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还击：苏联志愿航空队在台湾上空

1938年初，随着苏联援华物资陆续运抵中国，此前在迭次激战中损失惨重的中国空军终于得到了盼望已久的补充。加之苏联志愿航空队来到中国协助抗战，日军在中国的天空上终于再次遇到了对手。

中苏飞行员在机场等候起飞

2月23日是苏联红军建军节，为了纪念苏联红军建军（红军节）20周年，援华苏联志愿航空队的指挥官们计划来一次引人注目的行动。这次行动将考验飞行员与飞机的能力极限：攻击位于中国福建海岸以外100英里的台湾岛上的日本机场。在1930年代，这样的突袭称得上是一次非常大胆的行动，看起来几乎没有成功的可能，但中国空军和苏联志愿航空队的飞行员们却并不这么认为。

1938年2月初，中国最高统帅部发现日本人在台湾建立了一个极其活跃的大型空军基地。装满飞机零部件的巨大箱子不断通过海上运抵基地，这些部件在基地里组装成飞机，并准备用于在上海附近的作战行动。到被发现时为止，已经有很多飞机组装完毕，对于中国空军有限的力量来说，新增加的这些日军飞机一旦投入战斗，将会带来更大的压力。不过，如果能抢在这些飞机投入使用之前，及时进行一次预先攻击，将能够摧毁或至少削弱这支将投入中国战场的空中力量。为此，中国统帅部向苏联援华志愿航空队寻求支援，希望能够由中苏双方共同派出轰炸机奇袭位于台北附近的松山机场。

当时中国空军装备的SB轰炸机

2月22日，苏联志愿航空队的指挥官P.V.雷恰戈夫少校和政委A.G.列托夫营级政治委员抵达航空队最主要的基地汉口。和往常一样，他们先和苏联飞行员和机械师进行了例行的谈话，随后，两位指挥官与轰炸机大队指挥官费多尔·波雷宁上尉进行了一次秘密谈话。

“明天你的部队将执行一次空袭台北附近日军空军基地的任务，”雷恰戈夫指着地图说，“你们要沿着最短的航线飞往那里。返回时你可以在福州降落加油，然后再返回汉口。这是福州附近山里面的跑道，离海岸不远。”他敲了敲地图，“驻南昌的轰炸机部队将会有12架轰炸机与你一起行动。”

中苏飞行员在汉口机场

台湾是一个比较难攻击的目标，从汉口到台湾的直线距离在1000公里以上，所以他们要轰炸的目标几乎就是双发的SB轰炸机航程的极限，至于护航战斗机则根本不可能飞到这么远，轰炸机必须在没有护航的情况下单独完成任务。而且日本人的机场被群山环绕，接近机场就不容易。此外，机场附近肯定有高炮阵地保护，空中很可能还有战斗机巡逻。这一切不利因素无不昭示着这次行动的困难程度。

然而，苏联轰炸机的飞行员都有着丰富的作战经验，他们习惯于在没有战斗机护航的情况下起飞作战。同时，SB是一种飞得很快的轰炸机，飞行速度甚至超过当时日本装备的主力战斗机，日军想拦截都没那么容易。所以，即使说这次任务有风险，这种风险也在可以预见和控制的范围以内。

武汉会战后苏联派出志愿航空兵参战，图为志愿航空队队长库里申科（左）等在武汉机场

雷恰戈夫提到的驻南昌的轰炸机部队就是装备苏制SB轰炸机的中国空军轰炸机部队。中方飞行员由于装备SB轰炸机的时间并不长，对飞机性能和战术也还不太熟悉，因此，他们将从离目标更近的南昌机场出发。

雷恰戈夫和列托夫走后，波雷宁找来了大队领航员费多鲁克。他们在雷恰戈夫和列托夫画出的出击航线草图基础上拟定了详细的飞行路线，他们决定，飞行过程中高度应该保持在4100-5500米，在这个高度范围内，SB的航程能达到最大。由于在这个高度空气中的氧气含量相当稀薄，而志愿航空队又没有氧气面罩，在漫长的飞行过程中，轰炸机的机组成员必须时时面对缺氧的困难，但为了完成任务，他们别无选择。轰炸机编队将先飞往台湾北面，然后转向南，高度下降到3600米，同时抑制发动机的声音，以迷惑地面的日军。抵达目标并轰炸完毕后，编队将向大陆海岸线返航。飞越海峡时，飞行高度将下降到1800米，让机组成员在重新爬升到3600米以上再次面临缺氧之前先好好呼吸一下含氧量正常的口气，缓解一下缺氧的症状。之后，编队将在福州附近山区里的机场降落加油。

位于武汉解放公园的苏联空军志愿队纪念牌，这里埋葬着15位苏军烈士

行动开始之前，整个计划被严格保密。机械师和工程师对轰炸机进行了认真细致的检查，并加满油，但炸弹直到起飞前最后一刻再挂到飞机上。为了迷惑潜伏在汉口的日本间谍，在当地人中散布各种假消息，声称机场的飞行中队将出发去轰炸安庆附近长江上的日本军舰。

突袭开始当天，飞行员没有像往常节日那样睡会儿懒觉，天还没亮就起床了。吃完早餐之后，机组成员接收本次任务的简报，才知道自己将要执行的任务和航线。所有将出动的28架轰炸机都已经为这次任务做好了充分的准备：发动机已经暖机完毕，炸弹已挂好，机枪也已经做好了调试。飞行员们再次做了一遍完整的检查：仔细察看飞机，检查油料是否加满，炸弹挂牢没有，确认飞行路线和轰炸目标。黎明之前，各机组成员已经在飞机旁集结完毕。

突然，拂晓前的寂静被一阵刺耳的空袭警报打破。地平线尽头出现了一些小黑点，日本轰炸机远远的轰鸣和刺耳的警报声交织在一起。地面上的人员不得不各自寻找隐蔽，两个日本人的九机编队在慢慢破晓的天空中逐渐清晰，看起来他们似乎径直朝汉口机场飞来。波雷宁盯着越来越近的轰炸机大吼：“日本人是怎么知道的？！谁泄露了机密？！”在这当口，已经来不及让跑道上的飞机起飞，甚至在机场上滑行开都没有时间了。很显然，仅凭高炮不可能完全拦住日本人的飞机，一旦日本人的炸弹落到跑道上那群满载炸弹和燃油的飞机中间……波雷宁事后回忆，在那一瞬间，绝望和无助生平第一次紧紧抓住了他的心脏。

但很快，和它们的突然出现一样，日本轰炸机猛地转了个弯，向长沙方向飞去，几分钟之后就飞得没影子了。轰炸机大队的所有成员随后热烈的讨论起这种不可思议的好运气。为什么这些日本轰炸机会从武汉路过一直是个谜，或许因为天太黑，他们没有看到机场跑道上的轰炸机；又或许日本轰炸机本来的任务就是去轰炸长沙。在跑道的尽头，波雷宁看到了刚刚抵达的雷恰戈夫和列托夫，他们同样感到万分紧张。列托夫说：“我们正乘车往机场来的时候也发现了日本轰炸机。我知道，他们很可能给我们带来一场灾难！那一瞬间，我们冲司机大喊：'赶快！快过去！’我们希望能赶快过来帮一下你们的忙。日本飞机转向后，我们兴奋得几乎要跳出来手舞足蹈一番。”他们如此焦虑也是有原因的。列托夫除了担任航空队的政治委员，还是苏联空军派往中国的首席顾问，如果汉口的空军基地和基地上的轰炸机群在行动一开始就被摧毁了，他将要承担最主要的责任。他会面临非常悲惨的前景，必将遭到极其严厉和粗暴的处分。

此后不久，苏联军事顾问M.I.德拉特文和空军武官P.V.日加列夫上校也来到机场，主持了一个正式的出发仪式。各机组成员排好队列，雷恰戈夫发表了简短的演说。他提醒大家，当天，也就是2月23日，是苏联红军节，他鼓励参加这次轰炸行动的每一个人，用轰炸日军基地这一特殊的方式来纪念这个节日。随后，在0700时，一枚信号火箭拉开了这些满载的轰炸机的征程。轰炸机群一架接一架起飞，并很快消失在云层中。

在4800米高空，轰炸机群排成队列，在云层之上飞向台湾。一层薄雾使能见度限制在两公里以内，机舱内温度计的读数显示气温只有4摄氏度，但穿着皮制飞行服的机组成员们却感到暖烘烘的。在高空飞行不久，缺氧的初步症状，如脉搏加快、头昏、瞌睡等很快也开始出现，但飞行员们还能够克服。一路的飞行极其平淡无聊，没有遭遇任何敌机，当然，也没有碰到任何友机，这对轰炸机似乎飞行在另一个世界，除了发动机的轰鸣，周围一片安静。机群飞过了长江和鄱阳湖，云层开始变得稀疏。又过了一个小时之后，机群飞过了福州，这也是航线上最后一个还在中国控制下的城市。但预计将与汉口编队汇合的南昌编队却一直没有出现，后来才知道，他们由于领航员计算错误偏离预定航向，在福州降落加油后由于错失战机而直接返航了。

一刻钟后，飞行员们在烟雾中看到了台湾的海岸线。

领航员伊凡·布鲁斯科夫回忆说：“突袭台湾岛是我的第七次飞行。起初天气非常好。我们精确地在预定的5500米高度上飞行。当飞了一半之后，我们在台湾海峡上空将飞行高度降至了4100米。在接近台湾岛时，我们发现，其东部覆盖了厚厚的云层，而山峰就耸立在云层之中。然而，就在我开始准备根据时间发动攻击的资料时，云层中却突然出现了一个'大窗户’，目标出现了，远处出现了台北这个大城市，而在其北部三公里处就是日本人的飞机场！目标被对准了……”

按照计划，机群飞往台湾岛的北面，然后再转向南。这时，大片的云层从岛内山脉上飘了过来，盖住了大地。现在，波雷宁面对令人不快的抉择：面对目标上空厚厚的云层，攻击是否还能顺利进行？这时，从耳机里传来领航员费多卢克冷静的声音：“我们正在接近目标，等待你的命令，上尉。”这声音提醒波雷宁，他们应该冲破一切困难完成任务！就在这时，天公作美，云层中突然出现一大片空白，台北繁忙的街道一下子出现在机群下方，很显然，敌人的基地就在附近了。波雷宁带领他的编队转向那片晴空，轰炸机开始减速，进入俯冲。

俯冲过程中，每一个人的心都提到了嗓子眼，他们等待着可能出现的日本战斗机的攻击和地面高炮的火力。为了保证轰炸精度，一旦进入俯冲，即使面对敌人的攻击他们也无法躲避。轰炸机上的炮手们紧张地在天空中搜索着敌人的飞机，但令人惊奇的是，居然一架敌机也没有！地面的防空火炮也保持着令人惊异的沉默。很显然，日军的地面观察哨认为，这个正在接近的轰炸机编队是从北面飞过来的，肯定是自己人的飞机。这个日本在台湾的最主要空军基地展现出一副令人难忘的景象：做好战斗准备的飞机在机场上整整齐齐的排成两列；机库与巨大的白色油罐一直延伸到基地的另外一边；装满飞机零部件的灰色大箱子在基地里到处都是。日本人甚至没有想到做任何伪装或者疏散，他们似乎对自己的安全有着无比的自信。现在，离得最近的日机机翼上那醒目的红色实心圆已经清晰可辨了，导航员准确地投下了第一批炸弹，波雷宁驾驶的飞机由于突然减重而感到一枕颠簸。

飞行员费德尔·巴雷宁回忆说：“感觉日本人将我们的飞机当成了自己人。他们的防空高射炮没有任何反应，空中也没出现日军歼击机。于是，我们飞机在低空展开之后，开始在非常平静的状态下执行攻击计划。结果，在日本飞机根本就没有升空的情况下，我们的轰炸机就投下了所有的炸弹，敌人的机库、油库纷纷起火，烟雾弥漫了整个机场。扔完炸弹之后，飞行员们仍不肯停止攻击，他们开始用机枪扫射那些没有被炸弹击中的飞机及防空点……”

苏联飞行员们在3000米高度上投下了第一批炸弹，这些炸弹落到了机场中心的那片机群中。似乎发现情况不对，两架日本战斗机冒着纷落的炸弹滑往跑道尽头试图起飞，但猛烈的爆炸宣告了这种不顾死活的尝试的终结。随后，雅科夫·普罗科菲耶夫和瓦西里·科列夫索夫带领的分队分别攻击了机库、物资堆积场和油罐。第二波爆炸把储油罐掀到了天上。轰炸机群共投下了280颗炸弹，日军的高炮直到轰炸临近尾声才开始零零星星的射击，但这已经太晚了。投下炸弹后已经变轻了许多的轰炸机开始转向台湾海峡，往大陆的海岸线方向返航。

福州附近用来降落加油的跑道很狭窄，并且被山地和沼泽包围。尽管如此，所有的轰炸机都安全的着陆了，地勤人员开始为飞机加油。但由于从南昌起飞的轰炸机迷航，没能找到去台湾的方向，都转到福州这个机场着陆，占用了不少机场空间和地勤人员，所以，加油的速度比波雷宁期望的慢了不少。他很担心日军的反击会随时到来，到时候他的机群就将在地面上毫无还手之力的挨炸。除此之外，他们还面临另外的问题，波雷宁发现科列夫索夫有些不安，于是就问道：“发生什么事情了？”

“飞机的左发动机在海峡上空的时候熄火了。”科列夫索夫回答。

科列夫索夫驾驶着他的“跛腿”轰炸机飞越了台湾海峡，并单凭一台发动机在不熟悉的山间机场安全降落。幸好，福州的机械师能够修好出故障的发动机。飞行员西尼琴是另一个在这次紧张的飞行任务中碰到麻烦的人，由于严重的缺氧反应，在飞回汉口的旅途上，他不得不只能充当一名乘客。他的飞机则由南昌轰炸机群的一名后备飞行员开回汉口。

机群返回汉口时天已经黑了，他们当天在天上飞行超过7个小时。一名中国空军的代表在机场等候着他们，由于这次轰炸的严格保密，甚至连中国空军方面也有很多人并不知道具体安排，这位代表就是被派来了解本次轰炸详情的。波雷宁从机舱里钻出来，脚刚踏上地面，这位中国军官就迫不及待地把一本地图递了过来，希望知道这次轰炸的目标和战果。由于语言不通，中国军官只能一页一页地翻动地图，波雷宁则用点头或者摇头来表示。当地图翻到有台湾的那一页时，波雷宁连连点头，并伸手指向地图上的台湾岛。这名中国军官欣喜得大叫一声，连忙冲向他的车。很快，这次成功的突袭消息在当地居民中间传播开来。在离开机场的路上，苏联飞行员看到路边挤满了兴奋的人群，他们拼命挥动双手，大声喊着“好，好！”和“Kharasho（俄语：好）”。人们在苏联志愿飞行员住的房屋附近等候着这些空中勇士，每一个人都伸出自己的大拇指，反复喊着“台湾，台湾！”抗战以来，持续不断惨烈的血战、失败与撤退让每一个中国人感到郁闷和沉痛。这样一场胜利的突袭就成为有效的激励，让每个人感到兴奋和喜悦。为了庆祝这个胜利，人们把街道用彩灯装饰起来，并燃放起绚烂的焰火。而在海边，人们在夜里则享受了另外一种奇观：台北空军基地的爆炸和火光甚至在海峡这边都能看到。

多家报纸刊登了这次对台湾突袭的消息，突袭也给了日本人极大的震撼。台北空军基地有一个月的时间无法使用，根据中国方面的情报，空袭中大约有40架敌机在地面被摧毁；大量未组装的飞机部件在包装箱内就被彻底摧毁；机库和可使用三年的储备物资与油料被付之一炬。日本政府召回了驻台湾总督，基地指挥官受到军事法庭审判，并被勒令自杀。轰炸沉重打击了日军的嚣张气焰，有力支援了抗日战场，大大鼓舞了中国人民的士气，坚定抗战决心。这次轰炸也同样给了逐渐恢复实力的中国空军以信心，为3个月后中国空军对日本的“纸片轰炸”埋下了伏笔。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