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文共计3805字，建议阅读时间13分钟。
在1955年的万隆会议（也称第一次亚非会议）上，中国提出了“和平共处五项基本原则”，即互相尊重领土主权，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惠、和平共处，得到了与会各国的赞同和支持。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提出的国际背景是：当时美苏之间的冷战已经开始，东西两大阵营横眉冷目，甚至有大打出手之势。参加万隆会议的，主要是第三世界的发展中国家。这些国家往往刚刚独立不久，建设国家的热情高涨，不想卷入美苏之间的冷战。所以，“不结盟”的思想当时在亚非拉很流行。大家的意思是，你们美苏爱打就打去吧。我们管不了，但别连累我们。我们不结盟，不选边站。 新中国当时的外交政策是“一边倒”，倒向苏东阵营，但中国其实也是“不结盟”，强调独立自主，不甘心寄人篱下、受人驱使，在苏东阵营里“三心二意”。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最早是由周恩来在1953年提出来的。无论是1953年，还是1955年，中苏关系还处在密切期，但中国已经提出“互不干涉内政”等主张，说明中国外交的大方向，其实早已是“不结盟”。和苏联结盟只是权宜之计。果然，几年以后，中国就和苏联翻了脸。 国际背景以外，对我国来说，“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还有更深的自身背景。 现行的国际秩序，是欧洲人确定的。中世纪以后，欧洲出现了英法俄奥普等好几个势均力敌的国家，打来打去，谁也消灭不了谁，谁也吞并不了谁，只好坐下来谈，最终签订了《威斯特伐利亚和约》，形成了威斯特伐利亚国际体系及其规则。后来随着欧洲人的殖民扩张，这套规则成了全世界的外交规则，基本原则是国家互相平等。 但我国历史上长期是“天朝”。以天朝为核心和领导的国际秩序是朝贡体系。和威斯特伐利亚体系正好相反的是，朝贡体系的基本原则是，国家之间是不平等的。天朝的地位远远高于藩属之上，同时，天朝有保护藩属的责任。 听起来好像欧洲人的那套秩序更合理。国家之间关系平等，肯定比不平等要好啊。其实不然。国家之间方方面面相差悬殊，从来就是不平等的。要求美国和某个太平洋岛国有平等的地位和责任，这是自欺欺人。朝贡体系现在名声不太好，其实反而符合国际社会的现实。
关于这两套国际秩序的比较，本文无意深入讨论。本文要说的是，因为中国长期以来在朝贡体系中居于中心和领导地位，所以，我们对威斯特伐利亚国际体系，不太适应。 不太适应的表现就是，我们不善于和势均力敌的其他国家发展平等关系。直接说就是：当大哥、当领导当惯了，忽然下来了，有些手足无措，和人打交道时掌握不好火候和分寸。 在外交实践中，我国往往在两个极端中来回摇摆。要么，是过分热情，把外人当兄弟，掏心掏肺、慷慨大度、不计得失地和人交往。但先后交往的“兄弟国”，好几个最终都成了“白眼狼”，不但兄弟没做成，好朋友都不是了。 另一个极端则是客客气气、不闻不问、事不关己高高挂起，不愿意甚至怯于深度卷入国际关系，冷眼旁观，你们爱咋咋地。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提出，就有这方面的原因。在中华朝贡体系瓦解以后，面对威斯特伐利亚体系，我国还没找准自己的定位，有些怯场，远远没到长袖善舞、纵横捭阖的水平。 互相尊重领土主权，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惠、和平共处这五项原则当然很好，但也有不足，那就是比较消极和被动，不是在国际上积极主动地有所作为。这种客客气气的态度，在国际上很难交到真朋友。 在职场中，也能见到这种人。很少参加同事们的饭局等社交活动，不巴结领导也不挤兑同事，不批评人也不奉承人，独来独往，不帮助别人，也不麻烦别人，对谁都客客气气、彬彬有礼，但和谁也没有太深的交情，不加入任何圈子，尽量不和人发生利益交换。这种人虽然无可指责，但显然，他在职场中不会有真正的朋友。平时无事当然很好；可是如果遇到事，恐怕没有人愿意大力帮助他。
新中国建立初期，主要问题是保持独立自主，不被美苏两超控制，加之国力有限，自保有余对外不足。这时，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基本原则，是适宜的。但时过境迁，到了今天，仅仅和其他国家和平共处，对中国外交来说，就不够了。中国需要找到积极参与、主动改变国际秩序的理论和办法。 不干涉别国内政，既有尊重别国主权的一面，也有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冷漠一面。而且，既然不干涉，也就对别国没有影响力，那就不可能打造有利于中国的新的国际秩序。怎样在尊重别国主权和打造新国际秩序之间找到合理的平衡，怎样培养锻炼积极参与和改变国际秩序的能力，是我国接下来面对的一大问题。 绝对的不干涉别国内政，其实反而是不理智和不必要的。随着我国在全球各地的利益在广度和深度上的持续增加，真正的问题，不是是否应该干涉，而是怎样做出既有利于该国，也有利于我国，且符合道义的合理干涉。 现在，美国经常指责中国试图改变国际秩序。我国一般是予以否认。其实，中国这样一个大国——甚至可以说是超级大国，不可能原封不动地接受原有的国际秩序。即使我们真心这么想这么做，其他国家也不会相信。 我们势必要改变国际秩序，打造出有利于我们也有利于世界的新国际秩序。应该说，给世界创造出更高级、更合理、更进步的国际新秩序，从来都是大国必须承担的历史使命之一。如果没有能力给世界提供更新更好的国际秩序，没有能力让世界因为中国而变得更好，那只能说明我国还不是真正的大国。 现行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问题很多，弊端很大。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在欧洲诞生是，还可以说是以国家平等为基础，但欧洲人在殖民时代对其他地方的人，从来都不是平等的态度。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的世界版，其实是以国际剥削为核心。 后来，欧洲列强实力相对衰落，靠着船坚炮利的直接掠夺难以为继了，但剥削改头换面，仍然广泛存在，只不过工具换成了金融、意识形态和不合理的国际分工。而且，必要时，他们仍然会直接下场动手开打。 在这种以国际剥削为核心原则的国际秩序里，西方发达国家占据了高度有利的地位。广大亚非拉发展中国家基本翻身无望。靠他们自身的力量，不可能改变这套国际秩序。
中国的伟大复兴，不但彻底改变了世界格局，也让现有的、以国际剥削为核心原则的国际秩序面临危机。这是西方国家及其仆从国不遗余力在舆论上攻击、贬低、丑化中国的根本原因。他们充分意识到，中国的复兴，很可能引发一场新的世界革命。马克思笔下曾经在欧洲游荡的幽灵，又回来了。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们中国确实是使命在肩。我们的使命是：带领、引导广大亚非拉国家摆脱国际剥削，走上繁荣富强之路，在责权对应、公平合理、解放人民的基础上，建立新的国际秩序。 实际上，亚非拉广大发展中国家在这方面对中国寄予厚望。大家都在看，中国将做什么，怎么做。 当然，我们中国绝不能走西方国家的老路，用新的剥削去取代现有的剥削，把本国的富裕繁荣，建立在别国贫穷落后的基础上。这条道路，不但是不义的，也是不合理的，不是长治久安之道。 但是，我们必须有所突破，不应再简单地固守“和平相处、不干涉别国内政”的老原则。继续坚持这样做，实际上是放弃而我们的国际使命，也难以满足我国未来继续发展的需要。 各国的情况千差万别，没有普适的、可以简单搬用的治国方法和制度，但在核心原则上，各国有共通之处。这是我国积极参与国际秩序、全球治理的基础理念。在这个过程中，我国应该理直气壮地在两方面做出努力。 第一，理直气壮地捍卫我国的国际利益，坚决维护我国企业和公民在国外的合法权益。适当的让步和妥协在所难免，但不应该为了一团和气、不干涉别国内政而做出无原则的放弃和退让。当然，在这个过程中，必须保持公平公正，对我国企业和公民在国外的为非作歹、违法乱纪，也要配合所在国严厉打击。“护犊子”“偏心眼”是不可接受的。只有这样，才能树立大国的风范和威信。 第二点更加重要，那就是在充分总结我国自身发展经验教训的基础上，积极向世界提供发展经验和发展理念。现有的国际秩序，基础理念是西方国家提出的民主、自由、市场化等等。这些理念已被证明并不符合广大亚非拉国家的实际情况，不但没能实现繁荣富强，反而制造出大量混乱和倒退，实际上成了国际剥削的新工具。西方国家对亚非拉地区，殖民传教加意识形态诱导，几百年过去了，泛善可陈，受益的只是西方国家自己。 中国是唯一能提供更高级的替代理念的国家。这个替代理念就是解放，解放广大亚非拉国家的人民。这才是亚非拉国家未来发展的关键所在。只有解放人民，才能真正动员起国家最宝贵的资源，才能真正让国家走上发展之路。 解放人民也正是中国的发展经验和发展理念的核心所在。可惜，对此现在理论上总结远远不够。这直接妨碍了我国破除不合理的现有国际秩序的努力，让很多人缩手缩脚，缺乏自信。不彻底扭转这种局面，中国终究不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世界大国，国家的伟大复兴，还在进行中。
说到底，中国面临的问题是，是被动遵守、服从现有的不合理的国际秩序，还是勇于改变，创造出全新的、致力于解放世界各国人民的国际秩序。或者是更糟的犹犹豫豫、首鼠两端、勇气不足但又心有不甘？ 如果选择去积极主动地创造新世界、新秩序，就要求我们在不干涉别国内政和建立国际新秩序之间找到合理的平衡点，既不能肆意破坏别国主权、以大欺小，也不能消极被动、无所作为。 好世界不是等来的，而是人刻意努力的结果。历史上的中国，在当时已知的“天下”范围内承担起巨大的责任，成功维持了东亚地区的和平和秩序。在西方殖民者到来以前，东亚地区维持了长期的国际和平。中国在这其中的作用，至关重要。 主观、客观条件，都要求中国今后在世界再次发挥曾经有过的巨大作用。中国需要世界，世界也需要中国。当然，这会很艰难很复杂，但使命所在，无可推脱。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