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1986年3月，刘鼎因病住院半年多了，人们意识到他将不久于人世。 这天，写“兵工史”的同志来看望他，说：“抗美援朝战争中，10万兵工为前线的胜利做出了巨大贡献，功不可没，而他们的领导人却为兵工生产'不力’而受处分。这说不过去，应该把历史真相搞清楚。” 刘鼎听后，眼眶里闪烁着泪花。沉默了良久，他终于开口了：“是时候将53年对我处分一事说清楚了。” 随后，他提笔给时任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副主任陈云写了一封长信，内容详细地还原了历史本来面目。  图 | 刘鼎 同年6月2日，刘鼎收到了“中央批准撤销他1953年所受处分”的决定。那一天，对于刘鼎而言，着实是高兴的，轻松的。他终于可以安然地离开人世了。 刘伯承：“老刘，这种枪一年能造多少支？”刘鼎，原名阚思俊，出生于四川南溪县。1924年，在朱德介绍下加入中国共产党。1930年，从苏联回国后，他被分配到中央特科工作。期间，顾顺章叛变，刘鼎在周恩来的直接指挥下，负责与钱壮飞、李克农联系，保护党组织的安全。 1933年，刘鼎奉命从上海前往中央苏区。当时，正值第四次反“围剿”作战，敌人布置重兵封锁了交通。于是，刘鼎只好暂住在了赣东北根据地——葛源镇。 当时，葛源镇游击队以地雷为杀敌主要武器。刘鼎为了增加地雷的爆破威力，开始着手研究一种黑火药配方，并改进了地雷的设计。此外，他还研制了一种电话机点火的电引信，装配在地雷上，线接到几里远的地方，手摇电话机，就可以引爆地雷。  图 | 工人装配地雷 1934年，国民党军对赣东北根据地第五次“围剿”，采取了“堡垒推进”的方式。敌人在根据地周围筑起了上千个碉堡，“步步为营”地缩小包围圈。为了粉碎敌人的阴谋，就迫切需要一批火力强大的小钢炮。 这天，时任苏区政治部组织部长的刘鼎，被闽浙赣苏区的负责人方志敏请到办公室谈话。方志敏诚恳地说：“敌人的碉堡很多，却不坚固，但我们用步枪打不掉。我请你去兵工厂为红军制造小钢炮。” 刘鼎颇感为难道：“问题很重要，但我对炮火制造没有经验。在苏联，我只从外表上见过火炮，内部结构不很清楚。” 方志敏握着刘鼎的手说：“你是浙江省立高等工业学校毕业的，后又在莫斯科东方大学和空军机械学校学习，是我们党最早在国外学习科学技术的党员之一呀！” 就这样，在方志敏的鼓励下，刘鼎挑起了这份重担。 之后，在刘鼎和几个有经验的工匠合作下，终于造出了三门35毫米的小钢炮，和一批小钢炮炮弹。方志敏听说后，颇为激动。他赶紧率部去测试了一番，结果很给力，敌人的碉堡，一炮就被打开花了。 1940年，刘鼎任八路军总部军工部部长。五一节这天，彭德怀送刘鼎到吕梁赤峪村的军工部就职。在骑马赶路的途中，彭德怀说：“现在的战争比内战时期已有很大不同，武器，特别是弹药消耗很大，而缴获甚微。国民党政府对我们的供给已完全断绝，因此，主要的办法就是自力更生，尽一切努力把军工生产搞好。你的使命很重大。” 刘鼎坚定地表示：“保证完成任务！”  图 | 刘鼎 接下来，刘鼎一门心思地投身到武器装备研究之中。根据八路军山地游击战的特点，步枪要便于携带，适于近战，在200米内射击准确。于是，刘鼎提出了一种枪身短，刺刀长、重量轻，能与日军三八式步枪相抗衡的新步枪设计方案。 经过2个多月的时间，“八一式布马枪”诞生了。当刘鼎背着新步枪到八路军总部汇报时，彭德怀、刘伯承等人都十分高兴。 彭德怀拿起枪边看边做刺杀动作，刘伯承欣喜地说：“老刘，我俩在苏联时就曾想造这种枪，你们搞出来了，太好了。一年能造多少？” 刘鼎说：“3000支左右。” 彭德怀说：“好啊，1年武装1个师，还要争取更多些。” 根据这一指示，军工部决定太行区停掉造各种杂牌枪。接着，刘鼎下令将“八一式布马枪”的图纸、工艺要求及样品分发给各个造枪厂，并培训了大批的技术人员。  后来，在解放太原时，彭德怀拿着缴获的阎锡山兵工厂制造的步枪说：“还不如我们太行的枪好，如果那时我们不是用轨道钢，质量会更好。” 敌人：“共军有了原子弹”百团大战后的一天，彭德怀主动找刘鼎谈话。在聊起日军掷弹筒这一话题时，彭德怀的脸上挂满了愁云。原来战斗一打响，我军在狙击敌人近距离冲锋时，常被日寇的掷弹筒打得抬不起头来，造成很大伤亡。这样一来，就很难发挥我军近战的优势。 彭德怀对刘鼎说：“敌人有掷弹筒，我们也要有。这个任务还是交给你来完成！” 刘鼎毫不犹豫地应下了。 他先是组织技术人员对日制掷弹筒做了分解测绘，然后结合边区条件加以改制。  在材质方面，边区只有白口生铁，又脆又硬，不能加工。但刘鼎不惧困难，在与技术人员研究后，他决定组织研制“火焰反射炉”，将国外铸铁韧化处理工艺和太行山当地的焖火技术结合起来，把白口生铁处理成可加工的铸铁。 1941年春天，在刘鼎等人的领导下，我军的掷弹筒和炮弹试制成功，射程可达700米，比日军的更有威力。当时，批量制造的掷弹筒送到前线，经常把日军打得抱头乱窜。日军也很惊讶，猜测八路军在太行山一定兴建了现代化兵工厂，并聘请了外国专家。于是，日军便对太行山进行大“扫荡”，千方百计地探寻兵工厂的所在地。 在抗战时期，刘鼎不仅研制武器弹药，还担负讲课编书的职责。一有时间，他就亲自到军工部举办的地雷训练班讲课，还编写了《地雷制造使用法》等小册子。在他的引导下，全太行区掀起了“村村造地雷、户户有地雷”的运动。  据不完全统计，从1939年至1943年的5年时间里，太行军工部门支援地方民兵制造地雷上千万枚。这就使得敌人“有路不敢走，遇桥不敢过，见屋不敢进”。 解放战争时期，刘鼎受朱德的指示，在军工局下成立了技术研究室，组织用迫击炮发射炸药包摧毁碉堡和城墙的试验。 为了研究出更具威力的武器，刘鼎亲自动手设计、试制出炸药抛射器，被战士们称为“土飞机”。在解放石家庄、太原等城市攻坚战中，只见炸药包凌空飞向敌阵，杀伤力极大，使几十米内的敌人顷刻丧生。在淮海战役和平津战役中，这种武器显示出巨大威力，敌人惊叹：“共军有了原子弹！” 彭德怀：“刘鼎，你为什么不说话？”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10月，侵朝美军不顾中国政府严正警告，把战火烧到中朝边境。大敌临门，中共中央决定组建中国人民志愿军，开赴朝鲜战场，抗美援朝。  志愿军是在缺乏准备的情况下投入战斗的。面对来势汹汹、现代化武器装备的敌人，入朝部队迫切需要大批武器弹药的供给。 然而，当时的大背景是：全国解放了，军工接到中央指示，军工太落后，军工生产停下来，该改的改做民品，该合并的合并成大厂，该取消的解散人员。等待新指示，建设新的国防工业体系。 这样一来，具有强大生产力的东北全部停了下来，华北、山东也停了，人员也解散了。 即便如此，当中央军委后勤部根据出国作战部队的需要，提出武器装备清单时，刘鼎接读清单后，立即表态：“兵工生产，支援志愿军，责无旁贷。” 这时，全国第一届兵工会议正在北京召开，刘鼎根据形势的变化，把会议转变为战备动员会。10月27日，他在报告中说：“我们要加紧生产，全力以赴，支援抗美援朝”、“完不成任务就是犯罪”。 末了，他特别强调：“质量问题，我们应当特别注意。”  图 | 刘鼎 在朝鲜战场上，打着联合国旗号的美国侵略军，以飞机、坦克掩护步兵作战，他们的先头部队很快推进到鸭绿江边的楚山一带。而刚走出国门的志愿军还是“小米加步枪”的装备，既没有坦克，也没有飞机掩护，只能靠数量有限的手榴弹、炸药包来对付敌人的坦克。 在这紧急情况下，中央军委要求兵器制造部门在短期内提供反坦克武器。刘鼎收到任务后，立即与兵工办公室研究，并迅速作出了部署：
反坦克武器的设计和制造都是从零开始的。刘鼎等人利用战场上缴获的残缺不全的样品，经过反复修改、改进和试验，终于在1951年春，试制了“直径90毫米反坦克火箭筒”和“直径90毫米空心装药反坦克火箭弹”。 不久，前线志愿军得到补给90反坦克炮以后，在头一个月的战斗中，即击毁美军坦克282辆，重创其所谓的“刺猬战术”。 紧接着，在刘鼎的指导下，“57毫米无座力炮”被研制出来了。1951年秋，志愿军在五圣山防御战中，使用了这个新装备，一举击毁敌人坦克7辆。  1952年8月，刘鼎任二机部副部长兼二局局长，二局以原兵工总局为主体组成，仍主管兵工。 这时，朝鲜战争正在三八线附近激烈进行，急需军工供应，兵工生产压力很大。为此，刘鼎夜以继日地紧张工作，不敢稍有懈怠。 同年10月，朱老总找刘鼎了解全国军工生产情况，刘鼎将所掌握的情况和意见，向总司令作了全面汇报。10月30日，朱德致函周恩来：“我召集了刘鼎来审查，所出产量炮弹每年仅一千多万发，不够列宁格勒一天打得多，建议扩大兵工生产。” 接信后，周恩来批示：“即送陈、高、邓小平、聂阅后，请陈聂酌办并进行准备，待彭总回后审办。” 也就在这之后，刘鼎遭到了撤职查办的处分。 前段时间，彭德怀、陈云、刘鼎召开了一个3人会议。就“前方任务大，武器供应少”提出讨论，陈云说“我们没有钢铁，没有能力做出那么多武器”，刘鼎当时没有说话。在全国解放初期，兵工生产全停的大背景下，这种状况是难以避免的。 当时正在气头上的彭德怀，对刘鼎厉声说：“你为什么不说话？” 除了这个“生产不力”外，处分刘鼎的还有“军品质量问题”等。后来，刘鼎在给陈云写信中，阐述了这点。  图 | 陈云 1951年7月，在志愿军召开的军械会议上，参会人员反映国内提供的武器弹药基本上是好的，对一些主要产品是满意的。同时，也反映出一般性质问题。其中，关于“57毫米无座力炮”送往朝鲜发现火炮与炮弹不能合膛的问题。 时任重庆497厂长兼总工程师沈丁祥给出解释，不合膛，主要是当时全国刚刚解放，还没有来得及统一计量标准。火炮厂沿用国民党时期的计量标准，而炮弹厂沿用老解放区的计量标准，两者的基准不尽一致。这是属于技术工作没有经验问题，不是责任事故。 毛主席：“确有此事，放他出来”接到处分通知后，刘鼎在家中闭门思过达8个月之久。曾任重工业部代部长的何长工，对刘鼎因兵工生产问题受处分也难以理解，他曾向有关方面提出异议，并表示：“我是重工业部主要负责人，要处分应首先处分我。” 在这期间，朱德和康克清买了一张儿童床给他，并在他家里默默地坐了一会儿。对于朱德的看望，刘鼎心里是温暖的。朱德夫妇送来的那张小床，刘鼎和易辉的四个孩子小时候都轮流用过。  图 | 朱德和康克清 1974年，刘鼎的儿子文米、文石写信给毛主席，述说了父亲多年来为革命所做的贡献。信中有写道：“毛主席曾说过'对刘鼎是信任的，西安事变，刘鼎是有功的。’” 1935年秋，刘鼎经过两次入狱后，只身回到上海。后经宋庆龄引荐，他结识了张学良。张学良与他长谈几次，将他视为知己。 西安事变之前，党中央派叶剑英到西安，刘鼎协助叶剑英做张学良的工作。西安兵谏发生时，刘鼎在第一时间将信息报告党中央，并参加中共代表团，在周恩来的领导下，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果然，没多久，毛主席就在信上批示：“确有此事，放他出来。” 1986年3月，刘鼎提出了复查申请。同年6月份，“关于撤销刘鼎同志1953年所受处分的决定”交到了刘鼎的手中。上面有写道：
刘鼎收到《决定》后，很满意中央的评价。在这之前，他并没有丧失信心，始终在为兵工事业发挥自己的余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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