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物以类聚：叛乱组织基本盘与内战同盟 作者：Laia Balcells, 乔治城大学政府系教务长杰出副教授；陈冲，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国际关系系副教授；Costantino Pischedda, 迈阿密大学政治学系副教授。 编译：赖永祯（国政学人编译员，芝加哥大学社会科学硕士（MAPSS）） 来源：Laia Balcells, Chong Chen, Costantino Pischedda, “Do Birds of a Feather Flock Together? Rebel Constituencies and Civil War Alliances,”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ume 66, Issue 1, March 2922, sqab095, 1-15. doi: https:///10.1093/isq/sqab095.  导读 政治共同体内的暴力冲突与政治秩序的构建是现当代政治学的一大主题。内战中叛乱团体的兴起原因、演变过程与分化组合、以及他们是否与如何转变为政治建制的一部分成为影响世界各国，特别是发展中世界塑造国家政权与政治发展的焦点。本文通过收集二战后至今多方参与的内战中的叛乱组织结盟方式的数据，试图回答如下问题：二战后各国内战中叛乱组织的结盟行为是否存在一种普遍化的规律；如果存在，那么是什么因素在影响叛乱团体选择相互结盟。 有别于多数研究强调的外部环境（例如面临共同的强大对手或者自身生存需要）解释，本文作者提出了一个假设：叛乱组织自身的社会基础，即他们在叛乱中所依托的社会基本盘，影响了他们作出是否在内战中选择和其他叛乱组织结盟的行为。作者的回归模型验证了假设，即当叛乱组织拥有同样的社会基本盘时，他们更有可能选择结盟；另一方面，内战中的叛乱组织也有可能因“同态相争”，争夺有限的社会基础而自相残杀。作者认为，相比于超越单一族群的、聚集在特定意识形态下的武装组织而言，族群武装中更有这种相互内斗的可能性。 但是，作者基于跨时段世界范围的数据所得出的结论并不是一个决定论的命题，而是反映出不同类型的武装组织关系在策略选择中存在平均程度大小不同的或然性；如果就具体的案例而言，非族群背景的武装之间也有可能发生冲突。正如作者在结论中所言，不同类型的叛乱组织如何特定国内环境下选择结盟或不结盟以及背后的差异，仍然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 * 衷心感谢清华大学陈冲副教授就本文有关术语译名问题提出的宝贵意见 摘要 本文认为叛乱组织共享的社会基本盘是影响叛乱组织结盟的重要原因，而原有的研究常低估了这一因素。同时，本文就不同类型的社会基本盘对结盟的影响进行了理论建构。尽管共同的意识形态基本盘和族群基本盘都有助于推动叛乱组织结盟，但是对于共享族群基本盘的叛乱组织而言，由于他们有更高的爆发内部冲突之风险，其合作引致效应（cooperation-inducing effect）被合作抑制效应（cooperation-suppressing effect）所抵消。作者运用了一个1946-2015年期间有多方参与的内战数据库验证了上述理论：相比于共同的族群基础而言，共享的意识形态基本盘对于叛乱组织结盟行为有更强且更稳健的正效应。而且，拥有共同族群基础的叛乱组织仅仅倾向于建立非正式联盟，而共同意识形态基础的组织而倾向于建立正式同盟。 编译 引言 针对共同目标的反政府叛乱组织有较好的理由寻求结盟。但现实中经常可以发现，这些反政府叛乱组织却难以合作，且甚至会相互残杀。据此，本文提出如下问题：是什么推动叛乱组织决定相互结盟？又是什么因素解释叛乱组织结盟的各种差异？本文作者认为，叛乱组织所依托的共同社会基本盘（shared constituencies）效应解释了叛乱组织的结盟现象。同时，不同类型的基本盘对结盟行为产生不同的效果：当叛乱组织具有共同的意识形态基本盘或族群基本盘时，两者都会推动叛乱组织结盟。但是，对于共享族群基本盘的叛乱组织而言，叛乱团体之间的高度不信任与相互冲突的风险所导致的“合作抑制”效应抵消了“合作引致”效应。因此，具有共同意识形态基本盘的叛乱组织具有更强的倾向结盟，并且相比于共享族群基本盘的组织而言，能够建立深度的合作关系。 作者运用了一个新的叛乱组织结盟的数据库检验了以上命题。该数据库包含1946-2015年期间所有反抗同一政权目标的“叛乱团体对子”，并运用二元Logistic回归分析、多分类Logistic回归分析、叠加与乘积效应模型（AME）和分离总体持续期模型（SPDM）等方法检验了这一命题，即共享意识形态基本盘的团体有更多倾向于结盟，且强于那些共享族群基本盘的叛乱组织并在稳健型上也具有更好的效果。同时，共享意识形态基本盘的叛乱团体更倾向于建立正式同盟，而共同族群基础的团体则倾向于建立非正式同盟。 研究动因与文献回顾 既有的内战研究强调了叛乱组织的意识形态和族群认同等关键因素对于理解叛乱的有效组织特征，以及他们在不同程度上从第三方或跨国族群团体中成功获取援助的能力。但就解释叛乱组织之间是否结盟的问题上却淡化了如上因素，而往往采取一种外部的结构性或情境性解释。近年来的研究也开始认为，共享意识形态对于叛乱组织结盟具有正效应，而共同的族群基础常常导致叛乱组织之间的暴力冲突。本文则进一步推进这一议题的研究，通过运用新数据检验不同基本盘下的叛乱团体结盟的具体效应和差别。 本文将“叛乱组织基本盘”界定为叛乱组织宣称代表的并为其所面临的困境而战的广泛社会群体。对于叛乱组织的“结盟”则吸收了国家间同盟研究的成果，认为结盟行为具有增强各自能力（共享资源和有效反抗）的功能和目标，而结盟也会面临谈判、丧失自主权和一部分支持者的成本。作者认为，这种“结盟成本”对于共享意识形态基本盘的叛乱组织相对较小，因为他们之间的谈判进程较为轻松且难以引起基本盘的不满。尽管共享族群基本盘的叛乱组织的结盟也有这些收益，但是族群政治的狭隘性（parochialism）假定了社会中的个人只能支持特定的叛乱团体，而叛乱组织之间则会为了争夺共同的基本盘或扩大各自的基本盘而相互冲突；相比之下，意识形态政治缺乏这种所谓“狭隘性”，从而叛乱团体之间更难独占其基本盘，所导致的缺乏互信和冲突的可能性也较低。一言以蔽之，作者预期共享意识形态基本盘的叛乱组织具有较强的“合作引致”效应，而共享族群基础的叛乱组织则同时具有“合作引致”和“合作抑制”效应，故而他们之间是否选择结盟具有不可决定性（indeterminate）。而如果结盟，族群性叛乱团体也倾向于建立非正式同盟，而意识形态性团体则倾向于建立正式同盟。 共同基本盘与叛乱组织同盟 叛乱组织能通过结盟获得军事上的好处，并减少失败的可能性。但是，结盟所带来的潜在问题也会阻止一些叛乱组织选择这一策略。首先，意识形态旗号不一致的叛乱组织结盟有时会造成自身组织的政治形象受损；其次，组织之间因结盟而增加了自身谈判的成本，并一定程度上丧失自主权。但是，对于共享意识形态基本盘的组织而言，就如政治光谱相近的政党组建联合政府那样，由于他们拥有相似的政治企图心，故而更有可能在保持自主性的情况下进行合作，同时面临较少的反对者。也就是说，结盟的好处要大于成本。 假设1: 相比于没有共享意识形态基本盘的组织而言，共享意识形态基本盘的叛乱组织更有可能结盟。 对于共同族群基础的叛乱组织而言，尽管结盟也具有类似的好处，但是族群政治中有限的社会基本盘导致这些叛乱团体会相互竞争，而胜利的一方会“收编”失败一方所有的人员与社会基础；他们之间的族群同质性激励了潜在的叛乱团体内部冲突。此外，文中还讨论了族群政治冲突的排他主义特征：每个叛乱组织都会宣称自己真正代表本族群的利益，而族群社会中的个人也会选择追随那个宣称代表他们利益的组织。这也就造成了叛乱组织之间的竞争。也就是说，对于族群性叛乱组织而言，结盟的收益和成本具有不确定的关系，因而导致他们结盟的可能性偏低。 假设2: 即使具有共同族群基础的叛乱组织倾向于结盟，那么他们结盟的可能性也要低于共享意识形态基本盘的叛乱组织。 此外，作者还区分了叛乱团体结盟中的“正式同盟”和“非正式同盟”区别。“正式同盟”即多个叛乱团体通过达成公开的承诺，并形成具有特定称谓的同盟组织；“非正式同盟”仅限于叛乱组织之间通过在地化的资源共享方式（如武器装备、训练、后勤和情报等共享）进行的战场协调。尽管正式组织的制度化程度有异，但都包含了信息共享和武装组织共同训练等因素，因而相较于非正式同盟而言，正式同盟有助于增强各自的作战能力。作者同时认为，由于共同族群基础的叛乱组织之间的低程度互信以及在合作中相互内斗的可能性较高，以及担忧情报和作战计划共享导致自身相对实力下降，因而仍然倾向于建立非正式同盟。 假设3: 具有共享意识形态基本盘的叛乱组织更倾向于建立正式同盟，而共同族群背景的叛乱组织如果选择结盟，则倾向于建立非正式同盟。  图1 叛乱组织对子与共同基本盘年度分布（1946-2015） 注：其中上图为叛乱组织结盟形态百分比分布，包括同盟、正式同盟与非正式同盟；下图为叛乱组织对子的“共同基本盘”分布，包括所有形式的共同基本盘、意识形态共性和族群共性特征的百分比分布。 数据与变量 4.1 因变量 作者基于乌普萨拉冲突数据项目成对数据集（Uppsala Conflict Data Program Dyadic Dataset 17.1），建立了“叛乱组织同盟数据库”（Rebel Organization Alliance Dataset, ROAD）,其中包含了所有1946-2015年期间在某一特定年份中针对同一政府的叛乱组织对子（包含320个叛乱组织、665个叛乱组织对子、以及2496个“年份-对子”观测值，见图1）。数据的分析单位为无向的年份-叛乱组织对子。在对每一组叛乱组织对子进行充分研究的基础上，作者对叛乱组织对子的结盟行为进行了编码，包括“非正式同盟”（Informal alliance，哑变量）、“正式同盟”（Formal alliance，哑变量）和“同盟”（Alliance，一个是否存在非正式或正式结盟关系的哑变量）。 4.2 自变量 作者的关键自变量包括“族群共性”（Co-ethnic）和“意识形态共性”（Co-ideological），分别表示每一对叛乱组织是否共享族群或意识形态基本盘的哑变量。两个关键自变量并非互斥关系，因为叛乱组织可以同时基于共享的族群或意识形态基础而结盟。对于“叛乱组织对子”共性的编码基于叛乱团体各自的特征，即他们各自是否宣称代表特定的社会基础。首先，族群叛乱团体宣言数据来自于冲突研究的ACD2EPR数据库，作者根据其中叛乱组织是否宣称代表特定的族群认同（共享特定祖先和文化）；其次，就意识形态性叛乱组织而言，作者关注二战后影响力最为广泛的两大具有广泛社会基础的意识形态组织（代表被剥削阶级的马克思主义和穆斯林社群的伊斯兰主义），并根据他们所宣称的意识形态进行编码。 作者承认，这种广义的意识形态分类内部具有多样性；但作者仍旧选择这一广义的分类法，因为意识形态内部的差别不影响他们所代表的社会基本盘的一致性。根据意识形态基本盘的划分也有方法论上的理由：相比于细微的意识形态区别，广泛的基本盘对于影响结盟行为具有较少的内生性。例如意识形态型叛乱组织会为了选择与其他组织结盟而策略性地调整自己的意识形态宣传导向。 4.3 控制变量 作者在模型中添加了几个能够同时影响叛乱团体结盟的控制变量，包括： （1）分裂团体（Splinter）：是一个表示两个叛乱组织是否各自分裂形成或脱离原组织而形成的哑变量； （2）后冷战（Post-cold war）：一个界定结盟行为是否发生在冷战后（1990年后）的哑变量，因为冷战后的环境会影响叛乱团体是否选择结盟； （3）叛乱组织数目（Number of Rebel Groups）：一个特定年份内反抗同一政府的叛乱团体总数的变量，因为叛乱组织的增加会造成单个组织有更少愿望选择结盟；同样，碎片化程度高的叛乱运动可能本身就意味着每个组织自身实力弱小，从而更倾向于结盟； （4）军队人员（Military personnel）和人均GDP（GDP per capita）：反映执政当局武装力量大小和人均收入的变量，作为执政当局权力大小的代理变量； （5）人口（取对数处理，Population（logged））：一个关于执政当局安全机构执法压力程度的代理变量； （6）地形崎岖度（Terrain ruggedness）：各国内部崎岖地貌的百分数变量；崎岖地形降低政府投送能力，且可能降低叛乱组织结盟的欲求； 同时，作者在模型中纳入了一个三次多项式估计（cubic polynomial approximation），以分析因变量为二分类变量的时间序列截面数据中各观测值中在时间（年份）上的依赖性。 经验研究结果 作者运用了多种模型检验了以上三个研究假设。首先，作者使用了一个以“联盟”为因变量的Logistic回归。图2反映的回归系数估计显示，“意识形态共性”对于叛乱组织结盟行为有显著正效应；相比之下，“族群共性”则没有显著正效应，表明拥有共同意识形态基本盘的叛乱组织更有可能结盟；而统计上的显著性也符合这一假设预期，即共同族群背景的叛乱组织在结盟问题上存在“抵消”效应。  图2 1949-2015年叛乱组织结盟的Logistic回归结果（置信区间为90%和95%，依国家聚类调整标准误） 为了评估模型中估计效应的实质显著性，作者绘制了关键自变量对于结盟预测概率边际效应（即一阶差分值，first differences），并通过基于观测值模拟的方式获取这一值。对于每一次模拟，通过保持其他自变量值在样本中取值不变的前提下，改变其中一个观测样本中关键自变量（意识形态共性和族群共性）的值（如从0到1）来计算其影响的模型中结盟概率变化；如此重复一千次模拟，取其平均值来获得关键自变量在样本总体中的平均效应。图3反映了通过模拟获得的一阶差分值分布：左图表示，当存在意识形态共性时，模型中预测的平均结盟概率上升0.16，而概率密度分布则反映出其具有显著性；而右图则反映出存在族群共性时的预测平均结盟概率仅为0.07左右，且没有显著性。  图3 基于自变量参数分布的因变量一阶差分估计值概率分布 其次，作者运用一个“多分类Logistic回归”（multinomial logistic model）估计了是否不同的叛乱组织共有基本盘导致形成不同的结盟方式（即意识形态基本盘相同的叛乱组织倾向于建立正式同盟，而族群基本盘相同的组织倾向于建立非正式同盟）。其中的因变量为定类变量（0为没有结盟；1为非正式同盟；2为正式同盟；变项之间为互斥关系）。图4中分别反映了非正式同盟和正式同盟的模型估计系数，并符合本文的第三个假设：具有共同族群背景的叛乱组织仅仅在建立非正式同盟上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而共同意识形态基本盘的叛乱组织在正式与非正式同盟上都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  图4 调整因变量后的1949-2015年叛乱组织结盟的多分类Logistic回归结果（置信区间为90%和95%，依国家聚类调整标准误） 为进一步确认模型估计值的显著性，作者再次对观测变量采取运用一阶差分值模拟法确认显著性，共同的意识形态基本盘对两种类型的同盟都具有显著正效应；而共同的族群基本盘则仅对非正式同盟要显著正效应（图5）。也就是说，多分类Logistic回归模型确认了作者的第三个理论假设。  图5 调整因变量后，基于自变量参数分布的因变量一阶差分估计值概率分布 值得注意的是，对于共同族群背景的叛乱团体而言，其结盟行为的一种解释很有可能受执政当局的分化策略有关。作者运用共同基本盘和政府权力大小的交互变量检验了这一替代解释，即假设当政府分化策略有效时，交互项对“族群共性”存在负相关（叛乱组织不会结盟），但不会对“意识形态共性”的叛乱组织产生效应。作者的结论并没有验证这一假设。另一种解释认为，非正式结盟是叛乱组织有意识的策略选择，目的是为了规避正式结盟。作者对此使用了代理变量“中央指挥能力”（Strength central command）,即表示两个叛乱组织指挥权大小的定序变项。在控制这一变量后，结论仍然具有稳健性。作者同时指出，事实上仅就单一组织来看，族群叛乱组织仍然具有较高的中央指挥权，显示族群武装的结盟方式并非受其内部组织形态的影响。 5.1 稳健性检验 在上文中的模型中，作者假定叛乱组织结盟行为独立于第三方叛乱组织的影响，然而这一假定在理论和方法上有其不成立之处，例如叛乱组织有可能由于“同质性”（Homophily）而产生“我的盟友的盟友也是我的盟友”的交往方式。作者对此采用了一个AME潜在空间网络模型（latent space model）检验叛乱组织网络中潜变量（例如同质性）的影响（见图6，由于模型无法计算纵向数据网络起始年存在零值的情况，作者剔除了1946年的结盟数据）。如二元Logistic回归分析和多分类Logistic回归分析一样，AME模型的结果也与作者的研究假设相吻合：拥有共同的意识形态基本盘的叛乱组织更倾向于结盟，且其效应大于拥有共同族群基础的叛乱组织。而且，当因变量为正式同盟时，“意识形态共性”这一自变量的显著性要高于“族群共性”。简而言之，AME模型进一步确证了作者的研究假设。  图6 对“结盟”和“正式同盟”进行AME模型回归的参数结果（1947-2015），其中红色表示因变量为“同盟”，绿色表示因变量为“正式同盟”。 作者进一步在模型中添加了其他控制变量，并替换了自变量的操作化处理方式和建模方式以检验模型的稳健性。包括如下方式：（1）使用“分离总体持续期模型”（Split-population duration model, SPDM），以处理数据中某些叛乱组织“没有结盟可能性”情况；（2）在原模型中加入第三方外国支持者自变量，处理外国援助叛乱组织的情况，结果显示外部支持对结盟存在显著的正效应；（3）添加“叛乱组织相对实力”控制变量，这一变量并未存在显著效应；（4）对“共同意识形态”变量进行区分，观察不同意识形态的影响，结果仍然符合假设；（5）对意识形态类型进一步细分（例如作者将“伊斯兰主义”细分为“温和伊斯兰主义”、“革命伊斯兰主义”、“世俗派”等五类）并重新编码叛乱组织对子，模型结果仍然符合假设；（6）在对意识形态基本盘进行细分的前提下，对“共同意识形态”的叛乱组织对子区分为“不同子派别”的对子和“同一子派别”的对子，以检验不同子派别的对子是否更倾向于冲突；但结果仍然显示，同一意识形态基本盘下，分属不同或相同子派别的叛乱组织仍然倾向于建立同盟。 结论 本文分析表明，叛乱组织共同的社会基本盘会影响他们选择结盟的行为，且这种影响的效应具有异质性。拥有共同意识形态基本盘的叛乱组织更倾向于结盟并建立正式同盟，而拥有共同族群基础的叛乱组织仅倾向于建立非正式同盟。这一现象符合理论预期，即族群叛乱组织关系中的合作引致效应被其抑制效应所抵消，叛乱组织之间有更高的相互冲突风险。作者的这一论述并不表明，影响内战中结盟行为的其他因素（例如权力平衡和外部支持）不重要，而在于说明，叛乱组织选择同谁结盟的行为受到他们之间的共享基本盘的影响。而这一解释同原有的解释（例如外部支持）在关系上是互补的。 作者进一步指出，如何将现有的解释与既有的研究进行融合，形成丰富的理论框架，是进一步研究的方向。关于叛乱组织结盟的研究可以循如下三个方向拓展：其一是考察活跃在不同国家的叛乱组织的结盟程度，以检验“共同基本盘”这一变量是否对于跨国叛乱组织仍然成立；其二是引入深度的案例研究，观察叛乱组织选择结盟行为的过程与因果机制；最后，在叛乱组织结盟行为的数据基础上，对不同结盟方式对内战进程和内战结束等变量的影响进行研究。 词汇积累 稳健性检验 robustness check 选民基础；“基本盘” constituency （组织内部分裂出走形成的）小团体 splinter group 成对组合；对子 dyad 排版 | 何婕 殷晨浠 文章观点不代表本平台观点，本平台评译分享的文章均出于专业学习之用, 不以任何盈利为目的，内容主要呈现对原文的介绍，原文内容请通过各高校购买的数据库自行下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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