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威雷台奔马铜雕应是“天马逮乌”

武威雷台奔马铜雕应是“天马逮乌”

  我国有着数千年的悠久历史，漫长的历史中也诞生了许多辉煌的文明，同时留下无数珍贵文物。可惜清朝晚期朝廷内部问题重重，西方列强纷纷展开侵略，大量的珍贵宝物流入国外，给国家造成巨大的损失。不过即便如此，我国依然保存有许多古文物，马踏飞燕就是其中名气极大的一个，奇怪的是大家常见的马踏飞燕照片都是侧面，几乎无法找到其正面照，其中又有着怎样的原因呢？

    马踏飞燕的出土颇具传奇色彩，需要追溯到1969年，一些村民正在修建防空洞，其中有一人偶然一锄头挖到一个硬东西，甚至连锄头都没能握紧。他对此感到十分好奇，按照常理来说泥土都很松软，这里的地形也经过专家考察，下方不会有太多石头。正因如此这个硬物引起了他的好奇，在好奇心的驱使下他慢慢抛开周围的泥土，竟然发现古墓。

    这位村民被眼前的景象深深震撼，他一时间不知道如何处理，之后才想到报警，将此事通知有关部门。很快相关部门便派遣专家组来到当地，经过一番勘测后专家确定了古墓的位置，并且准备进入古墓进行考察。而后古墓里的大量文物便被挖掘出来，而马踏飞燕就是其中之一。

    最开始时它只是众多文物中的一个，并没有引起人们的关注，1971年，一位姓郭的专家偶然间发现这件文物，当场被它震撼，直言这个铜制品有着极高的艺术价值，需要好好保护起来，并且提议将其运送至北京展览，就这样马踏飞燕才真正走进人们的视野之中。

    这件铜制品属于青铜器，在甘肃的一家博物馆展览。其高34.5厘米，宽13厘米，长45厘米，虽然看上去不大，但整体姿势很好，有着磅礴的气势。这只马头颅微微昂起，前方的鬃毛随风飘扬，身体肌肉感十足，旁人一眼望去便能联想到在草原飞奔的情景。而这匹马的命名也让专家们绞尽脑汁，毕竟它没有相关的文献记载，经过一番激烈的商讨，专家们将其命名为东汉铜奔马，兼顾了原材料和形体，可谓十分贴切。

    不过由于这个名字稍显拗口，很多人都给它取了别名，例如马踏飞燕，天马等，这一情况在艺术界十分罕见，从中也能看出它的特殊性。这件文物很快便成为我国的无价之宝，吸引了大量的游客参观，二零零二年，更是被禁止出境，外国人想要参观只能来到国内。而这件文物之所以有这样大的影响力，主要还是它拥有极高的艺术价值，在制作工艺上也十分高超，再加上专家的慧眼，这才造就它国宝般的身份。

    如今马踏飞燕的照片在网上随处可见，但人们很快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这件国宝的照片大多从侧面拍摄，正面照很少出现。按理来说拍照讲究的是全方位，这样才能更好地欣赏它的风采，正因如此许多人都感到好奇。

    官方人员专门站出来解释，原来并不是他们不想拍摄正面照，而是马踏飞燕的正面实在太过搞笑，完全可以和现实生活中的哈士奇相媲美，这样的形象和国宝的气质相去甚远，甚至会导致许多人的美好幻想破灭。

    不过马踏飞燕的侧面照片的确极为精美，其躯干线条十分精炼，没有一丝赘肉，虽然身体上肌肉较多，但并没有笨重的感觉，整匹马仿佛在向前飞奔，更关键的是它的三只脚都在空中，仅有一只与地面接触，更展现了飞驰的意境，让人能深深体会到这件艺术品的美感。由此可见，任何事情都具有多面性，也许在某个方面遇到一些问题，甚至是无法解决的困难，但不要轻易放弃，可以尝试从另一个角度入手，也许可以迎来转机。

    1969年,甘肃武威雷台的一座古墓中，出土一件奔马铜雕。奔马长45、宽10.1、通高34.5厘米。马作奔驰状，三足腾空，头微向左，昂首扬尾，右后足踏在一只飞鸟上，飞鸟体形较小，展翅回首，尾端有一孔(图一)。铜雕上大下小，重心位于马的右后足与鸟背的接触点上，造型别具一格。奔马健壮有力, 栩栩如生，是一件罕见的艺术珍品，具有很高的科学价值和艺术价值。铜奔马之面世，引起了国内外的轰动和世人的惊叹，并被列为我国旅游之标志物。2002年2月22、23日，美国总统乔治·布什访华，我国政府曾以铜奔马 (复制品) 相赠贵宾[1]，足证奔马铜雕已蜚声海外，是一件罕见的稀世珍宝。

    作为一件珍贵的历史文物，其时代的鉴定和名称的确立是至关重要的。但是，由于各种条件的局限，即便是专业工作者，其准确的鉴定也常常难以一次到位，这不足为奇。该墓由于当时是抢救性发掘，资料收集难以齐全，且缺乏明确的纪年材料，墓主究竟是谁，亦无文字依据，至今难以确定。当初定为东汉末年，是整理者根据当时的研究水平所推断的。1992 年8月，何双全同志在《文物报》上发表《武威雷台汉墓年代商榷》一文，认为该墓的形制和墓中某些器物具有晋代的特征，故认为该墓的时代不是东汉，而是西晋[2]。尽管何文没有提出过硬的断代标志物,但提出的问题则不容忽视。去年4月29日，孙机先生在《光明日报》撰文，对墓葬时代重新进行考证。他根据吴荣曾先生对汉晋“五铢”之研究，指出该墓中“五朱”之“朱”字缺“金”，直径仅1.6厘米，较之直径2.5厘米的东汉“五铢”相去甚远；而同类的小“五朱”则见于有准确纪年的西晋墓葬。故此，孙先生推断：武威雷台出土的铜奔马之墓葬年代亦属西晋[3]。由此，这件稀世珍宝铜奔马不是汉代文物，而是西晋文物遂成定论。

    但是, 奔马铜雕之研究并未完结，有关奔马铜雕之定名始终是一件悬案，萦绕在读者的心中。铜奔马出土之初，学者们根据其状，定名为“马踏飞燕”，可马蹄下之鸟，其尾不作剪刀状,名“燕”实难成立。稍后，有学者认为是“神马蹄踏龙雀”(“马超龙雀”)[4]。但“龙雀”乃“飞廉”，是鸟身鹿头，与此不类。之后，又有学者提出，此“鸟”不是“燕”，而是甘青一带一种猛禽——隼[5]，但：“隼”和“马”并无内在联系，奔马怎么会踏在“隼” 背上？其说实有可商。最后，又有学者指出，此“鸟”是马王堆帛书《相马经》中“逮乌鸦” [6]之“鸦”。此说较前三说为优。它是以考古发掘中的材料为依据，而其时代又相去不远，实可参考。但奔马为什么会踏在“乌”背上？说者并未作出解释和提供可靠的佐证，故读者心中仍是一片迷雾。可见，围绕着铜奔马之定名，意见纷纷，至今尚无定论，仍须继续研究和探索。

    要解决奔马铜雕之定名。关键要弄清铜奔马所踏之“鸟”是一种什么“鸟”？“鸟”之不明，奔马铜雕之名称便无从谈起。通过近年的思考，笔者认为：铜奔马所踏之“鸟”实为 “乌”，即“乌鸦”；它不是现实生活中的“乌鸦”，而是神话、传说中的“乌鸦”，即“太阳”。在我国古代的神话、传说中，用“乌”表示“太阳”已屡见不鲜。《山海经·大荒东经》：“汤谷有扶木，一日方至，一日方出，皆载于乌”。《山海经·海内经》亦云：“羿射十日，中其九乌，皆死，坠羽翼。”《淮南子·精神训》亦载：“日中有骏乌”。以上神话、传说证明：“乌” 是日之载体，故“乌”也就成了“太阳”的代称。在古代，用“乌”表示太阳，用“兔”表示月亮，往往见之于文学作品中。韩琮《春秋》诗：“金乌长飞玉兔走，青鬓长青古无有。” 这是用“乌飞兔走”表示日月运行，时光流逝。元末明初戏曲作家杨景贤杂剧《西游记》第三本第十亦云：“兔走乌飞，看古今兴废。”以上均是用“乌”代表“太阳”的佐证。“乌”为什么会成为“太阳”的代称呢？这与古人对天象的观察有密切关系。汉张衡《论宪云：“日中，阳精之宗，积而成乌，象乌而有三趾。”这里所说的“乌”，又称“三足乌”，实际是指太阳中的黑子。《后汉书·五行志》：“日色赤黄，中有黑气，如鹊，数日乃销。”由此可见，汉代人已经观察到太阳中的黑子，但又作不出进一步的科学解释，故而将日中黑子称为 “乌”，由此引出了一系列的神话和传说，并融入到文人的文学作品中去。

    “乌”可表示太阳，但武威雷台铜奔马足下之“鸟”是否就是“乌”，还须作出考证。1992年6月，享有“千古之谜”美誉的浙江龙游古窟被发现，并轰动中外。在龙游石窟1号洞的西壁上，有一长约 1500、宽约50厘米的石刻浮雕。2001年10月，笔者有幸应龙游县政府之邀，前往龙游石窟进行考察，得到了此浮雕的完整图像：浮雕正中上方是一匹奔驰的骏马；左下方是一只鸟，右下方是一个半圆，半圆内有“月”字；浮雕最下方(靠右)是一条鱼。此浮雕图已发表在2002年4月23日《光明日报》上，为便于读者对比和研究，今重新发表(图二)。细审此图不难发现：图中右下半圆内标有“月”字，说明此“半圆”代表的是“月亮”；以“月亮”为基点，与之相对应的左下方之“鸟”应是“乌”，代表的是“太阳”，日、月相对，与神话、传说吻合；骏马在日、月上方奔驰，自然是“天马”；右最下方是一条鱼，鱼生活于水中，地上有水，故鱼代表的是“大地”。这样，此浮雕中的四物，分别代表天地日月, 这幅浮雕图也就是道道地地的“天马行空”。

    龙游石窟 “天马行空” 图中，“天马”前蹄正好在“乌”背上方，好像在追赶着“乌鸦”；而武威雷台之铜奔马，马之右后蹄正好踏在“乌”背上，表示已经超越或逮住了这只“乌鸦”。两者之间的构思和寓意基本相同。由龙游石窟“天马行空”图可证，武威雷台铜奔马蹄下所踏之“鸟”应为“乌”，即“乌鸦”。至此，我们可以肯定：武威雷台晋墓中出土的铜奔马是“天马”，而“天马”蹄下所踏之“鸟”应是“乌鸦”，代表的是“太阳”。因此，该奔马铜雕应定名为“天马逮乌”，而非“马踏飞燕”、“马踏飞鸟”或“神马蹄踏龙雀”。

    “天马逮乌”之“逮”有两种涵义：第一，为“及”、为“到”。《左传·哀公六年》：“逮夜至于齐”，其意为“到夜至于齐”；第二，为“逮捕”，《汉书·王莽传下》：“逮治党羽”，其意为“逮捕惩治党羽”。根据武威雷台“天马”之雕像，此“逮”无论作何种解释都是可以的：若为前者，则表示“天马”赶上了“乌”(太阳)；若为后者，则表示“天马”逮住了 “乌”(太阳)。不管作那种解释，都有一个共同的前提：即“天马”的速度必须超过“乌” (太阳) 的速度；否则，无论是赶上或逮住都是不可能的。因此，“天马”必然是奔跑速度极快的“神马”。马王堆帛书《相马经》中有“逮乌鸦”，此“逮乌鸦”马名之产生，实源于天上的“天马”，是用天上的“天马”比喻人间的“千里马”，天上人间所指是同一件事。可见，将武威雷台奔马铜雕定名为“天马逮乌”，与古之传说记载也是十分吻合的。

    神话传说本源于现实生活，“天马”之称本来自人间。西汉武帝初年，人们将西域大宛汗血马称之为“天马”。《史记·大宛列传》：“初，得乌孙马，好，名曰天马。及得大宛汗血马，益壮，更名乌孙马曰西极，名大宛马曰天马。” 其后，“天马”不仅指大宛汗血马，也指西亚、欧洲和其他地方的一切良马。汉武帝时代，之所以称大宛等地良马为“天马”，是因为这些良马在抗击匈奴的战斗中，立下了战功。汉代有《天马歌》，其中一首云：“天马徕， 从西极，涉流沙，九夷服。……天马徕，龙之谋，游阊阖，观玉台。”汉代人最初由钟爱马，发展到最后神化“马”，将马视为神——“天驷”。这是人们思想观念的一个重大变化。《周礼·校人》郑玄注引《孝经》曰：“房为龙马”；贾公彦疏：“言祭祖者则天驷也，故取《孝经》说，房为龙马，是马之祖。”刘宋刘义恭《白马赋》明确指出：“明以周称偷轮，汉则天驷。”《尔雅·释天》郭璞注：“龙为天马，故房四星为之天驷。”从人间的“天马”，演变成天上的“天马”，这是古人思想意识形态中质的变化。这种变化与汉代人们迷信之盛行和阴阳五行之流传有密切的关系。

    自汉代以降，神化的“天马”有着不同的艺术表现形式。归纳起来，可以分为两大类。第一类，将马安上翅膀，可以飞翔。这种能飞翔的马当然是“天马”。洛阳汉画像砖上，有一些带翼之马，应是这种“天马”的最初艺术造像[7]。《山海经·北山经》所言“天马”：“其状如白犬，黑头，见人则飞。”郭璞注：“言肉翅飞行自在。”可见，这类“天马”的主要特征是长着翅膀。2002年春节联欢晚会上，一匹雄健的骏马展翅飞翔，那是人们想象中 “天马”雄姿之再现。第二类，将马和天物放在一起，以衬托马为“天马”。洛阳汉画像砖上，有一些“马”是和“天鸡”、“朱雀”处在同一画面，这些马无缰无鞍[8]。唐代有一件金银平脱天马鸾凤镜，图中两匹骏马和二只鸾凤组成一个画面[9]。根据“物以类聚”的原则，这些与“天鸡”、“朱雀”、“鸾凤”在一起的骏马，也应视为“天马”。但这类“天马”多数并无翅膀，其“天马”性质，是由其他的天上之物相衬托而成。在这类“天马”中，最浪漫的就是用“乌”(太阳) 来衬托“天马”，武威雷台“天马逮乌”铜雕和龙游石窟“天马行空”图浮雕，就是这种艺术形式的表现。由此可见，在不同的场合，“天马”会有不同的艺术表现形式，人们不可用同一模式去判断不同情况的“天马”。

    甘肃武威雷台出土“天马逮乌”铜雕，决非偶然，而是有深刻的历史地理原因。首先，武威是内陆通往西域的要道，是汉晋时代西域良马输入内陆的必经之地。当地居民对西域大宛汗血马等最为熟悉，对“天马”的传说也最为了解。大宛汗血马最主要的特征是“汗”呈赤色，如血一般，故名。汉代《天马歌》云：“太一况 (贶)、天马下，沾赤汗，沫流赭。”这是汗血马的真实写照。而武威雷台“天马”出土时，马的口腔、鼻孔涂朱、眼内周角亦涂朱。这种“涂朱”正是汗血马“ 汗血”之艺术夸张。由此可见，雷台“天马”明显地吸收了大宛汗血马的主要特征。其次，甘肃武威又是“改良天马”的故乡，人们对“改良天马” 也十分熟悉。自汉以后，王朝中央政府在武威等地设置养马场，用从西域输入的良马与内陆良马进行杂交，培养出新的良马，亦可称“改良天马”。而武威是这种“改良天马”的主要产地之一。这种内陆良马和“改良天马”其主要特征是“对侧步”，即马在奔跑时，右侧或左侧两腿同时腾空，这样既快又平稳。“对侧步”又称“侧快步”。张永明、张东辉先生指出：“武威岔口驿马，南祁连山、青海湖的浩门马，多数走侧快步。现在离武威很近的山丹养马场的良马仍有很多走侧快步。”[10]而武威雷台“天马”奔驰之步式恰恰是“对侧步”，这说明“雷台天马”又明显地吸收了内陆良马和“改良天马”的主要特征。由此可知，武威雷台奔马铜雕之塑造者，是将大宛汗血马的主要特征和当地改良天马的主要特征相综合而成的艺术珍品。艺术来源于生活而又高于生活。“天马逮乌”铜雕是以现实生活中之“天马”为原型而塑造出来的艺术品，但它又不是哪一种具体“天马”之再现。它是一件表现神话、传说中“天马”的艺术作品。武威这一特殊的地理位置，恰恰为这一艺术品之产生创造条件。因此，“天马逮乌”铜雕出土于甘肃武威雷台晋墓，也就不足为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