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37年2月9日，一个国民党要员收到南京方面给他的密电，由于没有带秘书，他不会翻译，竟让中共方面派人来帮他。中共代表团派人过去后。这位国民党要员更是直接把密码本交给来人，让他翻译并表示感谢。 这一幕发生在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当时国共两党还在就合作事宜进行激烈的谈判。而就在在谈判间隙，这位国民党要员还同周恩来，叶剑英一起到钟南山郊游，一路谈笑风生，并合影留念。 他是谁？他何以做到既是蒋介石单线联系的秘密联络特使，又是周恩来、叶剑英的挚友？ 原来，他就是当时国民党最年轻的中央委员、陈立夫的得力干将张冲。 故事须从1930年代初说起。 1930年前后，共产党党中央先后发生白鑫、顾顺章、向忠发等叛变事件，惨重地失去了澎湃等重要领导人，而蒋介石最怕、最恨的周恩来却幸免于难。 当时的周恩来既负责中共的组织工作、军事工作、又负责秘密的情报保卫工作，是蒋介石的头号敌人。 为了除掉周恩来，1931年9月1日国民党通令悬赏两万大洋通缉周恩来等。1931年11月底顾顺章又以个人名义登报悬赏缉拿周恩来等人，但均未果。 一计不成再生一计。 1932年2月中旬，上海《申报》、《时报》、《新闻报》等报刊相继惊现《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伍豪是周恩来的代称）。而这个充满险恶用心的“伍豪事件”的始作俑者正是时为中统特务骨干的张冲。 “伍豪启事”抛出后不久，我党当即采取有效措施进行反击，所谓“伍豪启事”很快真相大白。张冲的用心不可谓不险恶。 作为国民党特务骨干，张冲在特务岗位上还主持了一件大事，就是侦破了牛兰大案背后的共产国际间谍网，使苏联军方在中国的谍报活动遭到重创。他在积极反共的路上似乎越走越远…… 然而兄弟阋墙，外御其侮。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爱国人民到处起来反抗日日军的侵略，在这强大的全国反日声浪的影响下，国民党中的爱国高级将领也纷纷要求“北上抗日”。 张冲也是这样一个热血男儿、爱国人士。他曾经在东北生活过四五年，对日本侵略者的野心和暴行，耳闻目睹，深有感触。民族危亡之际，他希望国民党能摒弃党争，与共产党化干戈为玉帛。 长期与共产党打交道，他对共产党的了解逐渐加深；共产党的《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更使他深感共鸣；他长期从事对共产国际和苏联的研究，西安事变前夕，作为国民党后起之秀、国民党最年轻的中央执行委员、秘密担任国民党开启联苏联共的联络特使和谈判代表。 西安事变爆发，张冲日夜陪在被羁押的蒋介石身边，以他的忠诚与沉着获得蒋介石的信任。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张冲在其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幕后作用。 西安事变后，国共两党多次就合作事宜进行会谈磋商和正式谈判，张冲和周恩来是分别是国共双方的主要谈判代表。特别是对于红军改编成八路军的问题，八路军原本要成立四个师，蒋介石咬死了最多给三个。 中共方面和蒋介石的谈判十分艰难。蒋介石处处刁难，为谈判刻意制造障碍。正是在这个过程中张冲和周恩来频繁接触，逐渐建立起深厚的友谊。 周恩来在谈判过程中展现出伟大的人格魅力，以及不计前嫌、一心为抗日大计的博大政治胸怀，令张冲钦佩。 而张冲从大局出发，极力寻求解决问题的方案，从中发挥重要作用，周恩来将其引为不可多得的朋友。 两个人此时的关系不像是对手，更像是合作伙伴。 后来“皖南事变”发生，张冲身心受创。几年来折冲外交、奔走国事，艰难维护的国共合作大好局面，如今要功亏一篑，张冲感到心力交瘁。 国民党顽固派更是对他极端仇视。在皖南事变后国民党内的一次会议上，当他谈到国共两党应继续合作时，一位顽固派人物竟对他破口大骂，并随手拿起桌子上的茶杯，向他打去。 张冲遭此侮辱，颇为灰心，他也随时准备着顽固派对自己暗下毒手，并给家人立下遗嘱：“我一旦身遭不测，必须把保险箱里我与周恩来先生来往信件，全部烧毁。” 1941年8月11日张冲病逝，年仅38岁。国共两党领导人纷纷志哀并给与高度评价。周恩来亲书挽联：“安危谁与共？风雨忆同舟”。并于《新华日报》撰文《悼张淮南先生》悼念。 张冲和周恩来并非没有各自的党派之见，可每当问题有争执的时候，彼此只要一提“敌人所欲为者我不为，敌人所不欲者我为之”这句话，问题立刻迎刃而解。 如今一旦失去张冲，国共合作的前景不能不引起周恩来的担忧。周恩来在追悼会上讲话过程中泣不成声，许多人也不胜唏嘘，呜咽起来。 张冲与周恩来初各为其党，并无私交，然面对侵华敌寇，却能推诚相见，为国共合作奔走努力，他和周恩来不打不相交，从仇敌到挚友。为二次国共合作的达成立下汗马功劳。这种风雨同舟，相忍相重的精神，永远值得我们尊敬。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