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这支航空队秘密援助了中国

袁承志dtau70na 2020-0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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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段抗战史是不应被遗忘的段落。

一谈到抗日战争时期的援华航空队，大家第一时间就会想到陈纳德和美国飞虎队。实际上，同一时期，另一个国家的飞行队也给中国提供了无偿援助，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作出了重要贡献。

这就是苏联援华飞行队。

援助缘由

中国全面抗战初期，中日空军力量的对比极不平衡。七七事变爆发前，日军共有91个飞行中队，2700多架飞机，中国空军仅有9个飞行大队，600多架飞机。

虽然实力悬殊，但中国飞行员的表现却可圈可点。全面侵华战争爆发后，仅仅两个多月，中国空军就涌现了很多英雄飞行员，如第四大队大队长高志航，击落敌机5架；刘粹刚，击落敌机11架；乐以琴，击落敌机8架。尽管中国空军英勇战斗，但中日双方在战机数量、性能、战术上差距明显，空战惨烈超乎想象。人员和战机损耗严重，使得中国在战局方面陷入极端不利的境地。

战局危急，飞机成了全国抗战初期中方最紧缺的武器装备之一。面对英美等西方国家的绥靖态度和不利的战场形势，中国此时能够求助于谁呢？

1937年8月下旬，中共中央在陕北洛川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在抗日的外交政策上，文件明确提出，在不丧失领土主权的范围内和一切反对日本侵略主义的国家订立反侵略的同盟和抗日的军事互助协定。民族存亡的关键时刻，在中国共产党等各方推动下，蒋介石终于决定争取苏联军事援助。

洛川会议会址

1937年8月21日，当时的国民政府外交部部长王宠惠和苏联驻华大使鲍格莫罗夫在南京签署了《中苏互不侵犯条约》，由此奠定了苏联援华抗日的基础。法国《巴黎日报》评论说，该条约的签订是插入日本蛮牛颈项的一支火箭。

就在中苏签订条约后的第3天，一支以国民政府陆军大学校长杨杰为团长的“欧洲实业考察团”成立，并前往苏联。事实上这是一支抗日武器采购团。1937年9月7日，考察团成员受到斯大林的接见。根据现有文献可知，当时蒋介石在给斯大林的密电里说道，“尤其飞机一项，实迫不及待，中国现只存轻轰炸机不足十架，需要之急，无可与比。请先将所商允之轰炸机与发动机尽先借给，速运来华。”

蒋介石的来电所言不虚。1937年9月间，侵华日军战机对南京进行了反复的大规模空中轰炸。仅9月18日至9月25日，日军共出动289架次飞机，将大量炸弹疯狂倾泻在南京城。中国大量空军人员在作战中牺牲，能作战的飞机到后期基本打光了。1937年担任中国空军顾问的陈纳德回忆道， “一切都已成定局，有胆量去拼的飞行员，像苍蝇一样似的被一个个击落。中国空军的命运似乎走到了尽头。”

在俄罗斯国家军事档案馆内，有一份时间被定格在1937年10月2日的绝密文件，现已解密。人们在文件中看到的字母“Z”代表中国，“ Z计划“就是向中方提供物资和军备计划。

那么，苏联为什么会向中国这个远东的邻居伸出援助之手呢？又为何只能秘密出手呢？

二战前的苏联是当时世界上唯一的社会主义国家，一方面深陷帝国主义的围攻之中，另一方面，日本称霸亚洲的野心也危及其国家安全。事实上，争取苏联抗日援助，早在1931年日本入侵中国东北之后就有筹划。但那时中苏关系错综复杂，蒋介石对争取苏联援助犹豫不决，苏方对援助中国亦是举棋不定。中国全面抗日战争爆发后，此时的欧洲法西斯势力日益抬头，德意法西斯越来越猖獗，他们迟早会向苏联宣战。为了避免东西两线作战，苏联最好的办法就是遏制住东线的日本，绝对不能让日本法西斯占领中国。不过当时苏联和日本之间还保持着邦交关系，因此，援华抗日行动被苏联列为“完全机密”，只能在暗中进行。

1937年10至11月间，苏联第一批援华航空队队员陆续搭乘火车，由莫斯科出发，前往阿拉木图。带队人员是苏联空军部队的一名政委留托夫。阿拉木图是苏联通往中国的最后一站，从莫斯科运来的飞机在那里组装、试飞，苏联飞行员也在这里集合，然后飞往中国的新疆，最后抵达兰州。

苏联飞行员

阿拉木图——迪化（乌鲁木齐旧称）——兰州，是一段三千多公里的艰苦路程。在日寇对中国国际运输线的强力封锁下，这条路线已经成为战时中国的生命线。国民政府专门成立了中央运输委员会，在短短一个多月的时间里，对这条陆路运输线进行了修复。负责苏联援华物资的运输，仅新疆一地，就出动了3500头骆驼、2000辆大车、5000头骡子和40辆汽车。而空中航线同样开通迅速，沿途建起了哈密、迪化等10座航空站。匆匆建起的临时机场没有地面引导、气象情报、无线电和导航系统，所以每一次飞行都是生死考验。据统计，从1937年到1940年，在这条航线上牺牲的苏联援助人员就有上百人。根据档案资料，截至1937年11月中旬，中国已收到苏联伊-16歼击机35架，轰炸机共计58架。

南京保卫战

1937年11月22日下午2时25分，日本空军再次例行空袭南京。全面抗战以来，中国空军因寡不敌众基本丧失战斗力，所以日军对此番行动感到异常轻松，更像是例行的飞行训练。然而，中国空军队伍中出现了新的身影，日军不少战机在战斗中被击落。两天后，日本《朝日新闻》对这场空战进行了报道。文章使用了“苏联飞行士”“巧妙的飞行术”等字眼。正是苏联飞行员出现在中国抗日战场。

1937年12月1日，侵华日军向南京发起围攻，南京保卫战进入最惨烈阶段。就在这一天，前来增援的苏联飞行员驾驶23架伊-16战斗机在南京机场着陆。在当天的战斗中，他们五次升空拦截日军战机，最终击落了6架日本轰炸机。次日，苏联9架轰炸机又袭击了黄浦江上的日本战舰，炸沉日方巡洋舰1艘和其他舰船6艘。

苏联援华航空队的到来，大大支援了中国空军力量。号称日本空军“四大天王”之一的白相定南，就是在南京保卫战期间被苏联飞行员库窦莫夫击落的。陈纳德曾目睹了一次空战，对苏联飞机的性能和飞行员的战斗技术进行了如此描述：

那情景令我终生难忘，就在日机吼叫着冲下来的时候，苏机猛地做了一个横翻，甩掉日机并迅速朝它开火。我看见过能一气呵成完成这一系列飞行技巧的只有这架苏联飞机。

尽管在苏联战机和飞行员的帮助下，中国取得了几次空战的胜利，但却难以从根本上扭转战局。在南京的一系列空战中，共有9位苏联飞行员英勇牺牲。1937年12月13日，南京沦陷，苏联援华航空队被迫转移，重新部署到湖北武汉和江西南昌。

奋战在武汉

1938年春，中国空军重整旗鼓，组建了三个飞行大队。其中，第一和第三航空队都是在苏联提供的飞机和武器装备基础上建立的。新一批苏联援华航空队员由政委留托夫等人带领而来。在这批新来的人员中，有苏联国内的飞行英雄留恰哥夫；歼击机大队长布拉格维申斯基则是苏联国内知名的试飞员，他技术高超，为航空队制定了新的飞行战术。他们的到来鼓舞了所有队员。

中苏空军并肩作战，取得了一系列战绩：1938年1月30日，在洛阳击落日军战机5架；1938年2月初，在杭州炸毁日军战机30架；1938年2月18日，在武汉击落日军战机112架……这一期间，最值得一提的战果是，苏联奇袭日本海军航空兵在台湾新竹的重要基地松山机场。

1938年2月23日，在队长波雷宁的率领下，28架斯勃-2轰炸机从汉口机场出发，经过1400公里的飞行，突袭松山机场，将基地内的飞机、机库和储油罐炸得粉碎。被突袭的日军甚至没来得及出动一架战斗机进行反击。事后，日本政府撤销了驻台湾的行政长官，把松山机场指挥官撤职查办，交法庭审判。而指挥奇袭松山机场的波雷宁上校则被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授予“苏联英雄”称号。

1938年春天，更多的苏联飞行员陆续来到中国支援。驻扎在柳别尔齐（位于莫斯科东南方向的一座城市）的苏联飞行员马特维耶夫就是其中的一员。1938年3月16日，他和朋友康斯坦丁从莫斯科郊外的柳别尔齐机场出发，前往中国武汉执行“秘密任务”。此行他们一共去了75人，其中25人是战斗机飞行员。很快，他们就迎来了新的任务。

1938年4月29日是日本天皇的生日，被称为天长节。为了庆祝并打击中国的空中力量，日本海军航空兵准备在这一天突袭武汉。但日军万万没想到，这一计划早已被中方知晓。原来在4月20日那天，日军一架侦察机在湖北孝感上空被击落。当时在日军飞行员身上搜到了一个笔记本，上面记录了4月29日空袭武汉的计划。于是，中苏飞行员决定将计就计，准备在这一天给侵华日军一个下马威。

4月28日，按照既定计划，中国飞机和苏联飞机全部升空朝南昌的方向飞去。日本密探很快将大批飞机撤离的消息传达给军方。但是，他们没料到，这些飞行员从汉口飞出一小时后，很快又调转机头，借着昏暗的暮色，悄悄返回了汉口机场。1938年4月29日，中午两点多，武汉的空中警报突然拉响——日本海军第二航空队出动战机空袭武汉。马特维耶夫和战友们迅速起飞迎敌，中国空军也随之起飞并肩作战。在这场空战中，中苏空军联手取得了极大胜利，击落敌机21架，自己仅损失5架。

关于这次空战的细节，《武汉日报》做了披露。中方飞行员陈怀民在5架敌机包围下，油箱和胸部都中了弹，跳伞的时候还不忘把自己的飞机跟一架日本飞机相撞。陈怀民撞击日机后掉入江中，一个多月后遗体才被找到。当时武汉举行了公祭大会，祭奠的人络绎不绝。可惜的是，人们并不知道，在四·二九空战中，还有一位撞向敌机壮烈牺牲的苏联飞行员舒斯捷尔。因为保密的原因，当时的烈士名单中并没有他的名字。在这次空战中，马特维耶夫也离奇地失踪了。多日后，当所有人都以为他已经牺牲的时候，他又奇迹般回来了，而且仅脸部有烧伤。原来空战那天，他的飞机掉到田地里，后来被中国农民救了。

陈怀民

由于武汉重要的战略地位，这里陆续发生了数次大规模空战。在苏联志愿航空队的支援下，截至1938年5月，中国军队在这里击落了61架日本飞机。1938年5月31日，蒋介石特意这样致电斯大林：

贵国于中国抗战苦难之中，一再仗义相助。此种盛情厚意，中国人民将深铭不忘。

1938年6月，侵华日军集结了9个师团，约25万人，向武汉发起进攻。为了占据绝对的空中优势，日军调集战机300余架，其中包括最新的九七式战斗机。在接下来的战斗中，苏联援华航空队的损失开始加大。1938年7月7日，歼击机飞行员康斯坦丁在中国南昌附近上空与日军的空战中不幸牺牲。在他离开苏联前往中国抗日战场时，家中的儿子年仅5岁。

1938年10月27日，武汉被攻陷，苏联援华航空队和中国空军一起撤往大后方重庆和成都。1938年11月4日，在中国上空参与过多次对日空战的马特维耶夫，在轮换归国途中因飞行事故牺牲在中国兰州。

战斗与撤离

从1938年初到1944年底，日军对重庆及其周边地区也进行了长时间轰炸。轰炸重庆的日本飞机大多由汉口王家墩机场出发。这里被日军称为“W“基地，存放着大量日军战机。

1939年10月3日，苏联援华航空队轰炸机大队长库里申科率领9架德勃-3远程轰炸机从重庆飞抵汉口，袭击了王家墩机场。在燃烧弹制造的火海中，只有一架日本战斗机得以升空逃离。这个侥幸逃脱的日本航空兵叫坂井三郎，后来还出了一本自传《天空的武士》。他是这么描述当时的情形的：

“当时约有二百架海军战斗机和陆军飞机在汉口机场待命。几乎所有飞机都被炸弹击中，汽油流了出来。有的飞机正在燃烧，多半飞机已无法使用，损失之大出乎意料。“

11天后，苏联援华航空队再次轰炸了王家墩机场。然而这次返程途中，大队长库里申科不幸牺牲。他已经是苏联援华航空队在中国牺牲的第三位大队长。当时库里申科的胸部负伤，飞机发动机也被打坏。飞过三峡之后，库里申科让飞机上的无线电报员和射手先行跳伞逃生，自己随后却失踪了。当地政府最后在江中找到了他的遗体，把他葬在当地的太白岩。1958年，他的墓被迁移至万州西山公园。

1940年初，瓦西里·伊万诺维奇·崔可夫被派往中国，担任苏联在中国军事总顾问，他在中国参与指挥了宜昌战役、长沙会战等一系列针对日军的作战。临行前，斯大林明确告诉崔可夫，他们的使命就是帮助中国抗战，同时拖住日本，使他们无力入侵苏联。而在现有的解密档案中，所能找到的苏联援华航空队在中国继续参与对日作战的记录，最迟延伸至1940年5月2日——苏联援华航空队的5架飞机轰炸了日军阵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