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综合多元主义与安全研究：对国际关系理论的启示 作者：Benjamin Banta，美国罗切斯特理工学院政治学教授；斯图尔特·考夫曼（Stuart J. Kaufman），美国特拉华大学政治学与国际关系学教授。 编译：赵旌宏（国政学人编译员，吉林大学世界史系博士研究生） 来源：Benjamin Banta and Stuart J. Kaufman. Integrative pluralism and security studies: The implications for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Security. (March 2022): 1-18.  导读 在过去十年或更长的时间里，国际关系（IR）领域处于理论和平期，不同且有效的理论方法得以共存。与此同时，理论家们争论着如何在多元主义的环境中最好地运用（理论），其中多数学者都提出了如何最好地利用理论多元化的指导意见，部分就重振现有大理论或在理性选择的“保护伞”下整合其中某些理论提出建议。这些干预措施显示了两个交互问题的相关性。其一是考虑到国际关系学科的广泛性、复杂性和突变性，寻求单一、统一的国际关系理论是具有误导性的议程方向；其二是在没有根据决定理论优劣的前提下，不加批判地接受多元主义可能会造成不适用的相对主义。 面对上述困境，本文认为综合多元主义思想提供了新的理论可能，其重要价值在于逐次递进地阐明了综合多元主义在国际安全和国际关系中的表现及其影响。在超越范式间辩论以实现国际关系理论建构突破方面，综合多元主义不仅凸显出范式合成的重要性，还有益于催生中层理论，以及与社会世界所需的综合多元主义相符的大理论。然而，本文的主要关切集中在范式间乃至跨学科领域的理论合成问题，对国际关系理论演进中范式内的争鸣、分野以及合成的可能性有所忽视，而后者以其共有的基本假设、相似的概念而在范式合成方面具有更强的通约性（参见刘丰著《范式合成与国际关系理论重构——以现实主义为例的分析》）。另外，基于本文观点需要注意区分综合多元主义与范式内合成、分析折中主义之间的差异。无论如何，对国际关系特别是国际安全问题因果叙事多因性的关照，确然是国际关系理论发展进步的重要驱动力。 摘要 综合多元主义思想为国际安全和国际关系理论发展提供了希望之路。相对于把所有理论塞进单一却有限的范式或放弃理论进步而言，综合多元主义方法要求将不同的方法相结合。确切地说，综合多元主义涉及通过联系跨越多层现实的因果过程来解释特定现象，然后运用这些发现来为更广泛的理论建构（如IR理论范式）提供相应信息。在杰克·斯奈德（Jack Snyder）和彼得·卡赞斯坦（Peter J. Katzenstein）等主流学者以及劳拉·斯约伯格（Laura Sjoberg）和琳恩·汉森 （Lene Hansen）等批判学者的作品中已然可以窥见综合多元主义方法的要素，然而该领域却常常忽视这些学者在理论整合方面所作出的努力。为了在这一领域更准确地发展综合多元主义，本文首先借鉴了批判现实主义哲学和社会理论。而后特别通过考夫曼运用象征政治理论解释族群冲突和战争的案例凸显综合多元主义的一般性，并以此作为此议程的下一步骤。 编译 为了避免陷入单一理论和相对主义的陷阱，本文提倡国际关系学者遵循科林·怀特（Colin Wight）的方法和桑德拉·米切尔（Sandra Mitchell）在生物学方面的研究，即综合多元主义。综合多元主义者所做的是在解释的过程中通过整合现有见解以寻求发展更好的理论。例如，一项战争原因研究可能同时借鉴现实主义者对体制结构的剖因以及自由主义理论中对国内政治影响的分析。综合多元主义者至关重要的步骤在于反思他们的发现对其可能或可能没有利用的理论的影响。应用这些范围条件或条件假设或许有益于解释。更正式地说，我们将综合多元主义界定为一种研究、解释和理论发展的方法，在解释具体现象时，鼓励研究人员将跨现实、多层次的因果过程联系起来，然后运用这些联系的性质（特点）来为更广泛的理论建构提供信息。因此，综合多元主义需要努力从各种理论中汲取经验，超越“中间范围”之外，还有一条通向理论竞争和知识积累的更加明确地路径作为补充，而这条路径通过解释的整合来实现。 综合多元主义、安全研究与国际关系（IR） 本文的第一个任务是阐明综合多元主义方法将如何构想一般的国际关系理论。鉴于其强调具体解释层面的整合，其焦点显然是解释理论。解释理论与理论观是对立的，而后者是诸多大理论设计的核心。正如戴维·莱克（David Lake）所察，现有的大理论传统均有一套独特的核心假定，这些假定包含世界政治的不同视角。理论家们经常将这些假定具体化（将地图与世界混为一体）。这些假定变得如此根深蒂固，以至于在某一特定主义内工作的理论家不得不拒绝纳入相关的考虑因素。例如，在约翰·米尔斯海默（John Mearsheimer）的构想中，现实主义的核心假定是，国际体系的结构迫使各国对彼此采取进攻性的行动；其消极启发法要求诸如“国际制度代表一种虚假承诺”的观点。国际合作在这一理论中无足轻重。 另外，包括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在内的现有大理论根本不是理论，而是内不相干的研究传统。例如，现实主义者分为进攻性现实主义者、防御性现实主义者以及新古典现实主义者，他们的论断截然不同。自由主义可能同样指向像罗伯特·基欧汉这类关注国际制度的学者，像安德鲁·穆拉维斯基这类强调国内政治进程的学者，抑或可能同时兼顾两者的民主和平理论家。建构主义也不是一种理论，但在克里斯·布朗的构想中，建构主义是一套对社会现实的倾向，[聚焦于]思想、价值、规范和实践，近期的许多研究尤其强调实践。 综合多元主义观点认为，这些传统是一个理论宝库，每一种可能以其可用于解释的因果因素的抽象识别而自有其价值。综合多元主义需要超越“主义”的束缚来整合多种因果因素和过程，以连贯的方式来描绘国际关系的大理论。更积极地说，为了更好地解释国际政治现象，建立不同理论之间的联系似乎是合理的。然而，这个想法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 原因是多重交互的，并在现实的不同层次中涌现出来。表面相似的现象的具体实例可能涉及不同的因果路径。此外，由于我们[有限的]认知能力加之我们想要运用知识的目的，我们永远不能指望我们所阐释的概念表征是完全安全或稳定的。因此，我们应该期许拥有多种合法的宏大或一般的理论视角，还需要一种更加全面多维的、用以描述复杂现象的方法。概言之，理论并非总是相互竞争的；它们有时是兼容且互补的，这一点非常符合贝内特有关国际关系结构多元化的愿景。贝内特主张，学者们围绕一系列因果机制的理论群构建了国际关系研究的主流范式，而这些因果机制实际上并不互相排斥。 米切尔明确地将生物特质需求引入国际安全研究和国际关系进而发展了综合多元主义。批判现实主义的创始人罗伊·巴斯卡发展了综合或结构化的多元主义思想，并将之作为一种社会科学方法，适当地考虑到社会世界中各种科学探究对象之间涌现的区别和同时的联系。 安全研究与国际关系的综合多元主义 毫无疑问，综合多元主义方法论在国际关系中可能被应用的方式千变万化，批判现实主义哲学和社会理论也可能被用来作为指导。本文基于批判现实主义的基本见解来发展综合多元主义的愿景。科学调查不仅应该更深入地揭示那些通常不明显的因果力，还应该在社会现象的解释中涉及这些因果力在引发兴趣事件时交叉、排列和结合的方式。简言之，因为我们正在解释一个结构化的、差异化的、分层且不断变化的世界，国际关系理论领域必须接受日益复杂的、多元因果的解释，否则它将停滞不前。 我们所考虑的是这样一个领域，在这个领域中，规范研究实践包括从世界秩序的广义理论和其他领域的社会过程理论中提取信息，并将它们作为证据加以整合以便解释具体现象。这将最直接地促成合成中层理论的发展。从定义来看，解释本身更加指向局部而非全局。当我们确定它们提出的原因如何在特定背景下与他者一起运作时，这些局部解释的内容应该有助于完善更广泛的理论乃至世界秩序理论。 我们可以考虑中层理论乃至非主流的大理论来作为补充假设或条件假设的来源。简言之，在普遍性的各个层次上，理论的发展都应该通过整合的尝试来进行，从这样的解释回到从那里得到的理论，周而复始。当然，以这种方式整合理论的基本想法并不新颖：例如，在《霸权之后：世界政治经济中的合作与纷争》一书中，罗伯特·基欧汉试图展示了如何从现实主义的前提出发，来到证明国际体制可以有效。然而，作为一个整体，这门学科并没有遵循“新现实主义-新自由主义”合成的案例，也没有寻求其他方法将不同的大理论结合在一起（而非使之相对立）。很显然，出于种种原因，不仅综合多元主义的理论难以解释，更广泛的学科影响更是如此。 国际安全研究中综合多元主义的别称 作为主流综合多元主义中层理论的典型案例，斯奈德对一战前欧洲灾难性军事计划的解释确定了三种可能影响军队或任何官僚机构决策的机制，每种机制都在不同的社会阶层中运作（理性计算、教义简化、动机偏见）。斯奈德将这些考量结合到组织意识形态中，强调战略、体制、国内政治和心理因素的相互作用。斯奈德提出了一种综合多元主义的解释，证明了战略、心理和体制的多元因果何以结合起来创造组织意识形态。国际关系学科对斯奈德作品的回应表明了现有学科实践与综合多元主义之间的视差。斯奈德承认体制和心理因素对军事计划的影响，而后思考它们如何对其他决策领域产生类似的影响。其结果可能是在解释国际安全问题时，提早开启了新现实主义、新自由主义和政治心理学的洞见合成。 另一个典型案例是卡赞斯坦有关战后日本安全政策的研究方案。事实上，卡赞斯坦明确提出了综合多元主义的一部分，他通过强调需要具体说明[日本]所声称的[向和平主义价值观]转变的政治机制，来抵制简化的失败者成为和平主义者的论点。卡赞斯坦的解释集中在规范和体制因素的组合上，既借鉴了建构主义，又借鉴了自由制度主义。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卡赞斯坦明确支持分析折中主义，但他的研究亦指向通往综合多元主义所倡导的理论整合这一更具雄心目标的道路。在他看来，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对日本安全政策简单且包罗万象的解释是错误的。然而，他并没有轻易地抛弃这些“主义”，反而主张将它们同其书中提出的体制视角相结合：本质上，自由主义的理性主义提供了一种行动理论，而他的规范加体制理论则提供了一种同样必不可少的利益论。 转向更加明确的批评理论，劳拉·斯约伯格的作品为追求理论整合提供了不同的方法。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斯约伯格否认了观点融合的目标；相反地，她主张一种对话的方法（基于对分歧是女性主义实质的理解）。立足于如是出发点，斯约伯格做了大量工作来证明各种女权主义见解如何能够同国际关系主流方法进行对话，并被用以修正它们。 将“综合多元主义可能是自然本性所需”的这一学术证据推向最远的地方，甚至可以看到它在后结构主义学术中发挥作用（这通常被视为与解释性的社会科学并不相容）。汉森的著作被视为过去二十年来最清晰、理论最全面、执行最佳的后结构主义作品之一，它以一种对综合多元主义的冲动保持开放的方式来呈现后结构主义。更重要的是，如同综合多元主义一般，这本书采用了一个基本的本体论概念，塑造了作为政治实践形式之话语的认识论聚合。汉森确实认为后结构主义妨碍了因果分析，但是她的因果概念是有关不同的因变量和自变量的新实证主义观点，而非上文谈到的因果复合体观点。认同既是外交政策的产物，也是外交政策的正当理由，这一观点完全符合综合多元主义方法。事实上，汉森阐述了具体解释整合的后结构主义“版本”，即衡量一种特定外交政策话语的影响不仅需要深入分析其内部语境，还需要评估其所处的更广泛的社会背景和政治背景的作用。 综合多元主义的实现：以象征政治理论为例 象征政治理论为安全研究和更广泛国际关系领域的某些核心问题提供了一种解释，即民族政治团体之间的冲突或合作的数量。作为特别有效的例证，（象征政治理论）说明了国际关系领域中综合多元主义的潜力。确切地说，它解释了为什么族群之间的接触可能导致一种趋向战争的保护主义政治、导致一种趋向争夺的再分配政治，抑或导致压抑和平的屈服政治。基于族群冲突与国际关系的核心区别（前者的政治团体被认为不具备法律意义的主权），部分理论家将族群冲突排除在国际关系现象之外。相反地，本文认为族群冲突各方应被视作不同的主权进程（形成的或固化的），这标志着国际政治的核心现实。实质性主权在任何情况下都可能有所不同。其间展示出来的权力差异和无数的权力来源反映出多数国际关系学者似乎都认同的在解释国际政治时必须考虑到的复杂性。事实上，这已然向解释国际冲突与合作中扩展。 象征政治理论具有明显的多学科性和跨理论性。象征政治理论明确借鉴并关联了神经科学、心理学、人类学、社会学研究结果的影响。概言之，象征政治理论所提出的解释族群冲突最重要的因素包括社会化、歧视、挑衅、框架和网络五个方面。这些原因不仅是相加的，而且是相互作用的。同样重要的是，需要注意到从原始基础理论的视角来看，每一种原因实际上都是以上相关过程的合成。这种合成使得象征政治理论能够建设性地反映这些基础理论（如偏见理论解释了个人对其特别讨厌的群体成员具有更强烈的歧视倾向；而象征政治理论则认为，这两个过程可能同时发生[交互]）。 由于它的基础是多元理论传统，象征政治理论可以借鉴其中的部分理论，以建议促成其他（理论）的改变。以框架理论为例，阿摩司·特沃斯基和丹尼尔·卡内曼最初提出的运行框架是一种纯粹的认知机制。然而，考夫曼的研究结果表明，一个包含情绪成分的框架理论在解释政治行为方面更具解释力。的确，情感谱系解释了特沃斯基和卡内曼最初发现的那种认知失败。这并不是说（他们）最初对框架理论的理解是不准确的。但是可以说情绪机制的纳入使得解释更加深入，这一立场与卡内曼后来作品中的动员理论相容，也可能受益于象征政治理论中蕴含的心理学洞见。更积极的一面是，象征政治理论的成功表明，社会动员理论的裙带理论可能为国际体系的理论化提供一种极具前景的视角。 就像国际关系领域激发了科学的综合多元主义视野一般，从这种理解中涌现的国际体系图景类似于生态系统中生物体的相互作用。就像生态系统一样，国际体系是建立在生物彼此之间以及它们与自然环境交互作用的基础之上的，只有认识到栖息在这个体系中的物种多样性，才能理解这个体系。此外，如同生物之间以各种各样的方式相互联系，国际体系也是各种国际行为体的家园（从基地组织到谷歌，从联合国到赞比亚）。在它们的互动中，这些国际行为体以迥异的方式生存、合作、竞争、战斗、破坏或是摧毁，而后死亡。 结论 国际关系理论试图解释的现实是复杂的，而我们的认识论能力又是有限的。这需要理论多元化，但我们不应放弃寻找能够更好解释的理论框架。主流的新实证主义理论对国际关系的复杂性作出了回应，它寻求建立在不必真实的假定基础上的简单且狭隘的演绎理论。这个目标反过来又会助长消极启发法的发展。其结果是，该理论难以识别其范围以外的真理。与此同时，此类演绎理论容易被具体化，有时硬化为一种意识形态，误将理论简化为现实。本文的观点是，在国际关系研究和理论中采取综合多元主义方法是克服这种倾向而不屈服于相对主义的希望之路。 从这种理论化中显露的之于国际关系的期望显然是有条件的。国际体系不会在全球范围内趋向平衡或霸权；合作和战争都不是必然的主导趋势。通常总是有多个原因在现实的各个层面驱动不同方向而发挥作用。从某种意义上说，理论要想变得更好，就需要变得更复杂。然而，理清国际关系中错综复杂且相互竞争的理论的最好办法，是意识到它们可能都具有一些有价值的东西，并探索它们的结合何以可能，而在解释现实时，它们又应该如何改变以跟进日益复杂的世界。 参考文献 [1]蒂姆·邓恩、琳恩·汉森和科林·怀特将解释理论定义为一种试图通过在时间序列中提供原因来解释事件的理论。 [2]主要参考以下两篇文章的相关概念：1.李少军."怎样认识国际关系大理论研究?." 国际关系研究 .03(2018):3-21+153. ；2.郑先武."安全研究:一种“多元主义”视角——巴瑞·布赞安全研究透析." 国际政治研究 .04(2006):173-185. 3. 另外也有译为“一体化的多元主义”。 [3]刘丰. "范式合成与国际关系理论重构——以现实主义为例的分析." 中国社会科学. 08(2019): 187-203+208. 词汇积累 综合多元主义 integrative pluralism 批判现实主义/批判实在论 critical realism 范式合成paradigm synthesis 后结构主义 post structuralist 分析折中主义analytical eclecticism 族群冲突ethnic conflict 审校 | 赵旌宏 丁伟航 排版 | 王佳怡 杨凌晶 文章观点不代表本平台观点，本平台评译分享的文章均出于专业学习之用, 不以任何盈利为目的，内容主要呈现对原文的介绍，原文内容请通过各高校购买的数据库自行下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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