折叠 编辑本段 文物特征折叠 编辑本段 流传历史1969年，正是备战备荒的年代。9月初，武威县新鲜人民公社新鲜大队第十三生产队的村民正在挖防空洞。9月10日，挥舞着镢头的村民，挖到了坚硬的石头，村民将浮土层刨开后，发现是一块砖头。随即发现了砖头砌的墙体。于是村民们将砖拆开，发现是一个墓室。 大队的干部知道了这个消息后。他们带着马灯、武器由地道进入墓室，进行查看。这时发现，这是一个古代的墓葬。一些墓室中，放着铜马铜车，这些铜车马并不是很高。很快，墓葬中的各种殉葬品被送到了大队部。当时，发现墓内有铜车马和其它文物就让生产队会计负责，用麻袋将这批文物搬运到生产队的库房保管，队干部们还列出了一个入库文物清单。 尽管如此，村民还是采取了封锁消息的做法。尽管强调保密，但消息还是传到了公社里。新鲜公社书记对此非常重视，他以视察防空洞为由，来到生产队。提出了一个明确说法，出土的古文物，不能变卖，更不能毁坏，要给上级政府反映。至此，这个消息才被上报。 雷台汉墓出土铜车马武士仪仗俑和一件罕见的铜奔马，在甘肃省以往的考古发掘中，实属少见，说明这是一座非常重要的墓葬。后来，武威的文物工作者党寿山先生亲自用架子车，将文物搬运到武威文庙大殿保管起来。到11月和12月间，雷台汉墓中出土的文物先后两次被调到了省上。不过此时人们并没有真正认识到铜奔马的价值。 真正认识铜奔马价值的是郭沫若，他是铜奔马的伯乐。当郭沫若第一眼看到铜奔马时，就对铜奔马的造型赞叹不已，认为它既有风驰电掣之势，又符合力学平衡原理，无疑是一件稀世珍宝。据亲历者说，当时，让郭老大加赞赏的两件国宝是唐代金银棺和东汉铜奔马，并且说“这两件拿到北京可以引起轰动。你们好好宣传，我回去也给你们宣传宣传。”后来，铜奔马在北京的展览上才一鸣惊人。 现藏于甘肃省博物馆。[2] 折叠 编辑本段 出土环境雷台位于甘肃武威城区北关中路，占地面积12.4万平方米，距今已经有1700多年的历史。据史料记载，雷台为前凉（301年～375年）国王张茂所筑灵钧台。《资冶通鉴》中记载：为东晋元帝大兴四年（公元321年）始筑“周轮八十余堵，基高九仞”。现雷台保存基本完好，长106米、宽60米、高8.5米。台上有明清时期的古建筑群雷祖殿、三星斗姆殿等十座，其建筑雄伟、规模宏大。 1969年在雷台下发现一处东汉晚期（186年～219年）的大型砖石墓葬，墓道长19.34米，墓室分前、中、后三室及左右耳室各三处，出土有金、银、铜、铁、玉、骨、石、陶器等文物231件，在出土文物中最突出的是铸造精致的99件铜车马仪仗俑，艺术价值最高的是一匹铜奔马。 [3] 折叠 编辑本段 创作技巧马超龙雀在创作上运用了高度写实的手法。中国在先秦时代，雕塑尤其是纯粹的塑作品不是艺术的大宗。青铜器雕塑主要以拟形器或局部装饰存在。在造型方法上，与青铜器纹饰样也是装饰性强，写实性差。在这一点上与古希腊、罗马雕塑造型方法是截然不同的。但到了秦汉时代，塑不仅多起来，而而且在艺术手法上走向了写实的高峰，不仅体量巨大，而且深入细微，如秦陵出土的兵马俑以及铜车马就是这样的。汉代塑虽然不如秦代的高大与细致，但仍然保持了相当的写实性，相比秦代雕塑的静穆，更多了些运动感。马超龙雀也是如此，比例匀称，造型精准，虽然没有过多细节的刻画，却概括性地传达出其基本形体与动势。 折叠 编辑本段 文物鉴赏
解决了马超龙雀在动态飞扬下站立的实际问题。在壁画、画像石等同类马匹造型中并没有看到类似的做法。因为壁画、画像石是在二维或近于二维上实现，没必要节外生枝。而在雕塑中则是出于现实需要，马超龙雀是一件在三维空间中展开的有体积和重量的物件，而且动感强烈，呈三足腾空之势，如果与壁画采用同样的方法，则不可能使奔马保持平衡。因此在其足下加上鸟形底座以固定，解决了这一现实问题。它显然是经过精心设计的，既合平力学原理，又使奔马的轻盈和物体的稳定双双得到完美的解决，这正是它的高超之处。具体而言，鸟形底座平，与地面接触面积大，鸟的头、双翅、尾呈现伸展状，增大了稳定性，这道理正如三角支架。所有这些，使马的重心通过足踏于飞燕背上而能保持平稳，构思之精巧无出其右。 其次，马超龙雀用鸟形底座，在艺术上也是一种创造。制作者在固定奔马的同时，将底座的实用功能与艺术创造结合起来，这一大胆而又巧妙的做法，增增添了作品的艺术效果。实际上，借助部件来实现实用与审美目的的做法在汉代是常见的，比如著名的长信官灯就是将雕塑与灯结合，以宫女的袖管作为排烟道的方法也是如此。塑造一匹马的逼真形象这并不太难，然而要将一件静止的物件表现出动感，特别是要表现匹日行千里的良马风驰电掣的神速，这就不那么容易了。但制作者却匠心独运，运用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相结合的艺术手法，把奔马和飞鸟绝妙地结合在一起，大胆地让马的右后蹄踏在一只凌空飞翔的鸟身上。这样就衬托出马的迅疾，使一匹静止的铜马活灵活现地呈现在人们面前。马超龙雀身躯粗壮圆浑，但其动作轻盈，用一足将全身重量都放在了一只小小的飞鸟身上，这显然是经过了周密的计算。小鸟似乎正吃惊地回首而望，惊愕于同奔马的不期而遇。简直就是“扬鞭只共鸟争飞”的真实再现。 马超龙雀是东汉青铜艺术的精品之作。马超龙雀的造型方式，实际上沿用了通行于当时的奔马的形象，并且创造性地加上了飞鸟，既起到了实际中的固定作用，又增加了马飞奔的气势。但它不同于近现代个体艺术家的创作，而是一种程式化的创作模式，在形态上沿用了当时通行的奔马的造型，并且在马足下加上鸟形物以支撑稳定，这是一种创造。整体上看，马超龙雀是汉代人勇武豪迈的气概、昂扬向上的精神面貌的表现，反映了汉王朝的强大与富底。 折叠 编辑本段 文化寓意马超龙雀是在汉代社会尚马习俗的影响下产生的具有重要价值的青铜工艺品。马是汉代社会的重要交通工具、军事装备和农业生产畜力。汉朝政府给马立“口籍”，武帝作《天马歌》，马在各种场合被神化和奉颂。汉代社会盛行车马冥器随葬，视马为财富的象征。汉代的“车马出行仪仗队”和“出行图”在墓葬壁画和画像石、画像砖上是常见题材。铜奔马别具一格，与其他车马相互衬托，体现了墓葬随葬冥器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的统一。汉代开拓疆域，通西域，设河西四郡，马发挥了独特的作用。根据河西汉简的记载：马被广泛地用于交通驿站、长城防御、军事行动、民族和亲等方面。史料记载，汉武帝曾三次派人到西域求乌孙马，马在汉代可谓战功赫赫，功绩卓著。[4] 折叠 编辑本段 文物价值1996年，“铜奔马”被国家文物局组织的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专家组鉴定确认为一级甲等(国宝)文物，2002年被列入国家文物局《首批禁止出国(境)展览文物目录》。 折叠 编辑本段 重要展览1973年，马超龙雀参加了古代历史文物出国展，在英国和法国展出。 2014年02月17日，由国家文物局主办、中国文物报社承办的“奔马迎春——中国马文物”图片展在河南博物院举行，马超龙雀在列。 折叠 编辑本段 社会评价折叠 编辑本段 作品争议奔“马”的争议 铜奔马是什么马，该叫什么名，本来并无多大争议，但它成了中国旅游标志后，异议也随之多了起来。 中国旅游标志的文物原型到底是什么马，主要有四种说法。一说是“天马”。中国考古中发现的早期马造型一般都是蒙古马形象：头大，颈粗，躯长，四肢短壮，但骑行速度相对不快。雷台汉墓出土的铜奔马则不同，它体型高大，腾空飞驰，与汉武帝时从西北引进的“天马”很像。二说是“神马”。神马又叫“天驷”，骑行神速。唐代诗人杜甫《魏将军歌》称：“星缠宝校金盘陀，夜骑天驷超天河。”“天驷”本指天上二十八星宿之东方苍龙七宿中的第四位星，名“房”，亦称“马祖神”。三说“紫燕骝”。骝指黑鬣、黑尾巴的紫红色骏马，骑行速度快，如飞燕般。汉文帝有称为“九逸”的良马九匹，其中有一匹便是“紫燕骝”。铜奔马蹄踏飞燕的造型，很容易让人联想到紫燕骝。还有一说是“特勒骠”。特勒骠本是唐太宗所拥有的“六骏”之一，它与铜奔马扯上关系是因为其奔跑的姿势：一侧前后腿同时凌空腾踔，这叫“对侧步”；而常见的都是两侧前后脚同时抬起，称为“对角步”。能跑“对侧步”的马是特种良马，非常稀少，中国青藏高原的浩门、囊谦产这种马。 踏“鸟”的争议 铜奔马争议最多的，是所踏的那只“鸟”到底是什么鸟？第一种说法，无疑是郭沫若所称的燕子。但不少学者认为，这只“鸟”不是燕子，尾部没有分叉。 有的学者提出了第二种观点，称是“龙雀”，是“天马蹄踏龙雀”。东汉张衡《东京赋》中有“龙雀蟠蜿，天马半汉”之语。龙雀乃秦汉神话传说的风神“飞廉”，能把风神踏在蹄下，可见此马速度之快，于是认为铜奔马应该叫“马踏龙雀”或“马超龙雀”。但“龙雀说”也有人反对，认为那只鸟是一种叫“燕隼”的飞禽。其理由是，龙雀既然为风神，岂能是奔马所践踏之物？再者，传说中的龙雀是凤凰家族的成员，鸟身鹿头，与马脚下的“鸟”明显不同。 第三种观点称是燕隼。燕隼俗称“青条子”，还有“土鹘”、“儿隼”、“蚂蚱鹰”等叫法，其体型大小如鸽，形似雨燕，飞行迅速，常在空中捕食昆虫和家燕、云雀这类小飞鸟，所以“马踏飞燕”应改叫“马踏飞隼”才对。 第四种说法是“乌鸦”。“燕隼说”无法从民俗学上找到逻辑关系和理由，有学者又提出“乌鸦说”。此说系从浙江龙游石窟中的“天马行空”图中找到的灵感：“天马”前蹄正好在“乌”背上方，好像在追赶着乌鸦。而雷台出土的铜奔马蹄正好踏在乌鸦背上，表示已经超越或逮住了乌鸦，遂又多了一个“天马逮乌”的叫法。 所属朝代及主人的争议 甘肃省博物馆在考古报告中认为，此墓年代是东汉晚期，在“东汉灵帝中平三年至献帝期间（186年～219年）”，故称“雷台汉墓”，其依据是所出土的“五铢”钱和文物上“守左骑千人张掖长张君”等铭文，遂断定铜奔马是东汉文物。但有不少学者并不同意考古报告的结论，雷台古墓断代目前已出现东汉、汉魏、西晋、晋末前凉、前凉等五种说法，其中，西晋墓一说影响最大。 至于铜奔马的主人，考古报告认为是“张某将军”，有学者认为应该是曾任武威郡左骑千人官的东汉人“张君”。另外，还有“张江”、“张绣”、“张轨”、“张骏”等说法。[5] 统一名称 在2018年6月5日省政府新闻办举行的2018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新闻发布会上，甘肃省文物局局长马玉萍答复媒体关于“近期社会各方对中国旅游标志图形'铜奔马’的名称有不少争议”的问题时明确表示：“文物部门及有关领域的专家一直坚持使用'铜奔马’这一名称，我们认为是科学、准确和规范的，因此我们提倡统一使用'铜奔马’名称。” 作为我国古代青铜艺术珍品，“铜奔马”备受关注，我们也注意到一些文章和宣传报道中，有'马踏飞燕’'马超龙雀’'马踏飞隼’'飞马奔雀’'飞燕骝’'马神——天驷’等说法，并引发了诸多专家学者的讨论，直到前段时间，还有文章对有关名称进行讨论。 马玉萍说， “我们认为，引发大家对'铜奔马’名称热议的主要原因一是研究工作比较欠缺，由于'铜奔马’并非科学的考古发掘，而且出土年代比较特殊，又加之当时文物保护等各项基础工作和研究能力比较薄弱，导致很多关于'铜奔马’的珍贵历史信息流失；二是'铜奔马’本身非常的精美和神奇，人们渴望获取更多关于'铜奔马’的信息，于是便引发了各种讨论。文物部门及有关领域的专家一直坚持使用'铜奔马’这一名称，我们认为是科学、准确和规范的。根据国家对于铜器类文物定名的统一标准，有铭文的以铭文为主，无铭文的以其制作特点、出土地点，或以纹饰为主，将这件文物命名为'铜奔马’，既涵盖了器物的质地、形制，又同时突出了其风驰电掣般飞奔的形态特征，是符合国家关于历史文物定名标准的。”[6]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