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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李毅韬
图 战时难童跟着老师一起念“抗战到底”
图 北泉慈幼院曾经使用过的关于缙云山绍隆寺环境景观的素描
图 北泉慈幼院纪念碑
图 抗战中的难童们在老师带领下一起高唱《义勇军进行曲》 天津北方网讯：1919年5月4日，随着“誓死力争，还我青岛”“收回山东权利”“拒绝在巴黎和约上签字”“废除二十一条”“外争国权，内除国贼”等阵阵嘹亮口号在北京上空响起，影响中国现代历史进程的“五四”运动正式拉开帷幕。 在这场以救亡图存为宗旨的学生运动中，涌现出一批优秀的进步女性。她们青春灵动，就像凌寒绽放的花朵，浑身上下散发着生命的活力；她们接受过新式教育，渴望自由，如同在漫长的黑夜中终于探寻到曙光，怀揣拯救中国妇女于水深火热的宏愿，努力释放激情、追逐理想。挽狂澜于既倒、发历史之先声，在冒着疾风烈雨投身摆脱传统礼教束缚的战斗中，她们用芳华岁月铸造时代的精神，也在激情燃烧中淬炼成长。在天津参加“五四”运动的李毅韬和周之廉，就是其中的代表，尽管她们的名字并不为许多人熟知。 进步女青年李毅韬 1919年天津声援“五四”运动的爱国队伍中，有一位河北盐山县的姑娘，和邓颖超、郭隆真、刘清扬等同时期在天津成长起来的进步女青年相比，她不是冲在队伍最前面的那一个，也不是抛头露面最多的那一个，但却带病为革命斗争默默做了大量幕后工作，她的名字叫李毅韬。 出生于1897年的李毅韬又名李峙山，父亲李导江是位私塾先生，家境贫苦。她是父母的独女，很受疼爱。因不满传统中国社会男尊女卑的处境，自幼便萌生了对男女平等的渴望。她在一篇自述文章中曾提及，当母亲为没有儿子而感叹命苦时，她常常愤愤不平地问母亲：“怎么养着儿子就是好命，养着女儿命就不好呢？”并向母亲说：“娘！您做一个好命人吧！我做您的儿子。”在父亲的引导下，李毅韬从小便熟读《三字经》《百家姓》等。她聪明伶俐，又求学心盛，凭本事考上当时北方女子教育的知名学府直隶第一女子师范学校。为了满足家中这唯一的孩子读书的愿望，并不富裕的父母几乎倾尽所有，在她17岁时将她送往天津，希望借助教育的力量，将她送上人生的坦途。 李毅韬用实际行动报答了父母的恩情。她努力学习，用各门功课都名列前茅的成绩来为父母宽心，毕业时，她的成绩名列第二。不仅如此，她还暗暗发誓，要像个“男子汉”一样尽到孝顺父母的责任。学生时代的她甚至一度萌生想要独身的愿望，后来在《女星》杂志上用“我家本是赤贫，我父母竟拿我当儿子看待，不惜破产来供给我读书，我便当以儿子的责任担在肩，老老实实地做我父母的儿子”表明当时的心境。这种孝敬的品质延续她的一生，母亲病逝后，她在悲痛之余，力劝父亲续弦，只是为了父亲老来不孤单，并得到照顾。 在直隶第一女子师范学校的学习，夯实了李毅韬作为子女的家庭责任，也为她打开了一扇通往精神自由和人格独立的大门。她在学习方面也有短板。比如她五音不全，不仅大声唱歌会出丑，就连音乐考试也难以及格。又如她缠过足，曾经骨折的后遗症让她怎么也过不了体育考试那道关。但这些丝毫没能打消她内心深处升腾起的那股强烈的破除男尊女卑陈腐思想、改造社会的愿望。当以全班第二的优异成绩从直隶第一女子师范学校顺利毕业后，她成了直隶女师附小的一名教员。在那个性别歧视严重的年月，对于一名女性，做教员已是十分不错的选择。不久，“五四”运动爆发了。 为事业积劳成疾 如火如荼的天津各界爱国运动，持续发酵着李毅韬的进步思想，为她挥洒青春热情、实现心中所愿提供了广阔舞台。作为积极分子，她首先被推举为各女校的代表之一，声援北京爱国学生。为了让女青年有一个和男性并肩作战的团体，在直隶第一女子师范学校学生郭隆真和邓颖超组建天津女界爱国同志会时，李毅韬作为知名校友被提名为领导层候选人。1919年5月25日，天津女界爱国同志会在东门内仓廒街江苏会馆举行成立大会，这是天津历史上首个妇女爱国团体。会议宣布，刘清扬为会长，李毅韬为副会长。 刘清扬是当时妇女界的佼佼者，以善于组织、能力超群著称。李毅韬也不逊色，虽然她是家中的独女、父母的掌上明珠，身上却丝毫没有一点骄纵气。她工作起来很拼，颇有一股英勇无畏、奋不顾身的精神。国民党元老张继的夫人崔震华和李毅韬是河北盐山县同乡，又为校友，二人在天津爱国运动中相识，很快成为“只要同处在一个城市中，总是常常见面”的密友。据熟悉李毅韬经历和个性的崔震华回忆，“'五四’运动时，她住在我的家中，每天在外奔走呼号，晚上回到家中，问起来连午饭都忘记了吃”。 李毅韬也不是没有过顾虑，她想活着开展革命工作，不是因为她怕死，而是因为她是家中唯一的孩子，她不想父母老时无所依靠。这种想法得到了爱国女界同志会会长刘清扬的理解和尊重。刘清扬和李毅韬身上都有为真理敢于献出一切的精神。因自己还有三个哥哥，刘清扬便告诉李毅韬，自己去冲锋陷阵，让她专心致力于主持女界爱国同志会的会务。这是一种革命同志的真挚友谊。 李毅韬尽心尽责，承担繁琐的行政工作，起早贪黑拟写稿件，事必躬亲地料理会务，以忘我的态度，协助刘清扬做了大量工作。也难怪提起这个副手时，刘清扬曾用“她能说，能写，很能干”给予高度肯定。 李毅韬天生体弱，拼命工作严重消耗着身体，以至于她积劳成疾的消息终于见诸报端。1920年1月16日，李毅韬累得病倒了，被紧急送往南京救治，《益世报》随即发出消息称：“学生联合会女界代表李毅韬，现因会务积劳致患疾病，昨已由津南下就医，预约一星期即可返津云。”从短短的新闻中，能够想象到这位中国早期的进步女性，为国家大义和实现妇女解放理想的执着付出。 进步青年的新式婚礼 在追求理想的过程中，李毅韬也收获了爱情。1919年9月，周恩来发起成立革命团体觉悟社，女成员十名，有李毅韬，男成员十名，有谌小岑。觉悟社成员抓阄确定代号，李毅韬抓到的号码是“43号”，便先后以“施珊”“峙山”为别名，开展工作。从此她也就有了一个男性化的名字，李峙山。为了不影响学习和工作，觉悟社有个不成文的规定，就是男女社员不允许谈恋爱。对此，觉悟社的女社员之一邓颖超曾在回忆文章中证实：“我们'觉悟社’相约，在整个运动时期，不谈恋爱，更谈不到结婚了。” 然而，爱情的火种，一旦燃起，又如何能够扑灭。一起学习、共事的过程中，这个热情真诚、浑身充满力量的姑娘打动并吸引了谌小岑。谌小岑真心敬佩李毅韬，在他眼中，她对父母的孝顺，以及“律己之严，待人之厚，任事之勇，接物之诚”，符合他心中对理想伴侣的期许。因为结识谌小岑等进步男青年，李毅韬也改变了她对男性的认知。她说，过去“我所看见的男青年，多是无品性不规矩的小流氓，没有一个使我佩服的”，参加爱国运动的经历扩展了她的视野，“在学生会办事所接洽的青年，很有些好的”。随着接触日多，好青年谌小岑和进步女性李毅韬相爱了。 接受过新思想熏陶的爱国青年们，带头移风易俗，在生活上开风气之先。没有请帖、没有仪式、没有宴席，谌小岑和李毅韬的婚礼简单至极。据谌小岑回忆他与李毅韬结婚时的情况，“李峙山和我于1922年元旦结婚，虽然她是她父母的独生女，事前也曾有一位好心的老师劝说她'婚姻是终身大事，太草率了不好’，但她和我都坚决主张不举行任何结婚仪式，不请客，只是发一个简短通知书给双方亲友。那时，她在天津，我在上海，她父亲在徐州车站工作。结婚那天，我们聚集到南京，向她父亲行了三鞠躬礼，吃了一顿饺子，照了一张合影”。 婚后的李毅韬没有停止帮妇女争取解放的脚步。1923年，李毅韬夫妇与邓颖超等人在天津共同发起成立女星社，组织文化教育界的知识分子，为女性解放积极奔走呼吁。1934年，在南京国民政府立法院起草《民法》的过程中，已是妇女文化促进会成员的李毅韬参与其中，力争在原《妇女运动决议案》规定未婚女子有权参与遗产分配的基础上，将已婚女子的继承权纳入法律条款。 全面抗战爆发后，正在广州养病的李毅韬抱病参加抗日救亡工作，终因体力衰竭、失眠焦虑，于1939年7月病逝于广东曲江，时年42岁。 一生致力于教育事业的周之廉 在“五四女性”中，不乏优秀的教育工作者，但周之廉却是终其一生致力于教育事业，并以儿童教育专家著称的那一位。 周之廉出生于1902年。像中国近现代转型期诞生的许多进步女性一样，她出身贫寒，却不甘平庸，身为女子，却努力求索一条不同于传统女性的独立自强之路。自幼聪慧，紧紧抓住在村中小学上学的机会，心无旁骛、刻苦读书，爱看书到了别人必须连声呼唤才能让她的注意力从书本上挪开的程度。好在“功夫不负有心人”，她终于在1917年以第一名的优异成绩考取直隶女师，并得到官费待遇。“家中无兄弟，决以巾帼胜须眉”，好强的个性和懂事的性格，让“知识改变命运”在她身上实现。 虽然周之廉并不是“五四”时期天津进步青年中最耀眼的，甚至不像李毅韬那样担任过重要领导职务，但却是不折不扣的积极参与者。天津女界爱国同志会在东门里仓廒街江苏会馆召开成立大会时，就读于直隶女师十一学级的周之廉当选为执行委员之一。周恩来发起组织成立觉悟社时，她是第一轮就被确定下来的女社员之一。当走在女子游行示威队伍最前列的郭隆真三次被捕时，身为学妹和好友的周之廉三次伸出援手、积极营救。参加演讲、拟写稿件、支援战友，周之廉在爱国运动中的表现，不仅是她为人有情有义的展现，也体现出她对男女平等的向往。 她是“五四女性”中的实干家。当时的女性先觉者，多怀教育救国的理想，许多人都端过教师这碗饭，周之廉也不例外。从直隶女师毕业后，她在河北磁县和天津达仁女校当过小学教员，又通过觉悟社成员谌小岑、李毅韬夫妇的关系到北平香山慈幼院任女校主任。后考取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系，毕业后任河北女子中学校长、河北省立第五女子师范学校校长。她在教育岗上的表现非常称职，曾经的战友谌小岑这样评价她：“周之廉是一个埋头苦干、不务虚名的实干家。曾历任河北省一些中小学校长，对工作认真负责。” 用“五四精神”办幼教 也许，因为人生际遇，许多女性解放运动的先驱在教育岗位上只是短暂停留，但周之廉对教育事业却十分钟爱。1933年，她考取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育学院庚子赔款留学官费生，赴美深造，专攻儿童教育，获硕士学位。这期间，结识了在麻省理工学院攻读博士学位的陈宗善，收获了爱情。回国后，周之廉有了施展自己儿童教育特长的机会。1939年3月，世界红十字会在中国抗战大后方重庆建立北泉慈幼院，周接受原外交部长王正廷的邀请，担任北泉慈幼院的院长。 她用“五四精神”办幼教，将“夯筑儿童坚实的文化基础”“培养儿童健康体格”“养成儿童健全的民族思想”“陶冶儿童善良的德性”“发展儿童自立自尊的能力与习惯”“增进儿童生活技能”“发扬儿童快乐活泼的精神”“培养建设国家之基石”等确定为慈幼院的教育目标，把国民教育理念引入教育实践中。 1940年初夏，著名作家林语堂与家人来到重庆避难时，曾多次访问北泉慈幼院，受院长周之廉邀请观赏完孩子们的作文本和图画册后，林语堂被她的爱国教育理念深深打动。孩子们在作文中谈到自己希望去当机枪手、炮兵、飞行员、工程师等理想，并用残酷的轰炸、燃烧的房屋、中国士兵英勇地与日军搏斗、农夫和红十字会的护士帮助抬伤兵的画面，来表达想“把小鬼子赶到东海去”的愿望，这让林语堂感慨道：“孩子是国家的未来、民族的希望，慈幼院让孩子从小就接受爱国教育，使中华民族后继有人，这是千秋功业啊！” “中国的马卡连柯” 爱的教育，是周之廉幼儿教育理念的重要成分。她将北泉慈幼院的校训定为“日行一善”，要求孩子们与人为善。她也以身作则，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引导培养孩子们的爱心。 1939年进入北泉慈幼院、在这里生活了两年的段宣怀在回忆文章中，这样说起过一件往事：“记得有一位年龄小的同学，经常拖着鼻涕邋里邋遢，呆头呆脑，傻乎乎的，同学们都叫他'傻宝宝’。他的虱子多，疥疮严重，身上有脓血泡，特别肮脏丑陋，同学们都十分嫌弃他，都很不愿意接近他。但周院长却经常抱他、哄他、抚爱他，和保育老师一起为他医治疥疮，挤脓血、洗涤、搽硫黄药膏，为他捉虱子， 勤换洗，蒸煮衣服，并经常教育我们：你们都是失去了家乡、失去了亲人、无家可归、从沦陷区逃命出来的难童，现在我们北泉慈幼院就是大家的家。同学们彼此应该像兄弟姊妹一样相亲相爱、互相关心、互相帮助才好。”这段文字非常朴素，但却能从中触摸到周之廉为战时孤儿倾注的爱。也难怪林语堂对周有如下评论：她的主体教育思想是“慈幼”，是“爱”，以拯救孤儿为己任。 不仅对孤儿，实际上周之廉以“爱”为依托，在儿童教育方面，有很多独到的见解。比如她的“顽劣儿童教育六法”，在当时的教育界颇有影响。1944年的《现代妇女》杂志第4期刊登了她的《如何教育顽劣儿童》一文。在文中，她系统阐述了自己关于问题儿童教育的见解。她认为，决定儿童成长方向的关键因素有二，一是遗传，二是环境和所受的教育。顽劣儿童的产生，源于环境。她分别针对说谎与欺骗、执拗与抵抗、偷窃与破坏这些问题儿童身上常见的毛病展开分析，认为产生这些毛病归根结底是因为“成人教育不得法”。她从六个方面开出了“药方”：一是家长反思，“遇到顽劣情形，成人须先反省，自己有没有对不住儿童的地方”；二是给予尊重，“要尊重儿童，并且要设身处地替儿童想”；三是耐心虚心，“不能具有成见或暴躁从事”；四是带着爱心，“绝对慈爱”，做儿童的好朋友；五是以身作则，家长要率先垂范，“使儿童感服”；六是充实儿童的生活，“要使儿童有事做，不受精神的刺激”。 通篇读下来，不难发现，母性的光芒、理性的通达和教育家的慈爱穿插在周之廉的教育理念中。 战时物资紧缺，在有一次攀登山坡小道为慈幼院的孤儿们筹集生活用品过程中，周之廉突然晕倒休克，不幸流产，丧失了生育能力。“我们要介绍一位为着爱护那些战争中失去父母和家庭的难童，而把自己的全副精力灌注到战时儿童教养事业上去的母亲，她将永远被许多儿童尊敬着、关怀着和热爱着。”1943年7月4日，《新华日报》在《院长·母亲·好朋友》这篇报道开首，对周之廉作出了这样的礼赞。 因为在抗战大后方的教育贡献，周之廉与陶行知、晏阳初、梁漱溟并称为抗战期间四大教育家，她更是被陶行知盛赞为“中国的马卡连柯”。据段宣怀回忆，北泉慈幼院孩子眼中的周之廉是这样的：“身高一米七左右，身材苗条，肤色稍黑，不爱打扮，穿着朴素大方，常穿淡蓝色阴丹士林布旗袍，有时上身加一件素色花格呢短外套，瓜子脸上戴一副学究式近视眼镜，诚挚的眼光，微笑的脸，和蔼可亲。” 这位“五四”运动中从天津走出的女性，就以这样一种亲切慈爱的面容永远定格在了中国教育史的相册里。她用知识改变了自己的命运，又用教育成就了战时难童的人生。（津云新闻编辑刘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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