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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目 录 （一）元人文集 280 （二）相关古籍 283 （三）今人著作 285 （四）论文类 289 序 红敏这部《元代文坛格局与走向研究》，是2012年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成果，又中标2021年度国家出版基金。一部著作，两个国家级项目，其价值，不需要再作具体评说。列入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说明选题很有价值；中标国家出版基金项目，说明成果水平很高。它的出版面世，无疑是对元代文学研究的重要贡献。 元代文学的一大特点，就是它的多元性。文坛的多元，超越历史上任何时期。在中国文学史上，元代第一次出现了色目作家队伍。色目作家，其族有“克烈、乃蛮、也里可温、回回、西蕃、天竺之属”（戴良《丁鹤年吟稿序》），他们以令人瞩目的创作成就，为元代文学增添了亮色，使得元代的文学，更加多彩。中国文学史上，只有元代形成了一个俗文学作家队伍，这一队伍的出现，动摇了传统俗文学定义，使得俗文学与作家文学并列的逻辑无法成立。元代甚至出现了一些草根诗人，这些诗人的人生本身即具有传奇性，连同他们的创作，都带有神秘与怪异色彩。元代文坛的地域构成也是多元的，这不仅仅是传统意义上的南北差异，特异的是，元代的诗史要从今天乌兹别克斯坦的撒马尔罕写起，两位传奇诗人耶律楚材和丘处机，在这个当时称作西域河中府的地方，留下了他们的唱和之作。一些诗人文章家，其原籍在中亚甚至更远处。元末诗人丁鹤年感叹：在《诗经》时代，“西北之诗，见之于《国风》者，仅自《豳》《秦》而止”，元代有些著名诗人，“居西北之远国，其去豳、秦，盖不知其几万里。而其为诗，乃有中国古作者之遗风。”此外还有来自高丽、安南的诗人。在元代大一统治下，文化的缤纷多彩，文学的多彩纷呈，历代所无，当时人就有应接不暇之感。大儒吴澄的一段话，显示了他面对这多彩的惊奇与自豪：“自古一统之世，车必同轨，书必同文，行必同伦。今则器用各有宜，不必同轨也；文字各有制，不必同文也；国土各有俗，不必同伦也。车不同轨，书不同文，行不同伦，而一统之大，未有如今日。睢盱万状，有目者之所未尝睹；吚嗢九译，有耳者之所未尝闻。”（《送萧九成北上序》）元人有这样的视野，见前人所未见，睢盱万状，尽入其眼；元人也有这样的心胸，远方他国，各族各类，来居中土，再没有“非我族类”的拒绝与排斥，而是接纳万方，含括万有。 关于文体的发展，章学诚有“后世文体，备于战国”之说：“盖至战国而文章之变尽，至战国而著述之事专，至战国而后世之文体备；故论文于战国，而升降盛衰之故可知也。”（章学诚《文史通义·诗教上》）他说的文体，跟今天文学史上讲的文体，不是同一概念。就中国古代文学各种体裁说，文体备于何时？文体备于元代。中国古代文学的各种文体，在元代已齐聚文坛。传统诗文词之高峰，元代之前都已过去，一些新兴文体，在宋元逐渐登台，曲是兴于元盛于元，还有一些文体，兴起于宋元，繁盛于明清，元以后踵事增华，创造了各自的辉煌。可以这样说，中国古代文体的大格局，形成于元代，此后虽有发展，但未能突破。 元代文学最为多元，同时又多元融合。华夷交融是最为显著的。元代多族共居，相互通婚，互为师友。各族士子，倾慕中原文化，从儒学到群艺，他们沉浸其中，共同参与一系列文化与文学活动，达到心灵的契合。在大元治下，蒙古、色目士人与汉族文人，有着共同的国家认同与文化认同。多族士人的交流互动，多元文化互鉴吸收，铸就了元代独特的文化精神。其次是南北的融合。在元之前，中国经历了一百多年宋金对峙，长期的南北隔绝，声教不通，加之地理差异，文学追求与风格差异明显。元统一后，经过数十年交流，走出金宋季世诗文之弊，形成了体现大元气象的时代文风。再次有雅俗融会，俗文学在经典的涵育中提升，通俗中含高雅，元曲之所以成为经典，正是雅俗融会的成果；雅文学则在元代俗化的社会空气中趋向通俗。“杨虞诗律皆追古，一统皇元气象殊。”（清叶绍本《仿遗山论诗得绝句廿四首》其十八）多元融合，包容大气，成就了元代文学的特殊气象。 以上是元代文学最突出的三大交融。此外有文理融会、三教合流、诗书画“同体”等。文章家与理学家，由南宋的对立走向融合。南宋诗人文章家批评理学害艺，以为“理学兴而文艺绝”（袁桷《戴先生墓志铭》），在理学影响下，诗歌不过“经义策论之有韵者尔”（刘克庄《竹溪诗序》），文章则“错冗猥俚，散焉不能以成章”（袁桷《乐侍郎诗集序》）。理学家抨击文章家“离道而为文”，文字华美而人品低下，“所谓文者，特饰奸之具尔”。元人则打破壁垒，相互吸收，兼综文理，“道从伊洛传心学，文擅韩欧振古风”（王恽诗），成为文采斐然的理学家，或深于理学的文章家。三教合流，宋代已成趋势，元代承宋之后进一步深化。战乱使大批文人躲进寺院道观，深刻改变着释子道徒的构成，大大提升其文化水准，加深了释道与士人的联系，于是文人禅道化、释道文人化，达到更高程度。诗僧成为元代诗人队伍中独特的一支，僧人也成为文学活动中的重要角色，如释来复，先后住持慈溪定水寺、鄞县天宁寺、杭州灵隐寺等，他交游广泛，与著名诗人虞集、张翥、欧阳玄、黄溍、贡师泰、李好文等多有唱和，将这些唱和之作编成《澹游集》。道士诗人较之诗僧也不逊色，道士与士人的关系，比之僧人更为密切，在一定范围内，道士可能是一个士人圈的实际核心。道士与士人的交往中，自然少不了诗歌唱酬。至今留有诗作的元代道士，有一百多位，全真道士，正一道士，都有一定数量的诗人。特别值得关注的，还有诗书画精神的高度契合。在唐代，能兼擅诗书画的人极少，有位郑虔，能书善画有诗才，“自写其诗并画以献，帝（玄宗）大署其尾曰'郑虔三绝’，迁著作郎”（《新唐书·郑虔传》）。于是“郑虔三绝”的佳话便广泛且久远流传。若在元代，绝对不会有这样的恩荣，因为元代可称“三绝”的人太多了。由于兼通兼擅，画富诗情，诗融画意，影响诗风与画风。题画诗，论画诗，在元代也都发达。在元代，融会是一种趋势，文体的相互吸收融会，也非常普遍。不再一一枚数。 文化多元，思想自由，视野开阔，文人个体意识与主体精神的增强，深刻地影响着文学的走势。诗学领域，有人提倡“诗而我”，有人提倡“以诗为日用”，于是诗歌创作出现了自我化、生活化趋势。在抒情言志外，诗歌还被看作实用文体，这对诗歌的影响极其深刻，因而诗歌纪实性、叙事性色彩强化。元代诗学也由精英走向世俗，诗学著作主要不是记录士大夫的推敲与雅谈，而以教习普通人作诗为主要目的和内容，诗格取代诗话，成为诗学著述的主要体式。文章中出现了新型人物（如色目人、商人、伶人、匠人等），记载了以往未曾有过是事物（域外见闻、极地景观等），记录前人未曾感受过的心理体验，随之形式与风格情趣也有新变，出现小品化趋势与传奇性色彩。笔记、行记之文，与诗歌进一步结合，有不少诗化短文。元人坦诚的性格，人与人交往中的坦白直率，有话直说，无须含蓄其辞，隐晦其意。礼法的宽松，社会等级意识的松动，这一切都反映在文学作品中，带来其内容与风格的变化。元代文学这些新的趋势和走向，体现在各个方面，有待我们认真考察和认识。 通过以上扫描式的介绍，读者应该可以感到，对于一个有志于学术的人来说，这样的课题，无疑具有极大魅力。本书作者任红敏多年沉浸其中，爬梳文献，博观综理，精研深思，多有创获。将她的心得，撰成此书。全书十章，分为文坛格局和文体格局与走向两大部分，从元代特定历史时期的社会体制、文化思潮、民俗世风、娱乐休闲等对文学的影响和渗透，综合考察各种社会与文学现象，加以提炼和阐释。诸如元代的社会文化环境，元代用人导向与元代文人的大分化，作家队伍的雅俗分流，多族作家交游与契合，盛世文风的形成与表现，理学主导地位与文风导向，科举与元代文人生存状态，文人雅集与文学创作，隐逸闲适心态与诗文走向，信仰多元与文学自由，戏曲与词曲盛衰等，都是本书考察的对象和思考的问题。 这无疑是一个难度很大的选题。对一代文学格局与走向的把握，比写一代文学史难度更大。写一代文学史，要尽可能全面占有材料，客观呈现一代文学的创作及其价值，当然不易。而本课题则要从各个方面去剖析，透视其板块构成，以及怎样构成，他们相互之间如何有机联系，进步解析这些如何影响着一代文学的走向。文学史是要尽可能客观地说明其然，本课题还要深入进去，看看一代文学有哪些因素在相互作用，寻找文学走势的所以然。从本书看，这些目的达到了。通过细读作品，精研文献，拓展思路，将宏观审视与微观分析相结合，尽力客观地描述和说明元代文学史、文化史的相关问题，针对元代文坛格局与走向深入探究，求真、求新、求细。所下的工夫，比写一部元代文学史要多；奉献给读者的，比一部元代文学史也要多。不下深细工夫，没有大量投入，不会有此收获。这部书，是元代文学研究的重要成果。它的出版，是元代文学研究的新收获，也是对元代文学研究的积极推进。 对于作者红敏来说，学术之路还长。我所期待的，是在已有方向上凝神贯注，倾力开拓，精心锤炼，推出新的成果，做出新的学术贡献。我相信，她定能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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