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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漫长的大型文明史铸就了独特的文化底蕴，每一寸国土都有自己的故事，每一份史料背后都是当年铁骑逐鹿，黄沙漫天的往事。咱们上次说到河套平原虽然偏居一隅，但是它深度参与到中国古代史中，在众人皆知的历史事件中登台亮相。它是赵胡服骑射征讨匈奴夺得的沃土，也是汉匈战争持久战的前哨与魏晋南北民族融合的中心区之一。这些都彰显了河套平原独特的战略地位。但仔细回味一番，似乎有一点陌生：在中国2000年大一统王朝历史中相比漠南草原的豪迈，西域的起起伏伏，青藏高原的神秘，关中陇右的核心作为，我们似乎找不出一个词来形容河套平原。河套平原不同于河西走廊，其位于农牧分界线以北，本是游牧民族青睐的肥沃大牧场，但在数千年农耕畜牧民族冲突与民族融合的历程中，伴随着水土流失的大开发中，麦苗青青与沙漠化形影相随，让这个地区在人地矛盾，农牧矛盾中赋予奇妙色彩。成为唐肃宗称帝平定安史之乱前的大本营，唐后期在实战中崛起朔方军的源泉乃至西夏立国之基石。 让我带大家继续了解这个重要却常常为人所忽视的历史盲点，给大家带来新视角。我相信在阅读完这篇文章之后，你会有自己的答案。 河套平原简史的下半段要从唐王朝与突厥的斗争开始。 唐朝建国就有倚仗突厥的成分。陈寅恪认为隋末中国北部群雄并起，都（形式上）奉突厥为宗主方，与其交好，李渊一人岂能例外?虽然后期唐王朝战胜了突厥，依旧不能掩盖起兵时亲自写信与突厥始毕可汗联系这一事实，就像汉初匈奴往事。毕竟在河套平原简史（上）末尾我指出了： “一切政权都无力在河套平原乃至阴山南坡构建行之有效的防线，确切的说当时河套是一片不适宜建立防线的牧区。阴山从此对大漠游牧民族洞开，突厥可以自由南下关中，威胁一切定都渭河平原的政权，该问题直到唐太宗灭东突厥方最终解决，历时百年之久。” 温大雅《大唐创业起居注》记载了刘文静去突厥求援的前因后果，但为尊者讳，不提及高祖称臣。只有在颉利可汗（突厥一代雄主）败亡已成定局后，太宗大喜过望说漏嘴，才泄露黑历史。由于唐王朝最初只是地方割据政权，无暇顾及北方，反倒是突厥频频带着梁师都伪政权南下。【1】隋唐少数民族南下常走漠南(阴山)一高阙一西受降城(建城就是为了阻遏)一灵州一长安这条线路. （武德）九年七月，颉利自率十余万骑进寇武功京师戒严。己卯，进寇高陵，行军总管左武候大将军尉迟敬德与之战于泾阳，大破之，获俟斤阿史德乌没啜，斩首千余级。癸未，颉利遣其腹心执失思力入朝为觇，自张形势云：“二可汗总兵百万，今已至矣。”太宗谓之曰：“我与突厥面自和亲，汝则背之，我实无愧。又义军入京之初，尔父子并亲从，我赐汝玉帛，前后极多，何故辄将兵入我畿县？尔虽突厥，亦须颇有人心，何故全忘大恩，自夸强盛？我当先戮尔矣！”思力惧而请命，太宗不许，絷之于门下省。太宗与侍中高士廉、中书令房玄龄、将军周范驰六骑幸渭水之上，与颉利隔津而语，责以负约。 那么河套平原的重要性又一次凸显出来。河套作为北方游牧民族获取中原的踏板与补给基地具有重要作用，那么为了削弱他们，在基本统一后，强有力掌握河套又一次提上议程。 此时河套是突厥所控的草原贞观元年阴山以北薛廷陀、回纥、拔也古等十余部相继叛离突厥，引发了突厥内部连锁反应，唐朝乘机北伐消灭梁师都政权，与河套隔河相望。贞观四年正月,在寒冬恶劣条件下李靖带数千精兵从马邑（是不是很熟悉,汉匈老地方了）出发突袭突厥。首战告捷后，唐军持续北击，不给东突厥政权留喘息空间,直至其灭亡。唐朝把内附各族部落主要安置在河套地区境内，随着内附部落的增多，唐朝在灵夏两州间设”六胡州“，将数万外族安置在此，以本族贵族统治其人民,其中有一个党项部落叫平夏部。 唐在河套及周边地区设置的州有丰州（五原县）；夏州（乌审旗）；宥州（鄂托克旗）等。贞观十三年“边境广事建立由当地部族酋长为都督刺史的羁縻州府”，又设都护府加以领护。水淳元年(682) 突厥贵族阿史那骨咄禄叛唐，建立后突厥汗国，连年侵掠河套地区。此时朝堂乱，武则天尚无心外战，对后突厥采取了退让放任的态度，加之不久后河北契丹犯边，安西吐蕃进攻，更无暇顾及。景龙二年(708)， 朔方道大总管张仁愿在河套沿黄河外侧修筑三大受降城：东（托克托县）、中（包头西）、西（乌拉特中旗），以此控制河套。开元二年（714年）迁安北督护府治所于中受降城。天宝元年（742年）改为九原郡，十三年（754年）于九原郡内置天德军。乾元元年（758年）复为丰州。唐王朝与突厥等民族之间战事较多，因此行政（军政）建制单位多有变迁，不多赘述。【2】 708年唐朝乘默啜可汗西征突骑施时遣张仁愿（亶）北拓，且于河套北岸筑三受降城，耗时2个月，并于牛头朝那山(今内蒙古土默特右旗西北)以北置烽候众多。 “仁愿至军而贼众已退，乃蹑其后，夜掩大破之。先，朔方军北与突厥以河为界，河北岸有拂云神祠。突厥将入寇，必先诣祠祭酹求福，因牧马料兵而后渡河。 时突厥默啜尽众西击突骑施娑葛，仁愿请乘虚夺取漠南之地，于河北筑三受降城， 首尾相应，以绝其南寇之路。”——《 旧唐书 · 张仁愿传 》 筑三受降城,占漠南地，严重削弱突厥。北拓所得土地用于建城并在周边军垦，并因气候变化开发了大量盐矿,给予当地驻军的军粮供应和经费开支。河套三受降城与周边军州形成完整的朔方军系统:大多靠近天水-宝鸡-长安一线的军事行动，多由朔方、陇右、河西三者相互协调承担,作为完整体系的朔方镇,不仅拥有优秀的军事驻防基础，还拥有交通便利与经济地位,足以建国独立(西夏第0步).至此河套自保有余还能支援周边的完备防御系统带.三受降城又先后为所在都护府,军州首府。唐代也是汉族王朝里唯一没大建长城的朝代，但三受降城对御边仍起重要作用。 灵州为首府的朔方节度使下辖军镇,机动部队及其兵马配置情况《旧唐书-地理志一》记述如下: 朔方节度使，捍御北狄，统经略、丰安、定远、西受降城、东受降城、安北都护、振武等七军府。朔方节度使，治灵州，管兵六万四千七百人，马四千三百疋，衣赐二百万疋段。经略军，理灵州城内，管兵二万七百人，马三千疋。丰安军，在灵州西黄河外百八十里，管兵八千人，马千三百疋。安远城，在灵州东北二百里黄河外，管兵七千人，马三千疋。西受降城，在丰州北黄河外八十里，管兵七千人，马千七百疋。安北都护府治，在中受降城黄河北岸，管兵六千人，马二千疋。东受降城，在胜州东北二百里，管兵七千人，马千七百疋。振武军，在单于东都护府城内，管兵九千人，马千六百疋。 716年默啜可汗在不断南侵折腾朔方十几年后被杀，毗伽继位,始改善对唐关系。722年张说任节度使并巡边，剿叛成功后开始裁军,但加强对边军的建设。李浚（后改名李亨,唐肃宗）727年遥领朔方节度使。742年朔方节度使王忠嗣列重兵于碛口，动员各族进攻后突厥，乌苏米施可汗逃走。其出兵取突厥右翼，744年大破突厥左翼。自此直至九世纪中叶回鹘败亡一直未能对唐朝造成大冲击，因而朔方无战事.从武则天时代建立的丰安军到玄宗天宝年间的振武军，时间前后四帝,近半个世纪。自西向东依次是:丰安军、经略、定远、三受降城、振武军。从空间分布形态来看，七军镇沿着黄河由高到低层层布防，共同构成捍卫长安乃至关中河东并州的一条弧形防线.这也就是说，以朔方节度使所辖军镇为骨干、依托黄河南北布防的格局，历时近半个世纪才最终形成。朔方节度使至此跻身天宝十节度使之一，成为拥立肃宗和平定安史之乱的重要力量，唐王朝危难时的庇护所。这是唐王朝生死时速的突破。 十年后安史之乱爆发此时王忠嗣已因与太子（后来的肃宗）李亨关系亲密，在几年前卷入宫廷斗争，暴死于四十五岁。所幸还有郭子仪：由时任天德军使兼九原太守，迅速继任节度使。其迅速整理朔方军东进云中，南下河东，以朔方为大后方源源不断整合诸如突厥、回纥、党项、吐谷浑及昭武九姓等力量,在种种坎坷中拯救了大唐王朝，但埋下了少数民族聚居的隐患。正如陈寅恪在《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中提及："在李唐最盛之时即玄宗之世，东汉、魏晋、北朝文化最高之河朔地域，其胡化亦已开始....故民族受其影响，风俗为之转变...而成为一混杂之胡化区域矣。” 总而述之:朔方节度使辖区东接代北，西达河西,，对切断吐蕃(青藏高原少数民族政权)与突厥党项(漠南少数民族政权)的互相沟通(这在明清就是蒙藏互通)具有重要军政战略价值,在内附游牧族类反叛不断的情况下，设立朔方节度使势在必然，随之也提升河套地位。因为疯狂开源节流优化体制机制，充实朔方力量，所以朔方越来越好,历任节度使政绩显著，大都走上官场发展快车道，朝廷也越来越重视,派更强悍的人来此地为官,治理能力越来越好,实现良性循环:张说裁军增效，升为中书令，封禅后任右丞相。张仁愿拜相，封韩国公,走上人生巅峰。王忠嗣接过张仁愿守边数十年功业，在天宝年间就疯狂在河套各要害点基建技能并且制定往外拓张战术,使突厥根据地、手上最肥,人口密度最大的河套地成为唐朝北疆重镇，被牢牢控制。只可惜卷入宫斗不得善终，宝应年间追赠兵部尚书.然后郭子仪副元帅横空出世,奋六世之余烈的朔方军外加自身极其强悍的战略布局与战术微操让其力挽狂澜,成功平叛. 唐朝很少修筑长城，边防的重心更多发挥节度使主观能动性，依靠边军建设与地区发展,提供充足物资与战略纵深,满足野战大兵团持续机动作战能力。河套虽为中央控制并以其为血库，但在晚唐河套依旧以强藩身份干预朝政，被唐中央剧烈打击。朔方军在李怀光被逼反之后的螺旋弱化(边患强则稍 重,边患缓而狠 削)与中央皇权受强藩掣肘，拿不了河北开刀,只能削弱朔方。宁可削弱帝国柱石，长远损害国力，也要保证其短期不谋逆，以保李唐江山社稷。宪宗年间因洪灾西受降城城南被毁。天德军防御使上表请修筑而被驳回，此即为例子。 "李怀光咸以勇力，有劳王家，为臣不终，遂行反噬"——《旧唐书·李怀光传》 安史之乱后唐中央重心的变化和主要矛盾与支撑点重心的转移是不可逆趋势。在不断削藩的过程中潜伏已久的党项民族势力渐趋汇合，利用地方管理体系弱化的时间窗口不断发展。而党项政权并非从“生蕃”族群身份崛起，而是以地方藩镇扎根一方，其本身就已经反映九世纪前后剧烈变化格局下地方集团的浮浮沉沉。 “外族盛衰之连环性者，即某甲外族不独舆唐室统治之中国接触，同时亦与其它之外族有关，其它外族之崛起或强大可致某甲外族之灭亡或衰弱，其间相互之因果虽不易详确分析，而唐室统治之中国遂受其兴亡强弱之影响，及利用其机缘，或坐承其弊害，故观察唐代中国舆某甲外族之关系，其范围不可限于某甲外族，必通览诸外族相互之关系，然后三百年间中国舆四夷更迭盛衰之故始得明了”——《唐代政治史述论稿》 黄巢起义时，掌控宥州的拓跋氏党项族出兵，僖宗赐其首领思恭为“定难节度使”，后被封为夏国公,历经唐,五代,宋,直至元昊建国前历代世袭而无改。至此拓跋氏为首的党项族各部牢牢控制了夏、银、绥、宥、静五州之地，有政治地位,也有军事实力与自主体制,成为事实上的民族地方割据政权(西夏前身)。 唐末五代西北方向吐蕃与正北方向各游牧民族的衰落,一方面中原中央政权的重心由关中逐步挪移到黄河中下游,经济因素在重心转移过程中发挥着最重要作用；另一方面民族矛盾的重心渐趋的向东北方向转移。契丹在东北崛起为中原新威胁。随着各矛盾的激化，各藩镇坐大，并且为抢地盘混战不休。夏州政权见风使舵，趁火打劫，在保证五州基本盘经营的情况下，先后与王重荣、李克用、李茂贞等藩镇发生过战争，不断蚕食扩大地盘，除了被夏州政权切断与唐中央联系的河套天德军，反而因为隔绝获得了长久和平，直到920年耶律阿保机进攻天德军城，节度使宋瑶降，辽将其改名为应天军。后天德军叛乱，将天德军军民迁到大青山下，因辽鞭长莫及，吐出河套大部，将故丰州和天德军首府都迁至今呼市处，建立西南面招讨司。辽西南面招讨司据《辽史-地理志》有6座军州：丰州（天德军），云内州（开远军），宁边州（镇西军），东胜州（武兴军），金肃州和河清军（每篇文章写到这一块的时候，我都无比的想diss脱脱） 当时夏州政权重心在周旋于各政权之间，尚未北顾，直到北宋初年，河套大部处于空白。 982年夏州政权内乱，时任节度使献城于宋廷，以谋稳固地位，宋朝立即派重兵镇守，设置行政单位。李继迁（被元昊追封为西夏太祖）不愿委身，遂叛，并谋取辽的支持与册封，屡败屡战，像打不死的小强一样疯狂袭扰，胜则据城，败则游击，善用伏击与欺骗，先复五州旧地，册封节度使，1002年朔方和灵州被其攻克，西夏国业初定。 西夏守城本领不错，这个技能点是老传统了：后唐时趁党项世代交接，需朝廷册封之虚，下诏令党项政权移治延州，意欲释其兵权，打断其数百年武装割据。并由延州节度使派兵五万围攻夏州，先礼后兵。因数月久攻不下，后唐军悻悻而去，夏州政权虽以恭言复后唐朝廷，但俨然独立王国。成吉思汗死于兴庆府的死磕下亦是如此。 夏州贫瘠，非有珍宝蓄积可以充朝廷贡赋也；但以祖父世守此土，不欲失之。蕞尔孤城，胜之不武，何足烦国家劳费如此！。——《资治通鉴》 西夏疯狂和大宋打拉锯战是双输。河西和河套都是帝国边缘底子薄，当前线基地行，不足以供养持续性战争，宋辽与西夏的北线争夺战基本不会超出府，麟，丰，绥，府州折氏与种氏作为地方军功大族成为大宋之光。宋夏之战凡尔登绞肉机没区别：大家菜得恰到好处，北宋挤牙膏往前推进，多有反复，消耗了大量国力与时间，一直到哲宗时期都未有大突破（神宗朝的胜利被粉碎），后期北宋内斗葬送前线大好形势；西夏十分擅长蚕食，自保有余，步步紧逼，例如窟野河，数十年蚕食十余里的土地。但因为资源不足无力大战，频繁侵宋的同时还与宋的贡使往来甚密，以求互市贸易，称“吾之所以连年点集，欲使南朝惧吾，为国人求罢兵耳”；打酱油的辽倒是大兵团作战，但辽占河套的天德军远离统治中心，鞭长莫及，后来专设西南招抚司，转隶南京府都改变不了这个局面。1044年辽兴宗亲征，收复河套，渡河南，在鄂尔多斯与元昊主力大战，十万精锐损失惨重，而西夏核心区一半在坚壁清野中沦为焦土。兴百姓苦，亡百姓苦，河套屡遭无意义的战火。然后我都不想讲这些故事，奇奇怪怪的操作看吐了。 此段史反而有一个奇怪的亮点：辽天祚帝1122年首次仓皇出逃至夹山到1125年从天德军继续出逃被俘为止，在河套兜兜转转，几次袭扰燕云，故南京府（大同），屡战屡败，屡败屡战，但在西夏支持下坚守着河套这片基地，颇有一种历史重演之感。耶律大石也在此与天祚帝分道扬镳，率嫡系部队北上西进重建辽，史称西辽。 北宋后期真的快灭亡西夏吗，还是宋史在粉饰？ 西夏趁北宋，辽败亡拣桃子倒是很开心，夺辽河清军，金肃军和宋府州，丰州，与金结盟交好数十年，直至成吉思汗南征，迅速占领河套。 元朝不在国境线上，很稳定。1359年元军与红巾军大战于丰州府城，至此丰州毁于战火，居民大量南逃。至此丰州退出历史舞台。 明朝河套又成为拉锯战的焦点。明朝洪武年间对北元成功的系列军事胜利之后，为持续防御蒙古各部南下威胁核心区，在长城北边设立诸多卫所，其中大宁、东胜等几个卫所为核心节点。成祖时直接弃大宁，东胜节点内迁了（我至今非常迷惑），将河套几乎无设防的出现在蒙古铁骑目前。《明史》称:“天下既定，徒宁王南昌，徙行都司于保定，遂尽割大宁地畀三卫，以偿前劳。” 由于明朝北防全面南移，蒙古各部步步南下，直到不断摸索与明以长城为线南北对峙。随着时间变化大明对蒙古各部威慑力越来越小，并且伴随着小冰期的到来，气候异常导致蒙古人迫切需要补充资源弥补天灾损失。在宣德年间，蒙古各部陆续入据河套，并且依此为出发点肆无忌惮的四处袭扰，频繁地对明朝沿边打击，对北部边防造成巨大威胁。由此明朝朝堂上就有多种角度探讨方案的可行性，终选择暴力对抗：红盐池之役”和“韦州之役”是明朝对蒙古为数不多的大胜，使蒙古不得不退出河套，一代人以后才卷土重来，扎根于这片沃土直至今天。从明军反攻蒙古的时间来看。在季节上明军一般是在春季花开时节对蒙古作战，极力避免在严冬发生大规模军事行动。从蒙古“扰边"的地域来看，河套始终是被攻击的重点区域，原因包括团结蒙古各部所需要的居中管控便利以及土壤肥沃，适宜半游牧半农，逐步形成王国外。河套平原先后有瓦剌可汗、达延汗、阿拉坦汗、林丹汗蒙古政权。有明一代需要打压甚至消灭他们，尽可能减少其势力，控制其对边镇的袭扰，费力而不讨好。 无论土木堡之变还是庚戌之变，都是河套丢失的延伸恶果而已。 俺答汗发家之地是河套平原，因此他对河套平原开发十分重视，就非常好理解了，这是可遇不可求的。俺答汗模仿元大都筑城，该城竣工后，明廷赐名归化。屯田与移民实边发展了河套的经济，实为利国、利民、利地方之举，但做不到啊……明王朝有力无心，没有实现良性循环，俺答汗有心无力，游牧民族统治阶级局限性与丰洲滩版升汉族的思绪相互碰撞，外加明中后时期没有掌握到现今的水利科技，开发难度颇大，其动员机制与体量只能维持半农耕政权。部分学者认为明与北元-蒙古的对立是中国历史上第三次南北朝，但要是很早就有这种二元对立模型，对世界的认知就容易崩塌：现实的历史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错综复杂的，而不是本文一句话轻飘飘的带过，最优解是搁置与明朝对立的想法，选择向青藏，中亚拓张。而且河套平原作为蒙古文化向青藏高原传播的中转站，起到极大沟通作用。详见明朝“抚藏御蒙”政策研究--以隔断蒙藏联系为中心.pdf，它间接影响清朝对西藏局势的控制。 1627年林丹汗作为最后一代蒙古共主，攻占了俺答汗故地核心城市归化城。1636年，皇太极消灭林丹汗政权并获得其部属拥戴，在法理上相连。由此至清末，河套皆属清朝疆域。 康熙在灭准战争时，曾将归化城作为重要补给基地，作为前线物资的前线枢纽，河套平原重现焕发出生机，而灭准所获得商路也是始料未及的，这可就赋予河套平原地区机遇与挑战，我将在（下）讲到河套平原的晋绥化，讲述走西口与山西人如何重塑河套平原的。 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依，整个河西走廊的历史都必将围绕整个中国历史的全局来审视。大厦将倾，独木难支，大动乱时代总是考验着中央对于边疆地区掌控能力。这已经由河套平原历史所验证。而上文加粗“后突厥汗国，连年侵掠河套”说明河西河套不一样的地方：河西是冰山融水制造的稳定农业带突出部，兵家必争的输血管，更多是各势力狂风骤雨快刀斩乱麻的大战恶战，谁赢就carry全场。吐蕃等少数民族政权对河西走廊的管辖清楚解释了：“少数民族大多对汉族核心区无法实现长期稳定统治。吐蕃占领河西走廊无法形成完备的赋税收集系统。它们要么将河西走廊变成牧场，要么就把统治阶级变成农业人口。” 河套则是在几个关键节点之外,阳光下无新鲜事,只要主要矛盾不变.正是依托唐王朝中央希望控制东西，南北两条线相互交织,河套才得以成为战略重镇而非停滞于边疆区之一:只要首都居于关洛，河套就会保持重要战略地位，而远离该区域（如定都北京南京）就只是无伤大雅的战术位。况且河套在晚唐与明都陷入了治安战的泥沼当中:并不是往常农牧交杂地区的大兵团碰撞,而是不断的星星之火与反复袭扰.晚唐是节度使边将与中央,士兵哗变与军州的矛盾;明代是丰州版升的民族，阶级矛盾混合,这样的问题就非常错综复杂,过于细碎。仔细说就无异于专著,只说一点未免一叶障目不见泰山.但这可能才是历史的常态:不断的抻与磨.韩愈所说的“诸侯用夷礼则夷之，夷而进于中国则中国之”[8]正是生动的写照。 注： 【1】梁师都是河套本地豪族。为隋末地方割据者。联兵突厥反隋，占据陕北陇东诸郡，称帝，国号梁，建元“永隆”为期12年：617年（隋大业十三年）-628 年（唐贞观二年）。称其为“伪”政权是表达对其多次带路党行为，堪比石敬瑭的批判。 【2】各版本区别比相同点还多，这段文字查了四小时，心态爆炸。《唐贞观四年设置突厥羁縻府州考述》有总结，并参考内蒙古区情网 - 内蒙古自治区志行政区域建制志概述。 《资治通鉴》把朔方节度使成立放在卷212, 唐玄宗开元九年(721)十二月，《通鉴》叙事体例是具体月份不明的事件一般会放年末，故其认为是开元九年，但具体哪个月不好说。 《唐会要》写的是:"开元元年(713) 十月六日敕". 【4】中晚唐与后续时代河套也发生了众多跌宕起伏的故事,但篇幅有限,详略得当很棘手 【5】胡钟达的《明与北元一蒙古关系之探讨》和唐玉萍的《明朝对蒙政策述论》都有述及这个观点。 参考文献： [1]李文才.朔方节度使与唐代中前期西北边防——以“安史之乱”前西北地区的战略协作为中心[J].陕西历史博物馆馆刊,2014 [2]葛剑雄.中国历代疆域的变迁[M].商务印书馆，1997， [3]谭其骧.中国历史地图集[M].中国地图出版社, 1982. [4]荣新江.中古中国与粟特文明[M].三联书店,2014 [5]册府元龟 [M].中华书局, 1996. [6]脱脱.宋史[Z].北京:中华书局,1977 [7]龚世俊,等.西夏书事校证[M].兰州:甘肃文化出版社, 1995 [8]韩愈.韩昌黎集校注(第二版) [M]. 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 [9]顾颉刚、史念海.中国疆城沿革史[M].商务印书馆，2000. [10]王天顺.西夏地理研究[M].甘肃文化出版社，2002. [11]林荣贵.中国疆域史[M].黑龙江出版社，2007. [12]王天顺.西夏地理研究[M].甘肃文化出版社，200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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