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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谈：诗评家要如何才不失职 张桃洲 一段时间以来，对诗歌批评的责难之声不绝于耳。这种责难很大程度上来自诗人们：在他们看来，当前诗歌批评太不尽人意，因为它远远滞后于诗歌创作，因为它未能很好地阐释很多诗人的“呕心沥血”之作，因为它没有全面关注一些“有影响”、“有份量”的诗人，更谈不上总结他们的“成就”……总之，诗歌批评在活跃的诗歌创作面前完全失职了。这样的责难，连同诗歌批评“捧杀”与“棒杀”的困局及其被指认的“依附性”特质，将当前诗歌批评置于十分不堪的境地。
可是，当前诗歌批评果真如此不堪吗？诗歌批评究竟应该担负什么样的功能？应该如何确定自己的位置？这些其实是有必要深入辨析的。 诚然，当前诗歌批评有许多不尽人意之处：平庸、重复、四平八稳、无创见、鱼龙混杂、颠倒是非……诗歌批评的乱象实在需要好好反省。不过，我不能不说，很多时候人们（包括指责诗歌批评和参与诗歌批评者）是误解诗歌批评了，一些人以为，批评就是发表意见，说好与坏、答是与否。人们常常过高地寄望于批评，期盼批评能够充任“巡逻兵”整肃诗坛；或者错误地将批评混同于道德判断，怂恿一些批评家占据道德制高点摇旗呐喊，让他们兼具诗坛立法者和布道者的角色。
事实上，批评——尤其是诗歌批评——的内涵和具体实践要复杂得多。李长之70年前的一番话说得好：“批评是一门专门之学，它需要各种辅助的知识，它有它特有的课题。如果不承认这种学术性，以为'入门’，'讲话’的智识已足，再时时刻刻拿文学以外的标语口号来作为尺度硬填硬量的话，文学批评也不会产生。”显然，批评不是率性、简单的评判，不是用于吹捧或攻讦的手段。人们期待在批评中可能出现的洞见，不产生于义正词严的表态、理直气壮的宣讲和信口开河的说辞。批评应是对历史、文本的细致入微的体察和发现，需要学识、修养、判断力、趣味的综合。诗歌批评更是如此。
不少人抱有某种偏见，认为批评寄附于创作或仅是创作的附庸，是寄生性的和次一级的，因而其创造性和重要性低于创作本身。持这种看法的人未能意识到，真正的批评同样是一种独具匠心的创造，正如美国批评家苏珊·桑塔格所说，“批评的写作，业已证明是一个摆脱智力重荷的过程，也同样是一个智力自我表达的过程”。说批评无需创造力一方面是低估乃至否认了批评的独立属性，另一方面恰好替批评中的惰性思维免了责。在西方当代批评家中，本雅明、罗兰·巴特、布朗肖、T.S.艾略特、布罗茨基、西默斯·希尼等以富于创造性的批评彰显了批评的独立性，为批评赢得了尊严。
还有一种偏见认为，所谓批评就是要一劳永逸地解决某个问题，对其做出盖棺论定式的解释，为它找到某种“终极”答案。殊不知，批评的任务并不在于某个具体问题的“一次性”解决，而是通过不断地重新提出和梳理某个问题，使之得到越来越清晰的呈现。比利时批评家乔治·布莱关于批评的一番论断很有道理：“批评是一种思想行为的模仿性重复。它不依赖于一种心血来潮的冲动。在自我的内心深处重新开始一位作家或一位哲学家的我思，就是重新发现他的感觉和思维的方式，看一看这种方式如何产生、如何形成、碰到何种障碍”。毋宁说，批评是一种不断接近问题核心、使问题逐渐明晰化的行为，批评的价值应该由是否具有重新设问的能力，是否提供了新的切入问题的路径来衡量。批评更多地是一种过程，是一段助他人一臂之力、供他人继续前行的阶梯，应该是启发式而非结论式的。
既然批评有其独立品格，既然批评自身也是一种创造性的写作，那么批评就应该像写作一样具有探索性。不过，这种探索性不同于另一种偏见所希冀的那样，批评必须为创作预测前景，甚至为创作指明或规划一条“康庄大道”。诚如瑞士文学批评家让·斯塔罗宾斯基所言：批评之美“来源于布置、勾画清楚的道路、次第展开的远景、论据的丰富与可靠，有时也来源于猜测的大胆”，但批评所应具备的预见性和前瞻性，不能与那种“跳大神”式的对创作的指手划脚混为一谈。批评确实在一定意义上担负着为创作出谋划策的职责，但并非所有从事批评的人都能对此保持足够的审慎与清醒。
在中国新诗历史上，不乏做出重要贡献的批评家，如朱自清、李健吾、叶公超、沈从文、袁可嘉、唐湜等。李健吾坦陈：“批评的成就是自我的发见和价值的决定……一个批评家是学者和艺术家的化合，有颗创造的心灵运用死的知识。他的野心在扩大他的人格，增深他的认识，提高他的鉴赏，完成他的理论”，批评“本身也正是一种艺术”。这些批评家各自有着独特的建树，如朱自清、李健吾以印象式批评开启了一种“现代解诗学”的范式，袁可嘉、唐湜借助英美“新批评”的理论与方法，推进了1940年代“新诗现代化”和“综合”诗学的全新路向。他们的批评无不具有示范意义。
上世纪80年代曾被视为一个批评的时代，辈出的批评家如同耀眼的明星，各种思潮、学说也纷纷涌现、互相碰撞，与那个时代的氛围形成相互激发、振荡的态势。1980年代的诗歌批评凝结着那个时代独有的气质和个性，与那个时代的诗歌有着相似的精神面貌：敏感、充满激情和锐气、饱含探索意识。批评家们和诗人们一起高谈阔论、指点江山，激烈的语势中混杂着创造性与破坏性，可谓泥沙俱下。1980年代的诗歌批评受制于当时的审美主义和自律诗学观念，注重“内部”批评和本体探讨，将基于语言的形式分析发挥到了极致。直到1990年代，随着时代语境的变迁和诗歌风尚的转换，1980年代诗歌批评的某些局限性得以显现出来，于是有了呼唤批评穿透力、将“内部”与“外部”批评进行融合的倡导。
毋庸讳言，与十多年前相比，当下的诗歌批评（连同创作）面临着一种更为艰难、错杂的处境，某种整齐划一的强加于诗歌之上的指令被撤除，许多流行一时的规则失效了，有关诗歌的认识也变得波动不宁。诗歌被纳入了一个更加阔大的关联域之中：无休止的娱乐化，更惨烈的荒诞，更空洞的愁苦，更深的黑暗和无助。这正是当前人们的生存处境，也是诗歌创作和批评的境遇。诗歌创作和批评均已不再仅是诗体、形式等内部问题，而变成了与时代生活、个人遭际等多种因素的多方位的摩擦。
在这样的情形下，应该如何重新厘定诗歌批评的位置？如何建立诗歌批评的价值？在我看来，应从以下几方面着手改造现有的诗歌批评。 其一，在坚持批评独立的前提下，形成诗歌批评与创作互相砥砺、互相促进的格局。这意味着要消除诗歌批评与创作在彼此割裂状态下累积而成的种种偏见甚至“敌意”，将二者置于平等对话的平台，使真正的诗歌批评不再游离于创作之外，而是成为诗歌创作的建构性力量。不仅如此，诗歌批评还要与创作一道，重新找回与社会文化的深刻关联，寻求向社会文化发声的渠道。 其二，尝试诗歌批评方法的创新。这就要打破所谓“内部”和“外部”批评的壁垒，在原有“内部”（形式、本体）分析中重新引入历史语境、制度策略、文化心理等“外部”因素，并将新诗文本与这些“外部”因素的关系，从一种依附、对峙或反抗的格局，调整为穿越、渗透乃至包容的情势，讨论种种“外部因素”渗入新诗文本中的复杂印迹，及其对新诗文本样态与体式形成过程的塑造和影响。 其三，推行一种良性的诗歌阅读方式。诗歌阅读的问题，连接着整个现代诗的接受问题，是诗歌批评的重要内容和构件。应该说，一直到今天，我们仍然未能培育很好的诗歌阅读的环境，也未能培养阅读者积极的阅读习惯；阅读者留意的往往是一些过于笼统的宏大问题，对文本局部和细节之洞察能力的锻造并不在意，诗歌的内在细微之处被有意无意地忽略掉了。当然，没有一条能够根本性地改善诗歌阅读的通途，也不存在可以恪守的关于诗歌阅读的成规，只有不断地阅读、不断地感受、不断地与文本的碰撞，才能不断地激发对于诗的想象力和创造力。
就我多年的诗歌批评实践来看，完成一篇批评文章的难度决不亚于完成一首诗。诗人朱朱所表述的“为一首诗的完成我像鼹鼠一样藏匿在书房里，或者是在周围的头颅已经深垂在胸前的夜行火车上，我焦灼于'欲有所言，却又永远找不到相应的词语’的苦境”，我在写批评文章时也经常遇到。一个致命的症结是，很多时候人们写得过于轻率，不管写诗还是写评论，因为他们写得太快了——正如德国汉学家顾彬所说的那样。这无疑是难的：写批评文章用心经营，力求准确、缜密而与所研究、批评的对象“相称”，不仅在内涵上，而且在文字上。
参考文献： 1.李长之《产生批评文学的条件》，见《李长之批评文集》，第377页，珠海出版社1998年版。 2．桑塔格《反对阐释·英国版自序》中译本（程巍译），第3页，上海译文出版社2003年版。 3．乔治·布莱《批评意识》中译本（郭宏安译），第280页，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 4． 参阅郭宏安《让·斯塔罗宾斯基：目光的隐喻》，《外国文学评论》2005年第4期。 5．李健吾《〈咀华集〉跋》，见《李健吾批评文集》，第310页，珠海出版社1998年版。 6．见《“诗歌会带给我自尊、勇气和怜悯”——朱朱访谈录》，引自《断裂：世纪末的文学事故》，第148页，江苏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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