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摘 要 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由传统社会向近代社会过渡。长江流域及以南地区成为古今中外矛盾冲突的场域，因沿海、沿江的原因，各种信息最先在这里交汇，各种矛盾也最先在这里展开。明清以来这里已经形成文化思想的高地，而“世界观念”和“民族意识”的双重变化，使这片大地成为再造传统的试验场，新思潮不断涌现，酝酿或构造出种种事件。曾纪泽的《中国先睡后醒论》在这里产生初期影响，并延异、重构为“醒狮”说，这在晚清思想文化史上几乎划出了一条“时代线”，文学创作题材为之拓展，增添了民族自强的色彩；随后出现的铸魂思潮，卷动了整个知识阶层，成为民族复兴的动能，至今仍具有重要的精神价值。 作者简介 罗时进，苏州大学特聘教授，苏州大学古典文献研究所研究员；王 丹，苏州大学文学院博士生 本文载于《社会科学》2022年第12期 目 次 一、事件缘起：《中国先睡后醒论》问世 二、事件延异：从“睡龙”到“醒狮”的演绎 三、事件重构：晚清南方的“醒狮”文学 从文化史角度考察，事件发生往往与特殊经历有关。日常均质化的生活不易产生事件，而处于差异化状态的经历，会打破原有的文化心理平衡状态，能够随机触发不同事件的出现。在近代历史上，士人身处和感受差异之境的经历远较往代为多，在文学创作上自有所反映，故从某种角度而言，近代文学史最接近于事件文学史了。证成这个观点的例证甚夥，曾纪泽的《中国先睡后醒论》的问世和其后延异而成的“醒狮”说，便是其中一个典型。关于曾氏此文学者们已有所讨论，多为史实叙述与文义阐释，对其与“醒狮”论形成的关系，立足于知识考证，也有一定意义。但作为近代历史背景下的一个重要事件是如何形成的，具有何种文学影响等，学界的讨论尚不充分。本文拟从缘起、延异、重构三个方面对这一事件的内在经纬进行梳理和研究，这或许可以为当下近代文化史、文学史研究，推开一扇探察的扃牖。  一、事件缘起：《中国先睡后醒论》问世 《中国先睡后醒论》的问世与“醒狮”说形成，是一个前后关联而成的事件，后者的影响远胜前者，但没有前者的事件生成，便没有后者的产生。德勒兹在《意义的逻辑》中曾讨论事件生成过程的特点，认为事件具有不确定性，不是单一方向的生成，因为它同时既指向未来，也指向过去。事件一方面以具体的形态出现，同时又往往逃避它本源，构成新的运动和力量。故要追溯“醒狮”说的形成，当对作为缘起的曾纪泽《中国先睡后醒论》作出解析。 曾氏之文事涉外交，讨论适当由此入径。1814年9月—1815年6月召开的维也纳会议是近代国际外交史上的重要事件。1815年3月19日，奥地利、西班牙、法国、英国、葡萄牙、普鲁士、俄国和瑞典等欧洲国家签订了关于外交使节等级和位次规则的章程（即《关于外交人员等级的章程》）。该章程第1条规定：外交代表共分为三个等级，第一级为大使（Ambassador，包括罗马教廷使节或圣使）；第二级为公使（Envoy Extraordinary and Minister Plenipotentiary）；第三级为代办（Charged’ affaires）。此时正值清嘉庆十九年至二十年，没有史料表明这一将对中国未来具有影响的会议和所签订的章程为清廷所知晓。沉浸在“天朝上国”梦中而以“抚驭万国”自居的清王朝，尚独立于世界之外，努力维持着自成一体、恩威四海的帝国现状。 但1840年鸦片战争的爆发改变了一切。西方早已窥伺着东方，尤其是中国这个古老的帝国。其以坚船利炮打开了中国的大门之后，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迫使清廷接受所谓国际法，包括《天津条约》要求派驻公使和在通商口岸设立领事馆，都显然是欧洲霸权势力扩张企图的一个部分。但即便如此，派公使驻节他国已是清朝所必需，之后清廷拟定了相关出使章程，初步确定了使外规则。 如果以郭嵩焘、何如璋等为第一代驻外使节的话，接替郭嵩焘的曾纪泽是第二代使节。按照光绪二年九月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拟定的出使章程，“出使各国大臣拟自到某国之日起，约以三年为期。期满前由臣衙门预请简派大臣接办，各国副使亦一律办理”，“出使各国大臣有兼摄数国事务者，应如何分驻之处，由该大臣酌定。”曾纪泽出使期间兼摄英、法、俄数国事务，且前后长达八年，远远超期，可见朝廷对其之信任。在近代外交史上，曾氏确实是一个足称英曜卓杰的人物。 八年的外交生涯，曾纪泽走出国门，与世界直接相遇。在其经历中最可称道之事件即是成功改签了崇厚在沙俄胁迫下签订的《里瓦几亚条约》，以折冲樽俎的智慧和坚毅不拔的性格收回伊犁领土，同时收回了原约割失的伊犁南境乌宗岛山、帖克斯川流域等要隘大片领土以及其他国家权益，堪称“障川流而挽既逝之波，探虎口而索已投之食”之壮举。身处遥远他国期间，其写作不辍，而其中最有影响力的是发表了《中国先睡后醒论》一文，阐述了外交方略和国家立场。这两件事并非孤立存在，前者是外交实践，后者是外交思想。应当注意的是，《中国先睡后醒论》发表于曾纪泽八年外交生涯行将结束之际，故无其外交体察，则无思想之生成，二者关系如土壤之于树干著花。进一步论之，又与曾纪泽的世界观念、公忠体国之品性紧密相关。  研究近代历史文化，抑或文学史，“世界”观念是一个绕不过去的关键问题。中国历史悠久，文化传统深厚，但在相当漫长的“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的“王即世界”意识中，“天下观”与“中国观”几乎等同，而且这种“天下观”又衍生出根深蒂固的“华贵夷贱”的价值观。汉代的“张骞通西域”、唐代的“万国来朝”、明代的“郑和下西洋”以及传教士来华等事件，虽然使国人对“天下”界域的感知不断扩大，但对中华文明之外的多元文明形态并无深入的认知。正如利玛窦来华后所强烈感受到的：“中国人认为他们辽阔领土的范围实际上是与宇宙接壤的，与他们国家相邻接的少数几个王国——在他们知道有欧洲存在之前就仅知道这几个国家——在他们的估计中几乎是不值一顾的。”但鸦片战争以后，中国不得不进入世界体系，“西学”“洋务”逐渐成为传统文化之外的新知识，睁眼看世界且“看到”世界的士人越来越多。曾纪泽自非这个群体的先驱者或最高明者，但一定是他那个时代掌握西学知识较为充分的士人。他从学习语言而勉力吸取西学知识，将西学知识纳入自我知识版图，由此眼界大开。在近代已“近”而晚清未“晚”之际，曾纪泽站在了历史前沿。郭嵩焘有言：“西洋之法，通国士民一出于学，律法、军政、船政，下及工艺，皆由学升进而专习之，而惟任将及出使各国，必国人公推以重其选。”显然，曾纪泽派为驻外公使，才识与人品都无愧为一时之选。 外交经历拓宽了他的视野，曾纪泽对中国礼教文明之外尚有不同的文化传统与文明形态有着清醒的认识。他认为：“彼诸邦者，咸自命为礼义教化之国。平心而论，亦诚与岛夷、社番、苗猺獠猓，情势判然，又安可因其礼义教化之不同，而遂援'尊周攘夷’之陈言以鄙之耶？”当然，对不同文化与文明应予以尊重，是一个方面；用不同的外交方法解决相互之间的矛盾冲突，是另一方面，甚至必要时应施以强硬手段，以武止戈。其《伦敦复李香严》云：“吾华以惧战过甚，反酿成不得不战之势，此可为太息也。” 《伦敦复陈俊臣中丞》更言：“法越之事，虽强邻蓄意已久，然实由吾华示弱太甚酝酿而成，目前相持不下，日在危机，我诚危矣，彼亦未尝不危。若我能坚持不让之心，一战不胜，则谋再战，再战不胜，则谋屡战，此彼之所甚畏也。”由此可知，在他的世界观念中，了解各国和对等相待，是统一的，二者不可畸轻畸重。 “公忠体国”为曾国藩的从政伦理，曾纪泽赴任欧洲之前觐见西太后的问对中，慈禧太后便有“曾国藩真是公忠体国之人”的评价。“公忠”，即正道而行，光明尽忠，己不徇私亦不畏人私怨。觐见中有旨：“你随行人员，均须留意管束，不可在外多事，令洋人轻视。”曾纪泽对：“臣恪遵圣训，于随带人员一事格外谨慎。……择臣素识之读书之人中，遇事皆留心者用之。至于通事、刚八渡等人，大半惟利是图，断无忠贞之悃，臣不敢轻易携带。现在携带之二等参赞官陈远济，系臣妹婿，臣敢援古人内举不避亲之例，带之出洋。”为选用既不会有损国格且具忠贞之悃的适当外交人员，其“内举不避亲”，亦堪称“公忠”。 “公忠体国”更表现为一种民族的、国家的立场。在此次觐见中，曾纪泽说：“办洋务难处在外国人不讲理，中国人不明事势。中国臣民常恨洋人，不消说了，但须徐图自强，乃能为济。”西太后旨：“这些人明白这理的少。你替国家办这等事，将来这些人必有骂你的时候，你却要任劳任怨。”曾纪泽对：“臣从前读书到'事君能致其身’一语，以为人臣忠则尽命，是到了极处。观近来时势，见得中外交涉事件，有时须看得性命尚在第二层，竟须拼得将声名看得不要紧，方能替国家保全大局。”在其意识中，“体国”就是要“替国家保全大局”，而“公忠”是思想基础，是一切行为的前提。就此而言，前述面对侵略战争，绝不可示弱，当谋战致胜而已，可谓“公忠”与“体国”的至高立场与境界。 曾纪泽的《中国先睡后醒论》是一篇鸿篇巨制的外交专论，正可诠释其“公忠体国”之心。此文讨论的问题涉及当时外交诸多方面，如外交积弱状况与原因、中国应持之对外方略、改签不平等条约、重视强化与藩属国的关系、善处国外的侨民、整顿海防加强军力等。而扣题之笔在“睡”与“醒”，作者对比而论，令人耳目一新。  “睡”是历史与现状，“醒”是过程与期待。文中否定“国家兴必有废，果系天运之循环”的观念，论现状不过处于酣睡态，而非垂毙：“愚以为中国不过似人酣睡，固非垂毙也。缘中国之意，以为功业成就，无待图维，故垂拱无为，默想炽昌之盛轨，因而沉睡入梦耳……沿至道光末年，沉睡之中国，始知己之境地，实在至危至险，而不当复存自恃巩固之心。”然而自鸦片战争以来，“略已唤醒中国于安乐好梦之中，然究未能使之全醒。”其对未来的认知是，中国必醒而自强。但他国所忧者在所谓“黄祸”，那么“醒”来的中国会不会侵伐他国？对此其云：“有问中国有三万万人，如一时俱醒，而自负其力，其作事得无碍于中西之和局否？或记昔时之屡败，今骤得大力，得无侵伐他国否？余应之曰：决无其事。盖中国自古自今，只为自守之国，向无侵伐外国之意。有史书可证。嗣后亦决无借端挑衅、拓土域外之思。”他更明确阐述，“醒”来的中国必取安民富国之策，这是曾氏长期接受儒家民本观形成的思考，也是由“体国”之性表现出的务实倾向。 此文于宝轩纂辑《皇朝蓄艾文编》时收录之并作《跋》曰：“曾惠敏公此论，于交涉虚实之间，苦心孤诣；或因西人素所鄙夷之处，迫制之端，而悚以危词，慑其轻蔑之气；或于中朝为难，牵掣失机之事，回护通融，借张国势，收拾人心。其持论吞吐断续之中，实有一腔热血，大声涕泪，渍于字里行间。”这应能代表读者对曾氏之文的普遍感受，是对曾氏所持“世界与中国”观念的理解，更是对其“公忠与体国”人格的赞叹。这种理解与赞叹，表明曾氏鸿文写作具有深厚的历史文化根基，而这正是事件得以延异、重构不可或缺的基础。 二、事件延异：从“睡龙”到“醒狮”的演绎 与魏源的《海国图志》和徐继畬的《瀛寰志略》相比，《中国先睡后醒论》的面世迟了约40年。魏氏、徐氏是近代最先睁眼看世界者，所产生的影响达半个世纪之久。《中国先睡后醒论》只是一篇论说文，对时代的思想启示性和冲击力似难以与魏、徐著作并论，但其先辈所著皆出于书本知识和相关听闻，而曾氏之文则是在八年驻节西欧经历，且直接处理重大外交事件基础上的思想成果，故有其特殊的时代价值。 与《海国图志》和《瀛寰志略》类似，《中国先睡后醒论》传播到了日本，故日本也进入了该文作为事件文化延异（cultural differentiation）的范围。1905年的《东京日日新闻》载《清国外交之活历史》一文论及：“盛享清国近世大外交家之名、至今声望不衰之曾纪泽氏，十数年前介绍清国于列强时曾称清国乃睡狮也。即'卧龙’二字译作'睡狮’，由此于当时欧亚外交界风靡一时。”这里说“睡狮”为“卧龙”的转译，并无根据，盖为想象之语。 曾纪泽笔下有无“卧龙”意象，有无转译的可能？回答是否定的。目前从《曾纪泽集》的《文集》部分和《诗集》部分看，涉及到“龙”的不下10篇（首），如文章中“往者西师飙发，方内土崩；南康龙飞，霸图初见”；“金龙既安于河伯，玉虎又礼于并州”；“培翔麟威凤之材，际风虎云龙之会”；“夫吐凤雕虫，选举归右文之典；云龙风虎，经纶资良干之材”，显然都是黼黻之文，无深刻的时代感。其诗大体亦如此，“鸣鸠乳燕春将及，风虎云龙事未央”；“洞庭春涨走蛟龙，雨过浦帆趁好风”，用典敷事，应酬气息浓厚。其写及“睡龙”的是《题所画徐颂阁少宗伯扇》“搜搅潜渊起睡龙，凤回骤雨作前锋”，以及《题所画吴渔川甥扇》曾描绘“山势飞翔水折旋，灵湫泼墨应龙眠”的情景。这两首诗写于结束了八年驻外使节生涯之后，细绎之确实与以往笔下“龙”意象有很大不同，具有某种心态意义和思想意涵。但若说“睡龙”意同“卧龙”，而“卧龙”又转译为“睡狮”，则臆想成分太多，其间意脉难以触摸。 问题是，《中国先睡后醒论》与“醒狮”说的结合是一个“被认定”的事实，曾氏首倡“醒狮”成为一般认知。那么，后人是如何从该文中引申出“醒狮”说的呢？任何事件，都有可能出现超出起因的结果，“总是某种以出人意料的方式发生的新东西，它的出现会破坏任何既有的稳定架构”。客观来看，曾氏之文在“世界与中国”问题上表达的观点是稳健的，但所延异出的“醒狮”说却较为激进，虽非完全“出人意料”，但显然属于“发生的新东西”。 对此学者们一般将其归于梁启超的演绎，这不无史料根据。这里简略叙述一下梁启超涉及《中国先睡后醒论》的一些论述。光绪二十五年（1898）闰三月初一，梁启超在保国会第二次会议上演讲，激励国人觉醒而奋起：“嗟乎，昔曾惠敏作《中国先睡后醒论》，英人乌理西（英之子爵，今任全国陆军统帅）谓中国如佛兰金仙之怪物，纵之卧则安寝无为，警之觉则奋牙张爪，盖皆于吾中国有余望也。”光绪二十五年（1899）四月，梁启超在日本流亡途中创作的《自由书·动物谈》中写道：某日他隐几而卧，听到甲乙丙丁四人谈论曾见到过的奇异动物，丁曰：“吾昔游伦敦。伦敦博物院，有人制之怪物焉，状若狮子，然偃卧无生动气。或语余曰：'子无轻视此物，其内有机焉，一拨捩之，则张牙舞爪，以搏以噬，千人之力，未之敌也。’余询其名，其人曰：'英语谓之佛兰金仙。’昔支那公使曾侯纪泽，译其名谓之睡狮，又谓之先睡后醒之巨物。”当年五月，梁启超于《瓜分危言》一文中剖析《英国未能深知中国之内情》称：“其故皆坐未深知中国腐败之内情，以为此庞大之睡狮终有撅起之一日也，而不知其一挫再挫，以至于今日。……曾惠敏曾对英人大言曰：'中国先睡后醒之巨物也。’故英人亦有佛兰金仙之喻。” 学者单正平撰《晚清民族主义与文学转型》一书，其中关注到“中国睡狮说”被国人接受和传播的过程。他简约梳理出的传播路径是：曾纪泽将英国博物馆中的怪物机器人弗兰金仙命名“为睡狮(姑妄信其有)，且在题画诗中对狮子的特征及其在中西方文化中的象征意义有所提示—英国人将弗兰金仙的命名转述给日本人—梁启超读日文报刊而知此说法—梁启超撰《动物谈》—黄遵宪、邹容等人继而援用”。 以上论说有一个比较缠绕的问题是“梁启超读日文报刊而知此说法”，这或是指日本《太阳》杂志1896年9月5日刊登的尾崎行雄所撰《东洋的危机》一文，其中有如下论述：“五洲列国对支那存有误解——将这一半死老朽之帝国视为睡狮，此乃东洋和平之一大担保。支那领土广大，人口众多，乃不易相处之邦国，人皆知之，致欧美诸国误以为它尽管已衰老腐朽，但犹存强大实力，巨大余勇。职是之故，诸国皆惧怕睡狮觉醒，尽可能采取亲善方针。即便不得已与之交战，亦尽可能快速恢复和平，实行亲善政略。此情形无异于希望在不惊动睡狮酣睡的范围内，拔去睡狮之爪，触碰睡狮之牙。”但在梁启超与曾纪泽《中国先睡后醒论》之间插入“日本人”“日本报刊”，从时间轴线上梳理是很难理顺的。梁启超于戊戌变法失败后逃亡日本，时间为光绪二十四年（1898）十月，此前鲜有可能读到尾崎行雄之文，而当年闰三月他已经发表了保国会第二次会议演讲，公开宣传了《中国先睡后醒论》，接着的《动物谈》《瓜分危言》都是对保国会演讲的申发，故梁启超之说并非参酌日本人士所论，而是对曾纪泽一文的直接演化。如果说梁氏有所参酌的话，倒应该不仅读过曾纪泽的《题所画徐颂阁少宗伯扇》，还应读到曾氏的《为徐颂阁宗伯画狮子纨扇题律并引》《为潘伯寅大司空画狮子纨扇率题一律并引》等。其从《中国先睡后醒论》中抽绎出“醒狮”说，是综合曾纪泽诗文的一种有意识的文化延异。  这种文化延异，在一定程度上与梁启超的“中国历史研究法”有关。在《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中，他引用章学诚“文人之文，惟患其不己出；史家之文，惟患其己出”之语，表示不尽相同的观点：“有天才的人，最能把别人的话熔铸成自己的话”，“一个字、一句话都有根据，这种办法，我们大家是赞成的，因为有上手可追问。但亦有短处，在太呆板。因为有许多事情未经前人写在纸上，虽确知其实，亦写法采录，而且古人行为的臧否与批评，事实的连络与补充，皆感困难。吾人可师其意，但不必如此谨严。大体固须有根据，但亦未尝不可参入一己发现的史实。”梁氏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历史学家，其叙述历史提倡不拘泥于历史记载，而注意前人并未写在纸上的很多事实，因此可以对“事实”加以连络、补充、发挥。显然，他是不排斥在一定事实基础上加以演绎的，这种演绎是持有自我立场的历史导读，而导读所起的正是将“事实”扩展为“事件”的延异作用。 需要注意的是，“延异”之“延”是延展，“异”是改变。延异是过程，更是结果，它往往在两种情境下产生：一种是对事实或文本理解不足，或出于阐释的焦虑而不求正解，以己意解读；一种是读书得间，更透彻地理解了文本的内在意义，在正当的文化预设下作超越文本的启示性解读。对前者，没有辩护的必要；对后者，应予适当的宽容，甚至给予一定的赞赏。梁启超对曾纪泽是怀有敬意的，对其在对外关系上强调“如中国已能自强，则可似汉、唐之驭匈奴、西域、吐蕃、回纥；若未能自强。则直如春秋战国之晋、楚、齐、秦鼎峙而相角，度长而挈大”之说，有深切的同情之理解。其云：“我中国果其老大乎?是今日全地球之一大问题也。如其老大也，则是中国为过去之国，即地球上本有此国，而今渐渐灭，他日之命运将尽也。”他对“汉祖、唐宗”在历史上之强盛同样有着热情的向往，对未来怀有信念，直斥“我中国其果老大”之论“恶，是何言！是何言！”身处千年历史之大变局，其心中有一种唤起沉睡的民族魂，使之自立于世界之林的文化预设。 这是符合历史发展逻辑的预设，以其内在的因果关系将“卧龙”以“睡狮”替代，再一变为“醒狮”，最符合时代理想了。故知“醒狮”说成为一种文化延异，正凸显出向着民族、国家生存奋进方向的延异正义。这里所说的延异正义，是排除了文化偏见，具有合理的文化预设，符合普遍正义原则，且能达到理论自洽的意义重构。在这一过程中并无强制性动机，显示出高度的“顺理成章”。 正义性延异不但不受干预，反而能够引起共鸣。正是经由梁启超对曾纪泽《中国先睡后醒论》进行了“事实的连络与补充”，“醒狮”说方能成为一种国族、民族的启蒙符号，电力四射，刺激了普遍的情绪和感应。其成为事件之影响巨大，也许已超出了曾纪泽原有文本的思想容量，甚至可能超出了梁启超演绎“醒狮”说的心理预设。这也说明，文化延异一旦产生，就可能形成巨流效应，随着历史潮流奔涌，成为推动时代发展的精神力量。 三、事件重构：晚清南方的“醒狮”文学 一个时代需要一种精神图腾，“醒狮”正是近代走向晚清并向现代转变的图腾。而特定时代产生文化和精神符号，“为了赢获它的名字，这个事件必须超出已经存在的可能性”，“溢出其自身的语境和再现”。 “醒狮”说的超出、溢出效应，最突出地体现在文学领域，而进一步考察可以发现，这种超出、溢出效应的感召力在江南和更广泛一些的长江以南地区特别显著。一批具有先进思想的文人，受到曾纪泽、梁启超的影响，用文学之笔书写“醒狮”，在相当意义上是对文化延异加以文学性重构，以助成特定时代思想大厦的建造。从这个意义上说，“醒狮”说是一个重要的近代文学事件。 研究者已经注意到道光朝以后，在对新事物的接受方面，南方和北方呈现出一定的差异。近代的新兴力量大多肇始于得风气之先的南方或以南方为主，倡导改良与革命的首要人物大都出自江南、皖南、湘南、岭南、闽南一带。从改良思潮的酝酿到改良派的形成大体皆起于南方，即便是后来的立宪运动也以南方为基地。包括辛亥革命在内的晚近一系列重大的历史事件，南方士人及其思想同样起着主导作用。南方是近代思想文化的孕育、孵化之地，也是改变旧中国力量的生成、发展之地。在整个中国历史进程中，也许只有近代是由南方人物及其思想起重大变革作用的，愈至清民之际，这个特征愈明显。 如果说，文学是传播思想文化最好的介质的话，那么由湘南曾纪泽创说《中国先睡后醒论》，并经岭南梁启超破茧化蝶的“醒狮”说，在晚近文学舞台上主要是由南方文人不断加以形象化表现，并为之扩大影响从而建构为一种具有主流性文化意识的。 刊物是那个时代最具有传播力的工具，不仅能够集中思想资源，而且可以让志同道合者走上共同的奋斗道路。1902年，梁启超作为维新派代表在日本横滨创办《新民丛报》，第33号封面便是一头雄狮于空中腾跃，狮子右爪踩踏的是小小地球，这可以看作最早的《醒狮》专刊了。1903年，邹容《革命军》在上海发表，其有“天清地白，霹雳一声，惊数千年之睡狮而起舞，是在革命，是在独立”说，对“醒狮”形象赋予了革命、独立的意涵，真正惊醒了国人。1905年9月，江南著名士人高旭、陈去病、柳亚子这批后来南社的发起人在日本东京创办了《醒狮》月刊，以“革命主义”为号召，反对专制政体，反对君主立宪，其封面就是一头威武的狮子。第一期发表刘师培的《醒后之中国》，在提到的“拟国歌”中便有“如狮子兮，奋迅震猛，雄视宇内”的宣言般的表述。在其后的国民革命中，各种以“醒狮”命名的刊物不断出现，上海狮吼社就先后发行过以其为名的半月刊和月刊。1924年10月，信奉国家主义的青年党在上海创办的机关刊物，以《醒狮周报》命名，创刊词中有道：“昔者曾纪泽出使欧洲，鉴于西方东侵之猛，尝以'睡狮’之说告彼都人士曰：'中国地方之大，人口之多，巍然独立于亚洲，其状有雄狮然，今特睡而未醒耳。’……呜呼！我国民岂真劣等而不可救药耶？抑矣果如曾氏之言，为睡而未醒之雄狮耶？”这里直接将曾纪泽作为“醒狮”论的创造者，所申发的亦为曾氏《中国先睡后醒论》意旨。客观而言，这里的“睡狮—醒狮”论倒是超越了党派分歧，应当与“醒狮派”绝对的“国家主义”有所区别地看待。 在中国这个诗歌国度中，任何重大历史事件都可以谱写为诗韵文字。在晚清民初，这座宏大的艺术殿堂承载着唤醒民众的责任，事件提供了启智的题材，也提供了醒世的可能，而“醒狮”自然成为诗人笔下最具有魔力的意象。1903年3月，金山高燮在《政艺通报》刊出《醒狮歌祝今年以后之中国也》影响甚大：“盲云蔽天白日微，群虎入室竞肆威。豺狼当道工媚虎，敢向同类争啖肥。斯时狮睡睡正熟，锯牙不露阖其目。群虎眈眈视曰嬉，呼牛呼马甘屈服。呜呼！岂有巨物庞然称兽王，含羞忍辱气不扬。仰鼻吐舌忽大吼，左眄右盼非寻常。跃入虎穴齐俯首，冥顽失色皆仓黄。强权能造平权界，坐执牛耳堂哉皇。狮乎獬乎，观汝方颐高眶貌殊恢，果尔不愧百族魁。我欲携汝登诸二十世纪如荼如锦新舞台，试演活剧纷披异彩，莫敢逼视真豪哉。我欲祝汝从此大觉大悟雷声一震靖九垓，莫使鼠辈笑汝盛名之下无真才。”这里的“群虎”，明显是指不断进行殖民扩张而“入室”作威的泰西列强，而中国其时熟睡，锯牙不露，阖其双目，毫无兽王之雄风。但一切都将变化，一切正在变化。告别了19世纪后，睡狮必醒，一旦醒来，从此将觉悟非凡，如雷之吼，声震九垓，令众兽不敢逼视，天下为之安靖。诗人心中鼓荡着雄风，以横扫千钧的笔力吞吐云气，以惊世骇俗的意志直击人心，为20世纪《醒狮歌》赢得了最先的声誉。 丘逢甲《装裱宜兰山人狮子图已成题其端》诗曰：“鄂公褒公毛发动，人间少有英雄姿。睡狮不醒今已醒，坐抚奇儿气尤猛。大地山河一吼中，一出群雄归管领。”《二高行赠剑父、奇峰兄弟》更是未以“醒狮”名题的《醒狮歌》：“昨闻大高忽画虎，群雄草泽争惊猜。画虎高于真虎价，千金一纸生风雷。我闻狮尤猛于虎，大高画狮勿画虎。中国睡狮今已醒，一吼当为五洲主。不然且画中国龙，龙方困卧无云从。东鳞西爪画何益？画龙须画真威容。中原岂是无麟凤，其奈潜龙方勿用。”将其诗与高燮之作比较，前者是催唤睡狮之醒来，后者则谓雄狮已醒，虽然都带有强烈的理想主义色彩，但丘氏将理想实现的情景逼真写出，雄豪奇伟，震荡心魂。 众所周知，1902年至1905年之间，包括高燮、蒋智由、秋瑾在内的许多江南文人都曾创作《醒狮歌》，这已经不能归结于诗界革命的影响了，而是与同盟会的革命宣传活动有着直接的联系。1904年4月出版的《教育必用学生歌》收录了18篇“近人近作新歌”，其中即有《醒狮歌》，还有与之精神一致的《醒国民歌》《警醒歌》等。古老帝国昏懵沉睡太久，“东亚病夫”积贫积弱过甚，政治结构陈陋窳败不堪，变革需要旗帜和号角，“醒狮”适当其时承担其功用，而最早具有维新、改良、革命意识的南方诗人成为旗手、号手，他们用《醒狮歌》的符号和旋律传播着英雄主义的形象，在海内外知识界回旋激荡。 文学史发展表明，一种具有事件意义的时代强音不会限于某种文体的表达，文人擅长什么文体，或某种文体具有特定群体的辐射力，时代强音就会自然出现。故晚清民初的小说、戏剧中同样可以见到“醒狮”题材的作品，而作者也恰恰主要是南方文人。  关于这方面的小说，自然不能不提及梁启超的政治小说《新中国未来记》，其中已有“雄狮犹睡”“睡狮惊起”之语。曾纪泽的湖南同乡陈天华对《中国先睡后醒论》有深切的理解，并愿为唤醒巨狮而抛头颅、作牺牲。他在《猛回头》中激情洋溢地写道：“猛睡狮，梦中醒，向天一吼；百兽惊，龙蛇走，魑魅逃藏。 改条约，复政权，完全独立；雪仇耻，驱外族，复我冠裳。到那时，齐叫道，中华万岁；才是我，大国民，气吐眉扬。”1905年12月，陈天华蹈海殉国，1906年5月，中国同盟会机关刊物《民报》连载其遗著《狮子吼》。这是一部以幻境映照现实的政治小说，开篇写道：原来此山有一只大狮，睡了多年，因此虎狼横行；被我这一号，遂号醒来了，翻身起来，大吼一声。那些虎狼，不要命的走了。山风忽起，那狮追风逐电似的，追那些虎狼去了。在小说中他大声疾呼：“扫三百年狼穴，扬九万里狮旗。”显然，“醒狮”是其心中民族奋起自强的崇高理想。因陈氏作为激进革命宣传家的影响，也因这部书的思想和艺术力量，《狮子吼》每回印出后读者都争相传阅，以先睹为快。 另外，钱塘人汪康年在辛亥革命前一年发表于《刍言报》的《睡狮》值得一读。这是一篇笔记体小说：“西人言中国为睡狮。狮而云'睡’，—终有一醒之时。以此语质之西人，西人皆笑而不答。于是乎莫知其何取义矣。后见驯狮者，叩其解。驯狮者曰：'此义遥深。吾辈从前习驯狮之术，皆捕小狮子使母狗乳之，及其长成则狮形而狗性矣，易驯之以为戏。后有人与之戏，至张狮口数狮齿，时适狮甚饥，乘势一口，将人之头咬下。观者震骇，咸咎吾术之未精。因复深思，乃得一法，以生鸦片抹于牛肉以饵狮。初仅少许，继则渐加，鸦片之量既广，狮则终日昏皆在睡梦中，尽人调戏。虽能张拳开口，发声嗥吼，不过如梦谵而已，实不能咬人。盖有狮之形，无狮之质，并前之狗性亦无矣。殆将长睡，永无醒时。贵国之大，犹狮之庞然也，受毒之深，奚止于鸦片耶？以此为譬，庶几近之。’噫，可惧哉!吾愿中国人憬然悟之。”这个以对话形成的故事，虽无梁启超、陈天华政治小说对现实的深切批判和对“醒狮”的激情礼赞，但其中总结近代社会状况，尤其鸦片输入中国后国人浑然不觉危机到来的情状，具有重要的警示意义。作者描述那庞然巨狮，因长期受狗乳滋育，则成狗性；终日昏睡，任人戏弄。最后点出问题的严重性：受毒之深，奚止于鸦？“愿中国人憬然悟之”，这里“悟”之语义同“醒”。此语借虚拟的“西人”之口道出，似曾纪泽“先睡后醒”之意，也有梁启超等变革图强者思想闪耀的光彩。 研究近代文学、文化事件，应当将女性作为一个重要的参照系。重审“近代”就自然要重审近代女性，而江南女性的思想意识和日常行为，以“精神”为标尺来衡量的话，都显然已经超过了中国女性的均值。她们不会在“醒狮”这个关涉中国变革的显题讨论中缺席，也不会在这片文学创作的天地留下空白。 毫无疑问，“醒狮”说是一种民族意志的表达，也内含了个性解放的意义，因此晚清江南女性自觉地将“醒狮”说作为向“天地无情薄女流”的封建社会冲击的精神动力。江南女杰秋瑾在《〈中国女报〉发刊辞》云：“世间有最凄惨、最危险之二字，曰黑暗。黑暗则无是非，无闻见，无一切人间世应有之思想、行为，等等。黑暗界凄惨之状态，盖有万千不可思议之危险。危险而不知其危险，是乃真危险；危险而不知其危险，是乃大黑暗。……曷一念我中国之黑暗何如？我中国前途之危险何如？我中国女界之黑暗更何如？我女界前途之危险更何如？予念及此，予悄然悲，予怃然起，予乃奔走呼号于我同胞诸姊妹。”在该报她以“黄公”署名发表了《醒狮歌》：“四千余年睡不足，雄狮白日作雌伏。亚东老国闭国门，白昼无人鬼夜哭。崇山大河作天堑，闭关绝符屏异族。五丁巨斧劈不开，忽然开花巨弹破空来。地崩山摧酣梦破，开眼乃见二十世纪新舞台。新舞台，铁血造，钢轮巨舶攻城炮，大狮手舞足且蹈，徽章赫赫飏通都，优者战胜劣者奴。斗量车载好头颅，有血不流非丈夫! 呼同胞，造时势，天之骄子谁能制？龙旗植遍五大洲，日之所临，皆吾黄种殖新地。”从“开眼乃见二十世纪新舞台”等表述，可以看出与此前高燮《醒狮歌》一脉相承的关系，然而作为女性革命家的宣言，其具有的标志意义是不可忽略的。 作为革命志士和文学家的秋瑾对其时江南女性的影响极为深刻，无锡奇女子秦森源是其崇拜者和追随者。秦森源等曾编写《醒狮血痕》剧本，共11幕，叙述一批女学生与签订卖国条约者拼死斗争的故事，“完全是同人等的理想”。作者自叙此剧编写缘由，“因感现在女学生，大半都没有什么作为，非常可慨。又听说将要设立女子政法大学，那么女子的责任，实关于国家前途不浅，然而先要有识力和爱国心，方能济事。所以这剧中的爱国女子名叫志兰、志秋，就是效法罗兰夫人同秋瑾的意思。”全剧最后点题道白为：“现在时势无论对内对外只有拼着牺牲，方才能够唤醒千年的睡狮哩！” “醒狮血痕”的主题跃然而出，一代勇于为民族牺牲自我的女性形象，镌刻在近代江南文学史上历久不磨。 余 论 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由传统社会向近代社会过渡。长江流域及以南地区成为古今中外矛盾冲突的场域，因沿海、沿江的原因，各种信息最先在这里交汇，各种矛盾也最先在这里展开。明清以来这里已经形成文化思想的高地，而“世界观念”和“民族意识”的双重变化，使这片大地成为再造传统的试验场，新思潮不断涌现，激荡出阵阵浪涛，也酝酿或构造出种种事件。 曾纪泽的《中国先睡后醒论》在这里产生初期影响，并延异、重构为“醒狮”说，并非偶然，有其人文生态的必然性。“醒狮”文学的南方属性，其实正可以归之于近代性的范畴，也具有近代文学的某种原色。当然必须承认，这是一个总线索、主脉络式的分析、归纳，“醒狮”说作为一个事件的溢出效应并不止于南方地域，相关文学创作也有在各地普遍兴起的趋势。那么，它们为“主脉络”增加了什么，是否存在某种思想文化的差异，与近代性的黏着或离散状态如何，文学创作主题和风格有怎样的异同？对此，尚需进一步深入讨论和研究。 “醒狮”说的出现，在晚清思想文化史上几乎划出了一条“时代线”，它是文化启示，也是思想动员。一时文学创作题材为之拓展，增添了民族自强的色彩，而随之出现的铸魂思潮，充实了“睡”与“醒”之间的精神领域，进一步激励世人觉醒，卷动了整个知识阶层，成为民族复兴的动能，至今仍具有重要的精神价值。对于这一文学遗产、文化财富，应当充分珍视和阐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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