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贫穷的根源究竟是什么？这个问题并非是空洞的，而是和每个人息息相关。很多人认为这是穷人自己不思进取的结果，也有人认为这是穷人智商财商的不足，不懂得如何赚钱，即使将财富放到他们身上也只会一点点地消失。
但事实是不是真的这样？罗格·布雷格曼，一位荷兰著名的历史学家就曾经在全球演讲大会上指出，其实贫穷的根源，并非是因为财商的不足，也不是缺乏教育资源，而是单纯的“缺钱”。 嗯，这句话貌似就是说了等于没说，谁都知道贫穷就是因为没钱，有钱那就不会贫穷了。当然，作为一位世界知名的研究学者，罗格并不是无的放矢。罗格口中所谓的“钱”，是指保障生活最基本的金钱。
在很多人的观念里，穷人总是会做出各种会令自己贫穷的决定，譬如借钱多，储蓄少，在财富的增值上做着相反的决定。 甚至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更曾经将贫穷定义是一种“人格缺陷”，也就是个性上的缺失。这种种的观点都是建立在一个前提上：那就是穷人是自己有问题。但结果是否真的是这样？
（撒切尔夫人） 在2013年，一帮美国心理学家和学者们来到印度进行了一个测试，该测试报告最后以题为《Poverty Impedes Cognitive Function》，即“贫困会阻碍认知功能”发表在《科学》杂志上。
（摘自《科学》杂志） 该项目将目标放在印度464个甘蔗农民上。学者们发现在每年的丰收季节后，蔗农会一次性获得年收入的60%。这意味着一年里一部分的时间蔗农较为贫穷，另一部分的时间则相对富有。 学者们让蔗农分别在收获季节前后做了一份智力和认知测试，研究结果出乎大家的意料：蔗农在收获前的智商低于收获后，降低了至少有13个IQ值点。
（印度蔗农） 这意味着什么？该项目报告得出结论，贫困及其相关问题会占用大量的脑力，以至于穷人在其他领域投入的剩余脑力更少。因此，财力有限的人更容易犯错误和做出错误的决定，这些错误和决定可能会让他们的财务困境放大，并持续下去。 项目其中一位学者，埃尔德·沙菲尔来到荷兰和罗格会面，他们针对这个问题探讨了关于贫穷的一个新理论：“稀缺性心态”，也就是人们遇到稀缺的事物，行为会有所改变，可以是时间、金钱、甚至是食物。
（农民手上的银币） 也就是说，在项目里的农民在获得收入前，金钱和食物是首要的东西，长远的眼光，诸如储蓄、锻炼、饮食健康等已经变成是一种奢侈的考虑。 穷人面临的问题不是因为他们本身智商不足所以做出了愚蠢的决定，而是他们生活在贫困的环境中，所有的人都会针对当下的需求做出非长远性的决定，而这个决定又会反过来影响他们的生活。
于是罗格和一众学者得出结论，为何很多地方扶贫措施会失败，例如教育投资或者医疗投资没有发挥实质作用。那是因为贫穷并非知识缺乏，也不意味着穷人不思进取，没有学习，只是因为他们没有获得真正需要的东西。 如果用电脑来类比，那就是现在很多的扶贫措施只是在“修补软体”，“增加内存”才可以免却电脑当机的问题。这个内存就是改变穷人的生活环境，即“金钱”，确切来说是“保障生活的金钱”。
那么究竟如何提高穷人的生活环境？其实关于贫穷和金钱的项目在全球范围内已经进行过多个，其中一个最为明显而且最具意义的，是加拿大于1974年主要在曼尼托巴省多芬市所做的名为“基本年收入项目”。
（多芬市鸟瞰图） 当时一帮旨在解决贫穷的经济学者联合当局，在多芬市制定了一个计划，该计划通过家庭人口，收入等各种情况结合全国生活指数，经济物价指数等数据，对其进行金钱补贴直到该家庭生活水平不会降到贫穷线，不附加任何额外的条件。 只要是经过测评达到贫穷线的家庭都可以申请加入计划。而之所以选择多芬市，是因为该城镇当时主要依靠农业农耕，除了一些粮仓还有小小的工厂外几乎就是平原，同时距离其他城镇足够远。 城镇大约1万人口，足以产生实质性的数据，又不至于耗费太多的经费。
（多芬市的粮仓） 不过新领导者上台后，管理者认为这项计划成本过高且没有意义，该计划在1979年暂停，最后也没有拿资金支持项目的结果，整项研究的文件被封存起来。 直到2008年，一名加拿大教授，伊芙琳·福格特找到了研究记录，并在3年里时间里用了多种统计方法对当时保留下来的数据进行分析，得到了一个结论：项目其实非常成功。
（伊芙琳·福格特） 伊芙琳发现在该计划实行后，参与的人群住院率下降了8.5％，就医率，特别是心理健康问题的就诊率有所下降。 同时完成高中学业的青少年人数也有明显增加，学校里学生的成绩有所提升，离婚率没有上升趋势，而女性和学生的工作时间减少了，因为他们更愿意将时间放在家庭和学业上。一些家长甚至开设了小型的商店做起了小生意。 但是当项目结束后，这些数据很快就回落到测试之前的水平。
（当时参与计划的休和多琳还有其孩子） 这意味着脱离贫穷线后，项目测试的家庭对教育培养更愿意投入金钱和精力，还有更加注重自己的健康和长远发展，而不是很多固有观念里穷人只会将“天掉下来的钱”花在吃喝玩乐。 这些促进的因素反过来让其对医疗系统的占用减少了，也就相对应的能够减少当地医疗系统的支出。 这些研究的成果，伊芙琳将其整理成完整的文档刊登在加拿大期刊上，引起了很大的反响。
（伊芙琳的文档概览） 当然，这样的结论会带来正反派的激烈争论，反对派其中一个反对的观点就是就业问题。无需任何条件就可以得到一笔固定收入的贫穷人士，究竟会否让他们“坐享其成”，不思进取？对此，芬兰曾经就“基本收入”做过一个测试项目。 2017年至2019年，芬兰当局为2000多名失业人员提供每月560欧元的基本收入，发现这有助于他们中的许多人找到更有经济保障的工作。伊芙琳表示，从兼职转到稳定的长期工作者数量有所提升，也就是他们有意识为未来筹谋并且提升自身经济独立的能力。
（2018年计划参与者之一，朱哈·杰尔维宁） 第二个问题是规模。项目里只是将多芬市三分一人口纳入项目，如果将其推行到全国，那么将是庞大的数额。 2017年，巴斯大学的经济学者卢克·马丁内利推算如果全英普及这样的措施，最少也将需要每年1400亿英镑，难以确定是否有国家能够承担与之相对应的庞大数额，还难以确定不在贫穷线之内的人是否愿意为这笔钱承担更高的税率。 同时，罗格在一个全球交流演讲中表示，美国经济学者通过统计，要在全美推行计划需要每年接近1800亿美元，这数额看似庞大，也确实庞大，但费用只是接近美国每年投入到军事费用的25%左右。这个数字，似乎说明了很多问题。
（演讲中的罗格） 罗格还有很多学者认为，综合多个国家众多的项目和数据，排除个别案例以大数据来看，贫穷并非是人格缺失，也并非是贫穷的人不思进取，他们本质上缺的是钱，让其得到食、住和教育基本权利的钱。 当贫困群体的生活水平处于贫困线之上的时候，他们迸发出来对社会的贡献力量，是难以想象的。
诚然，如果真的将这样的项目投放到整个国家，还有很多因素要考虑，包括费用的瞬间加大，国与国之间货币是否出现贬值的问题，还有那些刚好突破贫穷线却得不到补助的家庭是否会产生不公情绪等。 因为还有很多不肯定的因素，所以很多学者倡议先在一些地区试行，然后根据结果才逐渐扩散至更大的范围。
至于能否真的能够为尽可能多的贫穷家庭带来曙光，尚且还有一段很长的路要走。 不过这些希望消除贫穷而孜孜不倦的学者，他们用自己的努力和数据让穷人脱离贫穷，让人们改变对穷人的印象，这样的出发点，已经弥足珍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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