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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拒绝善恶或对错的二元分立。 拒绝单纯因为立场的原因而捍卫立场。 我要为悲伤说话。 更重要的是，我要为每一个人说话。 任何人都有被爱的资格，即使他不配被爱，不配被原谅。 我似乎，不该下“绝对的”判断。 但我有一种恐惧，我怕有一天被指为活该的是我，我怕有一天会作为流浪汉出现在街头之上，我怕有一天我会因为付不起高昂的医疗费用而跪倒街头不知何去何从。贫困、孤独、流浪、失败、被歧视、被排斥、被贬低、失去尊严、失去安全感和幸福感。一个生命很容易地就会在一场车祸中逝去，我难道不应该为之而悲伤吗？恐怕为之发出凄厉的哀鸣也不过分吧！！！人之为人，若不存在一点儿兔死狐悲的感情，又会怎么样呢？ 阮籍 咏怀五言诗（其一）是这样写的 夜中不能寐，起坐弹鸣琴。 薄帷鉴明月，清风吹我襟。 孤鸿号外野，翔鸟鸣北林。 徘徊将何见，忧思独伤心。 你若是读不出文字中所透出的那股清冷悲戚的感情，那你就绝看不懂作者我为何要写悲伤。 悲伤从来都不是一种罪过，人皆有四端，其一则为恻隐之心。为自己悲伤，同样也为别人而悲伤，这是一个人有胆气、有抱负、有志向的体现。屈原为什么要“长太息以掩泣兮，哀民生之多艰”?杜甫为什么要写“八月秋高风怒号，卷我屋上三重茅”?辛弃疾为什么要写“艰辛做就，悲辛滋味，总是辛酸辛苦”? 所谓有感而发，就是有感而发。顾不上你什么正确错误、利益分析，管不了你什么有权无权、个体大局。为自己的身世哀叹，为国家的前途担忧，这不正是历代文人墨客争相写就的作品主题吗？何罪之有? 西方人有四大悲剧，我们有《红楼梦》，哪一个悲剧成了罪过?哪一个悲剧不是蕴含着无穷的韵味? 这世上没办法让人不去感到悲伤，进而也就不应拒绝对悲伤的表达，甚至是颓废的表达。积极与悲伤本来是一母双胞的亲兄妹，悲伤为何?为人。积极为谁?也是为人。堂吉柯德的故事告诉了我们生活是如何讲二者均匀地展现在一个人的生命之中的。生命终将逝去，恋人终将离开，一切坚固的东西都将烟消云散，这是人生命中最重要的悲伤底色。但是我们依旧有奋斗的精神，依旧敢于挑战，置之于死地而后生，明知其不可为而为之，这才叫积极，这才叫生命力量的勃发。 若罔顾这世上总会有人遭遇不幸的事实而一味地要求积极，那就背离了积极态度的初衷。它抛弃了那一抹悲伤也就抛弃了自己存身于其中的现实，变成了粗暴、蛮横、诡辩和异想天开。若没有了悲剧，哪里来的喜剧?若没有了现实，哪里来的梦想与希望? 可是我们终究是要积极的，有人可能会说。 真的是这样吗？ 前几年有一个词很火，叫做道德绑架。它指一些人要求他人严格遵守道德标准，并进而实现自己的目的。 人们不希望自己被“道德绑架”，所以给了这个词很高的关注。 现在我提出“不要让积极绑架了悲伤”，这个表达与“道德绑架”有异曲同工的妙处。 用道德从来都没办法进行绑架，它所引起的是被要求者内心中价值观念的矛盾冲突。是道德重要?还是自己的利益，自己的感受重要?很多人选择了隐隐约约的中间道路。 用积极也没有办法实现真正的绑架，它所引起的是因自己的悲伤而被责难者内心中的矛盾冲突。我确实很悲伤，找不到答案，无法完全理解，没办法完全说服自己；但我又似乎不能完全停留在这种状态下，否则可能会越来越糟。选择又一次被摆在了人们的面前，是积极?还是继续悲伤? 当人们把积极的态度当成一种必须的特质来要求他人时，积极的态度就获得了近似于道德标尺的地位。有了它，人们就称赞你。没有它，人们就疏远你。两种不同情形下的选择中，另一个备选项都是关于自己的一些事情，自己的感受，自己的想法，自己的利益等等。 前一种情况下，有人敢于直接对道德绑架说不，他要自己的感受被放在更重要的位置。 后一种情况呢?会有人敢于直接对积极的绑架说不，把自己的感受放在更重要的位置上吗？ 这会是一个更加艰难的选择，因为人们还给积极加设立了另一层含义“积极等同于利益”。于此不同的是，道德并不能给人带来直接的或长远的利益，它是一种精神的境界和自我约束的要求。 在上述两层含义的加持下，积极自己证明了自己的积极意义——因为积极能带来好处，不仅给自己，而且给别人。所以你应该保持积极。而保持积极的人确实都获得了不错的成绩，所以积极确实能带来好处。而人总归是要生存的，所以人总归是要积极的。早点积极就能早点得到好处，所以没时间悲伤了，赶快去积极吧。 但是，我们应该能够发现，这里的“积极”早已与前文中与悲伤同胞共生的积极意义完全不同。它不再有悲伤的加持，而变的普通、机械、丧失感情并且索然无味。它不再怀揣以悲伤为底色的梦想，不再渲染悲壮的气氛，而是以一种模式化、表面的模仿试图抽取出传统观念中积极进取精神里有益于“生产提升，技术提高”的那一小部分因素。经由此种变异了的积极所获的满足感不再来自于我们作为生活于社会中的人那种内心的充盈，而是来自于“获得”某种或者“攫取”的某种外来的东西，那种让人兴奋、满足、刺激的东西。 一个戴着积极字样头套的人，绑架了我们的悲伤。他是谁?他要干什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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