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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权资本制在体系上属于公司资本形成制度。所谓公司资本形成制度，是股东将出资注入公司的制度，属于公司资本制度的“前端”，是公司独立人格和公司信用的基本保证。公司资本形成制度（资本由股东真实地流入公司并维持）分为法定资本制和授权资本制。法定资本制主要为大陆法系国家所遵行，强调在公司设立时必须确定公司的资本总额，只有所有股东足额认缴或募足才能成立公司，核心特征在于股份一次性发行，此后的增资须经股东会作出决议，董事会无权自行决定。授权资本制则主要由英美法系国家采纳，尤其以英国和美国为代表。授权资本制下，同样必须在设立时明确公司的资本总额，但公司股份不必一次性发行完毕或出资比例不必一次性认缴完毕，股东只需认缴或实缴一部分公司即可成立，剩余部分则由股东会决议或章程授权董事会在必要时自主决定发行或募集，无需再经过股东会决议，其核心特征在于董事会在经营过程中有自主决定发行新股或增加出资比例的权利。 从1993年公司法至今，我国公司资本形成制度沿袭大陆法系传统，在类型上属于从实缴到部分认缴再到全面认缴的法定资本制，公司设立之后的新股发行必须经过股东会决议，董事会的方案必须提交股东会表决通过后方能有效实施。尽管授权资本制已为绝大部分国家公司法所允许，但在我国大陆法系传统的公司法改革中仍面临较大阻力，引发激烈讨论。 反对引入授权资本制的观点可归纳为如下三点。第一，不利于公司债权人保护。授权资本制下，章程记载的授权发行股份数和它所隐含的公司资本数额是一个虚幻的膨胀的数字，公司债权人保护无从落实。“在授权资本制下，公司的实收资本可能微乎其微，且注册资本的相当部分未能落实到人，加之资本内容复杂，显然它更可能被欺诈行为所利用，减弱对公司债权人利益的保护。”特别是考虑到中国目前的社会信用不足，这种担忧就更具正当性。第二，在董事受信义务不发达的制度背景中，授权资本制不利于股东保护。“将发行新股的权利完全赋予董事会，对股东权益的保护也有失周全。”如果没有足够的董事义务与责任作为后盾，董事可能滥用授权，通过发行股份的方式稀释特定股东的持股比例。第三，中国证券发行监管会限缩上市公司授权资本制的实效意义。授权资本制必须是在相对放松管制的证券发行监管制度之中才有用武之地；在严格监管的证券发行审核制度中，即使董事会根据章程或股东会决议的授权作出发行股份的决议，该决议的实施仍须经过证券监督管理部门和证券交易所的注册或者核准。故授权资本制可能只对非公开发行有实效价值，而目前的法定资本制（全面认缴）存在的问题不能简单通过引入授权资本制解决。另一方面，赞成授权资本制的观点则认为，授权资本制是公司法现代化的趋势；授权资本制能增强公司运作的灵活性与效率。 2021年12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审议并公布《公司法》（修订草案）。本轮修改是我国公司法自2005年以来时隔十六年的一次大修改。修订草案的一大亮点是引入了授权资本制。修订草案第97条允许股份公司的股东会将股份发行的权限授予董事会，对授权资本制适用的公司类型、缴纳方式做了强制规定，将授权期限、授权比例交给公司章程自治；为防止董事会滥用股份发行的授权而稀释原股东持股比例，修订草案第164条将大比例股份发行作为授权的例外，使其回归股东会决策范围。这两个条文奠定了草案中的授权资本制。然而，本次修订草案的制度创新并非尽善尽美，授权资本制首先在概念使用上便存在问题，折射出我国对此种资本形成制度的误解，其应正名为“授权股份制”；其次，在保留大陆法系公司法的法定资本制的基础上，为什么还要引入授权股份制，前述争议仍需回应；再次，授权股份制是资本形成制度的组成部分，授权股份制和法定资本制之间是什么关系，二者该如何协调，尚需阐释；最后，授权股份制是一个制度体系，配套制度的缺失可能引发新的法律问题，特别是授权股份制下的原股东保护问题亟需解决。为了更好地丰富和完善我国公司资本形成制度，实现提高投融资效率与提升公司治理水平目标的均衡发展，本文将对上述问题逐一分析。 制度“名正”才能“言顺”：一项法律制度的名称应准确反映该法律制度的内涵，名实一致才能方便法律制度通过标签名称得到准确的传播、理解与使用，避免以讹传讹。授权资本制的准确名称是授权股份制（authorized shares），它是指股东会通过公司章程或股东会决议的方式，授权董事会在一定的价格范围与数量范围内做出公司发行股份（而不是资本）的决议而不需要召开股东会。“股份”是实质意义上的股份概念，既包括股份公司的股份，也包括有限公司的出资比例或份额。授权股份制下的公司资本运作是以“股份”概念为中心的，先有股份，再有资本与股本。公司注册资本=股份总数（实缴）×面额。公司章程中记载可发行股份总数，这些可发行股份总数由于尚未发行，不形成公司注册资本（股本）。授权资本制的准确名称是授权股份制，更深层次的原因是股份和资本是两个层面的概念。股份（含出资比例）的功能是划定股东之间的持股比例和股东相互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而资本的功能是对债权人债权清偿的保障。对于股东而言，股份数量和自身的持股比例是股东所关心的重大事项，股东会授权董事会的权限范围一定是围绕股份数量而不是资本数量而展开。修订草案贯彻了以“股份”概念为核心构造授权股份制的理念，这反映在修订草案第96条第1款第（四）项、第98条。 授权股份制的特征为：授权的内容是董事会在一定情况下发行一定比例的股份；适用范围主要是在公司设立之后，由于公司运营资金的需要与效率考虑而授权董事会，不需要召开股东会，即可发行新股；授权就意味着在股东会和董事会权限的初始默认设置为新股发行的权限本归于股东会，但出于效率考虑，股东会通过章程或决议授予董事会，换言之，股东会通过变更公司章程或者做出新的股东会决议，则可终止或变更授权。 授权股份制以董事会和股份为核心，股份的变动又关系到公司资本和公司控制权，这是授权股份制具有比较优势的制度基础。 从历史来看，先有法定资本制，再有授权股份制。法定资本制和授权股份制不是“物种多样性”的表现，而是制度进化的结果，法定资本制在两大法系逐渐进化与趋同为授权股份制。从一般历史规律来说，后出现的制度经过了实践的适应性调整，更适应当代公司经营的需要，在经济效率上要优于前制度，更适应公司成长与经济发展。在美国，授权股份制源于19世纪末各州之间吸引资本导致的公司法竞争。马萨诸塞州公司法引入授权股份制是在1903年，特拉华州公司法是在1927年。英国在1985年公司法第80条和第80A条规定，除非公司章程或公司决议将一般发行股份的权力或某项特定发行的权力授予董事，否则该权力由股东会保有。对于公众公司来说，将该项权力授予给董事会的最长期限为五年；对于私人公司来说，通过投票决议，可以将该权力无限期地授予董事。在大陆法系代表性国家或地区，授权股份制已十分常见。德国《股份法》规定公司章程可以授权董事会发行新股。法国的资本形成制度随着改革历程的推进也发生了较大的变化，被称为在设立时采法定资本制，在增资时采授权资本制。根据法国《商法典》，公司一般需要在增资时经股东会决议。但实际上这种复杂的制度从未真正实施过，股东会可以将其权力下放给董事会或管理委员会行使。有了此授权，不仅可以减少股东大会的召开次数和花销，还能提高决策效率。1996年法国《商法典》允许特别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或执行委员会发行在少于26个月的最长期限内即可转换成公司资本的投资证券；2004年6月24日的立法令继续扩大特别股东大会向董事会或执行委员会的授权，使启动增资的决定权也落入可授权范围之内。在东亚，1950年前，日本公司法借鉴德国而采取严格的法定资本制；1950年日本修订商法，大量吸收英美法元素，引入授权股份制。2005年为了适应经济振兴政策与增强企业全球竞争力，日本启动公司法制现代化，在股份公司和有限公司的规则一体化基础上，授权股份制的体系得到完善。韩国公司法以日本公司法为师，也规定了授权股份制。中国台湾地区公司法亦如此。 从1993年到2005年再到2013年，中国公司法资本形成制度改革历程也是呈现进步式的：普通公司的设立废除最低注册资本、从实缴制到全面认缴制、废除强制验资制度、不再要求货币出资比例或首次出资比例。公司资本形成制度的改革走到这一步，在放松管制层面已几乎改无可改。本轮修法进一步释放制度改革红利，推动力来自于授权股份制的引入，这符合全球公司法改革与演变的历史趋势。 以公司制度现代化为目标的中国公司法应引入具有比较优势的授权股份制，那么接下来的问题是新引入的授权股份制与依然保留的法定资本制之间的关系如何理顺。第一，中国公司法可以且应该同时包容两种资本制度，建立公司资本形成制度的法定选择模式，实现自治中的强制。在概念上，法定资本制是股东会决策，授权股份制是董事会决策，因此，很容易将二者对立，形成法定资本制与授权股份制之间的辩论。授权股份制相比法定资本制也具有若干制度比较优势，似乎采取授权股份制之后就不再需要法定资本制。然而，事实上，将法定资本制和授权股份制对立起来是不必要的，二者在实践中并不矛盾。同一部公司法可以提供两种不同的资本形成制度供公司选择，这就是公司资本形成制度的法定选择模式。法定选择模式是公司制度现代化的趋势，体现公司法灵活开放的结构，并促进公司法的适应性生长。 法定选择模式存在的最根本原因是不同类型的公司具有不同的需求。法定资本制虽然在资本运作灵活性上不如授权股份制，运行成本高，但它更简单，对公司治理的要求低，对董事义务的要求较低。法定资本制满足封闭公司（有限公司）股东人合性需求。这些股东在意持股比例或表决权被新股发行所稀释，所以，新股发行的最终决策权在股东会。授权股份制满足公开公司或大规模公司的需求，因为股东人数众多，公司资合性特征明显，股东已不太在意持股比例或表决权被公司的新股发行所稀释，而注重公司规模的扩大，希望公司将蛋糕越做越大，这才是公开公司的股东利益的最佳保护。2021年《公司法》（修订草案）也遵循法定选择模式：在有限公司部分规定了法定资本制，在股份公司规定了授权股份制。两种资本制度并存于一部公司法中，就是照顾到了不同公司的差异化需求。 第二，法定选择模式的涵义还包括法律对两种资本形成制度所适用的公司类型不必做强行限定。修订草案在有限公司部分规定法定资本制，在股份公司部分允许股份公司采取授权股份制。这意味着股份公司可以选择授权股份制，也可以不选择授权股份制，而有限公司只允许法定资本制，不允许授权股份制。这样区分的理由可能是，中国公司类型分为股份公司和有限公司，前者假定公司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实行董事会优位主义，后者假定所有权与经营权合一，实行股东会优位主义。授权股份制的主要适用范围是两权分离比较充分的股份公司。笔者认为，尽管我国理论上推定有限公司由于具有封闭性、人合性，股东往往参与公司经营管理，两权未充分分离，然而，实践中也发展出了规模较大、股东人数较多、两权有所分离而有授权需求的有限公司，所以，不排除有限公司的股东会也可以事前授权董事会在一定范围增加出资比例。我国立法上没有必要将授权股份制（含出资比例）限定在股份公司，而是可以在股份公司规定授权股份制，同时也允许有限公司选择和参照适用之。建议在二次审议稿中的相关立法条文可调整为：“公司新股发行必须经过股东会的决议，但是公司通过股东会决议或者公司章程授权董事会的除外。有限责任公司增资，参照适用。”比较法上的证据是，德国《有限责任公司法》允许有限责任公司的公司章程授权业务执行人通过发行新的凭缴纳出资购买的营业份额；日本公司法为了保护原股东，对非公开公司（对应我国的有限公司）使用授权股份制有更严格的配套措施。美国、英国、香港地区公司法没有股份公司和有限公司的区分，对所有类型公司均允许授权股份制。总之，授权股份制的适用范围可以包括有限公司。 第三，在出资的缴纳方式方面，修订草案中的法定资本制保留2013年公司资本制度改革成果，允许认缴方式，而授权股份制只允许实缴方式，不允许认缴，这是有道理的。这使我国资本形成制度法定选择模式的负外部性和实务操作成本最小化，理由如下：一是，授权股份制以实缴为前提，将以实缴资本支撑公司信用、偿债资产与公司人格，区隔公司信用与股东信用。在授权股份制下，公司在登记机关登记实收资本总额，更能反映公司资本情况。二是，取消公司设立的最低注册资本数额之后，公司设立已比较简便；即使作为增量改革的授权股份制以实缴为前提，也不影响公司设立和政府统计数据中的市场主体数量。事实上，目前中国证监会监管范围内的公众公司资本均为实缴。三是，除了二者都必须登记公示的“每股金额”，法定资本制与授权股份制的资本登记事项均统一为两类资本数额（登记公示时均表现为“两联”），有利于工商登记对两类资本制度的统一造册与执法，也有利于公司变更自身的资本形成制度。法定资本制（认缴制）下需要登记的资本数额应是两联：认缴注册资本与实缴注册资本。授权股份制公司存在两个股份数额及资本数额：授权股份数（对应授权资本）和已发行股份数（对应注册资本）。如果允许认缴，那么，授权股份制公司的资本数额将存在三联：授权资本、已发行股份资本（实缴）、已发行股份资本（认缴）；如果不允许认缴，则授权股份制公司资本登记数额则减少为两联：授权资本和已发行股份资本（发行即实缴）。这样的话，不论公司选择何种资本形成制度模式，公司登记公示的资本数额均统一为两联，具有可操作性。可以参考我国台湾地区授权股份制的运作实践。台湾地区公司登记公示四项资本信息：章定资本、实收资本、已发行股份总数、每股金额；然后，已发行股份数均为实缴，已发行股份总数乘以每股金额即为公司注册资本，均为实缴；由章定资本除以每股金额即为授权股份总数。这四项资本信息，只需要公示其中三项，就可以推导出全部。为了在法定资本制和授权股份制之间提取公因式，我们新引入的授权股份制公司登记公示授权股份总数、注册资本（实缴）和每股金额，其中，由注册资本（实缴）与每股金额就可以推导出已发行股份总数。 值得讨论的是，修订草案要求那些选择法定资本制的股份公司股份发行时，认购人必须实缴，不允许分期缴纳，诱导所有的股份公司必须选择授权股份制，这样的强制规定有干预公司自治之嫌疑。笔者建议，如果股份公司选择法定资本制，则修订草案二次审议稿可以允许选择法定资本制的股份公司在缴纳环节，实行类似于有限公司的认缴制，更实际地处理法定资本制与授权股份制之间的并存关系。 第四，在厘清法定选择模式中不同制度模式所搭配的出资缴纳方式之后，法定资本制和授权股份制的不同比较优势更加凸显，内在地满足不同偏好的股东设立公司的需求。法定资本制（认缴）与授权股份制（实缴）均允许公司资本在设立时不必全部缴足，便于公司设立与大众创业。前者的优势在于对公司治理水平的要求较低，对董事义务的要求较低。劣势在于，公司股东的出资义务在公司成立时即已确定，届至缴资期限时，股东可能会因各种事由不履行其出资义务，容易引发纠纷和诉讼。而后者的优势在于：公司在登记机关登记实收资本总额，更能反映公司资本情况；公司成立后可以由董事会根据需要随时增加资本，不必修改公司章程，也不必受认缴资本制下股东约定缴资时间的限制，股份的发行对象也不限于现有股东，节约公司运营成本。劣势在于董事会可能滥用授权不正当发行股份。 最后，以实例模拟方式对法定选择模式中两种资本形成制度的运作进行比较。公司资本形成制度的法定选择模式中，一家公司能且只能在如下两种法定模式中进行选择： 法定模式①为现行公司法的法定资本制：公司设立阶段和在设立之后的运营阶段均采用股东会决策的法定资本制（认缴制或公司股东自愿选择实缴），简称“法定资本制（认缴）”。示例如下。假设公司设计的股份数为100万股，股份面额为标准化的1元面额。发起人只有20万元资金。那么，在法定资本制（认缴）下，公司设立时向发起人将100万股全部发行完毕，形成100万注册资本，但由于发起人只有20万现金，实缴20万股份。公司设立时，公司进行一次总的发行，发行的结果是：注册资本100万，其中认缴100万，实缴20万。 法定模式②为新引入的授权股份制：公司设立阶段发行部分股份和授权董事会在设立之后的运营阶段发行未发行的股份，简称“授权股份制（实缴）”。它是多次发行，每一次发行均要求实缴。示例如下。公司设计的股份数为100万股，股份面额为标准化的1元面额。发起人只有20万资金。那么，在授权股份制（实缴）下，公司设立时向发起人发行20万股，注册资本20万元为实缴，剩余的80万股股份属于被授权但未发行股份，不形成公司注册资本，但归属于“授权股份”或“授权资本”。此80万股授权公司董事会在将来根据运营的需要向原股东或者新股东进行股份发行，特别是进行多轮次多序列的风险资本和私募股权资本融资时，不需召开股东会。股份发行的结果是：注册资本20万，授权资本100万。 授权股份制经过历史演化而后发生，在回应“两权分离”公司的治理效率需求、公司融资、并购、反收购、公司股份资本运作等方面具有比较优势，是大型公司从股东会优位向董事会优位的治理转型的子系统之一。授权股份制的引入不仅是一个制度“标签”的引入，而同样是配套制度措施的整体性、系统性引入，应伴随授权股份制适用的公司类型、授权比例范围、授权期限、发行价格、新股发行与原股东优先认购权的体系协调、董事受信义务、不正当发行的情形与救济、公司决议瑕疵之诉在新股发行中的细化等方面的强制性规定。《公司法》修订草案只对授权股份制的公司类型、缴纳方式、大比例发行的授权例外做了明确规定，将授权期限、授权比例范围交给公司章程自治，对授权股份制下的不正当发行情形与股东事后救济等其他公司治理事项缺乏规定。2022年《公司法》修订草案（二次审议稿）大有可为。无论如何，法定资本制与授权股份制将在我国公司法中并存；允许不同类型公司基于差异化需求在二者间进行选择，也有利于立法者在二者的制度竞争中观察与积累实践经验。一部具有包容性、适应性的公司法应积极主动地回应充满多样性的现实社会，丰富的社会实践又将反哺并驱动中国公司法在新时代的进化历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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