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鲁克的自我发展原则

DATSIX 2022-05-30 发布于湖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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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威廉·科恩

来源：砺石商业评论（ID：libusiness）

本文摘编自《德鲁克的十七堂管理课》

自从我上次见到他后，德鲁克明显苍老了许多，我放慢脚步让他可以跟得上。我们走进一家饭店，在那里，他已经预先定了位置，服务员引导我们就座。德鲁克吃力地坐下，拨弄着以前没见他用过的两个巨大的助听器。

他解释说：“这玩意儿需要根据周围环境情况做些调整，否则声音混乱，我根本听不清楚人家讲话。现在，请和我说说，你这些天在做什么事情？”

我说：“我基本上还在做以前的一个项目。我一直想写本战略方面的书，想了20多年了，似乎总是抽不出必要的时间来。”

“这是个通病，”他回应道，这时候女服务员把菜单递给了我们。“你有没有把自己想做的事情列一个清单出来？”

“列过啊！”

他说：“我也列过。我也有几本书在我的这个清单上已经很久了。不幸的是，我似乎总有更紧急的事情要做，因此我得把这个紧急的事情先做了。战略的确是个重要课题，希望你这次能想办法完成。”

“确实这样，这次进展还好，暂时还没有什么事情打断过我，”我告诉他。“还有我已从空军退役，可以有更多时间来完成它。今年就能完成这项工作，对此我充满希望。”

然后，我问他：“你怎么样？”

“我总是同时进行几个项目，”德鲁克回答道。“很奇怪，很多人觉得这样做很简单。其实不然。这需要大量精力和自制能力，我相信你明白这一点。可生活中的一切都这样。

“我有时候被某些管理人员弄得很吃惊，也很困惑，他们认为仅凭自己的某些天生才能，就能取得成功，”德鲁克继续说。“或者他们把事业的进步看作是实践办公室政治。他们认为，管理人员开始的进步、获得晋升、或者轻而易举实现他们想要的一切，这主要是因为他们幸运或有权势而已。”

“他们这些想法都是从哪来的啊？”德鲁克问。“的确，每个人都具备不同程度的能力和责任。但培养能力得依靠每个人自己，这样他们才能实现自己的目标，更重要的是，这样才能做出成就。当然，我认为，我们所说的那些经理有足够的智慧来确定目标。确立目标就包括自我发展，这对于每个人都很必要。我们不能计划成功，但能够并且必须为成功做好准备。”

德鲁克接着说：“多年来，几乎从我开始工作以来，我就遵循一个严格的计划，即坚持阅读不同学科领域的书籍。当然，我喜欢阅读，但这样做的确需要毅力和自律。这个计划有很多好处。我成功获取了很多领域的常识，这有利于弥补我对任何特定情形的无知。当然，也有人对某些事情了解得相当深入，但仅仅局限于某一狭小领域。他们的确知道的很多，但领域却很窄。这样，他们就陷入了不利处境。”

“是的，”我回应道。“听说这些人知道的东西越来越多，却限制在越来越小的领域，结果到了最后，他变得无所不知却又一无所知。”

德鲁克笑笑：“这个结果合乎逻辑。然而过度专业化会带来严重后果。这个严重后果是对个人的，而不是对社会的。社会作为一个整体，需要专才，也需要通才，他们共同为社会做贡献。重大创新通常来自某一特定领域之外。对于个人，过度专业化可能会限制他们的思想，使他们缺乏创新。但如果能从一个领域汲取新观点将其用到另一领域，就可能得到很多人错误地称为'突破’的东西。正因为这个，很多人被认为做出了重大贡献。”

澳大利亚将军的教训

接下来，德鲁克和我分享了一个教训。“你听说过约翰·莫纳什这个名字没有？”

我说：“听说过。他是一战期间澳大利亚的一位将军。据我所知，他是法国西线澳大利亚军队的指挥官。现在，澳大利亚有一所大学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我的一位朋友还在那所大学当老师呢。”

“你说得对，”德鲁克说。“你可能不知道吧，陆军元帅蒙哥马利称莫纳什是那次战争中最优秀的军团指挥官。事实上，莫纳什远远领先于他的时代。尽管对于英帝国高级军官来说，他的背景极其特殊，但他所获的赫赫战功是举世公认的。

“莫纳什并非出身英国或澳大利亚上流社会。他是犹太人，举家从普鲁士移民澳大利亚。更神奇的是，他并非来自正规部队，没有受过传统军事教育，也没有这方面的经验。他毕业于墨尔本大学，学习艺术、法律和工程学。刚毕业，他就找了一份工程师的工作，同时他对军队产生了兴趣，并不经意间参加了与大学有联系的炮兵预备役。大概20年后，1913年，他晋升为上校。他写过一本关于初级军官领导艺术的书，非常优秀，成了官方陆军训练手册。

“战争爆发后不久，莫纳什奉命指挥一个步兵旅。在1915年对抗土耳其人的加里波利战役的那次战役中，凭借其创新战法以及执行战法的能力，莫纳什的部队抵挡住了敌人，表现相当出色。他因此被晋升为少将，派到法国指挥一个师。又一次，在其他部队只能蹒跚前行时，莫纳什却凭借从工程学、艺术和法律领域中汲取的思想，赢得了胜利。法律让他知道行动前做好充分准备的重要性。他坚持严格备战，严格程度有人认为近乎冷酷。可他发起的进攻，不仅每次都能赢得胜利，并能在取胜的同时，将伤亡降到最低，他因此赢得了士兵的全力支持、尊敬与忠诚。莫纳什训练部队时，会让步兵、炮兵、空军和坦克联合作战，这种做法在当时极为罕见。这种做法可能得益于他的工程学背景，他也不会对任何一个兵种存有偏爱心理。他还在突击技术方面领先世界，该技术我们现在称为特种作战，这是一种战略，可以避免从正面进攻及其带来的重大伤亡。他一次又一次地赢得战斗，据说他还是突破兴登堡防线的重要力量。

“英国统帅部有些官员讥讽他只是个'后备军中的犹太上校’，但乔治五世国王亲自去战场上给他封爵。莫纳什不光是个通才，他不断培养自己成为他所谓的'产品’。”

自我发展因人而异

德鲁克对于自我发展的真实含义有明确的看法。那天我们边吃边聊，他跟我分享了他对这个话题的更多想法。

“当然，掌握通识只是我们所称自我发展的一个方面。自我发展还包括其他很多方面的内容。总之，有太多管理人员依赖他人来获得发展，这当然不叫自我发展。这是我们学校教育制度的缺陷，”他说。“我们往往这样教导学生，老师和教育体制会帮助他们学会他们所需要的一切知识。当然，这是一派胡言。伴着这样的思想成长，他们相信雇用他们的公司会继续培养他们在学校所没有掌握的能力。可这种事情极少发生，即便有，也不可能很常见。”

“结果，尽管我们拥有众多头脑聪明、受过良好教育的管理人员，他们毕业于很好的学校，但自我发展方面的进步却极为缓慢。他们对预料之外的阻碍毫无准备，有时候甚至在多年以后退休时，他们所学到的东西也不比学校刚毕业时多出多少。”

“离开家庭或学校的呵护之后，我们不能指望他人来实现我们的自我发展，这一切都得靠我们自己。”

然后我们继续讨论其他话题。后来回想起这个时，我认识到，德鲁克也许认为他与他人的交谈，包括与我的交谈，都是他个人自我发展计划的一部分。从年轻时候开始，德鲁克就花很多时间与到访他父母家的客人进行大量的智慧上的互动，他说过他认为这就是他的正规教育。我知道，他这方面的教育与自我发展，一直持续到生命结束。

我花了不少时间琢磨德鲁克的意见。自从我大约30多年前第一次遇到他后，我已经取得了不少的成功，并且我从他身上学到了很多。毫无疑问，运用他给我们的教诲和传授给我们的智慧是我们自己的责任。我运用了他的很多原则，并从这些原则中受益良多。但我认为，自己远没有发掘出最大的潜力。

德鲁克并没有宣扬他的自我发展体系。这也许是因为他自己并没有认识到他在多大程度上践行着他的这些原则。自我发展体系是不是德鲁克可以贡献给我们的另一个重要礼物？我决定重新审视这些年来我从他身上学到的东西，以及他为发展自己而有意或无意做的事情。

德鲁克的基本前提

德鲁克认为，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优势，可以用于工作，也可以用于发展自我。这是自我发展的第一原则。

虽然个人弱点不可避免，但我们的长处也无处不在。在构建组织时，管理人员需要配备人员。配备人员的原则是用人所长，并让其弱点与工作无关。他相信，这一原则也同样适用于个人发展方面。他认为，我们应该专注于培养自己的优势，进一步讲，要承担管理自己的责任。他自己也是这样做的。

一次在教室里，有位学生居然斗胆问德鲁克，有没有个人管理方面的经验。其他人可能认为，这对像拥有他这样成就和地位的人来说简直就是冒犯，而他却只是说：“很少，但我是总裁的顾问，学术生涯早期差点成了贝宁顿学院的院长。”

至此，又带出了新的东西。我从没把德鲁克看成是有实践经验的管理者。作为管理思想家、顾问以及哲学家，他的成就太过伟大。但这么说却又带出了另外的问题，我的另一位同学立即提了出来。

班里几乎每个同学都是一线经理。我们非常乐意向学术专家求教。我们尊敬他们的学识，并想从他们那里获得我们可用于实践的知识。对我们来说，德鲁克代表的是最好的。但我们多数人不理解教授是工作还是职业，出于两个原因：第一，存在一个古老的偏见，这用一句古话可以很好地表达出来：“会做事的人是不会教书的人。”当然，古往今来确实有很多教授，他们进出学术界与“真实世界”之间，并在两边都做得相当出色。但词典上对“学术”这个词有一个定义，增加了这一偏见：“没有实践目的或意图的理论或者猜想。”第二，作为一线经理，我们都在一个充满等级的地方工作。经理从第一个阶梯开始慢慢往上爬。我们从没多想过，多数教授就永远作为教授，看似满足于维持在这个我们认为学术阶梯的入门水平上。学术界有管理等级，由系主任、学监、教务长、学院院长、校长等组成。这样考虑过后，我们很多人会主观地认为，教授应像在公司或其他存有等级制度的组织一样寻求管理职位的提升才对。

我同学问德鲁克的下一个问题并不完全出乎意料。这个问题是，“出什么问题了吗？”换句话说，如果早几年德鲁克担任了学监，为什么他没能在这个序列中得到晋升，而“仅仅”是位教授？

德鲁克仍然未用辩解的口吻回答了这个问题。“我不喜欢把做学监或者管理者作为一个职业，这不太能给我带来满足感。我知道，我作为商科老师、作家以及研究人员会更好。我知道要实施良好的管理，学监需要做些什么，但我也知道从事那样的工作会使我没有时间去做我喜欢做、擅长做，并能做出最大贡献的事情。”

针对管理人员的基本问题

在我看来，这明显又回到了德鲁克认为所有管理人员都应该提出的基本问题。作为个人，我们必须首先决定：“我们应该从事的业务是什么？”然后，我们才能继续发展自己，实现某个特定目标或终生的事业。一旦回答了这个问题，你就有了很多事情要做。

我不知道德鲁克是什么时候决定要成为世界最重要的管理思想家的，或者他是不是做过这样的决定。但我相信他的初衷是要尽己所能，做出最大贡献。他的综合背景一定程度上把他送上了这条路，并且他在职业生涯的早期就已经确定了自己的“事业”。在奥地利高中毕业后，德鲁克没有直接上大学。他花了一整年时间当商业学徒，可完成学徒生涯后，他又立即离开了这个行业。我怀疑早在这个时候，他已经认识到“他要投身的事业”，并开始培养自己，为实现自己的目标而做全面的准备。

我记得我还是他的学生时，曾看到一个在德鲁克来美国前就认识他的人这么写他，德鲁克一直知道自己想成为一名教授、商业作家和公司顾问。这个人这么说他，并不是对德鲁克的恭维，而是想表明尽管德鲁克超前规划好了自己的职业，但他一路走得并不很顺利。规划是采取正确行动并在职业中做出贡献的关键一步。我不明白，怎么会有人把它看作是不好的。如果真是这样，反倒证实了我的猜测，德鲁克在相当早的时候就确立了职业生涯。

这并不是说如果一个人未能早早确立自己的人生目标，就会失去一切，终生发展受限。有人的确很早就确立了“自己的事业”，几乎相同数量的人到了职业生涯中期才搞明白，甚至有人到了晚年才找到自己的定位。谁会想到“意大利式美国西部片”演员克林特·伊斯特伍德会发展成为奥斯卡获奖导演，或者一位靠社保为生的餐馆退休工人哈兰·山德士会建立跨国的肯德基公司。而这两个案例实实在在地发生了。

德鲁克自我发展的四个途径

为了实现自我发展，德鲁克运用了四个主要途径：读书、写作、倾听与教学。他终生阅读。博览群书是他广博知识的来源，包括人权和不同学科领域的所有知识。

俗话说得好，写不出来就不算真正理解。德鲁克说写作是他职业的根基。他在职业生涯早期就已开始写作。他是为自己写作吗？也许吧。我也是作家，我想也许所有作家都在为自己写作，为了自己的乐趣而创作，为了阐明自己的观点。但希望把自己写的东西出版出来的原因，则因人而异了，说服他人、做点贡献、追求成就感，抑或为了获得经济收入。

我想德鲁克是想对他想说服或劝说的那些人阐述他的观点。写作给他带来声誉，让他成为商界名流可能只是意外收获。此外，除了管理、政治和经济之外，他的创作还涉及许多其他领域。他曾说过，刚到美国时，还给一个流行杂志撰写旅游方面的文章。无论如何，他绝对是将写作作为自我发展的一个途径。

人们一般不会把倾听看作是实现自我发展的手段。开始毫无疑问，德鲁克确实是这么做的。他曾说过，十几岁时，父母就允许他参与来访客人之间的知性对话。他认为这些谈话和后来自己与他人的谈话对他很重要。可他理解得更为深入，他是第一批理解我们今天称为“自言自语”的重要性的人之一。有一次在课堂上，有人问他，为什么他能讲出一些在当时，“人人都知道”他是错误的，而事后却被证明是正确的话，且这些事情总是会被他言中。他说：“我只是倾听自己的声音而已。”

这个回答把学生都逗乐了，但我相信他的确是准确地表达了自己的意思。为了进一步阐述这个自我发展途径，现在心理学家通常会告诉我们，每个人都不断地自言自语与自己沟通。德鲁克早就发现了我们现在知道的东西：倾听自己说的东西对我们的成长非常重要。

尽管德鲁克决定在大学教书可能出于其他原因，但他把教学当作自我发展的途径之一。他告诉我们：“最好的学习方法就是教”以及“我通过教学发现我思考的东西”。当然，后面一种说法带来了全班的哄笑。与写作一样，教学也需要进行大量准备并组织思想。此外，因为传统的课堂教学多在公共场合进行，这样教学提供了让一切内容必须正确展现的另外的动力，否则你会当众出丑，甚至因此蒙羞。所有优秀的老师都认识到了这一点，并且德鲁克绝对是位优秀的老师。

几年前，我就自我发展成就战略领袖的话题给很多人做了报告。我推荐了多条原则，全部都来自德鲁克。

自我发展的其他原则

德鲁克从来没有讲过，管理人员应该遵循的自我发展原则。我的研究是从他的基本阐述开始的，即所有管理人员都有其长处和短处。每个人都应该发展与发挥自己的长处，并努力使自己的弱点变得与工作无关紧要。此外，他坚定地认为，应该坚持问自己这个问题：“我们从事的业务是什么？”根据他的这些思想，我推导出了我认为他所遵守的他所坚持并会向他人推荐的其他一些原则。包括：

充分准备
信守承诺
随机应变
灵活变通
确定的目标，灵活的战略
勇于冒险

充分准备，勇于冒险

德鲁克认为，尽管不能保证事事成功，但你能够并且必须为实现成功而做充分的准备。管理人员在开始从事任何职业之前很早的时候，就要为自己做充分的准备，然后开始确定最终要从事什么职业。

我们知道德鲁克的第一项准备就是进贸易公司当学徒。这样做违背了他父亲的意愿。他父亲希望他先上大学，再工作。这个决定是德鲁克自己的，而不是他父母的。这与很多父母以及现在的很多高中毕业生的感觉和态度一致。家长希望孩子上大学。动机很多，包括自我发展，只有神童可能会有其他想法。有时候父母的了解是全面的，也有时候孩子是对的。显然，德鲁克属于后面一种情形。他离开在维也纳的家，去了德国汉堡。在那里，他不仅获得了实际的工作经验，还开始准备接下来要做的事情。

这是德鲁克第一次重大冒险行动。他用他生命中的一年时间去冒险。如果你认为这个不重要，那你也许忘记了，一年时间对一个17岁的少年来说有多么漫长。准备与冒险总是相伴而行。准备越充分，自信越足，就越倾向于冒险。我想德鲁克在少年时期就已经开始有意识地做准备了。

信守承诺

德鲁克在汉堡居住了一年，并结束了学徒生活；此后，他没有继续留在那家公司，也没有去任何其他贸易公司上班。这个决定似乎证明了他已经做了打算。实际上，他的确在一定程度上遵从了他父亲的意愿，因为事实上他到达汉堡开始学习商业的时候，就在汉堡大学法学院登记入学了。学习和实习同步进行，但登记入学也可能是对父母的一种妥协。

德鲁克也许把学徒生活看作他自我发展所必需的一块踏脚石，也许这是个严肃的职业活动，只是没有达到它应该达到的目标。不管是哪一种，德鲁克坚持了一年，完成了他所想做的事情。他曾说过，学徒时期的任务并不重，他有大量闲暇时间。因此他能够自学法律，而不去听课，有种说法就是这么说的。但他还说过，他开始如饥似渴地博览群书，不仅是散文，还有很多是历史题材的，还有小说。”他当时决定学习法律或许也是为以后的发展所做的有计划的准备。

他坚持完成学徒生涯没有中途离开，还表明了他坚持实现任何他所确定的目标的承诺力度。我们很快会发现，他决定想要全职大学教师的职位之后，这个承诺也从没动摇过，尽管这需要更多的牺牲，并且他花了十年时间才最终实现。

德鲁克的更多准备

作为职员完成了为期一年的实习之后，德鲁克立即到法兰克福大学报了名。在那里，他完成了公法与国际法方面的博士论文。同时，他开始为报社撰写经济学方面的文章，并很快成为自由撰稿人；后来又在一家很受欢迎的日报做了外交和经济版块的编辑。这两份工作都是他准备的一部分。如果德鲁克想成为经济与外交方面的记者或教授，他为什么不在这两个学科发展，反而选择了法律，攻读其博士学位？在课堂上，他告诉我们，他选择攻读法律博士学位，是因为当时这是最快也最容易获得的博士学位。

在他的计划中需要有博士学位教育，但并不想从事法律工作，他后来的一系列行动似乎证明了这一点。他从没想过要从事法律方面的职业，尽管他确实运用业余时间教过法律。他开始撰写政治经济学方面的文章，显然这是他感兴趣的主要领域。这个兴趣可能受到他父亲的影响。他父亲后来从奥地利移民到美国，在美国的一所大学里教授经济学。

有资料表明，德鲁克曾在德国科隆做过记者。不管事实如何，他去过科隆大学，他叔叔是那里的知名教授。这个信息证实了他打算当大学老师来传播自己的思想和研究成果。

总之，德鲁克不是什么“学生王子”。德鲁克在汉堡大学和法兰克福大学时，完成了双重任务。上第一所大学时，完成了学徒生涯；上另一所大学时，成了记者并开始写作，还养成了坚持一辈子博览群书的习惯。

随机应变

沿着早已计划好的职业道路前行，或在已经从事的职业领域工作，我们时常会碰到因变化而引起的各种障碍。审时度势，必要时随机应变是非常重要的，而不应故步自封，指望已变化的东西仍保持原样。

畅销书《一分钟经理人》的合著作者斯宾塞·约翰逊曾就这个概念写过另一本畅销书，名为《谁动了我的奶酪》。该书的主要思想就是不要浪费时间去后悔变化。相反，要接受变化，继续前行，并根据新的环境重新开始。20世纪30年代早期，德鲁克就是这么做的。

德鲁克早就认识到了纳粹的威胁。如果犹太人出身还不够，他还撰写过宣传小册子，支持弗里德里希·朱利叶斯·斯塔尔的思想，此人是19世纪早期的一位政治保守派，大学时代信仰犹太教，后皈依基督教。和其他人不一样，德鲁克没有自欺欺人地认为纳粹会放过自己，或纳粹会被很快从政府中驱逐出去。他没有浪费时间，祈祷希特勒不会掌权，或幻想他的独裁统治不会长久。1933年希特勒当选为德国总理，德鲁克当机立断，移民去了英国。

值得一提的是，德鲁克当时就预见了事件发展的过程，而普通民众都还以为希特勒和纳粹党只是临时篡权，很快就会被推翻。很可能是他养成的博览群书以及与他人交流思想的习惯帮助他得出这样的结论，他应该尽快逃离德国。

仍然逗留在德国的犹太人要成功逃离日益困难。留下来观望事态会怎么变化的犹太人，最终失去了所有公民权利，不允许其从事原来的职业，移民出国时禁止他们携带任何现金。不久犹太人的财产被德国政府充公，并且他们被完全禁止出国。最终，他们中的绝大多数惨死于大屠杀。

但是，德鲁克这么早离开德国也是在冒险。要放弃他努力工作准备实现的目标肯定是个艰难的抉择，他可能想在一所重要大学当教师。这纯粹是我的猜想，但我相信肯定会有很多人劝他不要移民，至少要再等一等，看看事态如何发展再说。

灵活变通

德鲁克到了英国之后，没有重操旧业，没有做记者，也没有成为政治经济学教授。也许是因为他的英语口语不够流利，又或许是因为他浓重的维也纳口音，限制了他立即继续他当时在科隆已经计划好从事的职业和工作。但不管怎样，德鲁克在英国待了四年，先是在一家保险公司做证券分析师，后来在一家银行做经济学家。

他没有像计划好的那样在大学教书，但继续他的写作，不仅仅写文章，他还写了一本书，他的第一本畅销书《经济人的末日——新极权主义研究》。他还用德语写了简写版，于1936年在维也纳出版。两年之后的1938年，就发生了德奥合并事件。

真正让德鲁克声名远扬的是该书的英文完整版。英文版在他1937年移民美国后出版。也就是这本书，在英国得到了温斯顿·丘吉尔的好评。毫无疑问，本书的成功激励了德鲁克继续自我发展，在实现自己的职业抱负方面真正走上了正轨。

确定的目标，灵活的战略

在英国待了四年之后，德鲁克去了美国。这个时候，他也许仍将自己的职业目标定位在以作家兼记者，或作家兼政治经济学学者的身份来做出自己的贡献，而不是在商业或管理领域，因为这两个领域都没有他第一本书所涉及的话题。

他为什么不留在英国？或者换种说法，他为什么又要移民，从英国移到美国呢？曾经有学生在课堂上问过他这个问题。他回答说，英国沉浸在过去，而美国则着眼于未来。

从实用角度来看，这个解释可能是说，他认为自己不可能在英国获得他所追求的教职，但在美国可以。这就和他的战略思想不谋而合了：人生目标的改变应当缓行，但应随时做好各种准备，灵活改变战略，实现既定目标。德鲁克的战略改变会再一次带来风险，但他在离开英国之前，就获得了作为多家英国报纸在美国的代表的工作。这项任务更吸引了他去美国。

也许得益于《经济人的末日》的出版，德鲁克在萨拉·劳伦斯学院谋得了一份讲授经济学的兼职工作。该学院坐落在纽约布朗克斯维尔，基本算在纽约市区。萨拉·劳伦斯学院因学术研究而闻名，在当时还只是一所规模很小的女子学校，到1966年，改成了男女混合学校。这对于未来的“现代管理学”之父是个奇怪的学术起点，并且相比于他五六年前最初希望任教的世界知名的科隆大学，有巨大的落差。

在那段时间，德鲁克并未坐守不前，而是继续写作，基本内容已不仅局限于过去的准备，而且涉及他现在为美国政府所做的事情。1942年，他出版了第二本专著《工业人的未来》。

德鲁克开始为美国情报部门工作，研究并报告德国的工业情况。他与隔壁小隔间一位名叫马文·鲍尔的从事类似工作的同事成了朋友。马文·鲍尔创建了闻名世界的麦肯锡管理咨询公司。1943年，德鲁克接到佛蒙特州的贝宁顿学院的邀请，做了全职教授。这也是一所女子学校，他讲授哲学、政治学和宗教。和萨拉·劳伦斯学院一样，贝宁顿学院如今也是男女同校的。

至此，德鲁克花了整整十年时间才获得了大学全职教学岗位，尽管学校拥有良好的学术声誉，但和科隆大学根本不在同一档次。这一点表明了德鲁克自我发展的很多原则，包括准备充分、灵活应变，特别重要的是，要坚定目标，尽管有时必须为实现该目标而调整战略。

1943年对于德鲁克意义重大。首先，经过了十年时间，他终于获得了一份全职大学老师的工作。其次，通用公司与他接洽，请他看看他们的管理实践，原因可能是他上一年出版的专著。这对彼得来说是一次重大转型。他不再研究宏观经济学，而是微观经济学。他一旦决定接手这份工作，就没有人能够劝阻。学术同行建议他不要接手，因为这会让他脱离本行，并对他的学术声誉造成不利的影响。这是又一次冒险。

德鲁克做完了这项研究。据说，他的客户通用公司并不怎么认可他的研究。但这项研究却成就了他两年之后，即1946年的开山之作《公司的概念》。

与此同时，德鲁克还尝试学术管理，两年间，在贝宁顿学院承担了很多系主任的工作。德鲁克又一次采取了冒险行动。正如前面所说，他觉得这不是自己想要的。于是他重新回到了全职的教学、研究和写作工作上。

1949年，德鲁克接到了另一个邀请，去纽约大学从事全职教学工作。这份工作让他能够专注于自己确定的专业领域，能够使自己的贡献发挥最大的影响，这个领域就是：高层管理人员的教育。他接受了邀请，在纽约大学任教22年。至此，德鲁克在他的专业领域已经颇有建树，全身心从事自己想做的事情：写作、演讲，并根据他自己的研究以及分析与思考做出了重大贡献。

1972年他决定去加利福尼亚州，这完全是出于他自己的选择，并按照他自己所提条件行事的。虽然有很多加州的大学抢着要他，他却选择了一所规模较小的学院，该学院刻意保持着较小的规模，后来却发展成为世界知名的大学——克莱蒙特研究生大学。其中还有以他名字命名的学院——彼得·德鲁克及伊藤雅俊管理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