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诗文研究，几十年前，相对古典文学其他研究领域，还是比较冷僻的。改革开放以来，它逐渐热了起来，近十年来，更是有着明显的发展。这种历史的变化，说明了什么？变化的原因何在？就明清诗文研究本身而言，其现状如何评估？从前瞻的角度来说，研究的发展方向在哪里？本文就此略呈管见，算是编者和作者的一种沟通。
中国的诗文从文体角度来说，在元代之前基本告一段落。赋体辉煌有汉一代，诗歌在唐代达到顶峰，宋诗别开蹊径，自成一格，与唐诗也堪媲美。词体经唐五代的酝酿发展，在宋代蔚然而成“一代之文学”。散曲与杂剧的高峰则在元代。韵文是如此，散文的情况也大体类似。秦汉散文以史传类为胜，唐宋散文遂借助“古文运动”而趋于主流地位。元以后的文学，除了小说与戏曲仍在文体上有所发展之外，诗文在文体上基本上是在选择中复古，在复古中发展。这就涉及到如何评判明清诗文的价值问题。明清文人面对已经有过辉煌的各体诗文，既要延续传统，又要开创新貌，这本身就对明清文人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这就意味着对于明清诗文的评价标准应该在总体上有别于此前。我认为对于明清诗文的生态特征，要有更多超越于一般文体的眼光，注重从时代和审美风气的转变、集团和流派的整体风貌、交流与交锋的过程中来进行审视和研究，如此才能更契合明清诗文的原生形态。
其实我们可以由此追问一个问题，为什么在诗文高潮已过的明清时期，依然会出现那么多的作者、那么多的作品，其中更不乏大家和精品。这实际上首先涉及到中国诗文传统的延续问题，文体的创新虽然是一件有意味的事情，但传承各体诗文，抒情言志，是任何朝代的文人都需要的，并不会因为文体没有太多的创新空间而停止创作的冲动。其次，在明清时期，诗文的功能仍旧在发挥着作用，有时甚至作用更大，如交流功能、实用功能等。换言之，明清的社会生活特别是文人生活，诗文仍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这是明清诗文不仅没有衰微而且能够在稳步发展中有所创新的原因所在。正是在这两层原因影响之下，明清诗文在不少领域都有推陈出新的贡献，流派众多，风雅相尚，其中名家名作也就应运而生了。明清诗文之不可忽略、不可轻视，根源在此。
学术研究虽然有学科的划分，但在每一种学科内部，都各有其格局，这种格局有可能是朝代的格局，也可能是文体的格局，当然朝代兼合文体的格局也是比较常见的。明清诗文在过往百年的研究中，总体是处于比较薄弱或者边缘的地位——当然最近几十年的发展较为迅猛。其边缘化的原因，一方面是因为其时诗文文体已经过了顶峰时期，容易给人难以为继的感觉，所以被忽视、被冷落也就显得很自然；另一方面在相同的审美眼光和研究范式之下，确实也难以彰显出这一时期文学的特殊意义。这两方面的问题导致了在现有的中国古代文学研究格局中，明清诗文的地位仍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和充分的开掘。
以往的学术研究往往伴随着不少热门话题。但遗憾的是，在这些热点中，属于明清诗文的一直不多。这里面的原因很复杂，我想与中国韵文、散文在唐宋以前已经达到高峰有关，所以研究者的兴趣会比较多地集中在唐宋或者唐宋之前的韵文、散文等的研究，而对此后的诗文会相对忽视。这个情况很正常，读者的阅读范围一般都在经典作品，对经典作品的研究相应多一些，这是可以理解的。但学术史其实很少是这样直线推进的，不同朝代和文体的地位在学术史发展过程中时有起伏是正常的，甚至带有一定的颠覆性也是可能的。譬如，清代的文选学派恰恰对唐宋古文评价不高，晚清宋诗派眼中的唐诗地位也明显下降。因此，我们得承认，20世纪以来对于唐宋古文评价之高，多少受到明代前后七子和清代古文派如桐城派的影响，这种影响遮蔽了六朝文章的优长。学术史的两面性于此彰显无遗。
从学术层面讲，一个时代的文学，无论它成就高低，都应当纳入研究的视野。研究不同于欣赏，研究要追求真实，揭示其演变规律，从这个意义上说，忽视元明清诗文，乃是学术界的一个缺失。我查了一下研究索引，发现这种情况在90年代中期以前，仍大体是这样的局面。但最近十多年以来，情况有了改观，有关明清诗文的专著、论文数量递增很快。具体到我们编辑部，每年审读的相关稿件数量就不小，2006年明清诗文的稿件大概是一百来篇，到了2008年就已经是二百多篇了，这两年的增加速度就更快了。这种数量的增加是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这至少说明明清诗文已经越来越受到学者们的关注了。从来稿者年龄看，明清诗文的研究者主要集中在三十岁至五十岁之间，很多博士硕士研究生加入到元明清诗文研究的行列中，新生代学人已经成为元明清诗文研究的生力军，越来越多地涉足明清诗文的研究。这是一个鼓舞，因为这一部分学者既经过严格的学术训练，又处于精力旺盛时期，如果持之以恒，则明清诗文研究的前景是值得期待的。在我们看过的明清诗文研究论文中，宏观性的文体考察、时代考察、重要个案的研究分析都有，其中更产生了一批重量级的研究成果。这是一个很好的现象，这说明中国古代文学的研究格局越来越合理。毕竟明清是离我们相对较近的时期，其在材料上的丰富客观为学术研究提供了一定的便捷，而且精神上的承传也更直接一些。
与明清之前文体相对单一的兴盛不同，明清是一个各种文体都得以发展的历史时期，诗文流派众多，所以围绕这一范围的选题数量确实很多。作为编辑，我们欢迎什么样的选题呢？当然是有学术前沿性的选题。那么，什么是学术的“前沿性”？以我自己的经验和浅见，我们的“前沿性”至少应当具备这样的属性：它要解决重要的学术问题，这个问题的解决会引起连锁反应，从而在实质上丰富了学术内涵并推动了学术发展。解决学术问题，除了那些本来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却长期被忽略的问题之外，还包括那些虽然曾被关注，但同时也是长期被误解的问题。填补空白，整合文学史的“链条”，纠正谬误，还原文学史的真相，这都是所谓“重要”之应有的意思。“重要”并不完全指研究对象即作家作品的地位高，小作家如果牵涉到大问题，也是“重要”的。“填补空白”，也并不完全指别人没有说的我来说了，其关键在问题的学术价值。如果你把一般文学史著作都认为是四流、五流甚至不入流的作家作品拿来研究，又说不出他们应该彪炳史册的根据，只是“人家不说，我来说”，以此来填补空白，那是没有什么意义的。历史要记住一些东西，同时必须遗忘一些东西。没有价值的东西被遗忘是非常正常的。所谓问题的解决会有连锁反应，是说因为你解决的问题会涉及到一系列相关问题的认识，这一问题的解决一定程度上会引发我们对一时代、一文体、一文学家的重新思考，这当然有助于弥补此前文学史研究的偏颇和不足。这样的“前沿性”课题才是具备较高价值的。
我曾在来稿中看到这样一篇论文：《王士祯进入翰林院的诗史意义》（《文学遗产》2008年第2期）。这篇文章以明清以来的唐宋诗之争为背景，结合王士祯诗风经历了由唐人宋以及由宋返唐的转变的事实，不仅是对王士祯个人诗风进行了分析，实际上由此揭示了清初诗风转变的契机和方向所在。如此，解决的问题就更具涵摄力了。在明清诗文领域，像这样的角度应该有不少，关键是学力的敦实和观察的敏锐了。
总之，唐宋诗文因为受关注较久，所以其研究格局和研究深度总体上是比较出色的，而明清诗文的研究就选题上而言，还存在着诸如基础研究颇为薄弱、研究方法较为陈旧单一、研究格局不够阔大等问题。选题不仅是研究对象的简单标识，也体现了研究领域的拓展、研究格局的气度、研究方法的新颖等特色。
明清诗文文献浩如烟海，要在研究中发现一些新的文献，或者发现已有文献考订的差错，相比而言，要比唐宋及此前的文学容易一些。这两年有关明清诗文文献考订一类的文章逐渐增多，但我们编发的并不算太多，原因不是我们不重视文献，而是这方面文章的文献价值往往不大，或者虽有文献价值，但作者的理论评估不到位。譬如考证作家的生卒年、某些作品或史实的系年等等，如果是涉及到文学观念的转变或重要作品的影响，则这样的考证当然是有价值的。问题是不少论文考证的结果只是纠正一种很小的史实而已，纠正了这样的史实后对文学研究的价值和意义，要么几乎可以忽略，要么虽有一定的意义，但论文只是停留在考证阶段，缺乏价值评估，所以感觉是为考证而考证。所以考证有价值的史实，并将其价值在文章中提炼出来，这样的考证文章才是有价值的。前两年我们编发了一篇《新发现的陈三立早年诗稿及黄遵宪手书批语》（《文学遗产》2007年第2期）的文章，作者发现一部稿本，收录了陈三立写于戊戌变法以前的三百七十五首早年作品，这部《诗录》稿本对于中国诗史研究，尤其是晚清同光体诗歌的研究，具有重要的价值。作者把文献学和文学史研究相结合，对于晚清以至近代的宋诗派的发展，提供了更为鲜活的发展路径的新资料，同时对于宋诗派大旗之下的复杂性和多边性也提供了重要的文献佐证。
其实也不是一定要新文献才能做出好文章，有些文献可能并不新鲜，但学术界对其有一种集体性的遗忘。对于这样的文献，就需要学者的特别眼光了，要有一种拂去尘埃的敏锐和胆量。本刊发过一篇题为《被冷落的经典——论〈盛京时报〉本〈人间词话〉在王国维词学中的终极意义》（《文学遗产》2009年第1期）的文章，这篇文章专家匿名评审后的意见是眼光独到，因为王国维研究是显学，要有创新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盛京时报》本《人间词话》在80年代初就被有关学者发现，并发表在刊物上，后来好多《人间词话》的读本，也多附录这一版本，但在我们刊发这篇文章之前，没有一篇专门研究论文。这并非这个文献没有价值，而是学术界对其价值忽略了。 有些文献方面的选题也颇能吸引眼球，如发掘出一个很有实力的作家或者很有规模的流派，等等。本来这是一个很好的开始，如果接下来追源溯流，深挖文献，那写出来的文章一定是值得期待的。但近两年我看了不下二十篇这样的论文，选题很好，但文献爬梳不够，或者说文献很单薄，结果没能把这个题目给支撑起来。这属于写作过于仓促的一类。其实发现了一个好选题，可以沉下心来，等材料收罗完备以后再动笔的，不要把一个半成品投出去。有了深度开掘之后，才能彰显出文献的意义。
究明清诗文与研究其他朝代的诗文一样，在方向上也有一定的相似性，回到文学本体，研读作品，尤其是对明清之前的经典多下揣摩、斟酌的工夫，以在比较中看出明清诗文的长处和短处，也是研究者不可忽略的学术门径，因为明清诗文在本质上是对此前诗文的延续、发展和创新。比较的视野是学术判断的基础。
文学研究，理论与文献是两翼，彼此支撑，才能写出优秀的文章。文献见出功力，理论见出眼界。如果是一篇文献扎实、论证充分、眼界高远的文章，编辑读了，其实也有一种很大的满足感的。但我们在审稿当中，发现不少文章的理论性存在着两种明显的弊端：或者从理论到理论，在一种循环的逻辑当中演绎理论，有些还夹杂着不同的理论；或者文章只有文献罗列，缺乏识见。刘熙载《持志塾言》说：“问读书法，曰：读义理书，要推出事实来；读事实书，要推出义理来。”其实学术著作无非或侧重义理，或侧重事实（文献），如何避免研究义理而流于空洞，研究事实而自我局限，这种事实与义理的互“推”就显得十分重要，所以这两重“推”的功夫不仅是读书而能有得的不二法门，也是学术研究的通途。
中国古代的诗文理论以总结性居多，诗文的文体发展高峰虽然在元代之前基本告一段落，但诗文理论则在明清两代正处于总结时期，所以这一时期的诗文理论也极为丰富，不仅有大量的诗话、词话、文话可资证实，而且往往在理论上更为成熟而丰盈。赵翼的《瓯北诗话》、叶燮的《原诗》就是其中最重要的代表。明清诗文研究中的诗文理论研究需要加强，根源亦在此。
以上这五个方面的问题，是我作为一个编辑在读书、研究和审稿过程中感受比较深的几点，肯定有不完整甚至片面之处，这里只是提出来和大家讨论。应该说还有一些问题也是值得注意的，譬如如何在学科交叉中凸显文学的本体意义，如何处理学术史与当下研究的关系，等等。这些都是值得进一步探讨的问题。相信随着明清诗文研究的不断深入，这些问题也会越来越受到关注，并得到很好的解决。让我们共同期待。
（此文原刊于《文学遗产》二〇一一年第三期）
作者简介：石雷，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编审，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先后就读北京大学、日本东北大学、中国艺术研究院，并分别获得学士、硕士和博士学位。从事明清小说、明清诗文、海外汉学研究，在《文学评论》《文学遗产》《红楼梦学刊》《中山大学学报》《当代作家评论》《求事学刊》发表过论文《方苞古文理论的破与立》《〈乾隆甲戌脂砚斋重评石头记〉真伪辨》《明清诗文研究的观念、方法和格局漫谈》《被隐没的沉浮与文学书写——易代之际袁于令事迹心态发微》《错位与认同——〈红楼梦〉在日本流播的某个面向》《〈隋史遗文〉：明清之际隋唐讲史题材的新变》等多篇，参与《中国古代小说总目》编撰，翻译出版过《江户的笑——日本汉文笑话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