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亦斐 我们的历史 2022-06-01 08:34 发表于四川 2004年，乔森潘出版了自传《柬埔寨当代史和我的处境》。他承认民柬执政时期“极端的革命运动给这个国家带来了恐怖与仇恨”，但他否认自己与红色高棉的残酷行径有关，甚至称他当时毫不知情。
许多人都问我为什么要接受民柬政权主席这个职位。但是为了避免引起争议，再次揭开过去的伤口，我回避他们的问题……1967年，我逃出金边时，是受当时的环境所迫。否则，我不可能故意放弃我议会的职位而选择一条革命斗争的道路（注：当时乔森潘任商务国务秘书和国会议员）。这起因于马德望省三洛村（Samlot）的农民起义。最近有研究认为这场起义是因为当地政府想把农民从土地上赶走的残酷措施而激发的。但在当时，包括我在内的被认为是“左翼”知识分子的人士，被指控煽动了这场起义，并被威胁要被送上军事法庭。虽然这些威胁和指控并非新鲜事物，但1966年选举出了一个右翼国会，朗诺也继续作为政府首脑当权，对这些威胁和指控就不能掉以轻心了。在我藏身于Kompong Speu乡下期间，几乎都躲藏在农民的小屋或者谷仓里。……我甚至不知道柬埔寨共产党1960年在金边召开了它的党代会。因为当时柬共的领导人的基地在Rattanakiri，所以很显然，我并没有一点机会见到他们。最后，1970年3月18日，发生了推翻西哈努克的政变，越南战争的战火烧到了柬埔寨。……超级军事大国来了，就在我们的国家进行他们的战斗。我们可怜的国家被如此蹂躏和撕裂，能够生存下来吗？这是一个让人心急如焚的问题。在这样的环境下，我们绝大多数的同胞，无论是在农村还是城市，包括学生、知识分子和其他人，给那些为了拯救我们的国家而战斗的民族力量给予了无条件的支持。当时两股决定性的力量就是红色高棉和西哈努克，红色高棉显然是有能力进行战斗的，而西哈努克对整个国家的政治权威和赢取国际支持有着决定性的作用。这两股力量互相不可或缺。但是如何把它们带到一起？西哈努克会同意和红色高棉合作吗？当然不会！我和这个国家的重要人物们长时间的联系使我成为这两股力量的链接。我不得不同意作为这个国家的内部反抗力量的一个重要领导人出现。坦白说，这让我很尴尬。这是一种我无法拒绝的“牺牲”——如果我想为拯救我们国家做出贡献的话。因为这些原因我才成为抵抗运动的旗手，但是对于发生在1975年－1978年（注：原文中是1978年，应该是一直到1979年1月）之间的屠杀，我真的没有任何意图参与，我也根本不知道。在战争结束后，我被任命为民主柬埔寨政府主席也是合乎逻辑的结果。如果我拒绝了，我会被谴责为国家叛徒。由于我的社会地位和这个国家重要人物的关系，使我能够成为一个公务员，代表“联合阵线”，负责“外交事务”。但是也是同样的原因，我在党内、军队里，或是国家政权的不同部门内从来没有被委以重任，这些任务都完全交给那些出身贫苦的农民或者那些柬共认为阶级立场坚定的人。我在柬共以及民柬政府内真正的位置，不能与一个地区或地方代表，甚至一个合作社负责人相比。1971年，我成为柬共中央委员会的预备成员，并于1976年成为正式成员。但是，根据“民主集中制”原则，所有重要决定都由柬共中央常委会制定，或者是在有常委会成员和各地区或地方代表参加的小会中制定。中央委员会的会议包括意识形态教育，这样使得公务员能够执行常委会所制定的综合性的政治决定。因此，我从来没有参与任何重要决定。即使现在，我仍然不知道从金边和其他城镇疏散民众的决定是什么时候做出的。在1978年，我的确听说在Preah Vihear省发生了一些大规模逮捕和暴行。那是我妻子哭着告诉我，她的兄弟、亲戚和许多其他无辜的受害者所遭受的暴行。但是，在那个时候，对受害者的解放和对省党委书记的逮捕让我相信这些只是孤立的事件。我不能旅行，也没有人敢告诉我当时发生的事情。每一次会议都重复严格的保密规定：“做你自己的事情，不要告诉其他人”。我所知道的事都是柬共领导人有选择性告诉我的。直到抵抗运动失败后很久，我才从受害者家属和其他目击者令人惊骇的陈诉中得知大屠杀和其他罪行的规模和残忍程度。
最近，一组美国研究者组成的“国际正义联合会”发表了一个报告，声称在870办公室负责人Doeun被捕后，我被“提拔”到他的位置上。这完全不是事实。我从来没有站在任何一个知道有关柬共常委会所作逮捕和执行决定、或者保证这些决定实施的位置上。实际上，我只是这个办公室的普通一员，我的任务包括：２）为合作社的产品定价（很显然，因为在产品方面，合作社之间或者合作社与国家质检没有任何交换，对于我执行这项任务几乎是不可能的）３）监督常委会有关在金边收集的、分配到不同地区和地方的产品的指令的实施４）和外贸部一起，保证常委会就进口相关产品的决定的执行。Doeun作为870办公室的负责人，负责“政治事务”，他的大多数工作都在严格的秘密之下执行。我不记得有谁替代了他。但是在那个时候，没有人提这件事，没有人敢问这件事。我从来就只是一个简单的知识分子，只想去尽到对国家的责任。在过去几十年的斗争里，尽管我意识到我的弱点，但是我惟一的关心就是完成我的职责。我想再谦恭地鞠躬，向所有屠杀中的无辜受害者以及在民柬政权下所做的残忍的行径。对于在这一期间失去生命的同胞，我请求宽恕。我请求他们原谅我的天真。我以为我是在为我们国家的生存和繁荣尽责。我没有想到这会导致这样的杀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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