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兵新孙吴，守土古范韩。”
这是当年，陈毅形容刘伯承的一句话。
作为我军“军神”，刘伯承的军事指挥艺术及理论造诣，在国内外都屈指可数。同时，因为知人善用，解放军很多猛将都是由他一手“带”出来的。
举一个大家很熟悉的例子：人称“王疯子”的王近山将军。
早在1936年，21岁的王近山到红军大学学习。他年轻、调皮、爱开玩笑，上课时总爱坐在最后一排，方便和旁边的同学们开玩笑。当时，红军大学的校长是刘伯承。虽然公务很多，但只要得了空，他就会抽出一点时间来给大伙儿上上课。
而每次当刘伯承亲自来讲课时，王近山都会跑到最前面去坐，还认认认真真做笔记。同学们问他：“近山，为什么刘校长讲课的时候，你坐得那么端正！”王近山很坦率地表示：
“刘校长是中外闻名的军事家……常言道，强将手下无弱兵。我们在他的教育下，也许能成为常胜将军，也许还能成为一个军事家呢！”
多年后，王近山的话果然应验了。事实上，在刘伯承担任红军校长期间，我军涌现出了一大批像王近山这样的悍将。因此，不管是建国前还是建国后，也不管这些人后来的军衔有多高，他们对“刘校长”永远是敬重的。
但本期，笔者要跟大家说的，却是刘伯承的一次“被指挥”，这件事发生在1947年。
当时，刘伯承担任晋冀鲁豫野战军司令员，与老搭档邓小平配合。有一次，他们二人下去开会，见到了一名30岁的旅长。此人曾当着刘伯承和邓小平的面，直接表示：“你们的行动得听我指挥”。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一切，都要从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开始说起。
一：毛主席的一份3“A”密电
1947年7月29日，一份标着3个“A”的电报，被送到了刘伯承和邓小平面前。
电报是毛主席发来的，3个“A”意味着紧急、机密，这一点刘邓都很清楚。
打开电报，内容果然如他们所料，仍然是要求刘邓大军迅速挺进大别山。在电报中，毛主席强调：“现陕北情况甚为困难！”
让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的决策，并非毛主席一时想出来的，其决策前后共费时7个月。早在内战之初，毛主席就觉察到国军会将战争引向解放区，当时他就曾指示过刘邓大军可以向大别山、安庆之线前进。但此后战局一变再变，直到数月后，刘邓进大别山的策略又被提上日程。
1947年7月23日，已下定决心的毛主席正式致电刘邓，要求他们：“下决心不要后方，以半个月行程，直出大别山！”
这一决定，让刘伯承和邓小平陷入了思考：
一方面，此时部队经过一个多月的连续作战，处于极度疲劳的状态，需要长时间的休整；
另一方面，部队刚刚打了大胜仗，战士们的士气正旺。在这个时候要让他们“不要后方”，南进大别山，显然是需要进行思想动员的。
于是，针对毛主席7月23日的电报，刘邓在7月28日回电，详细陈述了目前部队的状态，并提出在内线继续作战一个月，然后再找时间动身。谁知，电报发出去仅一天，7月29日，他们就收到了前文所说的3“A”急电。
这封急电的到来，让刘伯承和邓小平深深地明白中央的决心，以及毛主席对刘邓大军寄予的厚望。于是，二人迅速复电，坚决服从中央指示。
随后，刘伯承和邓小平召集司令部各处、科的有关干部会议，在会上刘伯承强调：
“南下大别山，是党中央、中央军委赋予的战略任务，这是考虑一切问题的出发点和归宿，一切考虑都必须服从这一战略全局！
当天，刘伯承就下达了命令，指示第二天晚上开始行动。
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由此开始。
二：30岁的年轻旅长说“你们的行动得听我指挥”
命令已下，各纵队纷纷出动，像数支飞箭一般，向南插去。而在这一路上，最关键、最艰难、最重要的一仗，就是强渡汝河之战。
汝河，俗称南汝河，是淮河支流洪河的重要支流。8月份的汝河，宽约五六十公尺，水流虽不算太急，但水深丈余，河槽深陷，根本无法徒涉。同时，其两岸地势又较为平坦，视野开阔。这也就意味着，谁占领了制高点，谁就可以居高临下，控制敌人。
先遣队的指战员们站在汝河边，看着滔滔河水，兴奋地喊着：“大别山！大别山！再过两条河（汝河和淮河），你就会让我们踏在脚下了！”
一切准备就绪后，诸将都在等待刘邓首长下最后的命令。而就在这关键时候，一个深夜，在前线18旅的临时指挥部，警卫员喊了一句：“刘邓首长来了！”
18旅的这个指挥部，距离汝河河岸仅100多米，其实就是当地农民用树枝用杂草搭建的一个小窝棚。刘伯承和邓小平的到来，让这个小窝棚顿时热闹起来。
很多战士早前从未见过刘邓首长，都好奇地朝他们看过来。只见，刘司令员穿着一件再普通不过的军装、邓政委则站在他身旁，一边还站着拿着地图的李达参谋长。
大伙儿刚刚坐定，邓小平就对李达说：“打开地图，给大家介绍一下情况”。于是，李达便在油灯下，展开地图跟大伙儿说了几个要点：
其一，国军已经发现了我军挺进大别山的战略意图；
其二，我们身后有十几个师在追击，按时间来算，他们明天上午就能赶到，而河对面也有大概4个旅的敌人。
早前，大伙儿都知道前有堵截、后有追兵，却不曾想到情况已是如此危急。也就是说，到此时，刘邓大军已无路可退。
听完这样的介绍，刘伯承一手拄着木棍，一手撑着桌面，眼睛死死地盯着18旅的前线指挥人员们。刘伯承在阵前有个习惯：每当危机关头，他都极为严肃，很少开口讲话。但他一旦开口说话，则会让将士们一辈子都忘不了！
这一天的刘伯承也是这样，他说的那句话后来成为前线的口号，这句话是：“狭路相逢勇者胜！”
同时，在谈完具体渡河计划后，刘伯承和邓小平还做了一个重要决定：他们要和18旅一起渡河。
这一决定一出，马上有人站出来反对了。一些参会同志马上提出：
“我们大家请刘司令和邓政委，从友邻李德生旅那里的渡口渡河！”
刘邓问：“为什么？” 同志们回答：“因为那里比较安全！”事实上，从当时的情况来看，李德生旅确实是要安全一些的。刘邓首长对此的回复是：“不要管我们，你们只管打你们的就是！”
两位首长如此坚定地要同行，同志们想劝又劝不动，一时间这个小窝棚里的气氛变得很紧张。正在这时候，年轻的18旅旅长肖永银站了出来，对着两位首长说了句：
“这样吧！为了你们的安危！你们的行动得听我指挥！”
当时有包括李达这个参谋长在内的那么多司令部领导，谁能没料到一个才30岁的年轻旅长，竟然“敢”把两位首长都给“安排”了。
但听完肖永银这个话，刘伯承和邓小平却似乎并不意外。事实上，敢把自己的安全交到18旅手上，从某种程度上，他们就是冲着肖永银来的。
毕竟，这个肖永银，很不简单。
三：刘伯承一手带出来的
肖永银是河南新县人，1917年出生，5岁时母亲就去世了。13岁那年，在老家过不下去的他，自己跑去参军了。
在此后的几年里，小小年纪的肖永银可谓是九死一生。18岁那年，身为排长的他身受重伤。此时部队马上就要过草地了，按规定凡是重伤员一律要被留在老乡家里休整。团长张昌厚看着担架上的肖永银，心中万分不舍。
正巧红四军军长许世友路过，见爱将张昌厚眼睛一直盯着那副担架看，便问什么情况。张昌厚表示：“这个小鬼，让人舍不得呀！”许世友爱才，当即表示：“舍不得，你就抬上走！”就是因为这么一句话，18岁的肖永银才能继续跟着队伍前进，过草地、翻雪山。
初见许世友时是个重伤员也就罢了，更让人没想到的是，肖永银第一次见刘伯承时，竟是个“乞丐”模样。
1937年，肖永银所在部遭遇马家军，他与战友陈明义侥幸逃了出来。于是，此后他们二人步行了两千多里，一路风餐露宿，走出了祁连山，终于在镇原见到了刘伯承司令。
当时，刘伯承初见二人时，他们是这样的形象：脸黑的像块焦炭、蓬乱的头发盖住了半张脸，身上的衣服也成了一条条的破絮。刘伯承眼睛受过重伤，本不该流泪，见到这一幕硬是没忍住。
后来，刘伯承马上叫来管理处长，安排给他们二人理发、洗澡、换上干净衣服。不一会儿，当他们再次出现在刘伯承面前时，又是两个精神十足的小伙子。刘伯承拍了拍他们的肩膀，告诉他们：“你们养精蓄锐，准备迎接新的任务！”
就这样，两人都被编入了刘伯承部，跟着他开赴太行山区。这一年，肖永银和陈明义都刚满20岁。多年后，这二位都成了赫赫有名的战将。
肖永银常常跟人说：“我打仗，那都是从刘伯承那里学来的！”这句话，说的是事实。自从入了刘伯承麾下，他就跟尤太忠、王近山等人一样，得到了刘伯承的“真传”。
肖永银文化水平不高，从小放牛，只上过一年小学。刘伯承是正规军校毕业，曾在苏联系统学习过，但讲起战略战术来，他永远都是形象生动的。他有很多经典作战“语录”，比如：
雷公打豆腐，专捡软的欺；
饭要一口一口吃，不要想一口吃成大胖子；
五个指头按五个跳蚤，结果一个都抓不到；
狗戴沙锅，乱撞乱碰；
五行（任务、敌情、我情、地点和时间）不定，输得干干净净！
这些话里，其实都藏着高深的战术理论，经刘伯承这么一比喻，肖永银等人马上就能明白过来。因此，在后来的大杨庄战斗、陇海路战役、杞县战斗中，肖永银都表现得极为神勇，战友们都叫他“现代猛张飞”，刘伯承和邓小平也曾通令嘉奖。
了解了肖永银的成长经历，咱们自然就能明白：刘伯承和邓小平为何会在生死存亡之际，把保护司令部的重任压在肖永银身上。
事实上，当时旅里的战士们听说刘邓首长就在自己所在的队伍内，一个个都深受鼓舞。“刘司令员亲自指挥我们作战”、“邓政委就在我们身边”，这样的消息就像长了翅膀一样，迅速传着。
与此同时，其它各纵队，也都不甘示弱。就这样，刘邓大军在敌人眼皮子底下，浩浩荡荡渡河。
不久，已经安全到达彭店的刘伯承和邓小平，站在街上等着各部归队。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早前他们和战士们约好了：“我们彭店见”。
每一支部队来报道，刘邓便关切地问：“你们的人到齐了吗？”指战员们立正、敬礼，大声回答：“报告首长，到了！”刘邓回答：“快到宿营地吃饭，早点休息！”
就这样，刘邓一直守到天黑，守到最后一支部队过江。期间两人都是30多个小时，颗粒未进。
待一切稳定，“惊魂未定”的肖永银被叫到了临时司令部。他进去时，刘伯承和邓小平正从容地谈着白天的汝河之战。
一见他进来，两人都高兴地招呼他坐下。但在狠狠地把他夸了一顿后，刘伯承又走到了军用地图前，淡淡地说了一句：“明天拂晓前攻下息县！”而后，刘邓又讨论了起来。
多年后，肖永银回忆起这次汝河之战时，曾说过这样的话：
“那天晚上领到新任务回营地的路上，我就在想这是我最紧张、最严重的一次作战。但从始至终，我怎么就没发现两位首长有过一丝害怕呢？真的不怕吗？”
对于这个问题，多数军史学家持这样的观点：生死一线，谁能不怕？只不过，他们都相信自己带出来的兵！
四：刘伯承病逝，邓小平审定治丧名单时急了
新中国成立后，刘邓大军麾下的悍将们都受到了重用，肖永银也担任第12军副军长。
虽然跟老首长们离得远了，但只要一有事，肖永银总爱来跟两位老领导汇报。比如抗美援朝时期，眼见着各兄弟部队、老战友们都能上阵场，却怎么也没轮到他，他便跑到刘伯承家里。
一见到刘伯承，肖永银眼泪都急出来了，他说：“刘院长（当时刘伯承是军事学院院长），我们12军要去抗美援朝，请你批准我去！” 刘伯承见他这么着急，当即提笔送他两个字：“同意！”此后，肖永银在上甘岭战役上的表现，没让刘伯承失望。
1955年，也就是强渡汝河的8年后，新中国授将，年仅38岁的肖永银被授予开国少将军衔。值得一提的是，当年刘邓麾下的王近山授开国中将，尤太忠授开国少将（1988年再被授予上将军衔），王宏坤授开国上将，杨勇授开国上将，陈锡联授开国上将，陈赓授开国大将……
晚年的刘伯承在北京的一间四合院里生活，这些将军们每每到北京来办事，总爱来看看老领导。让肖永银永远忘不了的，是刘帅病重时的那次见面。
那天，肖永银从外地赶来，来到特别病房。当时，刘帅已双目失明，躺在一张白色的床上。肖永银走到刘帅跟着，握住他的手，大声地说：“是我，肖永银，看您来了！”
刘帅虽然看不到，但显然是听到了的。他张着嘴，无法说话，重重地呼吸着。此后，肖永银就坐在旁边，静静地守着这位戎马半生的老领导。直到半个小时以后，刘帅的情绪静静平复了，他才起身，端端正正地对着刘帅敬了一个军礼。
1986年10月7日，94岁的刘伯承病逝。
当时，各大军区要派人赴京参加吊唁。邓小平以及刘帅的夫人汪荣华，在审定工作人员递上来的治丧名单时，都很快就发现：怎么把肖永银给忘记了。邓小平直接就急了：“怎么能没有肖永银？”
做了那么多年搭档，邓小平了解刘伯承，知道他有多欣赏肖永银，他自己又何尝不是呢？
于是，汪荣华亲自打电话到军区，找到在军区任副司令员的肖永银。一收到消息，肖永银马上登上了飞机，直奔刘帅家里。站在老帅面前，肖永银扑到在灵床前，嚎啕大哭，口中念着：“刘帅，我肖永银来晚了，没有给你送行！”
尾声：
“我从抗日战争开始跟着刘帅，是他教会我打仗，把我培养成一个高级指挥员。没有他，就没有今天的肖永银！”这是晚年的肖永银，经常跟战友们说的话。
2002年4月29日，肖永银将军在南京逝世，享年85岁。
岁月匆匆。当年在汝河岸边那间小窝棚里，一起商量过河大计的那群人，都已经不在了。但我们，仍在怀念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