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 公元前338年，也就是秦孝公刚刚薨逝不久之后，曾经“与孝公共天下”的商君、秦大良造卫鞅，就因“谋反”之罪，被新任秦王嬴驷所派去的“正义之师”予以剿灭。 也许是为了惩罚卫鞅面对王者之师时的抵抗之举，也许是早就怀恨在心——即便是卫鞅已经被乱军杀死，秦惠文王还是不依不饶地命人将卫鞅的尸首带回秦都咸阳，当众车裂。 就这样，那个将秦国由弱变强，为日后天下一统，奠定了坚实基础的伟大改革家；那个思想超前，为后世两千年政权，设计了一整套、行之有效的统治制度的卓越政治家，死了！
说起“商鞅之死”，很多人都会嗤之以鼻： 太史公在《商君列传》里，将商鞅之死的原因归结为，“为人刻薄寡恩”、“挟持浮说”、“不听劝阻”；司马贞在《史记索隐》里，则说商鞅是“王道不用，霸术见亲”、“既欺魏将，亦怨秦人”······ 总之，这些所谓的“正统人士”都认为：“商鞅之死”完全是咎由自取，由于他的所作所为（主要指变法一事）“不合天道”，故而有此一报。 好在，后世两千多年的历史终究证明了，当年商鞅的所作所为完全是符合历史大势的，他绝对是中国历史上“继往开来”的一位伟大人物。 那么，问题就来了：既然“商鞅变法”完全是顺势而为且符合天道，那么，他为什么会“不得好死”呢？ 今天，青史君就和大家一起聊一聊这个话题。 二、 公元前361年，经过三次会面，踌躇满志的秦孝公终于认定，眼前的这个士子卫鞅，就是自己想要找得“富国强兵”之人；积贫积弱的秦国，需要的正是这个士子所描绘的改革。 然而，改革，改革。 要改掉一些（旧的）制度，就要“革”掉一些人的性命！ 故而，虽然在实施变革之前，秦孝公特意让“改革派”卫鞅与“守旧派”甘龙等人，来了一场朝堂论辩，以明是非； 虽然，为了取信于民，卫鞅还特意搞了一场“徙木立信”的行为艺术； 但是，在整个大秦国内，反对变法的人依然络绎不绝。需要说明的是，这些反对者大都是秦国王族贵戚。 想来也可以理解，毕竟卫鞅所提出的变法的核心就是冲着那些既得利益者（贵族）去的。  人家好不容易投了个好胎，本想着一出生，凭着“拼爹”，就可以衣食无忧、享尽荣华，可是，你卫鞅倒好，以前“周礼”所规定的的贵族世袭制到你这没用了。 以后，要是想在大秦的统治下，过上“人上人”的好日子，只有两条路可走：要么好好种地，靠着勤劳努力，奔小康；要么提着刀去战场上砍人去，凭首级说话。 这谁受得了？ 于是，“令行於民期年，秦民之国都言初令之不便者以千数”。 很明显：这件事要是摆不平，卫鞅以后就没法在秦国混了！ 卫鞅定杀个鸡，给猴看！ 哦！对不起，青史君说错了——卫鞅决定杀只“凤凰”，给秦国的地头蛇看。 卫鞅知道，自己动了人家的奶酪，现在这么多人聚众闹事，杀一两个“小虾米”，肯定镇不住场子。 于是，他直接拿秦国的储君、以及秦孝公的哥哥开刀。
这一刀下去，立马吓破了那些反对新法的旧贵族的胆，新法在秦国畅行无阻（明日，秦人皆趋令）。 三、 十年之后，经历过“改革”的秦国浴火重生；国富民强的它硬是一举夺回了被魏国占领的河西之地。 而卫鞅的仕途也终于达到了顶峰——秦孝公将商於之地封给卫鞅，从此卫鞅又称商君。 然而，水满则溢，月盈则亏。 看着商鞅这么的春风得意，有人劝谏他“急流勇退”，方是自保之道。 可是，商鞅却没有听进去这“苦口良药”。 最终，六个月之后，秦孝公薨逝；曾经被商鞅当做过“反面教材”的嗣子嬴驷成为新一任的秦王。 然后，又过了几个月，商鞅就被人诬告“谋反”，最终灭了全族。 那么，究竟是谁杀死了商鞅呢？ 答案肯定不是上文中，司马迁等人所提出的“性格命运、报应说”那么简单。 通过对整个事件的简单梳理，我们起码还可以发现以下几点关键： 首先、商鞅为了变法成功，他几乎得罪了整个秦国的旧贵族。 这是公认的事实，个中缘由，青史君就不再赘述了。 再者、秦孝公死后，商鞅在秦国的地位，十分“尴尬”。 由于“变法”的关系，秦国的统治阶层直接分裂为旧贵族与新兴贵族，而且很明显：这两派势力是对立的。 当秦孝公在世时，他可以凭借着自己的能力与资历，完美地驾驭这两种关系；但是，秦孝公一旦去世，新任秦君想要驾驭这两种势力，就不那么轻松了。 更为关键的是，对于新任秦王嬴驷来说，那个新派贵族的领头羊，那个在秦国“风头无两”的商君，曾经还“修理”过自己； 放下个人恩怨情仇不说，我们站在嬴驷的角度来想一想：如果商鞅不死，那么在秦国的朝堂上，嬴驷自己永远都不能建立自己的权威。 故而，当历史的车轮走到了公元前338年的那一天，不论商鞅人品如何，不论他到底有没有谋反，对于整个秦国的大局来说，他都必须死！ 因为，只有他死了，老牌贵族心里那口难咽的气，才会消除； 因为，只有他死了，新任秦王才可以安抚旧势力，才可以真正成为新势力的掌门人。 不得不说这真是历史的悲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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