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商君卫鞅

公元前403年，周王室正式承认韩、赵、魏三家为诸侯，与晋侯并列，至此三家分晋基本完成（晋国彻底灭亡在公元前375年），韩、赵、魏跻身强国之列，战国七雄格局开始形成。周王室名义上为天下共主，实际已形同虚设，诸侯国互相攻伐，战争不断，中国历史从春秋乱世迈入战国争霸。

魏国，地处中原虎狼之地，与秦、齐、楚、韩、赵五国接壤，但其富不及韩，军不如赵，疆不达楚，而诸侯征战又日趋激烈，军事压力一日大似一日。为增强国力以自保于战国乱世，魏文侯（前472年―前396年）任用李悝为相，首开列国变法之河，很快富国强兵。魏文侯在位的50年中，魏国抑赵国，灭中山，连败秦、齐、楚，开拓大片疆土，一跃为中原霸主。李悝变法对当时各国和中国后来两千多年的历史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制定的《法经》是《秦律》《汉律》的依据和基础。

魏国蒸蒸日上之时，正是“四代乱政，诸侯卑秦”的年代，长达三十多年的时间，秦国宗室内斗、公子争位、朝廷混乱，内忧外患并举。尤其是被魏国占领黄河以西全境，秦国被迫后退，秦魏边界被推进到洛水一带，使秦国彻底失去了东进之路。

公元前361年，秦太子嬴渠梁继位，是为孝公。当时黄河和崤山以东的战国六雄已经形成，秦国地处偏僻，被魏国挡住“崤函道”无法东进，中原诸侯以狄戎待之。秦孝公继位后以恢复秦穆公时期的霸业为己任，颁布著名的求贤令，谓“有能出奇计强秦者，吾且尊官，与之分土”求取富国强兵之策。这时一个卫国人从魏国来到秦国，此人名鞅，是卫国宗室旁支，姬姓公孙氏，故又称卫鞅、公孙鞅。

卫鞅从小聪明好学，年轻时喜欢刑名法术之学，受李悝、吴起（战国名将，先事魏后事楚）的影响很大，渴望扬名立万。但卫国国力微弱，卫鞅自感无法施展抱负，于是转投魏国相国公叔痤门下。公叔痤有知人之明，但私心颇重，当年排挤名将吴起，就是出于保全相位的需要。至于对待卫鞅，司马迁曾特著一笔：“公叔痤知其贤，未及进”，也就是说公孙痤不是不知道卫鞅之才，但他担心卫鞅会取代他的职位，所以直到临终时才郑重举荐，以致卫鞅未受到魏王重视。公叔痤去世后，卫鞅得知秦孝公求贤，于是怀揣李悝的《法经》向西投奔秦国。

秦国都城栎阳（今西安阎良），王宫之内秦孝公问卫鞅治国之道，卫鞅历数尧舜之事，滔滔不绝，不料语未及终，秦孝公居然睡着了。卫鞅通过秦孝公的宠臣景监先后四次得到孝公召见，前三次商鞅那套较为温和人性的治国方略都未被秦孝公接纳。第四次会见时，卫鞅拿出了自己法家的看家本领，卫鞅的思路来自魏国李悝，但做了取舍修改：军事方面全盘照搬，农业方面只学加强农业管理，至于商业则全部摒弃。以此为基础，卫鞅设计了一套细致严苛的法律制度，主要作用是加强王权，以严酷统治，迅速提高君主的权威。

卫鞅变法的核心有两点：第一全民犯法。卫鞅设计的秦法很细致，无所不及无所不包，以至于百姓很难不犯法。例如，走路迈步超过六尺、出门走亲戚未告知官府、夜里不睡觉点灯读书、养牛到年末没长膘、邻居犯罪自己被连坐等等。第二制定军功爵位制度重奖兵士。秦国的爵位分二十个等级，最高等是列侯，最末是公士。要获得最末等的公士很简单，只需要杀死一个敌人就行，然而奖赏却很丰厚，田一顷，宅一套。所谓“战而斩敌人一首者，赐爵一级”，据说这就是“首级”一词的来历。而军功爵位制的最高等列侯可得封国，当诸侯待之。秦国的这套军功爵位封赏之丰厚可说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因为触犯秦法后只三个选择：缴罚款、服劳役、服兵役。缴罚款，一般百姓都是穷人缴不起。服劳役，既没有工钱又累死累活弄不好还要跑到边疆去修长城。所以就只剩下服兵役划算，不但可抵消刑罚，稍微出点力说不定还能获得极大的封赏。于是秦国军队的兵源大幅增加，军队的战斗力大幅增强，士气大幅提高。秦国的战争动员能力很快就超过其他任何诸侯。

卫鞅的这套设计几乎可算是一场骗局，只要杀一个敌人就可获得田一顷宅一套，那是根本办不到的，因为即使现在整个中国都没有那么多耕地。春秋战国一顷为100亩，相当于现在29.07市亩，一市亩等于666.6平方米。以长平之战为例，白起坑杀赵国40万降卒，那么就相当于40万×29.07×666.6＝7751万平方公里。所以多数人要么在获得爵位前战死，要么在获得低等爵位后战死。而获得高等爵位的人物，后来也几乎被秦王杀尽。但就像赌场法则“十赌九输”一样，虽然风险极高可面对丰厚离谱的收益，怀侥幸心理选择赌一把的人则多的是。

卫鞅变法两年之后便效果初显，公元前354年，秦孝公借魏国攻打赵国邯郸，亲率秦军出兵河西，于河西元里城（今陕西省渭南市澄城县元里村）下第一次击败魏军。公元341年，魏国攻打韩国，秦孝公令卫鞅统兵二十万再次出兵河西，卫鞅利用与魏太子公子卬之旧谊，设“鸿门宴”生擒公子卬，大败魏军。此战后，秦孝公加封卫鞅列侯，赐商十五邑，即著名的“商於之地”（主要在今陕西省商洛市境内），此后卫鞅号商君，称商鞅，一人之下万人之上，风光无限。

公元前338年，秦孝公薨殁，太子赢驷继位，是为秦惠文公。商鞅入秦二十余年，变法成效显著，使秦国以极快的速度强大起来，但他也得罪所有秦人，犯了众怒，欲杀之者多不胜数。平日里商鞅总是数十保镖跟从，出门总以铁甲战车护送。但有一个人他却无法防范，那就是秦惠文公。对于秦惠文公来说商鞅必死，因为一来民愤汹汹，秦国的变法需要一个平民愤的代罪羔羊。当年主推变法的就两人，一个是商鞅一个是秦孝公，所以这个替罪羊不是商鞅还能是谁呢？二来所谓“君子无罪 怀璧其罪”，“商於之地”在秦、魏、楚三国交界之处乃战略重地，岂容他人占据。但若随便收回，天下人会说秦王言而无信了，但若以刑法之名罚没就另当别论了。如此说来商鞅是杀定了，但怎么杀却是个问题，若以一般的谋逆、贪贿、割据之名不但牵强，还会使天下人觉得秦王过河拆桥，这时秦王异母弟公子疾出了个主意：以当年变法之初商鞅治罪太子太傅公子虔为名，杀商鞅。这个公子疾可不是无名之辈，他就是大名鼎鼎的樗里疾，因居樗里（一说楮里，今陕西渭南）而得名，此人足智多谋，绰号“智囊”，先后辅佐秦惠文王、秦武王、秦昭襄王等秦国君主，是颇有建树的秦国军事将领。樗里疾曰：“以国仇而治商鞅之罪，列国人才必远遁，以私仇而治罪商鞅，只损一时之名声尔。”秦惠文公一听觉得有理，若肯背上公报私仇的黑锅，对天下人来说，就只会认为商鞅之死是由于他得罪了太子，是偶然现象，与秦国国政无关，不会损伤秦国对列国人才的吸引力。

商鞅也很清楚自己的处境，收到秦孝公去世的消息后，不敢去咸阳（秦孝公十三年，即公元前351秦迁都咸阳）吊丧。在确切得知秦惠文公准备下手时，商鞅决定跑。他不能去楚国，因为秦惠文公的姬妾芈八子（大名鼎鼎的芈月）是楚国公主。他不能去魏国，因为他派人面见魏王，但魏王不愿意接纳他（这也算是他冷血对待信任他的魏公子卬的报应吧）。最后商鞅入关中，意图强行穿魏境入韩时，被秦国边境郑城（陕西华县）守军擒获。商鞅被带回咸阳后当众车裂，秦国百姓争啖其肉，尸骨无存，其族被屠尽。

《史记·商君列传》记载，商鞅急于连夜逃离秦境，不想被守关军士拦住，声称“商君有令，黄昏后非公事不得出城。”商鞅这才意识到必须投宿。他来到一家旅店，要求住宿。老板说：“既是客人我们当然欢迎，请问您是谁，弄不清身份，我会被杀头的。这是商君的法令，违背不得呀。”商鞅只好走出旅店，仰天长叹：“嗟乎！为法之敝一至此哉！”，这就是“作法自毙”这个成语的出处。

商鞅变法使得秦国一举摆脱窘境，迅速成为富裕强大的国家，为秦国逐鹿中原奠定了基础。但他也冷血好杀，曾经在渭水河畔，一次性处决七百犯囚，“渭水尽赤”。他为达目的不择手段，利用旧友之情俘公子卬，全然没有人情世故，商鞅冷酷的法家作风使得秦国宗室、贵族、百姓对其恨之入骨，众怒之下难有安卵。

商鞅之死更多是时代原因。战国乱世，弱肉强食，要么吃掉别人，要么被别人吃掉，诸侯难以独善其身。东周列国或多或少都顺应潮流实施了“变法”，这种“变法”的本质是打破旧有社会利益分配格局的改革，而这种改革的实施者又多是那个被后人称为“法家”的群体成员。韩非子总结法家的思想说，一罪之重，用重刑罚罪，从而止一境之邪，这样的价值观使得战国乱世中法家的法律普遍严苛残酷，法家人物如商鞅、吴起、韩非子等人也多不得善终，但采用法家变革建议的国家却都取得了富国强兵的效果。正因为此，中国后世两千多年，儒家虽然是整个社会价值取向的标尺，但法家思想却变成中国士大夫阶层的价值内核而保留了下来，直到今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