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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也看不到村中央的牌场了
那个秋日的午后留下珍伯母最后的影像 老家贴墙邻居打来电话，他从我的公众号“茅寮屋”里看到村里一个种粮户抽水时被电死，想知道死者是谁。 我转而问邻居多久没回去了。 没想到的是，邻居6月初刚刚回去过，送走了病重去世的老母亲。7月23日邻居老母亲满七，也就是说，他还在守孝期。 邻居老母亲年过八旬，我唤做珍伯母，6月4日去世。60岁的种粮户6月25日下午在田头抽水时，突然遭电击身亡。 一个月里，湾子里两个距离二三十米的老人相继去世，相隔仅仅21天。但先逝世的珍伯母的家人不知道后逝世的种粮户的消息，听来让人感慨唏嘘。家乡村庄对许多外出务工经商的乡亲来说，只剩下最后的告别。 珍伯母最后的居所在村子中央，是从早年迁出村庄的村邻手里买下的，与隔壁五保户留下的房子一起，变身为村中央的两个牌场，很长时间里都是村庄的中心。从早到晚，从白天到黑夜，从春到夏，从秋到冬，这里是留守者的精神栖息地。大家聚到这里打牌、喝茶、聊天。 每次回村，牌场是我落脚时间最长的地方，在这里可以找到绝大多数留守者和回村者。 牌场是一个热闹的存在，却是村庄孤独的缩影。 珍伯母的牌场里有两张牌桌，一张是电动麻将桌，一张是村里的老式饭桌。牌客使用电动麻将桌一天收30元，使用老式饭桌抹牌一天只收10元。牌场除水电消耗外，要供应牌客午餐，是一人一包饼干；夏天要用蚊香驱蚊，还要供应牌客茶水，有时不免给牌客递支烟。算下来，牌场似乎没什么钱好赚。我带着疑惑问过珍伯母，珍伯母说出了心里话：“开个牌场热闹一点，有人叙叙家常，还能卖点烟，不会亏本，一天能赚几块钱。” 牌场屋前和隔壁种着蔬菜，夏天的豆角、茄子，冬天的红菜苔、黑油白菜。偶尔回家遇到吃饭时间，尝一口珍伯母门口种出的家乡菜，都是儿时的味道。临走时，珍伯母喊住我，到菜丛里拔一袋蔬菜，让我带上。 最记得那次跟珍伯母告辞，是个秋日的午后，返程前照例去牌场告辞。门前的扁豆（家乡叫沃米豆）攀着藤架向四周伸展，我怔怔地看着。珍伯母看透了我的心思，拿着红色塑料袋，拽着我来到扁豆丛里，一把把扁豆装进塑料袋，落进心底，沉甸甸的。第二天，我带着这袋扁豆，连同在市场里扫荡的家乡菜上路。 再回首，珍伯母已经驾鹤仙去。 珍伯母肺积水已有一年多，上一年，邻居闻讯从谋生的昆明赶回家，将珍伯母送进医院，陪伴了20多天，后来珍伯母一度处于半卧床状态。 邻居说，珍伯母这次突发脑梗，那天天降大雨，家人将珍伯母送到镇上二儿子的房子里，几天后珍伯母猝然离去。离开时，儿女守在她的身边，这是家乡留守老人期待的告别方式。 我知道，村中央的牌场没人值守了。 三年前回村，珍伯母隔壁的牌场关门大吉，问起来知道，五保户主人被政府安排到市里的养老院去了，五保户有过从军经历，得到了特殊养老待遇。之前，五保户跟侄子同锅吃饭，后来侄子带着孙辈投奔了在广东打工的子女，五保户少了依靠，就接受了政府的养老安排。 而今，贴墙邻居家唯一留守的珍伯母走了，三个儿子都在外地经商务工，牌场的命运可想而知。 我问了邻居一个多余的问题：“牌场还开吗？” 问过之后，我就责怪自己明知故问。 邻居叹口气：“牌场不开了，湾子里冇得几多人了。” 闭上眼睛将村庄在脑海里翻了一遍，几年里，几位老人离去了，一些老人去了外地带孙辈，一些老人带着孙辈到城里陪读，也有个别常年在外务工经商的中年人回村带孙辈。在心里默算了一下，村里的留守老人和留守孩子又少了一批，这个曾经四五百人的村庄，现在不足百人了吧。 邻居也是年过半百的人，已经有了孙辈。几年前，邻居在我工作城市的邻市广州开麻辣烫店，后来店子遭遇拆迁，他一家转到昆明接手送气铺子，做起了送气工。 问他现在生意怎样，他说上个月27日转出了铺子，转让价40多万元，被同乡接手。现在一家人闲着，还没有找到新的营生。儿子媳妇不想再做送气工，正在跟同学商量，既想办厂，又想开超市，还想开宾馆，正在寻找合适的项目。 我想邻居的儿子转行了，邻居可以专心养孙子了。问他会选择回家吗？邻居给了我一个否定的答复。他说还想做老本行，开一家冒菜店，就是以前在广州做开的麻辣烫店。邻居说，一家人开支太大，亲戚又多，不开店不行。 邻居正在寻找合适的店，10多平方米那种，他需要观察人流量和消费人群，找那种人流量大、年轻人多的店子。 回想村中央的牌场，大门双双紧锁，菜园无人打理，下一次回去，也许就荒草封门了。 一丝凄凉掠上心头，思绪又回到那个秋日的午后。 2018-07-2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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