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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祖希:北京的城与门是不可分离的艺术构成

 新用户8926AVU2 2022-06-03 发布于北京

【朱祖希简介】

1938 年10 月生于浙江浦江,1955 年考入北京大学地质地理系,毕业后长期从事城市规划和环境问题研究。著有《侯仁之与北京城》《营国匠意——古都北京的规划建设及其文化渊源》《北京中轴线及其文化渊源》《北京的水资源:历史的回顾与反思》《永定河——北京的母亲河》《古都北京》《园林北京》《北京城——中国历代都城的最后结晶》等,作品多次获得国家级和北京市优秀图书奖项。现任中国文物学会特聘专家,曾任北京地理学会副理事长、北京联合大学文理学院城市系客座教授、北京学研究所特邀研究员,西北大学、山西大学兼职教授等。

朱祖希答北京城墙城门三问

有了城,才有城门。北京城是怎么来的?北京城门的“内九外七”又是怎么回事?带着这样的问题我走访了城市规划和环境问题研究专家,入围“中央电视台2018年度中国好书”《北京城——中国历代都城的最后结晶》一书的作者朱祖希先生。

朱先生虽人已8旬,他精神矍铄,谈话风趣幽默,又平易近人。他1955年考入北京大学地质地理系,师从中国著名历史地理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侯仁之先生,对北京城的了解可谓博闻强识。

北京城

被人们誉为“北京通”的侯仁之先生认为:北京城市聚落的起源是由于它处于东北、西北、西南几条古代大道的交汇点上。

朱先生也说:“人类曾在很长的时间内,没有也不需要国家和城市。在整个人类历史的长河中,城市出现在距今约4000年前。夏代是我国古代城市开始产生的时期。”《吕氏春秋·慎势》篇说:“古之王者,择天下之中立国,择国之中而立宫。”国家产生,城墙的建立就成为必须。“所谓立国,便是在自己的封城内,选择适当的地点来营建足资防守的城池。城池的存亡直接关系着国家的兴亡。”

他认为,在中国的汉字里,“城”字有两种含义,其一是“城墙”,其二是“城市”。实际上这城市的“城”是由城墙的“城”演化而来的。这是因为城墙实际上已成了城市的一个具体形象。因而,在人们的习惯中,也往往是用“城”来表示城市。北京的城墙几经变迁,而作为明清北京城标志的北京城墙是历史上修筑得最宏伟、最完整,也是最为坚固的。它如同我国的万里长城一样,是劳动人们的智慧结晶,人类历史的文化遗产,其价值无疑是超越国界的。

北京的城门

朱先生认为,城市并不是一个自给自足的生活聚落,自然也就不可能是孤立的、与外界隔绝的。城门就是因交流的需要而产生的。而城墙和城门也必须坚固,因为它身负重要的防御功能。

北京的城门内九外七是怎么来的?“每个城市城墙、城门的设置都有一定的规制,比如北京的内城的九座门和外城的七座城门,都是按照规制修建的。当然,修建城墙和城门也要考虑实际的需要。比如外城的东便门和西便门处于城墙拐弯的地点,不适合建造高大的城门,因此根据需要修建了方便出入的小门,这也是叫做'便门’的由来。”

据《明实录·英宗实录》记载,明正统元年(1436年)十月开始修建京城九门城楼,四年后完工。这时,仅外侧城墙砌有砖墙皮,到了正统十年(1445年),把城垣内侧也统统用砖包砌了起来。九门的名称除北城墙的德胜、安定两门保留原名外,南面的丽正、文明、顺承改称正阳、崇文、宣武;东面的崇仁、齐化改称东直、朝阳;西面的和义、平则改称西直、阜成;城四角各置角楼一座,是为内城。

北京外城的修筑是明嘉靖年间的事。这与前门外有两大礼制建筑群,即天坛、先农坛,和商业的兴旺、人口的稠密有密不可分的关系。外城的工程于嘉靖四十三年(1564年)完工。至此,北京城便在平面图上构成了一个特有的凸字形。外城全长28里,设门7座。

门字的儿化音可不能随便加

走在大街上,我们经常会听到有人说:前门儿、宣武门儿……给门字后面加上个儿化音。这么说的人一定不是老北京人。这些城门为什么不能加儿化音?那东便门儿、西便门儿为什么就可以这么叫。

关于这个问题,朱先生的回答是:“北京人说话喜欢带儿话音,但儿化音并不是随便加在词后面的。一般来说,儿话音主要有两层意思,要么是指这东西小,要么加上以后会增加亲切感。”

朱先生认为,这些大的城门都显得巍峨宏伟,比如正阳门,是皇家祭天出入的大门,这样庄重的大门绝对与“小”“亲切”毫不相干。所以不能叫“前门儿”,只能称呼为“前门”。说自己家的门可以说“我家前门儿”,有“国门”之称的前门是绝不能这么称呼的。因此,北京人不会将前门、朝阳门、阜成门、西直门等这些城门称为前门儿、阜成门儿、西直门儿等等。当然,城门里也有例外,那就是西便门和东便门。从前文我们已经知道,东便门和西便门都没有设立大门,而是设立的便于出入的小门。小门当然就可以加上儿化音。因而,北京人称这两个门为东便门儿和西便门儿。

关于北京城墙和城门还有很多可说,对朱先生的走访,只是我们关于城门这一选题的几个小问题,更多的内容请看下文。朱先生将在文中为读者展开关于城门的知识和典故的介绍。

文 | 宋冰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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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的城与门:不可分离的艺术构成

中国著名历史地理学家,中国科学院侯仁之先生,在为修复明代北京城西城墙南端遗迹撰写的碑文中写道:北京城的兴起始于商周,距今已3000余年。其原始聚落曰蓟。春秋战国时期诸侯割据,蓟为燕侯都城,名满海内。后世或称北京为燕京,皆来源于此。

自秦以后,封建王朝相继建立,历代名都先后崛起。北京后来居上,遂为辽金元明清五朝建都之地。在辽为陪都,号称南京(又称燕京)。金朝正式建都,扩展旧城,改为中都,公元1267年元朝始筑大都新城于金中都东北郊外。

明朝初年改造大都,先于公元1368年移其北墙至今安定门、德胜门一线。正式迁都北京之后,又将南墙外移至今崇文门、正阳门、宣武门一线。东西两墙基址如旧,只是缩减其北段,扩其南端。及至明嘉靖三十年(1551年),在其南加筑外城。内外两城合成“凸”形。清朝相沿不变,是即今日首都中心之北京老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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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古代营建都城,必有城墙,即利于防卫,是都城规划的重要组成部分。因之,城内的道路系统、功能分区,以及建筑布局,无一不为城墙所制约。

成书于公元前5世纪的《周礼·考工记》,“匠人营国,方九里,旁三门。国中九经九纬,经涂九轨。左祖右社,面朝后市,市朝一夫”。依此便有都城定位面向正南,中轴线纵贯其间,有宫廷在前、市场在后,左有太庙、右有社稷坛之总体布局,都城规划的要求,粲然大备。但是,我国封建时代都城的菅建,与此理想模式最相近相似者,只有元朝的大都城。明朝改建之后,内城官阙以及太庙、社稷坛分布一如古制。外城有天坛、先农坛,并列于全城中轴线左右两侧,是为历代都城设计的重大发展。西方城市规划专家多高度评价,推为世界城市设计史上一大杰作,更有瑞典学者著有《北京的城墙和城门》一书,流传于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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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现代城市的发展,古之城墙虽已失去其固有的作用,但是,北京城墙与城楼以其雄阔巍峨的形象与建筑工艺,仍具有重要历史文物价值,根据古为今用的原则,理应加以保护和利用。

01北京的城墙城门

《周礼·考工记》中对城墙的高度做了规定:“天子之城高九仞,公侯七仞。伯五仞,子男三仞。”

明北京城墙的规制,在《顺天府志·京师志》中是这样记载的:“创包砖甓,周围四十里。其东南西三面各高三丈有余,上阔二丈;北面高四丈有奇,阔五丈。濠池各深阔不等,深至一丈有奇,阔至十八丈有奇。城门为九……”又说“下石上砖,共高三丈五尺五寸。堞高五尺八寸,址厚六丈二尺,顶阔五丈。设门九,门楼如之,角楼四,墩台一百七十二,旗炮房九所,堆拨房一百三十五所,储火药房九十六所。雉堞一万一千三十八,炮窗二千一百有八。”据记载,外城墙高二丈,垛口四尺,基厚二丈,顶收一丈四尺。内外城垛口总数为207,725个,垛下炮眼12,602个。

城墙外壁以一定收分从墙基处挺立。一般来说,内侧壁比外侧壁略微陡峭。城砖层层叠砌,状如梯级。其外壁每隔一定的距离,便附筑一座与城墙同样厚的方形扶垛般的墩台,即马面。从而大大增强了城墙的防御能力。在北垣,所有的墩台大小相同,间距二百多米;此外,还有与城墙内侧马道相配合的、形体较大的墩台。在内侧则设有供上下城的马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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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墙顶部平面以大砖海墁,内侧边缘建筑女墙,外侧边缘建垛口。女墙仅是一道简单的砖砌屏障,厚60厘米,高80-90厘米,上部切面呈半圆形。垛墙比女墙略厚,但高度至少是女墙的两倍,垛高1.8米,垛口间距仅0.5米。在高于城墙顶部平面的女墙和垛墙的下部,开有一方形洞口。垛墙下部的方洞显然是用于防御的,女墙下部的方洞则是排水用的。

城门是城墙这个防御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如果我们把由城墙围起来的城市,比喻为一个巨人身躯的话,城门就好像巨人的嘴。全城的生活脉搏似乎都集中在城门处。正是它们,赋予北京城这个极其复杂的有机体以生命和运动的节奏。譬如,内城南面是北京的门户地带,耸立着正阳门、崇文门、宣武门三座城门。其中正阳门仅供皇帝出入,所以常被称为“国门”,比其他两门要高大得多。与其相隔若干距离的东西两面,耸立着俗称为“哈达门”( 或“海岱门”) 和“顺承门”的两座城门( 即崇文门、宣武门)。

02城门因所在位置不同而功能迥异

内城各门是根据既定的规制建造的,仅在体量的大小和细部有所不同。各门最主要的特点是双重城楼,而且是建筑在一个把城墙经过加固、加厚之后所形成的城台之上,从而成为一座巨大而壮丽的楼阁式建筑物。整个楼阁三檐两层,每层有围廊,并筑有可供登上城台的马道。它不仅可供徒步或骑马而上,也可供马车运送枪炮弹药。箭楼则是一座形似城堡、显得非常简朴的砖构建筑。它除了两层屋和四层箭窗外,再无别的结构。外城下部便是突出于瓮城弧形墙体之外的城台。

北京内城九门虽然在用途上没有明确分工,但由于其所在位置不同、名称不同,含义也不同,细细品味亦颇有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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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阳门原名丽正门,明正统年间改称正阳门,取“日者重阳之宗”“天子当阳”之意。由于其地处正南之中,仅供帝王出入,所以亦称“国门”,俗称前门。帝王治理天下当离不开“文治武安”和“左辅右弼”,所以又将“文明门”改称崇文门,“顺承门”改称宣武门。崇文门在明成化年间设立关税,商船、货船都要在这里接受检查并缴纳税金,所以又有“税关”之称。

内城各门原先都打典,以打典作为开关城门的信号。关城门时提前半小时打三次典,打第三次时则以急促的声音催促进出城门的人快走,最后典声一停,城门马上关闭。而崇文门却挂着口大钟。这是因为出入崇文门的人流、船只特别多,声音嘈杂,而钟声较典洪亮而且传得远,以使人们和船只尽早做好出入城门的准备。这也就是北京“九门八典一口钟”这一典故的由来。崇文门瓮城左首的镇海寺内还卧有一尊造型古朴、直径一米多的铁龟。据传,崇文门护城河桥下有一海眼,以它镇保平安。因此,“崇文铁龟”也遐迩闻名。宣武门瓮城的午炮每日一响,声震京华,京人以此对时辰,所以人称“宣武午炮”。清朝时,宣武门外的菜市口,常作为囚犯的行刑之所,押送人犯的囚车经常走此门,因此又被称为“死门”。

北垣无中门,仅辟东、西两座旁门。北门历来被视为京师最重要的防御之门。德胜门常作为出兵征战之门,寄语“得胜”二字,也有寄寓以“德胜”之意。清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 因天大旱而颗粒无收。年末,高宗去明陵谒拜,行至德胜门时恰逢天降大雪。高宗大悦,作御诗并立“祈雪”碑碣一通,外有黄琉璃顶碑楼一座,因有“德胜祈雪”之说。安定门则是出兵征战凯旋之门。皇帝每年赴地坛祈祷丰年也出入此门,故又有“丰裕之门”的称谓。京师九门中有八门的瓮城内建有关帝庙。唯安定门建真武庙,风格独具,故有“安定真武”之说。东垣的朝阳门,东达通州,内九仓之粮皆由此门运至。每逢京师填仓之日,往来粮车络绎不绝。故瓮城的门洞内刻有谷穗一束,人称“朝阳谷穗”。与其遥遥相对的阜成门则是供京师烧火取暖的京西煤车的出入之门。在城门洞北侧墙上便镶嵌着一块刻有“梅花”的石额,以“梅”喻煤。北风呼号,漫天皆白的时节,人们在取暖之时便会有“阜成梅花报暖春”的感慨。其北面的西直门,则是人人皆知的从玉泉山到皇城汲水的御水车的必经之门,故瓮城门洞中刻有汉白玉水纹石额一块,京人皆称“西直水纹”。其他还如“东直铁塔”“西直折柳”“左安架松”“右安花畦”“东便游船”“西便群羊”等。其中,值得注意的是“正阳石马”和“地安石鼠”传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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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说,原来在正阳门( 前门)箭楼与五牌楼之闾的路西,西河沿后身的河道中原有一尊石马,高1米多,长约2米( 修筑地铁时曾出土)。而前几年,又曾在地安门桥(后门桥) 附近出土一尊石鼠。“鼠”在中国的十二生肖中为“子”,“马”为“午”。在北京城正南正北的子午线上真有实物标志,这实在是北京城市建设史上一件很有意思的事。

03至今尚存城门简介

至于内城九门的色彩和附属设施,《顺天府志·京师志》有这样一段记述:“凡门楼均朱楹丹壁,檐脊均绿琉璃。正阳门东西、崇文门东、宣武门西、朝阳门东、东直门南、德胜门西,各设水关一,均内外三层,每层皆护以铁栅……东便门东、西便门东,水关各一,皆三洞,每洞均有铁栅。东便门西水关一,内外二层,铁栅如之。”现对尚存的几座城门做一简要的叙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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