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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两代文学创作中“布衣权”表现得最为突出，并且出现了从俗文学延展到诗文领域的倾向。明清两代长期被视作正统性的，或者说精英化的诗文写作，其作者与作品也越来越去正统性、去精英化了。这是中国文学史上的一个深刻变化。 中国文学史发展的一个重要趋势，是文学的权力不断下移，雅俗之间的鸿沟被渐趋填平。自唐代以来，这种文学权力下移和雅俗融合出现了几次高潮，大致看来每一次高潮都在朝代的中晚期。而作历时性考察，明清两代文学创作中“布衣权”表现得最为突出，并且出现了从俗文学延展到诗文领域的倾向，即所谓“诗在布衣”、“文在布衣”。 民间文学兴起的文学表征 文学权力的下移现象，在明代中期以后有较多的讨论，“布衣权”问题被明确提出。但这个概念并非明人发明，而是语出《史记·游侠列传》，包含有政治、经济、文化多方面含义，与文学无关，且其后很长时间被搁置了。直到明代中后期，作为一种社会思潮和文学现象才再度被提起。 明代布衣力量的崛起不是某一个领域的独立表现，而是社会普遍的人文思潮。谢肇淛在《五杂组》中认为，明朝较以往不同，“布衣处士以书画显名者不绝，盖由富贵者薄文翰为不急之务，溺情仕进，不复留心，故令山林之士，得擅其美，是亦可以观世变也”。诗文创作是这种“世变”的风标。臧懋循《重答允兆》云：“此地称佳丽，移居亦偶然。将为步兵老，岂假布衣权。”周亮工《夜集马三如源思斋中值黄心甫自惠山至闻黄济叔作古》云：“老去词名岂浪传，扶轮独拥布衣权。”吴允兆、黄济叔皆为布衣诗人，时人引“布衣权”之典故说明其影响，颇可玩味。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晚明闵景贤曾编撰《布衣权》一书，此事见于周亮工《书影》，其中说到徽人闵氏“独所辑有明三百年布衣之诗二尺许，颜曰《布衣权》，搜罗最广”。这部《布衣权》集后因遭滔天汴水而不复存世，但布衣文学创作的突出影响已隐然揭示。它表明在明末清初，一种离立于翰林文苑，与贵族缙绅文学相异的民间文学态势确已形成，并具有了新文化潮流的代表意义。正因为如此，崇祯年间夏允彝在《岳起堂稿序》中以总结的口吻说：“唐宋之时，文章之贵贱操之在上，其权在贤公卿……至国朝而操之在下，其权在能自立。”这里所谓“能自立”的“权”，即“布衣权”。 “布衣权”，不是通常意义上的权力或势力，而是指某种能量与影响。这种能量与影响大体只在“文章之贵贱”的评价上，但是因为明清两代“文章”与“功名”的关联度极高，亦与社会声望密切联系，因此其“贵贱”就具有超出文学艺术本身的价值了。这也是能够“自立”的“布衣权”当时受到肯定，并为后来论者重视的理由。 失意士人的文学寄托 宋代以降，小说、戏曲以及其他通俗文学创作的队伍，主要由社会下层的士人或布衣作家组成。究其原因，除了俗文学文体的非正统性特征外，还有其消费性及其接受群体更具民间化的因素。明清两代长期被视作正统性的，或者说精英化的诗文写作，其作者与作品也越来越去正统性、去精英化了。这是中国文学史上的一个深刻变化。 诗是最古老的艺术形式，经过几千年的发展，至明清时期已经成为最大众化的言志抒情文体，尽管它长期被纳入科举入仕的考核内容，但体制化并没有使它远离大众，恰恰相反，从蒙学到科举入仕的训练，使诗成为大众化、基础性的知识素养，甚至具有一定的常识化倾向。 从文体特质上看，在古代文学的各种文体中，只有诗最适宜即兴式的情感交流，借此可对等互动，并作为比较衡量艺术水平与趣味的工具。明清两代诗歌创作既保持着载道的高雅，又逐渐消弭雅俗的鸿沟，显示出游戏功能；既宜于台阁莲署，也宜于底层寒士；既宜于言天下之志，也宜于写私情奧悃；既宜于规模较大的群体酬唱，也宜于二三素心人之交游，因此布衣文学风尚浸润到诗歌领域也就是必然的了。 明代屠隆专门讨论过“诗在布衣”问题，其《涉江诗选序》以唐代为转捩进行分析，认为唐以前诗人仰摹古法，运气心灵，闭门钻研，神采独照而成名家。降至明代士人专注于八股，长期不授诗道，不习韵语，一旦入仕勉为诗作，故无所可观。而众多布衣之士，失意于场屋，落魄于功名，乃刳心尽力于吟事，反而能够取得不凡的成就。所以他认为，明代的诗歌成就在布衣群体。钱谦益《列朝诗集》中选录了大量的明代布衣作品，庶几可以勾勒出一部明代布衣诗史。如果对清代诗歌的实况做一个分析的话，则可以看出明人的观点大致适用，清诗几乎可以看作明代“诗在布衣”的扩展版。尤其科举使“孤寒失之”、“世禄失之”，地方基层聚集的布衣文人数量极大，达到了历代极致的状态。 “布衣权”为什么能在明清两代成为影响文坛的重要力量？瞿源洙为任源祥《鸣鹤堂诗文集》撰序称：“古未有以穷而在下者操文柄也……独至昭代，而文章之命，主之布衣。”王文濡《国朝文汇序》云：“顺康之世，遗老闻人，伟略豹隐，著述文身，辞之至者，自成一子。” 其“伟略豹隐，著述文身”八字可为“穷而在下者操文柄”现象做出诠释。遗老文士隐居伏处而不为，割裂了与仕途的关系而专心著述，从而造诣深湛，独树一帜。 “豪”与“寒”的文学风格 谁是布衣，有何特征？对此许多学者做过深入的研究。大致说来布衣原指粗衣，进而代指贫寒庶士。但以往布衣的概念放到明清两朝尚不能完全指代，特别是晚明布衣与山人并出，流品最杂。其中有山人不山，接迹如市人，挟薄技而奔走攀附颇为世人不耻者；亦有很多“虽为布衣，而持尚名节”的道义之士。 尽管布衣流品冗杂，但“真布衣”的人格形象还是比较明晰的，明代嘉靖年间著名布衣陈真晟足为典型。周南《刻陈布衣先生存稿序》云：“陈布衣者，学古遽行，弃举子业，终其身隐于海隅。”“得其存稿而展读之，想见其为人刚毅，笃信程朱，确然不为习俗所移。”杨廉在《理学名臣言行录》中描写陈布衣“骨格高耸，神气肃清，望之非尘埃中人也。年十七八，即能自拔于俗，厌末作之蠹心而弃之，恶异端之害道而拒之，专心致志，以儒为业”。 如此来看，学古遽行而自拔于世俗，不忧于贫，为人真情而弘毅，是布衣文人的总体形象，而之较士大夫而言更近乎“道”，故其“布衣权”的文学表达一般具有“豪”与“寒”两方面的特征。 “豪”自何来？这与布衣多从事自由职业有关。布衣韦带之士有生计之需，营生之业除灌园之外，以清客幕宾、课徒授业、依贾从商、悬壶行医为多。其于谋生外鲜有他求，在一定程度上从人身依附中摆脱出来，自由便成为布衣文学群体的一个普遍特征。另外，真正的文人皆心存傲气，真气淋漓，布衣尤其如此。《两浙輶轩续录》卷四十七录姚学德诗云：“老辈余风雅，江湖困此身。意中唯有我，眼底更无人。文酒同联社，湖山待结邻。免冠能骂贼，傲骨自嶙峋。”桀骜不群，笑啼有态，其间腾荡着一种沉沦底层者的不羁豪放。 “寒”自何来？布衣文学群体进行文会活动，虽然也不妨用“雅集”这样的词汇来定义，但这只是一种习惯性表达。其实布衣之文事，与士族文学群体充满闲适风雅、优游亭林泉石之间是有所不同的，总体上呈现出寒素风貌。布衣诗人家道都比较困顿，如杭州瓣香吟社成员何淇《秋怀》云：“技拙惟应固守穷，须眉犹幸未成翁。”“几处飘零书卷在，全家辛苦酒瓶空。”“寒”与“苦”这种士族歌吟中难以听到的心音，在布衣诗人那里却是不绝于耳的。 治文学史者，常囿于主流、非主流之概念，自觉不自觉地将野朴寒微的布衣文人归入非主流之列，难免造成偏失。细绎文献史料可以看出，面广量大的布衣文人往往与主流文人、群体、思潮具有种种联系，甚至自身即产生重要影响。姚鼐《朱二亭诗集序》称：“二亭虽贫贱，而可谓自行其志”，其诗“可以传后世，而为一代布衣诗人之绝出矣”。这种布衣自立并秉权于文坛的现象，无疑为深入研究明清文学提供了一个前景深广的路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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