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胤 | 近代文学研究的生活史维度

1909年11月13日，南社在苏州虎丘举行第一次雅集

编者按

“近代文学”自作为一门学科成立起，即面临经典化不足、缺乏“主调”等方面的困境，甚至对其学科合法性构成挑战。陆胤在对近代文学学科史加以整体观照的基础上，提出“生活史”这一新鲜视角恰可弥补近代文学之缺陷并发挥其所长，从而为近代文学研究的方法论指出了一个极具潜力的方向。作者并且深入到“近代文学与士人交游”、“近代文学与教育”、“近代文学与阅读”等具体层面，为我们呈现了近代文学研究在生活史维度展开的丰富可能性。本文初刊《文学遗产》2022年第3期，感谢作者授权发表。

 近代文学研究的生活史维度

陆胤 

从1922年胡适撰写《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发端，以晚清民初文学为对象的“近代文学史”已走过了整整一百年历程。百年来，经过几代学人的接续，近代文学研究形成了自身的文献基础，产出了丰富的成果。然而，相对于先天自足、无须费词论证的古代文学、现代文学学科，“两头不到岸”的近代文学总是需要一些解释。八十年代，关于近代文学的特点、性质、分期、文学属性等问题，曾引起激烈讨论。近三十年来，人文学术日益学院化和专精化，这些问题渐被置之高阁、存而不论。中外学者出于各异的学科背景、文献积累、文类兴趣，各自施展长才，正可谓“众声喧哗”，却也难免“去中心化”和“碎片化”的焦虑。

古代文学和现代文学研究在对象、方法、治学风格等方面区分明显，但各自知识谱系形成的逻辑却不无相似：二者均基于既有的经典化积累，因此也较易形成具有学科共识的研究主题。无论是“中国文学史”还是“新文学史”，都源自十八、十九世纪西欧浪漫主义和历史主义思潮催生的文学史模式。这种模式聚焦于经典文本、代表性文类和杰出作家、流派的创造性突破，旨在“明因求变”，从中抽绎民族性格和时代精神。（参见戴燕《文学史的权力》，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65-71页；陈广宏《中国文学史之成立》，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版，第4-15页）胡适、陈子展以来的近代文学史叙述本也依附于这一模式，甚至在一段时期内带有更强的政治化、历史化色彩。但随着文献史料的开掘、研究分工的细化，学者“在近代言近代”，有意识地利用报刊、书札、日记、档案等材料“回到晚清现场”（参见夏晓虹《打开多扇窗口，眺望晚清风景》，《学术月刊》2016年第2期），使近代文学呈现出更多传统文学史模式难以把握的特点。

相对于学界对古代、现代文学经典的熟识和共识，近代文学研究至今仍面临着经典化不足的困难。这种难处，不仅来自文献数量空前巨大、文学载体庞杂无序、经典标准古今杂糅等客观因素，更因为“五四”以后，近代文学的传统很快被新文学的知识体系和阅读方式覆盖，已经无缘接续此前古代文学经典化的惯例，通过时间淘洗和后人传诵自然形成公认的典范。在近代文学专业内部，研究者或从现代溯源而上，或自古典顺流而下，或沉潜诗文，或专攻小说，或研讨文论，或比较中西，各自心中的近代文学图景可能截然不同。同一时段的研究者，因对象、视角、知识背景差异而带来“复调性”，是文学史研究中普遍存在的现象，在缺乏“主调”的近代文学领域则尤为凸显。

传统文学史叙述往往倾向于采取“作者视角”，强调杰出作家或流派带来书写经验的突破。晚清民初固然不乏梁启超那样充满人格魅力和创新热情的作手，一些诗文体派也还葆有较大影响。但不容否认的是，近代中国面临内忧外患，正是文人、文派乃至整个文学相对失落的时代。戊戌时期，张之洞曾贬低词章之学为“不惟不屑，亦不暇矣”之事（《劝学篇·守约》，苑书义等主编《张之洞全集》第12册，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9730页），可以作为时代意见的代表。个别先驱人物的孤明先发，未必能改变文学边缘化、功利化、实用化的基调。一味固守“作者视角”，忽略传播、接受等层面的效应，更有可能错估作家、流派在近代文化整体中的地位。

《劝学篇》内页

晚清中国遭遇“三千年未有之变局”，处在中西碰撞、古今转辙的关口，这一时段的文学史论述，也因之而常强调变态而忽略常态。惟近代变革在器物、制度、思想、文学等层面并不同步，过分关注趋新求变一面，有可能将文学书写简化为社会变迁的机械反映，更有切断近代文学与古代文学（特别是清前中期文学）连贯脉络之虞，招来钱锺书所说“发明雨伞”的谬误。（见《七缀集》，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115-116页。）一些研究标举的“近代新变”并非前代绝无，毕竟“说有易，说无难”；某些近代出现的文体新因素也是涵化既有资源的产物（如胡适早已揭示谭嗣同、梁启超等人新文体得力于骈文和八股文的“体例气息”）。更重要的是，越是文学与社会变革互动频繁的时代，文学经验就越不止于作者的“烟士披里纯”，而往往是在作者（译者）、编者、出版者、审查者、读者（同时也是批点者、评论者）联结的“传播循环”中，通过文人交游、文学教育、书报阅读等活动日积月累地形成的，有必要回到“生活常态”中来考察。

上世纪七十年代起，日常生活史的研究路向在史学领域逐渐壮大，近来亦有学者尝试将之应用于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参见张剑《日常生活史与中国古典文学研究》，《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1期。）宋元明清时代，小说戏曲等通俗文类渐次兴起，诗文题材亦趋于日常化。与之相应的思想趋势，则是近世儒者对人伦日用的强调。儒学的世俗化、实践化、工夫化，催生了日用类书、举业用书、劝善图书等通俗读物，也带来书契、尺牍、日记等实用文类的繁盛。一些文人行迹的丈量尺度从年、月细化到了日、时。思想践履或文学修养作为一种“生活方式”，时贤已多有讨论。在此需要强调的是，近代文学的文献特点和“去中心化”的学科特性，其实更有利于揭示“文学作为生活方式”的侧面。

一旦卸下经典文学史的重担，换上文学生活的眼镜重新来看待近代文学，则原先的欠缺之处恰可成就其所长。晚清民初文学文献量多类繁，或刻为别集，或附入丛书，或以铅、石印本单行出版，或散见于报刊、日记、书札，许多材料甚至还停留在抄本、手稿状态。多样化的文学载体，为还原创作——编订——审核——出版——印刷——传播——阅读——批评——修改的全链条提供了较为丰富的资料。经典研究注重的“作者视野”固不可废，但近代文学的史料状态其实更适合一种“读者视野”的研究，有可能借此还原一些尚未被后设经典标准、派别之见干扰的文学现实。例如回到清末小说出版传播的现场，不难发现所谓“四大谴责小说”的类型归属和经典性都颇为可疑；返回晚清诗文交游的人际情境，则关于“宋诗派”“桐城派”的定见或许也要修正。自现代以降的文学性回溯，近代确实是一个文学失语的时代。但若进入具体的文学生活，从报章媒介流行、邮政体系确立、科举文体转换、西文翻译导入、文学教育普及等时代背景以及“文字收功、神州革命”（胡适挽梁启超联语）的客观效果来看，则近代又是一个广义上的文学、文字能力空前受到重视的时代。

彰显近代文学的生活世界，可能会引发专业研究进一步碎片化的担忧。的确，当代西方史学中日常生活史路数的崛起，本就有针对“整体史”的用意，强调从微观局部以小见大。但具体到中国近代文学领域，情况又有所不同。如前所述，近代文学研究中的碎片化和去中心化，很大程度上正是经典文学史理念和学科分工的产物。近代现场中的同一人物（如梁启超），在其人生不同阶段，经常被包括文学史在内的后设历史叙述贴上“新”“旧”“进步”“反动”“传统”“现代”等各色标签；或按学科或亚学科区划，将同一作者撕裂为“政客”“学者”“诗文家”“小说家”“文学理论家”等不同身份。在文类和时段切割之下，研究资源常集中某些表面、侧面，却有可能忽略其他方向上秘不示人的内面。（如近年拍卖市场屡见沈曾植小说手稿，笔调奇幻香艳，与通常理解中沈氏的学者或诗人面目颇有出入。）惟有回到文学生活的质地，才能将这些断裂的标签、身份、侧面还原为同一人物连续的生命体验；亦惟有以人物的生活境遇及其情感、心态为中介，才有可能抉发同时期各种文化祈向、文类偏向之间的内在联系，从而在新、旧文学畛域或诗文、小说、戏曲等文类区划之上，重建近代文学研究的整体。生活史视野下的文学研究仍以文学文本、文学知识为媒介，并不一定强求对象“小而美”；文学研究者不仅倾听来自“芸芸众生”（small people）的回响，更注重那些掌握文本资源、传播资源的“伟大人物”和他们身上所附着的“关系的伟大”。（参见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夏晓虹编校《中国现代学术经典·梁启超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350、401页。）章太炎有言：“完具之名器，非先以破碎，弗能就也；破碎而后完具，斯真完具尔。”（《文学说例》，见《新民丛报》第5号。）回到文学生活的“破碎”，正有利于破除既有文学史论述造成的种种界限障蔽，恢复近代文学的“真完具”。

《中国近现代稀见史料丛刊》第五辑

近年来，《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文献丛刊》《中国近现代稀见史料丛刊》《民国文献资料丛编》等文献工程相继展开，搜罗、影印甚至整理了大量的日记、书札、报刊、档案等生活史料。上海图书馆“晚清报刊索引”、中研院“近代史料全文资料库”、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近代数字典藏”（近代デジタルコレクション）、社科院近代史所“抗日战争与近代中日关系文献数据平台”、国家图书馆“民国图书数据库”（后二种均含晚清史料）等数据平台日益开放，各大拍卖平台近代手稿、手迹珍本和民间抄本、通俗文本迭出不穷，更为学者提供了研究便利。近代文学的生活面向颇多，学界前辈领风气之先，早已开疆拓土，蔚为大观：或横跨中外（比较和影响研究），或涵盖士庶（下层文学启蒙研究），或包罗心物（心态史和物质文化史），或兼顾文图（图像研究）。以下仅就笔者稍有涉猎的文人交游、文学教育、文本阅读三个方面略作延伸，以期呈现近代文学研究在生活史维度展开的更多可能。

（一）近代文学与士人交游

正如“诗可以群”这一古训所揭示的，诗文集向来是勾连学士大夫群体生活和人际网络的重要材源。近人诗文创作的一大特点，正是社交功能的凸显，集中次韵唱酬之作连篇累牍。按照传统文学史观点，这些唱和诗文或者一味炫技求险，缺乏真情实感，或者纯属场面应酬，读来令人倦卧。偶有一二尖新之作，也往往湮没无闻。但从群体传记学（Prosopography）的视角来看，唱酬活动本身就蕴含着无数社交信息。清代士人游幕风气极盛，“或大吏其人学术文章固足卓尔名家，而宏奖风流、罗致宾客，用鸣盛于文酒，用编摩夫鸿典”（内藤虎次郎撰、吉川幸次郎译《意园怀旧录》，《中和月刊》第1卷第7期，1940年），流风及于晚清民国，留下了大量幕府唱和之作。清季新学流播，“合群”之说盛行，报馆、学会、同乡会、同学会乃至社团、政党等知识群体层出不穷；辛亥鼎革以后，遗老之间亦往往结社唱酬，寄托故国之思。近代报刊诗文栏充斥着大量唱酬诗篇，单行的唱和集也存世颇多。在与报刊、日记、书札、图画等材料的互证下，唱和诗文可以充当文人派别研究、城乡社群研究乃至政治集团研究的辅助，补充一般史料未及之处，甚至在关键之处画龙点睛。

不过，仅仅将诗文当作史料，从中爬梳人物行迹和社交信息，未必能充分发挥文学研究者的专长。在报刊、档案等史料空前充盈的近代时段，诗文受到体制、程式、篇幅等诸多文学形式约束，并非记录史实的理想载体，甚至有可能因其诗化修辞带来一些史实的混淆。近代诗文对于士人群体生活史的特殊意义，不一定表现在“诗具史笔”，而更在于“史蕴诗心”——历史在文学生活展开过程中所流溢的情怀与韵味。晚清民国的诗文唱酬继承前代经验，有一些固定主题，如“寿白”、“寿苏”、“寿郑（玄）”之类，反映了士人群体各异的学术祈向；许多唱和活动带有强烈的表演性，模仿“兰亭禊集”“西园雅集”“虎丘大会”“顾祠修禊”等前代典范，甚至在一定时日或地点复刻前人集会，造成一种时空上的交错感。借助书画题跋、报刊登载、照相留真等手段，清末民初士人的诗文唱酬得以在更广泛人群中延伸。晚清以来，诗文家盛论“魏晋”“六朝”“晚唐”“晚明”的文风与世风，寄托异代同时的感喟；或者追怀“三元”“乾嘉”的“盛世”，冀望贞下起元，乱极而治。这些话题关乎不同时代间“感觉结构”的共振，更是在对“魏晋文”“六朝诗”“晚明小品”“晚唐体”“同光体”等时代诗文风尚与体格的辨别、模仿中展开，有待文学研究者运用词章专长加以开掘。在信息空前丰富、言论日益嘈杂、旧秩序行将崩坏而新秩序尚未确立的近代，诗文唱和的功能不止于人际交往、场面应酬，风格本身即是意义所在，往往在历史缝隙间透露风声，树立风气升降和风俗厚薄的指标。

（二）近代文学与教育

与主要发端于精英士人的诗文交游相比，文学教育的受众愈加广泛，与一般民众生活世界的关系也更为密切。古代中国有着悠久的“以文取士”传统，唐宋以降科举制度的成熟，更促进了诗赋、古文、时文等文类及相关格套、作法之学的繁荣。清季科举由改而废，其间两度改试论、策、经义并废止试律，给读书人的文学生活带来震荡。关于晚清科举文体变革的资源、规范，相关用书的生成、传播，近年已涌现多篇论著，使这段以往被忽略的历史开始变得清晰。

近代文学教育研究的另一条思路，围绕学塾、书院、学堂等教育场域展开。书院应课是晚清士子文学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乾嘉以来知识分化和西学导入的情势下，近代书院考课呈现出一定的专业化趋势。其中涉及词章的内容，在举业导向的官课制艺之外，亦有以古文辞赋对接时事乃至格致新知的尝试。新知识与旧形式的折冲，早已引起学者注意。不过已有研究的偏向性也相当明显：龙门、南菁、广雅、两湖等接纳驻院生的知名书院，建有一套以专课肄业或日记考核为中心的规整制度，民国以来就是学术史研究的重点；莲池书院聚集张裕钊、吴汝纶一系古文家，文学史上亦有一席之地。与之相对，城乡各层次书院文学传习的普遍情况则仍不甚明瞭。晚清士子往往兼应多处课题以维持生计、获得声名，课艺的教育效应并不限于书院空间，而是通过报刊等新媒介获得了广泛的影响。除了关注知名书院的课艺集，散见于报刊、集部文献和地方文献各种课艺、课题、课案仍有待于更全面的搜集整理。（最近成果如鲁小俊《清代书院课艺总集叙录》[2015]、吴钦根《〈申报〉所见晚清书院课题课案汇录》[2018]等。）在清末书院改学堂的过程中，书院教育的成果往往在改头换面后沉淀为新学堂国文一科的资源。部分中等国文教科书、文学讲义的原型即源自书院（如王葆心《古文辞通义》）；一些文人在担任书院阅卷、出题乃至家塾教师的同时，也充当着新学堂国文教员（如现存有日记的张棡、吉城等人）；国文科所讲作文法和作文题，多仍限于策问、史论等考课文体。书院考课与学堂讲授在教育形式上截然不同，但以横跨新、旧二学的师生为媒介，二者常常互相贯通。这一现象也值得研究者注意。

广雅书院课卷

清末新学制、新学堂的勃兴，更是这一时期文学教育的一大主题。近年来已有多部著作专论“文学”学科的成立，主要集中于大学制度和“文学史”等议题。这种偏向大学和专门学科研究的视野，既与“五四”以降大学在现代文化史上的地位有关，更因西方典范的教育史研究本就设定中世纪以来“大学的兴起”为核心议题。然而，回到清末民初的语境，大学教育还仅限于少数教会学校和官办大学，在当时大多数教育者的意识中，兴办中小学堂才是当务之急。近代新式国文教育肇端于戊戌维新前后变革蒙学的思潮，中小学国文教科、教材、教法等问题在清末曾引起广泛讨论；基层国文教育更被委以塑造近代国民、传承国族命脉的重任，理应从文学、思想、社会等多个维度开掘。大量存世的近代教科书、讲义、学校章程、教育期刊等资料，亦为相关研究提供了广阔的空间。从识字、写信、读古文辞到文法、修辞、作文，中小学国文课程不仅取则于外来学制典范，亦多袭用传统蒙学、古文教学的实践经验，从中正可观照古今文学知识的递嬗过程。回到基础教育和普通人文学生活的视角，更可发现：除了晚近引自西欧、日本的“文学史”“文学概论”，清末民初活跃于教科书、教学现场的文学知识有着更为广阔的范围：不但涵纳诗文评、诗文选本、古文笔法、民间杂字等多层次的本土资源，亦旁涉修辞学、语法学、逻辑学在内的西洋古典学领域。当然，强调古今中西文学知识的打通，并非否认新、旧教育的界限。相对而言，新式文学教育导入的知识体系和教学方法往往悬浮于制度与理想层面；而以诵诗习对和古文教学为代表，传统文学教育在民间实有深固的根基。结合知识社会学视野，考察新、旧文学教育模式之间漫长的拉锯、冲突过程，或可增进关于文学社会分层的认知，呈现近代文学生活世界更为丰富的肌理。

（三）近代文学与阅读

如果说交游和教育都促进了文学经验的传递，那么阅读则处在（某一阶段）文学经验的终端，文学阅读史研究亦与传统文学史模式注重的“作者视野”形成了对照。需要注意的是，经过数十年的积累，今日学界在同一“阅读史”名号之下，其实集合了好几个不同的研究层次，有必要加以辨别。从学科渊源上讲，阅读史即便不再是书籍史一部分，也仍是书籍史的产物。因此，围绕编订、印刷、出版、装帧、运输、出售等环节以及书籍物质形态、版本目录的研究，始终是阅读史讨论的基础。晚清时期铅、石印机器印刷技术相继导入，近代出版机构得以创立，书报发行网络逐渐形成，使之成为中国书籍史上一个特殊时期。机械复制时代的来临不仅刺激了作者、书商和盗版者，也型塑了文学读者的期待，改变了部分阅读行为。“上海谷腾堡变革”从大部头经史、举业用书下及小说戏曲与教科书，更迎来了文学的“读图时代”。近年学者就此多有扎实考论，代表性论著如陈平原《左图右史与西学东渐——晚清画报研究》（2008、2018）、潘建国《物质技术视阈中的文学景观——近代出版与小说研究》（2016）、瓦格纳《晚清的媒体图像与文化出版事业》（2019）等等，恕不备举。

阅读史的另一个层次是文本内容的传播与接受，即关于“读什么”的研究。清末民初存留大量日记、书札，其中一大部分内容就是关于借书、购书、读书的记录；除了所读书目，有时又会涉及书籍的版本、内容、评价、来源去处等信息，甚至可以借此重构士大夫“知识仓库”建立的过程。（参见潘光哲《晚清士人的西学阅读史》，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2014年版，第45-65页。）近代时期“读什么”研究中尤引人注目的方面，是士大夫在“向外”（西学书和日本书）和“向下”（小说戏曲和民间文献）两个方向上阅读范围的扩充，二者均与近代文学知识的更新有着直接关联。不过，此类研究仍离不开书籍物质形态或阅读行为的参照，否则极易混淆于接受研究或思想传播研究（如西学东渐研究、观念史研究），从而丧失阅读史视角的独特意义。

在回答“读什么”的同时，更有“怎么读”的问题，亦即关于阅读行为的考察。西方近代早期文化史素有“阅读革命”（Leserevolution）之说，指十八世纪西欧阅读行为从精读到泛览、从公共读书到私密读书的转变，长篇小说（novel）等现代文类正是在此背景下兴起；此外亦有学者敷演从“朗读”到“默读”的古今变化。在晚近更为精细的研究中，这些本质化判断都遭遇了挑战；相关问题挪用到中国，更往往有文献不足征的限制。不过，在中国文学传统中，也有另一些关于“怎么读”的关切。如诗赋体式与音乐关系密切，由此衍生出弦歌、吟唱、讽诵等不同层次的文学读法，甚至史传、古文、制艺也可以成为吟咏的对象。中国古典吟诵读法来源复杂，不仅关乎内在的审美体验，也表现一定的地域和身份意识（如“洛生咏”），近世以后在理学家读书法、歌诗法的引导下，又可以充当修身的工夫，可以说是“文学作为一种生活方式”的典型体现。文学声音的传递之外，书籍之上的“批校”和“圈点”更切实地反映了“怎么读”的状态或规范，以一些惯用的符号、术语、程式为媒介，批点本的流通和过录甚至可以成为诗文体派以心传心的凭借。（徐雁平《批点本的内部流通与桐城派的发展》，《文学遗产》2012年第1期。）在晚清名臣曾国藩的日记中，看读、温读、诵读、校读、批读等各异读法依据不同书籍类型和阅读时空互相配合，构成了一个安顿人心的知识统一体。（参见拙撰《从“自讼”到“自适”——曾国藩的读书功程与诗文声调之学的内化》，《北京大学学报》2021年第6期。）然而，随着近代出版和新式文学教育的普及，吟诵、批点等传统读书法从清末开始式微，二十世纪中叶以后，更逐渐淡出了现代中国人的阅读生活。这一波“阅读革命”的发端跟近代时段基本同步，与文学教育、经典传承的关系尤为密切。其缘起和经纬如何，尚有待近代文学研究者更为深细的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