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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三彩消费阶级考察报告 📍任志录 | 深圳市文物考古鉴定所研究馆员 摘要：唐三彩的消费者从皇室、高级官员、到中级官员和下级官员，再下普及到富裕的庶民人群，乃至进入寺院，为僧侣使用，这是一个广泛的消费群体。 可是仍然需要注意的是，唐三彩主要是以粟特人为代表的少数族裔的偏好，其次是皇家、高级官员的消费品，数量比较大的中级官员具有一定的爱好，而作为最庞大群体的低级官员则少于富裕庶民对唐三彩的消费量。 当然，这里还可以看出的另一个问题是少数族裔对唐三彩的使用主要反映在高级官员和中级官员墓中，低级官员和庶民则不明显，而汉人则表现了对晚唐三彩持续的热情。进一步可以说明的问题是：唐三彩不是大众消费品，是一种昂贵的奢侈品；唐三彩不一定完全由甄官署垄断生产和分配，而民间似乎也有制作和销售的渠道。 唐代的文献里没有见到对唐三彩的称谓，作为一种陶瓷，常常出现在唐墓之中。要了解这种陶瓷的意义，就需要了解唐代墓葬制度。唐王朝对墓葬明器有具体的规定。 《唐六典》卷二三：“将作监”下“甄官署令”条：“甄官令，掌供琢石陶土之事，丞为之贰，凡石作之类，有石磬、石人、石兽、石柱、碑碣、碾硙，出有方土，用有物宜。凡砖瓦之作，瓶缶之器，大小高下，各有程准，凡丧葬则供其明器之属【原注：别敕葬者供餘並私備】。三品以上九十事，五品以上六十事，九品以上四十事。当圹、当野、祖明、地轴、诞马、偶人其高各一尺，其余音声对与童仆之属，威仪服玩，各视生之品秩所有，以瓦、木为之，其长率七寸。”这个制度还见于《大唐开元礼》卷三、《新唐书·百官志三》等。 这是目前所见关于唐代墓葬制度的基本文献，所有唐三彩的研究都是在此基础之上进行。 因为甄官署提供天子丧葬用器，所以日本水野清一认为，唐三彩大多伴随具有官衔的墓志出土，属于贵族用器，与庶民无关，并据此认为唐三彩属于官窑「1」。另说为唐三彩属于皇家陶器（Royal Pottery）「2」、类官窑「3」，陆明华认为规格高度的俑属于王族、将相等级的特例「4」。谢明良考察后认为品级官员和庶民乃至寺院都有消费「5」。墓葬资料的研判支持谢明良的基本观点。本文将从一个新的角度讨论唐三彩的消费阶层和人群的具体表现。 作者对1950年代以来，有纪年、有墓主、出土唐三彩（不计初唐以前的彩釉陶和白釉陶）的墓葬、遗物的统计分析，根据不同阶级与物质占有的不同，按照唐朝制度（《唐六典》《大唐开元礼》）对这些墓主分为四个阶层，一到三品为皇室和高级官员，四到五品为中级官员，六到九品为低级官员，庶民为富裕人群。另外还区分出汉人官员和以粟特人为主的少数族裔官员，并且通过遗址考察寺院里僧侣人群对唐三彩的使用状态。 本文想解决的问题是，通过不同阶层、不同人群对唐三彩占有量的比较，来分析唐三彩消费的主要对象、次要对象和一般人群及其对唐三彩的持续性意义，进而研究唐三彩作为一种物质的文化意义，乃至考察其生产、分配制度。 唐代三彩（不计初唐以前的彩釉陶和白釉陶）的有纪年、有主人的墓葬共计100座，出土唐三彩遗物1636件。下面按照阶级予以划分。这里敬请理解的是，出土遗物的统计，包括三彩均以实际数字为准，无法考量被盗的因素所造成的遗物组合和数字问题。这里分类为四类：器物指的是一般日用有形器物，明器指的是模型类，俑包括各种人、镇墓兽、禽和其他动物俑，另外塔式罐属于另外一类专列。 32座墓1006件：器物20座墓237件，明器3座墓13件，俑17座墓752件，塔式罐3座4件，以俑类最多，器物有一定量，明器较少。其中第一阵营为墓葬三彩100件以上者，第二梯队为10到100件以内者，第三为10件以内者。 三彩数量最多者为三品夫人王雄诞墓，共有216件唐三彩，均为俑类「6」。其次是陕西唐神龙二年（706年）永泰公主墓，王室一品172件「7」，第三是陕西礼泉县右威卫将军开元十五年（727年）安元寿及夫人翟氏墓，从三品，135件三彩「8」，第四是河南洛阳唐景龙三年（709年）正五品定远将军安菩墓，111件，器物9件，明器5件，俑97件「9」。 在所有最高等级的名字中，只有这三座墓的唐三彩遗物超过100件。其墓主背景如下。 王雄诞，《旧唐书》有传，为隋末唐初杜伏威麾下大将，归唐后不从辅公祏叛唐，被辅公祏杀害。唐太宗即位，追赠左卫大将军、越州都督，谥曰忠。据墓志载，该墓主为初唐王雄诞夫人魏氏。王雄诞夫人魏氏，巨鹿曲阳人。卒于垂拱二年（686年），垂拱三年（687年）迁葬于北邙西原，享年90岁。这个女士的特征是三品夫人，九十岁高寿，因为其三品夫人的身份，在唐代稀有的高龄，具有特殊的礼遇，所以目前为所见拥有唐三彩最多的唐人。 永泰公主，永泰公主是唐中宗李显的第七个女儿，唐高宗李治和武则天的孙女，名仙蕙，因妄议武则天与二宠张易之和张昌宗闲话，被人举报，李重润和武延基、永泰郡主三个小孩被武则天召入宫中，乱杖击毙。《新唐书》又说，被武则天缢杀。《旧唐书》说武则天将三个孩子交给他们的父亲李显处置，为保全家族将儿子、女儿、女婿一起勒死。时为唐大足元年(701年)，时年仅17岁。后与她丈夫武延基合葬在一起，陪葬乾陵。中宗复位登基追封李重润为“懿德太子”，追封李仙蕙为“永泰公主”，并且空前绝后地特许他们的坟墓尊称为“陵”，规格与帝王等同。该墓唐三彩居多，而且俑与器物俱全。 安元寿（607～683），新旧唐书有传，唐朝将领，凉州姑臧人，安元寿曾祖安弼，祖父安罗，父安兴贵，应该是粟特的昭武九姓。安元寿在玄武门之变、突厥兵临渭水便桥的战斗中作出重要贡献。其夫人翟氏也应属于粟特人，该墓三彩俑居多。 关于安菩墓，安菩本人为五品定远将军，但是其子安金藏更为显赫，曾作为一个陪侍李旦的乐工剖腹以证其主人清白，由此感动武则天，后来更成为唐玄宗的恩臣，官至正三品的太常卿，其父的再葬就是在其得势之后。所以安菩父以子贵，其墓葬规格超越制度。另外，安氏家族属于粟特人，其墓葬三彩骆驼皮囊上依然具有祆神崇拜的图像「10」。 （2）为10～100件以内者 陕西西安唐垂拱二年（686年）越王李贞墓76件，其中器物23件，俑53件「11」。 甘肃武威大唐开元十五年（727年）上柱国翟公墓，正二品，俑50件，器物1件「12」。 西安东长安街开元十年（722年）秦守一墓，从三品，俑48件「13」。 陕西省乾县唐景云二年（711年）章怀太子李贤墓，一品，俑31件「14」。 陕西西安开元十一年（723年）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大都督怀州刺史鲜于庭诲墓，从一品，俑25件「15」。 西安南郊唐开元九年（721年）杨贵夫妇墓，贵为九品，其子杨思疾为三品，30件，其中器物2件，明器3件，俑25件「16」。西安乾县唐神龙二年（706年）懿德太子墓，器物20件「17」。 陕西富平唐唐上元二年（675年）高祖李渊第十五子封虢王李凤墓，17件，其中俑2件，器物15件「18」。 河南洛阳唐上元二年（675年）太子李弘恭陵，器物15件「19」。陕西富平县唐景云元年（710年）节愍太子墓，俑15件「20」。 以上10座墓中，出土三彩最多者是越王李贞墓，最少是节闵太子墓，均为太子、王级待遇，三彩埋入量相差如此之大，是因为这些墓均被盗掘过，三彩遗物组合不能代表原始埋葬情形。其中杨贵墓器物、俑、明器组合较全面。 这10座墓中，有6座为太子、王级墓葬，在目前未见皇帝墓葬的情形下，应该是级别最高者，其三彩的埋入也代表了唐代最高水平的墓葬。其余4座墓中，秦守一，为长安京兆尹、司农卿，该墓曾经被盗八次，依然留下如此多的唐三彩。甘肃武威的翟公是粟特人；鲜于庭诲，曾跟随李隆基参与平定“韦后之乱”，其墓葬所出土的三彩乐俑是最为华丽的盛唐代表作。《新唐书·艺文志》有《鲜于氏家谱》一卷传世，唐朝鲜于氏一般为北方疏勒族，草原民族往往与粟特联系紧密，生活习俗相互影响。这里值得注意的是杨贵，其本人为九品，但是其子杨思疾为三品，所以杨贵父以子贵，待遇很高，墓葬中埋入了组合全面的唐三彩。 总结。这10座墓的相同点是，墓葬多为太子、王子级别，也有粟特人为代表的少数族裔，还有父以子贵者。差距是，应该是被盗掘的原因，墓葬中三彩的数量和组合差异较大。我们还应该注意到的是10座墓中，西安有8座，洛阳1座，甘肃武威1座，大多在西安。 （3）10件以下墓葬 陕西西安灞桥区唐显庆六年（661年）司农寺丞郭敬墓，三品，器物1件「21」。 陕西礼泉唐麟德元年（664年）右武卫大将军凉州都督郑仁泰墓，从二品，器物1件「22」。 陕西礼泉县咸亨三年（672年）昭陵赵王李福墓，一品，器物2件「23」。 陕西礼泉县咸亨三年（672年）昭陵太宗妃燕氏墓，一品，器物1件「24」。 湖北郧县唐嗣圣元年（684年）唐太宗之孙，李泰次子，封新安郡王李徽墓王室，器物3件「25」。 陕西武功唐长寿二年（693年）始州司马，襄城县开国男苏瑜墓，正二品，器物1件「26」。 西安唐万岁登封元年（696年）上柱国、司农少卿、大中大夫温思暕墓，正二品，1件「27」。 陕西咸阳市底张湾机场唐景云元年（710年）万泉县主薛氏墓二品，俑2件「28」。 山西长治唐景云元年（710年）折冲府校尉上柱国李度墓，正二品，俑1件「29」。 河南省温县景云二年（711年）游击将军上柱国行原州都督府三郊镇副杨屡廷墓，正二品，俑5件「30」。 西安唐先天元年（712年）契苾明墓，正三品，3件：俑2，塔式罐1「31」。 陕西西安唐开元十二年（724年）金乡县主墓，正二品，器物2件「32」。陕西咸阳开元十五年（727年）突厥可汗阿史那怀道夫妇墓，一品，俑2件「33」。 北京丰台唐宝应元年（762年）大燕皇帝史思明墓，按一品计，器物1件「34」。 陕西元和四年（809年）惠昭太子，一品，器物1件「35」。 广东广州唐开成五年（840年）同节度别使王复元墓，二品，器物4件「36」。北京房山元和五年（810年）幽州节度使刘济墓，二品，塔式罐1件「37」。 河北正定县唐成德军节度使大中九年（855年）王元逵墓，二品，塔式罐2件「38」。 以上17座有唐三彩的墓葬中，有准皇帝、可汗、王子、贵妃8座，也有二品、三品官员9座，均为贵族和高级官员，也有突厥可汗。 这18座墓的共同特点是，均为高级别王室和贵族墓葬，也有少数族如、契苾明、阿史那和史思明；由于被盗的原因，三彩数量较少。差异是，大多墓葬中的三彩为器物，少数为俑类，基本不见明器类。其中西安11座，洛阳、山西、湖北各1座，河北3座、广东1座，皆在晚唐。 一到三品墓中三彩的特征是，总体出土量大；三彩墓葬以皇室成员为主，在所有纪年的墓葬中占有15座358，达到近一半；而少数民族占有7座326件，汉族高官占有10座322件。 从区域分布看，初唐到盛唐时期，西安21座，洛阳4座，山西1座，湖北1座，甘肃武威1座；大多在西安。一到三品官出土唐三彩的墓葬主要在西安。河北3座，广东1座，皆在晚唐。晚唐开始，这些墓葬大多转移到晚期两京以外的河北、广东。 （1）80件以上的墓葬 陕西西安唐神功二年（698年）朝议大夫行乾陵令上护军公士独孤思贞墓，正五品下，146件，其中俑144件，明器2件「39」。 陕西西安唐神龙二年（706年）朝议大夫行太州司马阎识微和夫妇合葬墓，正五品，87件，其中明器3件，俑84件「40」。 这二座墓葬的主人首先是独孤思忠，有三点可述，第一，墓志载独孤氏为汉朝流落在漠北的刘氏后裔，大多数人认为这是攀附，实际上依然是匈奴的一支「41」。第二，独孤氏为北朝到初唐王朝的显赫家族。第三，独孤死贞为乾陵守陵官。虽然其品级不高，但是由于独孤氏的显赫家世、族别和特殊的职务，仍然拥有大量的唐三彩。 《阎识微墓志》载，阎识微曾祖阎毗，祖父阎立德，父阎邃，弟阎知微。阎毗是隋代书画大家，深得皇室器重，《隋书》中有传。阎毗生两子：长子阎立德、次子阎立本，父子三人并以工艺、绘画闻名于世。阎立德、阎立本在两《唐书》中有传。阎立德主持建造昭陵、翠微宫及玉华宫等，官至工部尚书，死后追赠礼部尚书。阎立本在书画方面造诣极高。唐高宗显庆元年（656年），阎立德去世，阎立本升为工部尚书，总章元年（668年）又擢升为右相，封博陵县男，从二品。著名的昭陵六骏浮雕石刻，相传是依据阎氏兄弟的手稿雕刻而成。识微之父阎邃，官至司农少卿，在唐代是从四品官职。《阎识微墓志》载：“父邃，唐司农少卿、大安公，凤毛五色，龙媒千里，象贤传于书社，干蛊持于国泉。”阎识微受弟阎知微牵连，连坐而死。唐中宗复皇帝位，阎识微家族平反，阎识微夫妇于神龙二年合葬于万年县崇道乡。阎识微应该是以子而贵，享受到了逾制的待遇。 这两座墓的共同之处是三彩组合，有俑有明器。其差异在墓主，一为匈奴后裔，一为汉人。 （2）80-10件三彩的墓葬 河南孟津唐天授元年迁葬（690年）瀛州刺史屈突诠之子屈突季札（13岁死）墓，四品官子，俑36件「42」。 陕西西安唐神功元年（697年）周故处士康文通墓，祖康和为隋上柱国，父鸾为唐朝散大夫，从五品，14件，其中俑10件，明器4件「43」。 陕西西安市洪庆村唐景龙三年（709年）朝散大夫行定王府掾独孤思敬、夫人元氏合葬墓，从五品下，俑22件「44」。 洛阳唐景龙二年（708年）赵郡望族李敬彝墓，56件，明器2件，俑54件「45」。 曾祖李元操，即李孝贞，《隋书》有传，“李孝贞，字元操”，“开皇初，拜冯翊太守，为犯庙讳，于是称字”，应该是孙以祖贵。这四座墓的共同之处是多为少数民族官员，屈突氏为鲜卑姓氏，康姓为粟特人，独孤为匈奴人，李敬彝为汉人。差异在康文通墓、李敬彝墓有俑和明器，而屈突季札和独孤思敬均为俑类，俑类多于器物类。 西北大学长安校区唐麟德二年（665年）朝散大夫牛相仁墓，五品下，器物1件「46」。
陕西礼泉县仪凤三年（678年）昭陵嘉会墓，以七品计，器物1件「48」。 河南省偃师唐神龙二年（706年）延周刺史延州刺史宋祯墓，授正议大夫，官阶至四品，在杏园纪年唐墓中官品最高，器物1件「49」。 西安市长安区唐开元九年（721年）轘辕府鹰扬郎将郑乾意夫妇墓，正四品，器物2件「50」。 北京唐开元廿四年（736年）故河东道汾州司马太子佑仁上柱国王府君墓，四品，器物1件「51」。 陕西西安大唐开元二十四年（736年）故银青光禄大夫彭州刺史上柱国京兆韦慎名墓，四品，器物3件「52」。 河南偃师唐天宝十三年（754年游击将军李全礼夫人墓，从五品下，器物1件「53」。 江苏扬州唐大和八年（821年）故朝议郎行扬州大都督府法曹参军京兆韦署墓，正六品上，器物4件「54」。 江苏扬州唐长庆四年(824年)故朝议郎试太仆寺丞上设军葳暹墓 ，正六品上，器物5件「55」。 陕西西安大中四年（850年）茂州刺史充剑南西川西山中北路兵马使何溢墓，四品，器物1件「56」。 由于这些官员的墓葬出土三彩数量均为少量，最多也没有超过10件者，所以无法再分类，一并罗列。 洛阳市红山乡工业园区唐咸亨元年(670年)慎州司仓窦州潭峨县丞张文俱墓，九品，器物1件「57」。 河南博爱唐咸亨二年（671年）云骑尉向君及夫人墓，七品上，器物1件「58」。 陕西户县兆伦遗址唐永隆二年（681年）洛州密县令冯孝约墓，七品，器物1件「59」。 河北磁县永隆二年（681年）县令白普琎墓，七品，器物2件「60」。 河南省偃师县嗣圣十一年（694年）简州阳安县丞李守一、夫人陈氏合葬墓M1366八品，俑4件「61」。 河南省偃师唐景龙三年（709年）宁州录事参军李嗣本、夫人范阳卢氏合葬墓，八品，器物1件「62」。 山东莘县唐景龙三年（709年）齐州祝阿县丞张弘&乐氏夫妇合葬墓，九品，俑6件「63」。西安市长安区唐开元九年（721年）殿中直长张泰夫妇墓，七品，器物3件「64」。 河南巩义唐开元十六年（728年）文林郎史部常选潘君□夫人祁氏墓，九品散官，器物9件「65」。 陕西西安东郊唐开元十八年（730年）陪戎副尉直仆寺高木卢墓，武散官，从九品下，器物1件「66」。 陕西西安唐开元二十一年（733年）左威卫仓曹参军韦恂如故长女韦美美墓七品下官女，器物1件「67」。 辽宁朝阳唐天宝三年（744年）戍主韩贞墓正九品下，2件，其中俑1件，器物1「68」。 河南郑州巩义芝田唐天宝四年（745年）吴兴郡司户参军墓主和杨氏墓，七品，4件，其中器物1件，明器3件「69」。 江苏苏州唐天宝七年（748年）歙县令柳公夫人墓，器物2件「70」。 内蒙古西部巴彦淖尔盟乌拉特前旗唐长庆三年（823年）王逆修墓，正八品，器物1件「71」。江苏无锡西漳沈巷唐咸通八年（867年）皇甫云卿墓，九品「72」。 六到九品的官吏墓葬中，其含有唐三彩的墓葬有15座，共出土39件三彩器，其中器物13座墓24件，明器1座墓3件，塔式罐1墓1件，俑3座墓11件。所有墓葬三彩遗物最多均在10件以内，所以不再划分。 这些墓中的三彩遗物有2个墓为俑，1个墓有器物和明器，1个墓有塔式罐和器物，其余12座墓均为器物。墓主均为汉人官吏。区域分布上，西安4座，洛阳6座，河北1座，山东1座，辽宁1座，内蒙古1座，江苏2座，在这种低级官吏的墓中，唐三彩分布范围较大，洛阳占有更大优势。 庶人墓葬含有唐三彩遗物的共有35座，遗物127件，其中器物30座墓83件，明器1座墓1件，塔式罐4座墓8件，俑4座墓35件。根据三彩数量分为两类。 （1）庶人墓中含有唐三彩遗物在80～10件之间者 河南偃师唐长安三年（703年）张思忠墓，终世无官，器物1件，明器2件，俑30件「73」。 河南省偃师县唐神龙二年（706年）崔沈墓，器物11件「74」。 河南郑州景龙二年（708年）处士李文寂墓，器物19件「75」。 这3座墓中，有器物、明器、俑者1座，有俑者1座，有器物者2座，以器物居多。 这3座墓，墓主均为汉人，而且从墓志看，均不曾入官，应该是庶民。当然，这些庶民的地位虽然并不显赫，但是一定具有经济上的雄厚财力，或者具有较高的社会地位。 （2）庶人墓中含有唐三彩遗物在10件以内者32座墓 陕西西安东郊郭家滩国棉四厂—五厂唐麟德元年（664年）何刚墓，器物2件「76」。 陕西省咸亨元年（670年）王大礼墓，器物1件「77」。 辽宁省咸亨三年（672年，勾龙墓，器物1件「78」。 山西长治调露元年（679年）王深墓，器物1件「79」。 辽宁朝阳八里堡屯垂拱三年（687年）孙处士墓，器物1件「80」。 山西长治唐永昌元年（689年）崔拏墓，器物1件「81」。 河南孟津唐大足元年（701年）刘府君夫人岑平等唐墓，器物1件「82」。 河南巩义大周长安二年（702年）阎方、卜氏处士夫妇墓，器物1件「83」。 山西临汾市西赵村唐长安三年（703年）墓，平民，器物1件「84」。 河南省偃师唐神龙二年（706年）征士宋枯墓，器物2件「85」。 陕西西安唐开元十三年(725年)故韦君夫人胡氏墓，器物2件「86」。 河南郑州地区省计划生育研究所唐开元十八年（730年墓，器物1件「87」。 陕西咸阳市唐开元十八年（730年）刘濬墓，器物1件「88」。 河南卫州新乡县清润乡唐开元二十六年（738年）赵大娘墓，器物2件「89」。 河北石家庄唐天宝四年（745年）刘开圆墓，平民，器物2件「90」。 陕西西安韩森寨唐天宝四内侍雷府君夫人宋氏墓，普通宦官妻子，宝四年（745年），俑2件「91」。 河南沁阳县山王庄乡唐天宝十四载（755年）李翼长子李洪钧，5岁早殇，器物2件「92」。 河南新乡市唐大历（766～779年）某年墓，器物1件「93」。 河北张家口蔚县唐兴元元年（784年）赵贯墓，平民，器物2件「94」。 河北张家口蔚县贞元元年（785年）赵贯墓，平民，器物3件「95」。 陕西西安市南郊马腾空唐元和十年（815年）墓，器物1件「96」。 江苏镇江西南磷肥厂唐元和十五年（820年）口府君墓，器物3件「97」。 河北邢台市唐大和五年（831年）故史夫人墓，器物1件「98」。 巩义唐大和六年（832年）司马进墓，平民，器物6件「99」。 河北邢台唐开成元年（836年）西河蔺侯故夫人醮郡夏侯氏之墓，俑1件「100」。 河北蔚县唐会昌元年（841年）河东横野军都虞侯张公夫人墓，下级幕僚，2件，其中塔式罐1，明器1「101」。 河南偃师大中元年（847年）穆悰，御史中丞宣歙观察使之孙平民，器物5件「102」。 江苏邗江唐大中四年（850年）解少卿夫人蔡氏墓，器物1件「103」。 河南巩义薛口大中五年（851年）墓，6件，其中器物5，塔式罐1「104」。 河南巩义大中五年（851年）薛华墓，4件，其中器物2，塔式罐2「105」。 河北易县北韩村唐咸通五年（864年）墓，器物2件「106」。 江苏扬州五台山唐光启二年（886年）河东郡卫夫人墓，器物1件「107」。 含有10件以内的唐三彩遗物的32座庶人墓葬，其中2座墓为俑，5座墓有塔式罐，1座墓有器物、明器和俑，26座墓有器物，以器物为主。32座庶人墓均为汉人。值得指出其中一位庶民之子五岁男童墓中也葬有一件三彩龟和一件小玩具执壶；另外其中也有官僚子弟宣歙观察使之孙穆悰墓。这些人或其亲属也具有一定经济基础和一定社会地位。 庶人墓的三彩器物组合，多见器物，较多出现了塔式罐，俑类相对较少，明器较少。36座墓中，33座墓124件三彩遗物为汉人墓葬出土，3件三彩遗物的2座墓为粟特的何刚和史夫人墓。 这里需要讨论的一个问题是，有人认为唐三彩是官窑，是甄官署垄断和分配，这个主张在此遇到了挑战。因为既然庶民可以得到唐三彩，甚至数量还较大，那么就可能有民间生产的作坊，有经营的市场，如西市上的“凶肆”或者就经营唐三彩。这是需要特别讨论的问题。 另外，从区域分布看，洛阳14座、西安6座、山西3座、辽宁2座，江苏3座、河北7座大多在晚唐，可以看出，庶人有三彩的墓葬以洛阳居多，河北、西安次之，山西、辽宁也有少量，河北、江苏多在晚唐时期。 二 不同阶层纪年墓葬中三彩消费讨论 以上对各个阶层墓葬出土的唐三彩做了考察，这里再对不同阶层墓葬做一个汇总，以比较不同阶层、不同人群和不同地区的三彩存在的差异性。 通过不同阶层三彩遗物分类图表（表1）可以看出以下问题。
表1 不同阶层三彩遗物分类图表 （1）不同阶层三彩占比 唐代含有三彩遗物的纪年墓中，一到三品墓占比最大，占有墓葬的32%，占有遗物的61%；其次是四到六品，占有墓葬的18%，占有遗物的28%；第三是庶民，占有墓葬的35%，占有遗物的7.7%；第四是七到九品，占有墓葬的15%，占有遗物的2.3%。皇族和高级官员拥有唐三彩的大部分，中级官员拥有唐三彩的小部分，庶民拥有量较小，而最小者是低级官员，低级官员对唐三彩的拥有量不如富裕的庶民。这是唐代社会在对唐三彩拥有上的一个现实状况。 （2）不同器物种类三彩占比 三彩俑具绝对多数，占比75.1%；其次是器物占比22.4%；第三是明器占比1.7%，最少为塔式罐占比0.8%。这表明俑是三彩最大的部分，其次是器物，而明器和塔式罐很少量。在不同社会层级的比较上则表现出不同的情形，高级官员和中级官员墓中俑类大大多于器物，尤其是高级官员；而下级官员和庶民墓中则器物多于俑类。
表2 不同身份墓主三彩遗物占比 当然，这里还可以看出的另一个问题是少数族裔对唐三彩的使用主要反映在高级官员和中级官员墓中，低级官员和庶民则不明显，而汉人则表现了对唐三彩持续的热情。 通过表3可以看出，西安地区出土唐三彩墓葬最多，洛阳次之，需要注意的是河北、江苏、广东的三彩多在晚唐时期。在不同品级之间有具有一些特征。 ①一到三品、四到五品的高中级官员墓葬中，以西安占据绝对优势。 ②六到九品的低级官员和富裕的庶民墓葬中，以洛阳占据优势。 ③六到九品的低级官员和富裕的庶民墓葬比一到三品、四到五品的高中级官员墓葬分布区域相对较广
表3 不同阶层出土唐三彩墓葬区域分布图表 陕西临潼开元二十九年（741年）庆山寺塔基地宫，三彩盘1件、南瓜1件、黄釉碗2件、喇叭口瓶1件，狮子2件「108」。 陕西西安唐青龙寺遗址，水盂1件，象形枕1件，佛像残片1件「109」。 陕西西安唐长安太平坊与实际寺，苹果绿釉四系罐1件，蓝釉碗1件「110」。 隋唐胜州榆林城遗址，釉陶佛像残片「111」，成都通锦路——唐净众寺园林遗址，碗2件，钵2件，盂1件，炉1件。少量筒瓦施绿釉，个别构件为绿、黄二色釉「112」。 上述佛教遗址：共5处20件三彩。可以看出，遗址中佛寺遗址出土资料则说明僧侣也是唐三彩的消费者。 《唐六典》等制度明确规定了不同品级官员的墓葬应该有的明器、俑类的数量乃至规格，而且这是包括陶器在内，但是上述墓葬中仅三彩一项就大大超越制度规定的数量。关于这一问题，齐东方对《唐六典》断句：“别敕葬者，供余并私备。”「113」吴丽娱据《白氏六贴事类集》认为断句应为“别敕葬者供，余并私备”，为旧有断句结构。但是无论如何，可以“私备”明器，这就是以上官员墓葬、庶民墓葬超越制度和寺院遗址存在唐三彩存在的原因。那么既然社会上有消费，有需求，就会存在甄官署以外的民间生产作坊「114」，也有甄官署、“凶肆”以外的供应、销售市场。 三 唐三彩的消费者从皇室、高级官员、到中级官员和下级官员，再下普及到富裕的庶民人群，乃至进入寺院，为僧侣使用，这是一个广泛的消费群体。可是仍然需要注意的是，唐三彩首先是以粟特人为代表的少数族裔的偏好，其次是皇家、高级官员的消费品，数量比较大的中级官员拥有一定的数量，而作为最为庞大群体的低级官员则不如富裕庶民对唐三彩的消费量。当然，少数族裔对三彩的热爱主要表现在盛唐以前，而汉人则在整个唐代表现了持续的热情，这也应该是三彩器物持续发展的原因。从区域上看，西安、洛阳是唐三彩的主要消费区域，而高等级官员则西安消费量大，低等级官员和富裕庶民中则以洛阳消费量大。进一步说明的问题是，唐三彩不是大众消费品，是一种昂贵的奢侈品，只有特殊偏好的少数族裔高官和汉人高级贵族是主要拥有者；唐三彩不一定完全由甄官署垄断生产和分配，而民间似乎也有制作和销售的渠道。 参考文献： 「1」 後藤茂樹：《世界陶磁全集·第9卷》，河北書房新设，1961年，第202页。 「2」 三上次男：《序·三彩の陶瓷、その事始めについて》，《中国の三彩陶瓷——付正倉院·奈良三彩》，株式会社太陽社，1979年，第8页。 「3」 三上次男：《陶瓷讲座》，第5册·中国I·古代，东京，雄山阁，1982年，349页。 「4」 陆明华：《唐三彩相关问题考述——以巩义窑为中心》，《中国巩义窑》，华侨出版社，2011年，第300页。 「5」 谢明良：《唐三彩的使用层和消费情况——以两京地区为例》，《中国古代铅釉陶的世界——从战国到唐代》，石头出版有限股份公司，2014年，第86～116页。 「6」 洛阳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唐王雄诞夫人魏氏墓》，中州古籍出版社，2016年；洛阳市文物考古研究院：《洛阳唐代王雄诞夫人魏氏墓发掘简报》，《华夏考古》2018年第3期。 「7」 陕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唐永泰公主墓发掘简报》，《文物》1964年第1期。「8」昭陵文管所：《唐安元寿夫妇墓》，《文物》1988年第12期。 「9」洛阳市文物工作队：《洛阳龙门唐安菩夫妇墓》，《中原文物》1982年第3期。 「10」姜伯勤：《唐安菩墓所出三彩骆驼所见“盛于皮袋，的祆神———兼论六胡州突厥人与栗特人之祆神崇拜》，《唐研究》第七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 「11」昭陵文管所：《唐越王李贞墓发掘简报》，《文物》1977年第10期。 「12」 黎大祥：《武威大唐上柱国翟公墓清理简报》，《陇右文博》1998年第1期。 「13」张小丽、郭永淇：《西安东长安街唐代石椁墓》，《2009中国重要考古发现》，文物出版社，2010年，第141～147页。 「14」 陕西省博物馆、乾县文教局唐墓发掘组：《唐章怀太子墓发掘简报》，《文物》1972年第7期。朱捷元：《唐李贤墓出土的鸟兽纹铜镜》，《文物》1983年第7期。 「15」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唐长安城郊隋唐墓》，文物出版社，1980年，第56页。 「16」陕西省考古研究院：《西安南郊唐代杨贵夫妇墓发掘简报》，《文物》2016年第11期。 「17」 陕西省博物馆、乾县文教局唐墓发掘组：《唐懿德太子墓发掘简报》，《文物》1972年第7期。 「18」富平县文化馆陕西省博物馆、文物管理委员会：《唐李凤墓发掘简报》，《考古》1977年第5期。 「19」郭洪涛：《唐恭陵哀皇后墓部分出土文物》，《考古与文物》2002年第4期；洛阳博物馆：《唐恭陵哀皇后墓墓道壁龛出土物》，《中原文物》2000年第3期。其余文物现藏偃师市文管会。 「20」 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唐节愍太子墓发掘简报》，《考古与文物》2004年第4期；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唐节愍太子墓发掘报告》，科学出版社，2004年。 「21」 蒋宝莲：《二十世纪五十年代陕西省考古发掘资料整理研究》上册，三秦出版社，2015年，第391～395页。 「22」陕西省博物馆礼泉县文教局唐墓发掘组：《唐郑仁泰墓发掘简报》，《文物》1972年第7期。 「23」 李炳武主编：《中华国宝》唐三彩卷，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251页。 「24」 李炳武主编：《中华国宝》唐三彩卷，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251页。 「25」 湖北省博物馆郧县博物馆：《湖北郧县唐李徽、阎婉墓发掘简报》，《文物》1987年第8期。 「26」咸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陕西武功县唐代苏瑜墓发掘简报》，《考古与文物》2017年第6期。 「27」 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所：《西安东郊温思暕、温思绰墓发掘简报》，《文物》2002年第12期。 「28」蒋宝莲：《二十世纪五十年代陕西省考古发掘资料整理研究》下册，三秦出版社，2015年，第191～196页。 「29」长治市博物馆：《长治市西郊唐代李度、宋嘉进墓》，《文物》，1989年第6期。 「30」河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河南温县唐代杨履庭墓发掘简报》，《考古》，1964年第2期。 「31」 解峰马先登：《唐契苾明墓发掘记》，《文博》1991年第5期。 「32」 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所：《金乡县主墓》，文物出版社，2002年。 「33」 咸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咸阳发掘出西突厥可汗墓葬》，《内蒙古社会科学》1994年第6期。 「34」 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北京丰台唐史思明墓》，《文物》1991年第9期。 「35」陕西省考古研究所：《陕西所惠昭太子墓报告》，三秦出版社，1992年。 「36」马建国：《 广州市太和岗唐代墓葬 》，《中国考古学年鉴》，1999年，文物出版社，第262页。 「37」中国考古学会：《中国考古学年鉴》2013年，文物出版社，168、169页。 「38」刘友恒等：《（河北正定县）唐成德军节度使王元逵墓清理简报》，《考古与文物》1983年第1期。 「39」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唐长安城郊隋唐墓》，文物出版社，1980年，第33页。 「40」 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院：《西安马家沟唐太州司马阎识微夫妇墓发掘简报》，《文物》2014年第10期。 「41」 吴洪琳：《关于中古时期独孤氏的几个问题》，《唐史论丛》第22辑，三秦出版社，2016年，233～246页。 「42」 河南省文物研究所、洛阳市文物工作队：《洛阳孟津西山头唐墓发掘报告》，《华夏考古》1993年第1期。 「43」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所：《唐康文通墓发掘报告》，《文物》2004年第1期。 「44」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唐长安城郊隋唐墓》，文物出版社，1980年；马得志、张正龄：《西安郊区三个唐墓的发掘简报》，《考古通讯》1958年第1期。 「45」洛阳市文物考古研究院：《洛阳李敬彝墓清理简报》，《华夏考古》2019年第3期。 「46」 李明、刘呆运、李举刚主编：《长安高阳原新出土隋唐墓志》，文物出版社，2016年，第76～79页。刘呆运提供。 「47」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院：《唐代故高阳郡君许氏夫人墓发掘简报》，《文博》2014年第6期。 「48」 李炳武主编：《中华国宝》唐三彩卷，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251页。谢明良先生考察时得知昭陵博物馆教示，该墓并无唐三彩出土。谨记参考。谢明良：《唐三彩的使用层和消费情况——以两京地区为例》，《中国古代铅釉陶的世界——从战国到唐代》，石头出版有限股份公司，2014年，第86～116页。 「49」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南第二工作队：《河南偃师杏园村的六座纪年唐墓》，《考古》1986年第5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偃师杏园唐墓》，科学出版社，2001年。 「50」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院：《郑乾意夫妇墓发掘简报》，《文博》2014年第4期。 「51」 苏天钧：《十年来北京市所发现的重要古代墓葬和遗址》，《考古》1959年第3期。 「52」 陕西省考古研究所、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所：《唐长安南郊韦慎名墓清理简报》，《考古与文物》2003年第6期。 「53」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偃师杏园唐墓》，科学出版社，2001年。 「54」 朱江：《扬州唐墓清理》，《考古》1958年第6期。 「55」扬州博物馆：《扬州城东唐墓清理简报》，《东南文化》1988年第6期。 「56」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西安郊区隋唐墓》，科学出版社，1966年。 「57」 洛阳市文物考古研究：《唐代张文俱墓发掘报告》，《中原文物》2013年第5期。 「58」 焦作市文物工作队：《河南焦作博爱聂村唐墓发掘报告》，文博》2008年第3期。 「59」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 户县文管所：《户县兆伦遗址隋唐墓葬发掘简报》，《文博》2015年第5期。 「60」 高义夫：《李江磁县讲武城镇双庙取土场唐墓发掘简报》，《边疆考古研究》2015年第2期。 「61」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南第二工作队：《河南偃师杏园村的六座纪年唐墓》，《考古》1986年第5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偃师杏园唐墓》，科学出版社，2001年。 「62」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南偃师杏园村的六座纪年唐墓》，《考古》1986年第5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偃师杏园唐墓》，科学出版社，2001年。 「63」 莘县文物管理所：《山东莘县黄庙唐代张弘墓发掘简报》，《文物》2017年第4期。 「64」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唐张泰夫妇墓发掘简报》，《文博》2014年第4期。 「65」 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郑州华南城唐范阳卢氏夫人墓发掘简报》，《东方博物》六十一辑，中国书店，2016年第18～31页。 「66」 蒋宝莲：《二十世纪五十年代陕西省考古发掘资料整理研究》，三秦出版社，2015年，第448～451页。 「67」 呼林贵、侯宁彬、李恭：《西安东郊唐韦美美墓发掘记》，《考古与文物》1992年第5期。 「68」 朝阳地区博物馆：《辽宁朝阳唐韩贞墓》，《考古》1973年第6期。 「69」 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巩义芝田唐墓发掘简报》，《文物春秋》2013年第2期。 「70」 苏州博物馆，朱薇君：《苏州平门城墙唐墓的清理》，《文物资料丛刊》6，文物出版社，1982年，第173页。 「71」 张郁：《唐王逆修墓发掘纪要》，《内蒙古文物考古集刊》第二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7年，第502～517页。 「72」 无锡博物馆：《江苏无锡发现唐墓》，《文物资料丛刊》6，文物出版社，1982年。 「73」 偃师县文物管理委员会：《河南偃师县隋唐墓发掘简报》，《考古》1986年第11期。 「74」河南省文物工作队：《河南偃师县新城西唐崔沈墓发掘简报》，《文物参考资料》1958年第8期。 「75」 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郑州西郊唐墓发掘简报》，《文物》1999年第12期 「76」 蒋宝莲：《二十世纪五十年代陕西省考古发掘资料整理研究》，三秦出版社，2015年，第440～443页。 「77」王仁波：《陕西省唐墓出土的三彩器综述》，《文物资料丛刊》6，140页。谢明良先生考察时得知昭陵博物馆教示，该墓并无唐三彩出土。谨记参考。谢明良：《唐三彩的使用层和消费情况——以两京地区为例》，《中国古代铅釉陶的世界——从战国到唐代》，石头出版有限股份公司，2014年，第86～116页。 「78」李新全：《朝阳市朝阳南大街唐墓清理报告》，《辽海文物学刊》1987年第1期。 「79」 山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山西长治唐墓清理简报》，《考古通讯》1957年第5期。 「80」 金殿士：《辽宁朝阳西大营子唐墓》，《文物参考资料》1959年第5期。 「81」长治博物馆 王进先：《山西长治市北郊崔拏墓》，《文物》1987年第8期。 「82」 洛阳3101国道考古队：《洛阳孟津西山头唐墓》，《文物》1992年第3期。 「83」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巩义市文物保护管理所：《巩义常庄变电站大周时期墓葬发掘简报》，《中原文物》2005年第1期 「84」山西省考古研究所、临汾市文物考古工作：《山西临汾市西赵村唐墓发掘简报》，《考古》2015年第6期。 「85」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偃师杏园唐墓》，科学出版社，2001年。 「86」 王育龙：《西安南郊唐韦君夫人等墓葬清理简报》，《考古与文物》1989年第5期。 「87」 郑州市文物工作队：《郑州地区发现的几座唐墓》，《文物》，1995年第5期。 「88」 杨正兴、杨云鸿：《唐刘濬墓的发掘清理》，《泾渭稽古》1996年第4期。 「89」新乡市文物工作队：《河南新乡市唐代墓葬发掘报告》，《华夏考古》2004年第3期。 「90」 河北省文物管理委员会：《河北石家庄市赵陵铺镇古墓清理简报》，《考古》1959年第7期。 「91」张正岭：《西安韩森寨唐墓清理记》，《考古通讯》1957年第5期。陕西省文物保护研究院：《二十世纪五十年代陕西考古发掘资料整理研究》上册，三秦出版社，2015年，第233～240页。 「92」 李志军、郑卫：《河南沁阳唐代李洪钧墓发掘简报》，《洛阳考古》2015年第1期。 「93」新乡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河南新乡市南华小区唐墓发掘简报》，《华夏考古》2008年第4期。 「94」 蔚县博物馆：《蔚县发现唐代墓葬》， 《文物春秋》2006年第3期。 「95」 蔚县博物馆：《蔚县发现唐代墓葬》， 《文物春秋》2006年第3期。 「96」陕西省考古研究所：《西安市南郊马腾空唐墓发掘简报》，《江汉考古》2006年第3期。 「97」 镇江博物馆：《江苏镇江唐墓》，《考古》1985年第2期。 「98」 石从枝：《河北邢台市唐墓的清理》，《考古》2004年第5期。 「99」 巩义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巩义市东区天玺尚城唐墓M234发掘简报》，《中原文物》2016年第2期。 「100」 河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1958年邢台地区古遗址古墓葬的发现与清理》，《文物参考资料》1959年第9期。 「101」蔚县博物馆：《蔚县一中唐墓M3发掘简报》，《文物春秋》2007年第2期。 「102」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偃师杏园唐墓》，科学出版社，2001年。 「103」 周长源《扬州发现两座唐墓》，《文物》1973年第5期。 「104」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巩义市文物保管所：《巩义市北窑湾 汉晋唐五代墓葬》，《考古学报》1996年第3期。 「105」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巩义市文物保管所：《巩义市北窑湾 汉晋唐五代墓葬》，《考古学报》1996年第3期。 「106」 河北省文物研究所：《河北易县北韩村唐墓》，《文物》1988年第4期。 「107」 吴炜：《江苏扬州五台山唐墓》，《考古》1964年第6期。 「108」王兆麟：《临潼县博物馆临潼庆山寺遗址》，《文博》1985年第5期。 「109」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西安工作队：《唐青龙寺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74年第5期；《西安市人民政府办公室西安市青龙寺遗址》，保管所香港大道有限公司，1992年。 「110」 柏明：《唐长安太平坊与实际寺》，西北大学出版社，1994年。 「111」李作智：《隋唐胜州榆林城的发现》，《文物》1976年第2期。 「112」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院：《成都通锦路——唐净众寺园林遗址》，科学出版社，2018年。 「113」齐东方：《略论西安地区发现的态度双室砖墓》，《考古》1990年第9期。 「114」 2021年4月份北京师范大学召开的“陶瓷考古与艺术研讨会”上，陕西考古院王小蒙副院长发言中提出的 “两种模式的唐三彩生产”的观点，就是对唐三彩生产的多种模式研究的新动向。 原文刊发于《唐三彩窑研究》科学出版社， 2021年，198—212页。 如有转引，请核对原文。 本发布已获作者授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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