靖中是广东大埔县人，1925年毕业于黄埔军校第四期。第一次东征时，他在何应钦率领的黄埔军校教导团，在惠州粉碎陈炯明部将林虎包抄东征军的战役中立功，被提拔为营长。 1927年3月下旬，何应钦率领的国民革命军东路军到达上海，鲍靖中又被提拔为中校团长。 鲍靖中走进临时关押周恩来的小屋，抬头一看，禁不住大惊失色。定了定神，不动声色地支走了跟随自己的卫兵，低声问道：“周主任，您为何会在这里？” “您是……？”周恩来觉得来人有点面熟，听他的语气应该是黄埔军校的学生。 “报告周主任，职是黄埔四期的学生鲍靖中，现任该团团长。说实话，从我内心并不想反对贵党。现在情况紧急，我马上想办法帮你离开这里。” 随即，鲍靖中命令卫兵找来一套军服，让周恩来换上。让他装扮作该团的士兵，随自己一起离开浦东。 周恩来被捕的消息不知怎么被第1师师部得知了。就如何处置周恩来，师部之间发生了激烈的争论。一方主张应将周恩来就地处决，免得夜长梦多。另一方则认为应先行拘押，待请示过因闹情绪而住院的师长薛岳之后，再作决定。师政治部代主任酆梯则在一旁沉默不语。酆梯是黄埔一期毕业生，非常敬佩周恩来的人格。思虑再三，他决定立即赶到第7团团部，劝说周恩来发表一个“脱离中共”的声明，以保全性命。 正在鲍靖中带着周恩来准备离开时，酆梯匆匆赶到了。见到酆梯，鲍靖中不由得一阵慌张。酆梯瞧着鲍靖中的神情，心中也明白了几分，于是就装作什么也不知道，问了问分片“清共”的情况后便离去。鲍靖中深感不宜久留，否则诸事难料。于是带着周恩来迅速离开，骗过几道岗哨的盘问，终于把周恩来安全护送到火车站附近，安全脱险。 鲍靖中后来曾在国民革命军第20军团任副师长，后因负伤辞去军职，闲居南京。1950年夏，周恩来总理到南京视察工作，即委托当时的南京市市长刘伯承和副市长张霖之代为打听鲍靖中的下落。1956年，周恩来陪苏加诺总统到南京参观时，终于与鲍靖中取得联系，特地看望了他，并关照市政府领导照顾好鲍靖中的起居。后来，鲍靖中因病在南京去世。 酆梯因私自放走周恩来，为自己日后埋下了杀身之祸。 就在汪寿华牺牲后不久，就在周恩来正陷于危难之机。4月12日凌晨两点半，打着“中华共进会”旗号的青帮分子一万六七千人，按照预订的计划从法租界一拥而出，手臂上统一系着“工”字臂章，兵分多路，向共产党控制的工人纠察队总部——商务印书馆、上海总工会会所——湖州会馆、商务印刷厂以及位于南市的华商电车公司展开进攻。 在位于南市的华商电车公司，进攻的青帮分子被工人纠察队的机关枪打得抬不起头来。迫不得已，杜月笙只得向第26军借了四挺马克沁机枪才把纠察队的火力压制下去，最后占领了公司。商务印书馆由于是工人纠察队的总部所在地，工事坚固，工人战斗力也强，因而战斗异常激烈，青帮分子几次强攻都没有奏效。后来他们借来了迫击炮进行猛轰，但由于商务印书馆是钢筋水泥建筑，急切之下也难以攻克。最后，只得由第26军以“调解”为名，先是把青帮分子“抓”了起来，然后诱骗工人纠察队去北火车站参加“军民联欢大会”。由于缺乏斗争经验，纠察队员轻信了他们。当纠察队员把枪架好离开后，埋伏在附近的第26军士兵立即乘机将工人的枪械全部收缴了。当工人纠察队员返回时，总部已被第26军的部队占领了。而作为总工会所在地的湖州会馆，工人纠察队与青帮分子和第26军激战一夜，终因寡不敌众而失守。 第二天，黄金荣和杜月笙等公开发表“反共通电”，指责工人纠察队破坏所谓的社会治安，指责共产党人在上海制造动乱，宣称将坚决站在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革命军一边。 4月14日，留守在广州的李济深、古应芬、钱大钧等人在得知上海的事变后，立即作出反应。任命钱大钧为广州戒严司令，宣布在广州城内实施“清党”。 15日凌晨2时，驻扎在广州军队搜查和封闭了中华全国总工会广州办事处、省港罢工委员会、广州工代会、海员工会、铁路工会、广东省农民协会、广东妇女解放协会等革命群众团体，解除了罢工工人纠察队武装，缴去黄埔军校学生500多人的枪械，逮捕了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2000多人。 当天下午，成立了由李济深、古应芬、李福林、陈孚木、邓彦华等5人组成的特别委员会，主持广东全省的“清党”政务。许多共产党员如萧楚女、刘尔崧、李森、何耀全、邓培、熊雄、张瑞成、李亦愚等都先后被捕牺牲。 就在李济深等人在广州进行“清党”的同一天，共产党人郭亮、夏曦在长沙组织了有十万余人参加的“湖南省第二次铲除反革命分子大会”。会上，夏曦情绪激动地发表了题为《肃清反动派与团结革命势力》的演说。 驻扎在江西吉安、时任国民革命军新编第2师师长的叶剑英，得知蒋介石在上海镇压工人运动后，立即通电全国反蒋，北上投向武汉国民政府。蒋介石得知后，立即下令通缉叶剑英，并将其“永远开除”出党。 抵达武汉后，叶剑英参加了武汉国民政府召开的军事会议。在会上，叶剑英慷慨激昂地发言道：“有人说我是蒋介石的嫡系，蒋介不待我不错，蒋介石给了一个'巴掌’，我拿这个'巴掌’打老蒋，这不合人情，对不住老蒋。其实，不是我对不住他。他在上海杀了那么多人，我怎能还跟着他干呢？” 会后，叶剑英受张发奎之邀请，出任国民革命军第4军参谋长。 在第4军任职期间，叶剑英找到当时在武汉的同乡、共产党员李世安，希望他想办法介绍自己加入共产党。李世安马上向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军事部部长的周恩来作了汇报。接到李世安的汇报后，为叶剑英入党一事，周恩来又专门向中共中央提出说明。1927年7月上旬，中共中央批准叶剑英为中共正式党员。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