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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颜】颜真卿行书艺术特色——雄伟端庄,结体外拓

 hocdc1gxau 2022-06-01 发布于北京







弘扬鲁公精神,学习颜体书法






艺术最难能可贵的地方是有创新,可以说没有创新的作品就不是艺术。艺术的意义就在于它具有的创新性,在于它特有的艺术品格和精湛的艺术表现。一代国画大师齐白石老先生就一向重视创新,他曾经说过:“胸中山水奇天下,删去临摹手一双。”并且送给他的学生胡佩衡八个字“学我者生,似我者死”。正是因为颜真卿创造性地继承和发扬了传统书法的精华,并且能够与时俱进,一变古法,以自我的气质性灵为涵养,创立了自己独特的书法风格,才成为一代著名的书法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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雄伟端庄,结体外拓
中国的汉字数以千计,但汉字的造型大致可以分为正面形象和侧面形象两种。正面形象和侧面形象二者的不同主要在于中轴线交点的位置变化。中国的汉字是方方正正的,如果把汉字看成一个正方形,而恰好正方形的两条轴线的交点和正方形的中点重合,那么这类汉字的造型属于正面形象。如果正方形的两条轴线的交点位于正方形中点的左边,那么这类汉字将会向左偏,形成左侧面形象。同理可知,如果正方形的两条中轴线的交点位于正方形中点的右边,那么这类汉字也会改变它的正面形象,向右偏,形成右侧面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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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正方形的两条中轴线的交点位于正方形中点的上边,那么这类汉字将会往上偏,形成仰视形象。同理,如果正方形的两条中轴线的交点位于正方形中点的下边,那么这类汉字将会向下偏,形成俯视形象。初唐书法家的字,一般以斜画紧结为主体,左紧右松,左低右高,呈倾斜之势。颜真卿的字则以平画宽结为主,改变了倾斜的结构,左右基本对称,雄伟、端庄、宽博、大气,结体造型属于正面形象。王景芬曾说颜真卿的字结体平整,正面示人,体形丰满犹如山东大汉危襟正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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颜真卿书法结体的另外一个特点是外拓。他的字形极力向外扩张,占据了大量的空间,并将骨力与肥腴之美相结合,在形体上追求雄阔开放,使笔画都包含在方整的字形当中,边廓形成团聚状,非常宽阔,外紧内松,给人一种气势开张的饱满感。这种外拓的结体体现在字的笔画上主要是竖画。他的竖画不是完全笔直的,而是都稍稍向外侧扩张,写成圆弧形,犹如向外弯的两张弓。这和初唐时以二王瘦硬、内擫,多注重骨力,体态妍媚的书法风格完全不同。
篆籀笔法和“屋漏痕”
关于书法,颜真卿在他的自书帖中说过:“真卿自南朝来上祖多以草、隶、篆、籀为当代所称及,至小子斯道大丧。”颜真卿从小受家学影响很深,对篆、隶、籀有很大研究。在他的楷书中完全运用篆籀笔法来书写,同时他也将篆籀笔法融入到他的行书中。北宋著名的书法家米芾曾经评价颜真卿的《争座位帖》说:“与郭知运《争座位帖》,有篆籀气,颜杰思也。”
我们可以仔细分析一下颜真卿的《争座位帖》,他将这种篆籀笔法用在了一些笔画和结构的处理上。作品中他的竖画都有一种向外张的态势,位于字左边的竖画都向左张。位于字右边的竖画有一种向右张的态势,与左边的竖画形成呼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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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对竖画的处理融合了篆籀外曲的体式,给人以饱满的感觉。点画的起笔和收笔多用藏锋,中锋运笔,通常把转折处的方折处理成圆转,以圆代方,这些都是篆书的用笔方法。颜真卿的行书大多为草稿之作,在章法上,作品中的字有大有小,字距和行距的疏密变化没有特定规律,完全由书者当时的心情决定,率意自然,这正好和“篆籀各随字形大小,故知百物之状,活动圆备,各各自足”的风格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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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屋漏痕”这一笔法是颜真卿和怀素在洛阳进行书法交流时颜真卿提出的。对于“屋漏痕”的理解,古今书法家各有见解。如:姜夔在《续书谱》中说:“折叉股者,欲其曲折圆而有力;屋漏痕者,欲其无起止之迹。”现代书法家沈尹默认为:“雨水渗入壁间,凝聚成滴,始能徐徐流下来,其流动不是径直落下,必微微左右动荡着垂直流行,留其痕于壁上,始得圆而成画。”屋漏痕之意,不使一笔轻飘的滑过,流畅中有涩势,其线条的边缘是凹凸不平的,放大了看就是曲线,使气息既生动又沉着,既丰富又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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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功认为屋漏痕是说写字不要把毛笔起止的痕迹都给人看得那么清楚,要让人看起来不刻意,不造作,没有描摹的痕迹,很自然地写出来。对于这一笔法的认识当然还有其他不同的观点,但通过以上书者的见解可以看出屋漏痕有两个特点:一是中锋用笔,一是自然、不刻意、不造作。颜真卿这一时期的行书雄浑厚重中带有挺拔,圆润中带有秀逸,率真自然,无不体现了屋漏痕这一笔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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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法”和“重情”并存
清冯班曾在《钝吟书要》中提到“晋人重理”、“唐人重法”和“宋人重意”的宏观概括。唐人尚法,是因为大唐王朝不可侵犯的社会秩序,至高至尊的皇家威严,国力之强盛、民族之兴旺赋予了唐文化恢宏大度、雄强旺盛的文化内涵。
在唐代这种森严、不可侵犯的社会秩序中,颜真卿打破完全追求尚法这一陈规。他在注重法度的同时,更多的是在抒情达意,就连他法度严谨的楷书也不例外。从写作技法看,他的楷书,一点、一画、一转、一折都有法度在里面。从碑帖所表达的意趣上来看,他所写的碑各具形态,初唐时的欧阳询、虞世南、薛稷、褚遂良四大家没有一个人可以与他相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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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颜勤礼碑》因字设体,因字象形,尚法但又不被法度所束缚。用笔劲健爽利,轻松空灵,结构看似散淡,然开张舒展得宜,险中求平稳,形成苍劲浑朴、气势磅礴的颜楷风范。此碑虽然是楷书,但在章法上也讲究错落有致,字有大有小,线条有粗有细。《自书告身墨迹》和《颜勤礼碑》都是颜真卿晚期的作品,但二者的风格却截然不同。《自书告身墨迹》用笔圆润,以藏锋为主,结体开阔雄厚,内松外紧。最显著的特点就是横画和竖画之间的粗细变化十分明显,而且他写的竖画都有一种向外扩张动势,因此显得骨肉亭宏,博大雄浑。
颜真卿的行书一般都是写给别人的信札或是作品的草稿,不是为了写作品而书写,所以对于字的用笔及点画的处理没有太过严谨。但是作品中圆润的用笔,浑厚的点画,开阔的结体以及根据文字本身的大小、宽窄形态而产生的疏密、松紧变化的章法都是有法可遵,有度可循的。他对书法的这些舍弃和保留更能体现出颜真卿书法艺术的另一个特色—率真、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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颜真卿对于作品中用字、用词的添加、修改和涂抹的做法使得整篇作品更富有自然、不刻意造作的感觉。自然才能不守规矩和法度的拘束,率真才能使作品更富有真情。他的《祭侄文稿》奋笔疾书,情绪激动,所渗透的首先是颜真卿痛失亲人不能自己的悲愤情绪和报效国家、忠贞不二的思想理念,其次才是书写的技法表现。《祭侄文稿》在森严的“唐人尚法”阵营中,抒发了个性张扬,情感奔放的人文主义情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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颜真卿的书法风格不同于王羲之书风中重理性的特征。王羲之在书论中说:“夫欲书者,先干研墨,凝神静思,预想字形大小、偃抑……意在笔先,然后作字。”颜真卿在“尚法”的同时,更注重感情的抒发,是为情而造文。他的行书表现出的神采正迎合了张怀瓘“风神骨气者居上,妍美功用者居下”的审美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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