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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读者看了共识那一期，看我举例子，聊起王安石与司马光之争。 于是问了我一个问题，他们到底在争什么。 其实争的内容很简单。王安石实际上是桑弘羊的信徒。桑弘羊就是汉武帝时期那个搞国企的，他相信商业致富。 王安石实际上也是这种理念的信徒，他想要做的就是通过国企经商，赚了钱收复西夏，收复燕云十六州。 在宋代这个商贸繁荣的时期，诞生王安石这种人并不稀奇。 那么司马光什么看法呢？他持有传统观点，就是重农抑商。 为什么这么想，其实是有原因的。人就那么多，去做了工匠，就没时间种地。 所谓经商，无论生产什么产品，在司马光看来，都跟建金字塔是一回事。 说穿了，丝绸也好，珠宝美玉也罢，既不能当吃，也不能当喝，那不就是金字塔么。 金字塔的特点就是很值钱，但是不当吃不当喝，也不能当武器。打仗的时候啥用没有。 所以在司马光看来，唯一有价值的事情是什么？就是种地。 让男女老少都去种地，作为地主也好，宫廷也罢，尽量缩减开支，你不要去建那些华美的宫殿，也不要穿丝绸的衣服，更不要弄那么多仆人。 你把大家都放回去种地，种地的人多了，粮食就多。粮食多，就能打赢。 古代打仗就是人多打人少，说穿了最后就星际争霸一样，大家比采矿的，谁家矿多谁撑得久谁赢。 所以谁家粮食多，谁撑得久，谁赢。 司马光为什么会持有这种观点，或者说他们这帮人为什么特别反感桑弘羊，王安石？ 按照我们今天的思路，王安石明显是对的，是超越时代的。 我告诉你原因在哪儿，原因在于古代的商业和今天的商业是不一样的。 古代的商业有一个特点，那就是消费者几乎都是地主，没有老百姓。 你今天看起来属于中低端产品的，搁在古代都是奢侈品，换句话说，在古代，90%的人是处于一种男耕女织，自给自足的状态下。 那时候的商业发生在地主之间，比如镜子，皮衣，席子，都是奢侈品。 在这种模式下，商业确实很难拉动什么。你想想美国1929年危机就知道了，大部分人是没有购买力的。 这种商业活动如果特别繁荣，上有所好，下必效焉，宫廷里喜欢奢侈品，地主们就会喜欢奢侈品。 于是从上到下，就会有很多农民会被拉去生产奢侈品，以满足地主这种独特客户的需求。 如果这时候发生了灾荒，粮食歉收。佃户们没饭吃，就会造反，于是就乱了。 这就是司马光们担心的问题。 那么王安石错了吗？ 王安石并没有错，他做的事情需要一个前提，那就是让大多数人能够成为消费者，让古代的商业从一种奢侈品商业，变成真正意义上的大众消费品商业。 这实际上需要生产力突破，比如种地不再需要那么多人了，很少的人也能够满足农业生产的需求。 多余的人进入城市成为工人，开始生产工业品。 这个契机，在古代社会，没有发生。 当然，王安石想要的也不是这个，他不是穿越者。 王安石想要的是什么呢？他实际上是想让自耕农这个群体扩大，也就是形成农业社会下的中产阶级。 就是说他希望绝大多数的农民，从佃户，变成有自己耕地的这种富农。 我们知道，古代税率其实不高的，汉代问农民只征收1/15。农民为啥没钱呢？因为他们是佃户，租地主的地，租地主的农具。这样就使得他们年收入的70%都被地主拿走了。 如果他们不是佃户，是自耕农，他们的购买力就会大幅度上升，就有可能形成一个古代生产力规模下的消费群体，从而拉动真正意义上的消费品商业形态。 那么这件事，和司马光所代表的利益团体的诉求是彼此违背的。 古代读书成本很高，不是地主也读不起书，所以反过来讲，读书人就是地主。 你要在古代形成大规模的自耕农群体，你让地主怎么办？ 文彦博反对王安石变法，他跟神宗讲，变法会失去人心。 神宗反问，变法对士大夫不友好，但是对老百姓没有不便呀，为什么会失去人心？ 文彦博说了句千古名言，他说：陛下与士大夫共天下，非与百姓共天下也。 这句话意思很明显了，就是说，文彦博这里的人，指的就是地主。人心就是地主之心，地主之外，那都是工具。 很赤裸裸。 所以说，中国古代的士，他们想要的从头到尾都是一种类似欧洲的那种分封的模式，这样才肯付出忠心。 自从秦结束了分封之后，他们换了一种方式，政治上不追求分封了，但是经济上追求地主，实际上等于削弱版本的分封。 这件事在古代有利有弊。 所谓有利，地主有了地，他会自发地保护自己的地。就像白鹿原里的白嘉轩，他会成为稳定因素，因为那是他的原嘛。 所谓有弊，是说小农意识很强，没有大局观。你比如当时和日本人在东部打仗，陕西原上的白嘉轩，他觉得和自己的关系大么？不大，他只想守着自己的地。 因为没打过来嘛。 所以桑弘羊也好，王安石也罢，为什么能够得到重用？原因是需求明摆着。 你比如汉武帝当时在北边打仗，把私房钱都打光了，南边的地主不支持他。因为觉得不关自己事儿呀。 你再比如，明代东北有后金，西北有李自成，江南的地主东林党很有钱的，不肯掏钱呀。 满人一直打到江南了，他们还想着说开城投降，保自己的地。 这就是问题。司马光讲的东西其实很符合古代的现实，问题是，如果任由这种自然经济的模式，最后就会遇到整体上无解的困境。 比如转移支付，没有办法搞。 富的人，不掏钱，穷的人，没饭吃，边境遇到了危险，那岂不是大家一起玩完。 所以我那天讲，很多事情你要站在当时讲那个话的人所处的历史语境下去看问题。 就像古人讲与民争利，这个民不是佃户，甚至都不是自耕农，而是地主，换句话说，讲这个话的人，他眼里，地主之外的，不叫民，念过书的地主，才是民。 那么地主之外的是什么？是黔首，黑黑的脑袋。古代的佃户，自耕农，真的下地干活的那些人，头上裹着一个黑头巾，黑黑的脑袋。 你把说话的那个人所处的历史语境想通了，很多事情就随之释然了。 你比如有些人讲，我们古时候，先秦的时候，士大夫上朝，是与君主对坐的，这叫做坐而论道。 两汉的时候，宰相拜见皇帝，皇帝要起身还礼，到了隋唐，皇帝不起身了，但是宰相还是坐着的。到了宋代，赵匡胤的时候，宰相就只能站着了。 从朱元璋开始，就只能跪着，到清代就更狠，李鸿章想跪个好点的地方，还得给李莲英塞钱。 如果我们站在现代的视角下，你会把自己当作那个大臣，于是你就会觉得，他们很可怜，这是一种历史的倒退，你看，大臣不受尊重。 事实上，穿越回去，你并不是那个大臣，你是那个黑黑的脑袋。 在先秦时期，士大夫为什么能够与君主对坐？因为那是合伙人制度，那是包税制。 君主是大股东，士大夫是小股东，彼此之间是董事会的关系，是包税制的关系。 这个词儿我们聊过，在聊东南亚的那一期里面聊过。 罗马是包税制，奥斯曼是包税制，日本幕府是包税制，欧洲历史上的所谓领主制一直都是包税制。 包税制说穿了就是君主也弄不清他要管理的那片地的实际情况，只能弄一堆的分公司，回头分公司自治，自己每年定期问分公司收钱。 那么从秦始皇开始，他的郡县制实际上就是想要打破包税制，他不想要一堆小股东作为中间商赚差价了，他想提升管理的精度，把以前的小股东都变成副总，部门经理，组长。 这个过程持续了几千年，管理的精度不断地在加强。 汉代的时候，高管总是那些大户，比如颍川荀氏，河内司马氏，唐代的时候，还是门阀，什么关陇集团。 那么后面不断地搞科举，实际上就是为了稀释小股东的股权，用职业经理人来取代小股东。 到了宋代的时候，文彦博说的那句话，非与民共天下，乃与士大夫共天下。 表明包税制还是存在的，只是力度很弱了，以前是有股权的小股东，现在成了有期权的小股东。 那么再往后，东林党，都是这种有期权的小股东，清代，期权都不让你有，再稀释，做的所有事情都是为了把股东变成不带股份的职业经理人。 古代社会全部的这套过程，都是为了管理的精细化。 回到古代的视角，你站在部门经理的角度下想问题，当然是有股权的好，没有股权，有期权也好。 问题是，站在普通员工的视角，你喜欢头顶上一堆小股东吗？ 说到底，无论老板还是管理层，吃的每一粒米，都是你种的。如果一定要掏出一部分自己的劳动果实，那当然希望不让中间商赚差价。 工作过的人都明白这一点，你一个月加班20天，里面能有2天是给老板加的就很不错了，剩下18天，都是为了染红部门经理的顶子。 我们当然希望一天都不加，问题是，在古代社会下，必须加，能少加10天也好呀。 很多读者老问我，西风，为什么你解读问题，结论听起来总是那么与众不同。 其实没有什么，因为大部分人不由自主的把自己代入到了贾宝玉的身上，带入了到了司马光的身上。 可是你让我来给你分析红楼梦，我会把自己代入到了那个仆人的身上，那个9527的身上，那个黑黑的脑袋身上。 所以包税制是一种低级的制度，效率很低，消耗很大。 近代的管理趋势也是越发趋向于团队的扁平化。 这个意思说穿了就是不让中间商赚差价。 作为管理层，如果你能够带来100的增量，哪怕分给你95都是可以的，这叫做给人才足够的激励机制。 但是，如果你只是想要作为纯粹的中间管理层，利用公司内部的信息不对称欺上瞒下，骗老板，喝兵血，对不起，要拿掉你。 公司不养不能创造价值的管理层。 把不能创造额外增量价值的那部分中间商拿掉，分掉他的那部分钱。老板开心，员工也开心。 这就叫不让中间商赚差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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