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刘斯奋 林 岗 ▶ 崇信西方哲学造成对中国古代思想的歧见 林 岗：这次聊一下中庸吧。这是中国思想史的大题目，又是儒家极为核心的观念。历来对中庸的解法比较固定，没有特别大争议。“中”，朱熹说过，“无过无不及之名”——既不会过头，也没有不及。 刘斯奋：不能有不及的。 林 岗：“庸”呢，就是庸常，“不易之为庸”。“中”和“庸”结合起来，无过又无不及，并以之为不易，就成了中庸之道。中庸之道在儒家的语境里意味着不偏不倚、折中调和的处世做人的德性。不偏不倚、折中调和的关键处在于把握事物的“度”，以烹饪为喻就是把握火候。火候未到家，菜品不熟；火候过了头，口味又违和。 以“度”而不以固定不变的准则来决定处事做人方针的取舍，我以为这是中庸思想的精华所在。大凡事物的道理，无论来自于经验的归纳还是逻辑的演绎都追求自洽。如不自洽，则不成道理。 一旦自洽，必定达到一定的抽象程度而成为原理准则。例如兵法，就是从战争中总结归纳出来的打仗法则。然而拿了这套打仗法则去实战又是另外一回事。实战是具体的，地形、兵力、武器、气象、士气等变量都影响着兵法原则的运用。如不参酌具体情形，生搬硬套兵法原则，那就成了纸上谈兵。 马谡失街亭就是把握不了兵法原则和具体战争环境两端的“度”而导致的失败。他迷信兵法，将兵法当成教条，而无视打仗环境具体因素。以中庸的观点看，他不能做到不偏不倚，不能做到在兵法与具体情形之间折中调和。 刘斯奋：战国时赵括更是纸上谈兵的典型。而《孙子兵法》就充满辩证思维，处处强调从实际出发，灵活地采取不同的对应之策，反对教条僵化的盲动行为。  林 岗：中庸本身其实没有什么高深玄奥，但做起来却没有那么容易。接受“度”的思想不难，处事做人落实“度”，就十分不容易。孔子说过：“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一般人缺乏中庸的美德已经很久了。 我觉得有两个原因。一是人性中的“我执”强大。由偏好、习惯、定见和信息来源共同造就成的“我执”很难自我意识到，摆脱就更加不容易。而一旦“执”起来，就难以不偏不倚了。 二是“度”的把握根本上是操作性的，要讲究经验的老到、娴熟。如同庖丁解牛，必得经历十九年，解数千牛，才能达到“刀刃若新发于硎”而“恢恢乎其于游刃有余地矣”的境界。庖丁解牛做得这么好，并不因为他理论有多高深，而是因为他经验丰富。“度”的操作性就是这样，你明其理，但就是做不到，知行不能合一。因为经验要求太高。非不欲也，是不能也。 中庸是典型的知易而行难的问题。孔夫子认为一般人普遍缺乏中庸之德，不是没有道理的。 不论是不是实际上缺乏中庸之德，中庸观念具有深厚的民生民俗基础，这是确切不疑的。我在河南工作过一段时间。当地俗语说一件事办得成不成，不像粤语说“得唔得”，也不像普通话说“好不好”，他们说“中不中”。 “中”读音：zhóng。事情办好了叫“中”（zhóng）。你提个建议，对方认为可行，表示赞同，也叫“中”（zhóng）。说了个馊主意，或事情落实不了，或办砸了，就是“不中”。中原这些俗语反映出深广的中庸文化基础。那就是恰如其分的才是最好的。恰如其分其实就是“度”。 所以中庸哲学可以认为是关于“度”的哲学，或者说它把“度”提升到哲学层面来认识。人类追求驾驭自身，驾驭客观事物，驾驭自然界，不是把事情做到不留余地是好，也不是把事情做到不及是好，而是恰如其分，满足“度”的要求才是好。 “度”差一点，就会影响实践操作的后果。中庸之道告诉你分寸在那里，尺度在那里。所以它是关于“度”的哲学。“度”既是主观，又是客观；既不完全是主观，又不完全是客观。“度”是主观和客观恰如其分的相合。这里的恰如其分是人的分寸和尺度。它是一个实践性命题。 中庸命题顺便带出一个对中国古代思想观念的偏见，以为中国无高深的哲学。哲学在西方是离不了逻辑推演的，以逻辑的严密、严谨为高深。因为西哲是不追求实践性的，它在自己的概念系统里追求自身的逻辑自足。这种差异造成了对中国古代思想的歧见。 ▶ 中庸从朴素时序意识到君子德性教养是伟大的提升 刘斯奋：孔子之所以有“民鲜久矣”的感叹，应该是与他所处的时代有关。春秋末期，周王室极度衰微，群雄并起争霸，弱肉强食。社会生活已经完全失去平衡。民众心理，也必定受到强烈影响。不可能再保持“中庸”状态。面对“礼崩乐坏，人心不古”的现状，孔子作为一位尊奉“周礼”的政治思想家，自然感到十分忧虑。 林 岗：为什么以中庸之道为代表的“度”的哲学发端于古代中国？这是个有意思的问题。欧洲近代哲学之前，没有关于“度”的哲学，他们不讨论矛盾要素之间的均衡问题。唯物论认为，一切认知、思想、观念都来源于实践活动。据此，中庸的观念和中道哲学与中国的农耕生产实践的关系非常密切。 华夏文明农耕与其它文明农耕有地缘环境、气候的不同。中国处于温带季风气候区，它最显著的特点是热雨同步。雨量与气温上升几乎同步，气温上升则雨量上升，气温下降则雨量稀少。秋冬风从北边来，春夏风从南边来。 季风气候一方面使得中国物产丰富，另一方面四季分明。华夏农耕必备的二十四节气就是对自然时序的认识。文明另一起源地，中东和欧洲则不同，那里是地中海气候区。整个环地中海地带雨热不同步，冬天下雨，夏天干旱炎热。 古代两河流域和埃及是那里的粮仓，那里的粮食作物种植只能等夏季上游洪水泛滥过后带来肥沃的沉积物形成湿润土地种植冬小麦，一年一熟。其农耕根本不需要符合节气所表示的自然节律。如果说那里也存在农耕遵循的自然节律，那就是另一套节律。看他们的民居建筑，几乎没有方位朝向意识。因为方位朝向对居住舒适度影响甚少。  我当过知青，农民种地给我很深印象。要是那一年气候反常，那就一定是灾年。 比如春天出现“倒春寒”。种子趁初春温暖已经播下，长出了新苗，突然连日北风，新苗冻死。不重新播种，那就没有夏熟。再次播种，延误了时序，收成肯定受影响。以中庸的观点看，这就不合“中道”，因为反了常。 当然“倒春寒”是自然现象，无所谓合不合“中道”。但时序与农耕的密切关系让人形成了常与反常的认知，将“倒春寒”视为反常的天灾，归入消极、负面的范畴。 华夏农耕对气候环境的极度依赖性，使先民认识到符合时序的重要性。正是由于农耕极度依赖气候与时序，自然节律——用农民的话讲就是风调雨顺——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风调雨顺才能丰收，这就使得人们在生产实践中产生了关于什么才是“好”的见解。“好”就是按照正常时序进行活动。因为它必定能达至让人满意的结果；违背了时序，也就是过，或者不及，必然引致灾难。好就是“中”，不好就是“不中”。后来，根基于农耕经验的时序意识被儒家提升至道德教养层次，提升至个人修养的德性层次，成为君子必备的教养。 孔子说：“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君子追求中道，小人则反中庸。君子能够依据中道思想处理世事和做人，而小人执念自我逞强，好走极端，剑行偏锋。中庸从农耕经验的朴素时序意识到君子德性教养是一个伟大的提升，思想史上的飞跃，儒家在里面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刘斯奋：在春秋战国的百家争鸣时代，绝大多数学派不是偏重于玄想，就是着眼于实际应用的“术”，而儒家则上升到道德教化的层面。它最终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恐怕也是顺理成章的事。 ▶柏拉图迷信算术式聪明，没有任何意义 林 岗：要是将孔子的话引申到中国和古希腊思维方式的比较，那柏拉图的思想方式显然不是中庸的，虽然他不是“小人”。中庸是经验思维，柏拉图则是理念式思维。论述理念中的最优意味着追求极致，走到极致不但不切实际，又荒唐可笑。 比如他的《法律篇》认为，最好的国家应由5040个公民组成。为什么他觉得5040人就最好呢？柏拉图说了两个理由。第一，唯独这个数字构成的除数，能被1到7连除七次，七次都可以整除，并且得到的数字是正整数。第二，这个数字从1到12，除了11以外，都可以整除。整除有什么好处，那就是在设计架构、分工合作的时候可以按照算术原理来驾驭。  柏拉图的最优国家思想迷信数字神秘主义，以为这隐藏着神意的暗示。其实国家由多少人组成是人的历史活动的结果，无所谓最优的国家要由多少人组成。5040能被12整除，也许刚好跟雅典城邦最初组成的12部落的数目是吻合的，所以他觉得由5040个人组成的国家是最理想的国家。 我们用常识想一下也知道这有多么地不靠谱，不切实际。人有生老病死，婚丧嫁娶，即使凑合5040人组成国家，不出一个月，死生相继，数目就会变化。或者以为不能实现也是理想，但关键不是能否实现。 人类很多理想都不能实现但有意义，柏拉图这关于最优国家的理想纯粹只是空中楼阁，迷信算术式聪明，没有任何意义。这是柏拉图思维方式追求存粹理念，追求极致和形而上学的结果。 希腊的地缘环境和气候使他们只能贸易立国。那里土壤贫瘠，石头山众多，除了石头还是石头，偶然一点有土之地，种几棵橄榄树外，长不出其他东西。希腊处地中海中段位置，控制贸易通道，非常合适转买倒卖。海洋贸易的富足使贵族耽于玄想，上天入地追求是之所以为是，追问永久不变的本质。它们与遵从时序才有好结果的农耕文化的思维方式有很大的差异。 即使两河流域也是农业文明的原生地，但两河流域地缘具有开放性，容易被周边异族入侵，被游牧民族征服，文明的积累传承浅薄，而游牧民族是没有中道思想的，没有关于度的哲学。 游牧的生活方式中，它的食物来源是牛羊，故生活方式是逐水草而居，骑上马背走天涯。凛冬来临，牛羊冻死，就靠武力抢夺，劫掠为生。勇敢、亡命、劫掠反而成为美德，抢得越多越好。如同海盗，崇尚勇敢、拼命，育成亡命之徒的哲学。 游牧和海盗的生涯相似，崇尚的道德观念相通，那种亡命生涯是难以想象中道思想的，讲究度的哲学就谋不了生。 刘斯奋：我很同意你所说：中道思想产生于我们的农业文明。这种文明使人们对生存环境的变化特别敏感。比起游牧或者从事海外贸易的民族，农耕是一种相对静态的生存方式。由此造成对土地、对天气，和对和宗族家庭的更深依赖。 而依赖的前提是彼此的关系必须是平衡融洽的。这种诉求体现在与大自然相处时，就是天人合一；体现在人与人、人与家庭、族群相处时，就是和为贵。 但对于中道思想的产生，对于我们的先人，我觉得还应该给予更高的评价。我觉得他们所秉持的已经不仅仅是一种直观的、朴素的诉求，而是基于对天地万物更深刻的思考。 代表人物就是周文王。他提出“易”的思想，“易”就是简易，变易，六十四卦所表达的，其实是变化的观念，几千年前他就认识到：宇宙万物是变动不居的。这一点很不简单。 而且同样是周文王，他又提出“中道”的思想。这在清华大学2009年整理《楚简》，发现周文王留给后人的《保训》里得到实证。说明他同时认识到：对于人类来说，理想的生存与繁殖的环境，又是天（宇宙）、地（地球）、人（包括各种生物）的和谐相处。是万物在宇宙的力场中各安其位，各得其所，不偏不倚，不过不激，圆融通洽，周而复始。  然而，面对变动不居的世界，这样一种局面其实又是无法长久维持的。当事物因运动而产生并积累下来的各种能量，饱和到一定的临界点，就会从量变发展到质变，打破既有的平衡，和谐也就转变为矛盾和冲突。 有鉴于此，“中道”的提出就是指示一种应对思路。这个思路兼顾了事物发展不平衡的绝对性和平衡的相对性，既承认事物在不断运动中偏离平衡是其常态，同时又明确提出“执其中”，即应当通过主观努力，尽可能使之维持相对的平衡。 这是一种动态地掌控事物发展的思想。二者可谓互为表里，相辅相成。体现了中华民族从哲学层次把握世界的高超智慧，而与其他民族基于宗教教义衍生出来的永恒固定的绝对理念大相径庭。 ▶ 财富分配符合“中”的尺度是社会主义的精髓 林 岗：孔子说，“不患寡而患不均”，其实也是一种中道思维。“寡”不是说少就好，而是说不论社会财富总量多少，哪怕它很少，但分下去不能不均，所以“不患寡”，指的是社会财富的总量。 刘斯奋：就是不管多寡，都要均。 林 岗：是的，总量多也要均，总量少亦要均。这种思想是在人类最初征服自然的过程中体会出来的，将之用在如何建构一个和谐的社会秩序之上。社会秩序和谐的前提，是财富总量的分配，分配以均为原则。 刘斯奋：社会主义思想来的。（笑） 林 岗：生产和分配构成财富过程的两端，生产讲效率，分配讲均。均不是绝对的均，是相对的均。古代生产力水平相对固定，难以通过提高生产率促进财富总量增加。 社会问题往往就产生于分配不均。儒家对此很有认识，本来甚好，但由于现代是一个生产力水平可以大提高的时代，儒家讲均就容易被理解成民粹主义，产生讲均就阻碍生产力进步的印象。这对儒家是不公平的，今天应该纠正。如果说古代也有社会主义，儒家讲均当然就是古代社会主义，它与今天的社会主义是相通的。 刘斯奋：所以中国人能够接受社会主义，这就是它的文化基因。 林 岗：今天讲的社会主义有两条原则，一条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生产力要发展，科技要进步，效率要提高，财富总量要增加；另一条是财富的分配又要讲均。社会财富总量的增加不是为增加而增加，不是为少数人增加。 财富总量的增加要实现了全体社会成员的普惠性才有意义。只有所有社会成员相对均衡地享受到财富总量增加的成果，财富总量的增长才有正面的价值，否则它是社会危机的根源。 刘斯奋：所以要节制资本。资本的本性就是为了追求财富，不择手段，无序扩张。造成社会分配极度不均，最终引发冲突和动乱。社会主义就是要打破这个怪圈。 林 岗：资本确实需要节制。法国经济学家皮凯蒂用实证数据比较了三百年来欧美国家资本利得增长与国民财富增长，他发现总是资本利得增长快于国民财富增长，也就是说国民财富增长越来越集中在资本持有者的手中。他的结论解释了欧美资本主义国家贫富悬殊、社会分化现象越来越厉害的原因。 资本无非就是生钱的钱，人类社会既然无法脱离追求利润的财富生产，也就无法避免资本的使用。我们把它当成财富的生产方式的时候，需要明白它有利也有弊，用其利而避免其弊是明智的。禁绝的做法，放任自流的做法，事实证明都是错误的。 资本需要节制，我相信不是由于资本天生邪恶，而是由于人性贪婪。人性借助资本在财富生产诸要素中处于天然优势地位，将多过符合正义所得的份额置于资本的名下而忽视劳动者在财富生产过程的贡献，导致社会贫富过度分化。 分配的均衡是节制资本的重要一环。当社会财富分配出现不均的情况，公权力将财富分配调节到符合“中”的尺度要求，我认为这是社会主义的精髓。  刘斯奋：是的。变是绝对的，“中”是相对的。社会发展不可能停止，处置手段也在不断变化，其中包括在旧有的平衡彻底打破之后，采取战争或革命那样非常的激烈手段。但最终目的，仍旧是使极度扭曲了的力场回复“中”的状态，实现社会在更新阶段的平衡，为继续发展提供保证。 林 岗：中道思维应该有几层意思。一个是生产实践、生活实践方面恰如其分，有度有节的意思。另一个是在社会经济方面，它就是和谐，财富分配均等，接近于小康、大同理想。这就是在政治方面的思想。“中”你刚才也说到了，表现在文学艺术中非常深厚，留到下篇才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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