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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元十六年（公元1279年），南宋灭亡，元统一中国。这时忽必烈注意到杜世忠等尚无消息。 南宋降将范文虎奏请以个人名义写信给日本政府，请求通好。范文虎的使者周福，在同年六月入日，八月被杀于大宰府。忽必烈要求通好的努力毫无结果，迫使他下了征服日本的决心。
至元十六年（1279年），忽必烈任命祁都和洪茶丘为第二次征日的元军统帅，同时命令高丽王再次造舰九百艘。 至元十七年（公元1280年），杜世忠被杀的消息传来，忽必烈再次征日决心始定。为了集中领导工作，忽必烈特设征东行中书省，任命范文虎、祁都、洪茶丘为中书右丞，行中书省事，加封高丽王为开府仪同三司中书左丞，行中书省事。 忽必烈征日决心已定，遂着手建立海军。命范文虎去江南收集张世杰旧部及其他自愿从军者计十万人，战船三千五百艘，组成江南军。 江南军由范文虎统帅，从水陆出发东征日本。另一方面，另命洪茶丘至东北，招募沈阳、开原等地自愿从军者三千，归洪茶丘统领。祁都仍统领蒙族军。
又任命高丽将领金方庆为征东都元帅，统帅高丽军一万、水手一万五千，战船九百艘，军粮十万石。三军合计近四万人，组成东路军，取道高丽东征日本。 元世祖的军事部署完成后，于至元十八年（公元1281年）正月，召集两路征东军统帅会议，并任命宿将阿刺罕为两路军总指挥。 会议确定，两路军各自择日出发，于六月十五日至隐岐岛会师。同时，忽必烈命令各船携带农具，以备占领九州后做囤恳之用。 由此可知，忽必烈征服日本之心甚坚，并认为此行的胜利是必然的。 二月，诸将陛辞，忽必烈指示取人之国者，在于得到百姓土地，切勿多杀。同时将帅要同心协力，切勿猜忌，以免招致失败。 忽必烈此时已经看到了将帅间的不合，但却没有加以处置，是第二次征日行动失败的重要原因。 至元十八年（公元1281年）初，元世祖忽必烈征日军事部署已经基本完成，即将择日下令出征。恰值此时，高丽王上书世祖，日本武士犯边。于是，元世祖下令征日大军出发。 五月三日，元军东路征日军进攻对马岛的世界村（上岛佐贺浦）、大明浦，守岛日军奋勇抵抗，但因实力悬殊，全部战死。 元军占领对马岛后，不顾忽必烈的指示，大肆杀掠。五月二十六日，东路大军进入隐歧岛。元军占领隐歧岛后，理应按忽必烈在军议会上的指示，在此等待江南军。
但是，祁都自持有上次战争的经验，且兵力多于上次，尤其是出于对于南宋降将的心结，恐怕江南军抢占首功，因而在没有对日军的防御措施进行侦察的情况下，贸然率军自隐歧岛出发，驶向博多湾。 忽必烈最担心的将帅不和的情况出现了。不侦察日本的防御地形和不与江南军会师，是东路军失败的根本原因。 六月六日，东路军舰队出现在博多湾附近海面。与此同时，祁都还安排一只小型舰队，前往长门海域，以牵制长门的守军，使其不敢救援大宰府。 日本当时的快报，其实走得相当慢，五月二十一日元军进攻对马岛的消息，在十天之后的六月一日才先后送到幕府和朝廷（其实第一次元日之战也是如此，战争结束了，幕府才得到了元军来犯的消息）。元军进攻长门的快报，六月十四日方才送到。 元军进攻长门的消息，震惊了镰仓和京都。民心不稳，舆论惊慌，以致市中无米，民有饥色。谣言一个接着一个地传来：元军占领九州、元军已从东海、北海入侵等等。
朝廷的公卿大臣尤为恐慌，在朝议中甚至有人主张迅速将朝廷迁往关东，招募武士浪人守卫京都等。 后宇多天皇亲临神宫祈祷七昼夜，龟山上皇在清水神社祈祷，又派人去伊势神宫祝词：愿以身代国难。各王公大臣纷纷向寺、社献币、写经、诵经。 当北九州镇西守护所得知元军入侵对马、隐歧后，在镇西奉行少贰藤原经资率领下的守护部队立即进入沿海石坝阵地，严阵以待。 北九州的守护部队通过第一次元军入侵战即文永之役，取得了宝贵的战争经验及教训，对部队进行了适当的调整。 总指挥仍为藤原经资、大友赖泰作副手，在他们领导下，有藤原领导的“三前二岛”的御家人武士部队、大友的丰后武士部队、筑后守护北条宗政、肥后守护安达成宗的、以及岛津久经所率领的萨摩、大隅、日向三地的守护武士部队。 参加第一线的战斗人员大约有四万余人，连藤原经资的父亲，八十四岁的入道觉惠，河野通有的儿子，十四岁的河野通忠等都积极勇敢地参加战斗。 六月六日，元军舰队驶进博多湾才发觉，沿海滩头筑有石坝，登陆战的实施困难很大。祁都派出侦察部队，得知志贺岛和能古岛防御薄弱，未筑石坝，遂命令舰队靠近志贺岛下锚。 元军第一次侵入博多湾，是以突然袭击而得手的，第二次侵入侦察一日未能登陆，为日军防御赢得了整整一天时间，已不再是突袭而是强攻了。 六月六日夜幕降临时，熟习近海作战的松浦党御家人草野次郎经永，率少数部下分乘两小舟偷袭元军，纵火焚船，乘元军慌乱之际斩首二十一级。这一果敢行动引诱其他武士效法，偷袭元军彻夜不断。
元军为预防偷袭，将大船调于外围，日本船小难以正面冲击。偷袭者至，元军以石、矢投射，日本武士的小船非碎即穿，损失逐渐增加。日军统帅镇西奉行少贰藤原经资下令，若无命令不准进行偷袭。 七日晨，由洪茶丘所率元军登陆占领志贺岛，与元海军形成犄角之势，扩大占领区。八日和九日，元日两军的陆站，就集中于这个狭长的岛屿之上。 志贺岛在海潮退时，露出海滩直通陆地，元军试图从海滩突破，进攻博多守军后路。因此争夺战相当激烈。据《张成墓碑铭》记载：
战斗越来越激烈，高丽军也投入这场争夺战。日军副指挥大友赖泰之子大友贞亲亲率日军突入，击退元军和高丽军，恰遇洪茶丘。幸亏王姓万户长率军抢救，战退日军，洪茶丘方免于难。 九日，日军再次进攻。在这狭长的滩头阵地，元军不能发挥其所长，恰好适应了日本武士一人一骑的战斗方式，因而元军伤亡很大。 据日本史书记载，元军被杀千余人。战斗进行到六月十三日，元军未能前进一步。这是正值六月（公历七月）盛夏，长期船上生活和战斗，蔬菜、饮水供应困难，疫病不断发生，病死者已达三千余人。 元军处境不妙，抢占博多湾的计划已难以实现。因此，祁都等决定，于六月十五日率军撤离志贺岛，驶向隐歧岛，与江南军会师。 然而，江南军亦未按时到达指定会师地点，延期后至。五月，征日行省侦查得知，靠近大宰府的平户岛守军皆调至大宰府，应以该岛作为两路军的会师地点。 忽必烈将此情报通知两路军统帅阿刺罕，由他做出决定。阿刺罕作出两路军会师平户岛的决定后，在六月初病死。 忽必烈任命阿塔海代替阿刺罕职，由于人事更动，致使范文虎江南军未能按期出发。 范文虎于六月初已派出先遣舰队去隐歧与东路军联系，不幸这只舰队误至对马，然后始至隐歧。
九州日本守军知道江南军（尚不知是先遣军）至隐歧，总指挥藤原经资率一部分军队进攻隐歧。六月二十九日和七月二日，激战二日日军不敌，退走。 范文虎因先遣舰队已发不宜久等，遂在阿塔海未到任的情况下，命江南军于六月十八日分批开航。阿塔海于六月二十六日到庆元，这时江南军已全部离港，所以阿塔海未能参与江南军的指挥工作。 江南军在七月底全军进入指定阵地，范文虎与东路军会师之前，所属各部尚未与日本作战。两路大军会师后，七月二十七日开往鹰岛，先头部队遭日军舰队的截击。据《张成墓碑铭》记载：
战争进行了一天一夜。天明，日军撤退后，范文虎与祁都等相议，“欲先攻大宰府，迟疑不发”。 两路大军会师后，军势大振，本应立即进攻大宰府，其之所以迟疑不发，大概是看到了台风到来的前兆，“见山影浮波，疑暗礁在海口，会青髯见于水上，海水作硫磺气”等等。 元军两路统帅均无航海常识，见台风前兆不知躲避，如果当时退到平户、隐歧、对马或高丽，尚可保全。由于在海上迟疑了一天，遂导致全军覆没。 八月一日，台风袭来，元军船毁人溺。师丧大半。 江南军张僖所部和也速都儿所部，因见天气恶劣，夜里停泊时，命战舰各相隔五十步下锚，因而避免了台风袭击时各舰船互相碰撞，所以损失极小。
台风过后，张僖和也速都儿即乘船各处搭救元军将士。江南军总指挥范文虎旗舰破碎沉没，抱船板漂流海上，被张僖所救。 张僖立即向范文虎建议，据他了解，江南士卒未溺死者尚有半数，且皆为青壮战士，可以重整旗鼓进行战斗，利用船坏后将士没有退路义无反顾的心理，强行登陆，扩大战果。 从当时形势来看，这个建议是可行的，但是，刚刚脱险的范文虎已经被台风夺去了斗志，坚持要立刻回师。 他对张僖说：“还师之罪，我辈当之，公不与也。” 张僖只得分船于范文虎，收集残卒共同班师。这时平户岛尚有被救起的四千军卒无船可乘，范文虎命弃之不顾。张僖不忍，将船上战马弃于岛上，载四千军卒回国。 第二次元日战争和第一次一样，最终也遭遇台风而失败。《元史》日本传载，江南军“十万之众，得还者仅三人耳”。这条记载明显失实。 据现有史料可知，元军两路大军的损失轻重不一。东路大军中高丽士卒和水手共二万七千余人，台风后归国者约一万九千余人，损失约七千余人，不到总数的三分之一。 如果减去战死和死于疫病者，则溺于台风的人数还要减少。由高丽水手驾船的蒙、汉军队的损失亦可按此类推。 所以，年过五十六岁的百户长张成，能够在元日战争中得以生还，并留下一块记述元日战争的墓碑铭，就不足为奇了。 相反，江南军的损失比较惨重，只有张僖和也速都儿部得以全军返还，其余各部均损失惨重。 据张僖的估计，台风过后尚有半数军兵尚在，即五万人左右，回师时范文虎抛弃了一些，因而“士卒十丧六、七”的估计是可信的。 元世祖忽必烈准备数年的侵日战争，因而不当，以致江南大军十万之众，三千五百艘战舰，不见一阵，丧师而还。
范文虎回国后，被遗留在日本海岛上的元军士卒，大部分被日军杀害。据至元十九年（公元1282年），从日本逃回的士卒反映，被遗留在各岛的元军士卒约三万人。因将领皆走，众人推举张姓百户长为帅，组织伐木为舟，伺机回国。 八月七日，日军乘船逐岛搜捕，约三万元军除一部分被俘外，其余战死。九日，日军将被俘元军带至八角岛，从中选出新归附的南宋人和工匠、农民留作奴隶，其余尽杀之。 被幕府留做奴隶的人中，有部分人如莫青、吴万五以及江南把总沈聪等得以逃回。 范文虎等回至元都，向忽必烈汇报时，编造了一个弥天大谎：
范文虎和祁都等联合欺骗忽必烈，既不汇报先期出师破坏军事会议时定下的会师日期，招致战争失利，又隐瞒了范文虎至平户一个月不进行战斗的过失。 同时，以在合浦将军队散还乡里的措施，掩盖了军队的真实损失情况。范文虎等把失败的罪过，都推倒部下历德彪等人的身上，骗过了忽必烈，还得到了赏赐。 一年之后，莫青等逃回，忽必烈始知范文虎等的欺骗行为，非常震怒，立即将征日军大小将领，全部罢免。 征东行省左丞指出：“罪在元帅”，不要累及将校。实际上，罪在元帅一语也包括了忽必烈自己在内的。 元军在至元十八年（公元1281年）八月一日（日本弘安四年闰七月一日），受台风袭击被迫撤退的消息，报至京都的时间为日本历闰七月九日，报至镰仓幕府的时间为闰七月十三日。 日本朝野上下、天皇、将军、公卿大臣、御家人以及各级武士、工、商、农民无不欣喜若狂，热烈庆祝。经度和镰仓二地的祈愿活动，从祈求“敌国降伏”的内容，改为感谢神佑的内容。 在热烈庆祝的同时，幕府并没有放松警惕，担心元军的第三次入侵。因此，幕府对西部的防御工作，再次做了部署。
九月下旬，幕府通过镇西奉行大友贞亲，对九州武士下达命令： 一、贼船虽退，但不得私自离开阵地，如有特殊急事，先行必须请假。 二、对所俘虏投降的人员，人人有责，进行监视。 三、昼夜检查港中往来船只，身份不明者不得出国。 四、不熟悉的外国人禁止入境。 五、维修要塞、站岗放哨，不得放松。 六、如有违犯，定责不贷。 幕府除下达上述指令外，对高丽两次随同元军入侵深为不满。建治元年（公元1275年）十一月曾下达“异国讨伐令”，因故未能实行，现在重新提出讨伐高丽的问题。 幕府在日本弘安四年（公元1281年）八月，命令重新以筑前、丰后、丰前三国武士为基础，组成高丽的入侵部队，以少贰藤原经资和大友贞亲为指挥，准备出征。 同时，令山城和大和两国武士中的凶悍者五十六人，限期八月中旬至镇西报到。他们和三国武士组成小部队，对高丽南部沿海进行骚扰劫掠。 高丽国王苦于日本武士小部队的骚扰。上书忽必烈，要求增派军队防御。至元十九年（公元1282年）十一月，忽必烈命令在高丽南部金州设镇边万户府，以防日军入侵。至元二十年（公元1283年），元军又增派五百军队至金州。
战后，幕府对参加反元军入侵斗争的武士奖赏。但是，武士参加战争的军费和对战死者家属的抚恤费等，均由武士自己负担。 这笔军费以前是靠幕府的封赏予以补偿的，而幕府用以封赏的财务和土地，是靠没收战败者得来的。 现在，由幕府领导的反对元军入侵战争，名义上是胜利了，但却拿不出土地和财物分赏御家人。御家人和其他武士在战争中的损失很大，立功得了荣誉，却使自己陷入贫困。 武士开始对幕府产生不满情绪，终于导致北条氏势力的削弱，形成其灭亡的基本原因。 元世祖的两次征日军事行动，未取得任何成果，心中极为震怒，决意第三次征日。他不顾臣下的劝阻，独断专行地进行第三次征日的各种备战工作。 忽必烈首先整顿了征日备战的领导机构，至元十九年（公元1282年）正月，撤消原征东行中书省，罢免了该省的各级负责官吏。 至元二十年（公元1283年）重新设立征东行中书省，以宿将阿塔海为该省丞相，刘国杰、彻里帖木儿为左右丞，高丽王为该省左丞相，组成征日领导核心，进行练兵、筹粮、造舰、扩兵等各项工作。 忽必烈鉴于两次征日行动中，舰船均毁于台风，因而在备战工作中着重于坚固耐风的大舰。 至元十九年（公元1282年）二月，派吏史至乾山监造江南战舰千艘，七月令高丽造舰一百五十艘，九月令平滦、扬州、泉州等地造大小舰三千艘。
同时命阿塔海接受范文虎率领的海船三百艘。至元二十二年（公元1285年）又命女真造征日迎风船二百艘，令枢密院征集胶、莱各州的漕船、江南各处的海船，以备征日。 大规模的造船，各地山秃林尽，民工应役，丧失农时，民不聊生，积怨四起。有些不堪压迫者逃至山林，起义反抗。忽必烈被迫下令缓造征日之船，所拘民夫亦皆返回。 在造船的同时，忽必烈开始训练海军和培训水手。至元二十年（公元1283年），令彻里帖木儿率领万户三十五人、蒙古军二千人练习操舟，探马赤人五百练习水战。 至元二十一年（公元1284年）、二十二年（公元1285年），一再命令军官练习操舟，招募水手。至元二十而年（公元1285年），甚至下达这样的命令：凡熟悉海战者，可以自行招募水工，募得百人授百户职，募得千人授千户职。 忽必烈在募兵之外，还以赦免重囚、死囚（除谋反、杀父兄等外）充征日军。把五卫军、侍卫亲军、炮营和工匠等军种归征日行省指挥。与此同时，还令高丽王储粮以备征日，令江淮各地运粮百万石蓄于高丽合浦以做征日军粮。 忽必烈在备战的基础上，从至元二十年（公元1283年）、二十三年（公元1284年）、二十五年（公元1286年）、二十六年（公元1287年）、二十七年（公元1288年），一再下令征日，但都因大臣劝阻或人民起义，使征日之举未能实现。 至元三十一年（公元1294年）正月，元世祖忽必烈死去，征日计划也就束之高阁了。
元贞元年（公元1295年）成宗即位，虽有征日之议，实际上只限于空谈，具体的军势备战工作早已经停止。成宗在大德三年（公元1299年）曾派普陀山僧人一山一宁赴日。 这时，北条时宗已死，新执权北条贞时对一山一宁未加以杀害，但仍坚持不回信的态度。因此，元日之间的政治联系始终没有建立起来。 成宗后期，元朝的国力逐渐衰退，已无力再作征日之举。但相反，日本武士开始逐渐乘船串扰中国沿海。 大德八年（公元1304年），被迫在定海设千户所驻扎军队，“以防岁至倭船”。明代倭寇的祸根，在这时已经萌生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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