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国保 曾鸣 | 越南藏《交州志》的成书年代与资料来源新探

陈国保

  广西师范大学越南研究院教授，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首席专家。主要研究中国南部边疆民族史、中越关系史、域外汉文典籍等，在《民族研究》《中国边疆史地研究》《清史研究》《史学月刊》《中国历史地理论丛》等学术刊物发表论文数十篇，主持国家、省部级项目多项。

曾鸣

      云南大学历史与档案学院中国边疆学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中越关系史、越南汉喃文献整理。

提要：越南流传的多种抄本的《交州志》，或称《交州舆地志》，对于研究中国西南边疆历史地理、中越历史交通地理以及明代中越关系，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法国、越南学者曾相继对该文献的成书年代和资料来源进行考察。本文认为，要厘清《交州志》的资料来源与成书年代问题，关键在于解决其主体内容“入交道三”的史源问题。通过对中越相关文献的比照研究，笔者推测《交州志》的前一部分当出自明代“郡县安南”时期(1407-1427)的某种文献记载，而其主体部分的“入交道三”，则应源自明代“议征安南”期间(1536-1541)，廉州知府张岳结合中国历代文献的记载和安南使臣头目的奏文供述，以及实地调研采访所得资料编制而成的“贼情地形册子”。

关键詞：交阯地图；交州志；入交道三；议征安南；张岳

 

越南汉喃研究院藏有《交州志》(或称《交州舆地志》)抄本多种，其内容与明代中越关系史上的明初“郡县安南”(1407—1427)和嘉靖“议征安南”(1536—1541)这两件重要史事存在直接关联，具有很高的史料和学术价值。前辈学者对于明永乐和嘉靖时期的中越关系做过较为深入的探讨和研究，但对形成于当时的文献，缺乏应有的发掘，本文着重就《交州志》的文本形成年代及资料来源问题进行探讨，以求更好地推进明代中越关系的研究。不当之处，敬请批评指正。

 

一、“交阯地图”与《交州志》

 

“交阯地图”是明代官方在“郡县安南”时期绘制的关于交趾—安南的舆图，也是有明确记载的第一种明代交趾—安南地志类文献。由于“交阯地图”是明军统帅张辅等人在征伐安南期间开始编绘的，因此该文献的完成应结合了实地的调查和安南方面的原有资料，具有文献学与历史地理学的双重价值。检索相关中越史料，我们对出现在明代以及古代越南文献典籍之中的“交阯地图”的记录和文本整理如下。

(一)明代文献中的“交阯地图”

永乐五年(1407)六月初一日，明王朝下诏改“安南”为“交阯”，沿袭汉代在南部边疆所设政区的名称，并在今越南北、中部地区开设都、布、按等交阯三司，置交州等十五府，下辖四十一州及二百一十县。开启了近二十年的“郡县安南”时代。

“郡县安南”以后，明代最早关于“交阯地图”的文献记录，可以追溯到成书于明宣德五年(1430)的《明太宗实录》，其有记载云：

 

交阯总兵官新城侯张辅、西平侯沐晟等旋师至京，辅等上交阯地图，其地东西相距一千七百六十里，南北相距二千八百里。上嘉劳之，赐辅、晟等及诸将宴于中军都督府，旗军人赐钞五锭。

 

其后，《皇明通纪》(成于1555年)、嘉靖《广东通志》(成于1561年)、《殊域周咨录》(成于1574年)和《苍梧总督军门志》(成于1579年)等文献均采录此说，这是目前我们在明代典籍中所见提及“交阯地图”这一文献记录的前后沿袭情況。

那么“交阯地图”的内容与原貌究竟怎样呢？明代以来的中国典籍均以《明太宗实录》所记录的“其地东西相距一千七百六十里，南北相距二千八百里”为其基本内容。《殊域周咨录》虽然在此基础上增补了“建交趾布政司、按察司及都指挥使司于交州府。置府十七、州五，领各州、县，卫十，千户所二，军民大小衙门共四百七十有二”等内容，但其提到的“置府十七”，实际上并不是“交阯地图”完成时的交阯三司建置情況，由此不难推测《殊域周咨录》所增补的内容，并非出自“交阯地图”。

同时我们还注意到，编绘“交阯地图”的时间应该并不长。若从明军入境安南的永乐四年(1406)算起，至永乐六年(1408)张辅等人呈献“交阯地图”，不过两年。面对繁杂的军政事务，期间专门安排人员，组织编绘地图的时间，应该并不充裕；而且“交阯地图”为张辅等人“旋师至京”时所献，具有极强的政治象征意义，故而其内容不会太复杂。又由前文所述可知，“交阯地图”完成的时间晚于明开设交阯三司的永乐五年(1407)六月。鉴于此，其内容应基本涵盖当时明交阯三司的辖境，并对各府州的位置逐一进行了标注。

(二)存录有“交阯地图”信息的越南诸抄本《交州志》

《明太宗实录》关于“交阯地图”的记载，也为后世越南王朝的一些文献所转录。如成书于阮朝(1802-1945)嘉隆十年(1811)的《千载闲谈》中言：“按明史臣陈建编录，张辅籍本国舆地，东西一千七百里，南北二千八百里，府五十、州四十一、县一百零八、户三百一十二万。明帝御奉天门受之。”成书于阮朝建福元年(1884)的《钦定越史通鉴纲目》也录有“辅上所拓地图，东西相距一千七百六十里，南北相距二千七百里，建设大小衙门四百七十二所”之说。

除此之外，越南后黎朝(1428-1789)的《洪德版图》中附录的一种题为《交州志》的文献，其内容与史载中的“交阯地图”也具有某些相似的特征：第一，《交州志》首题“明永乐中，张辅、沐晟攻胡季釐，事定撰献”。与《明太宗实录》关于“交阯地图”作者和完成时间的描述基本一致；第二，《交州志》中有对交趾地区疆界里数的描述，内容也与《明太宗实录》的记录基本相符。根据以上两点，可以做出初步推测，即这种由张辅等人“撰献”的《交州志》，可能就是中国史籍仅载其名，而未得其原本的“交阯地图”。

通过进一步爬梳越南相关典籍，我们又发现《交州志》的文本内容在越南还曾以附录、传抄的形式，见载于《千载闲谈》和《兴化风土志》等文献之中。其中，在不同版本的《千载闲谈》中，《交州志》分别被题作《交州舆地志》《交州舆地图》。

经综合考察今见的越南各本《交州志》，我们认为出现年代较早的版本有两种：一为《洪德版图》所录的《交州志》，该文本已随《洪德版图》的整理出版而面世；一为《千载闲谈》所录的《交州舆地志》(《交州舆地图》)。但其文本内容基本相同。

具体而言，《交州志》的内容主要划分为前后两部分：前一部分含“分野疆域”与“四至八到”两个条目，记录交阯地方所属的天文分野、南北疆界及其疆域轮廓。其中，“分野疆域”条录有交阯地方的疆界里数，与《明太宗实录》对“交阯地图”内容的描述基本一致；后一部分为“入交道三”，是《交州志》的主体部分。该部分记录自广西、云南、广东进入交阯地区的三条主要线路，各条主线还附有若干支线，其篇幅尤以记录两广与交州之间的交通线路较为详实。“入交道三”以日计程，称明朝为“我朝”，且提及“水军”“济师”等术语，其行程规划多着眼于当时军事战略的考量。可见，这也是一部具有一定边防指南作用的明代军事地理学文献。

(三)《交州志》并非“交阯地图”

越南所流传的各种版本的《交州志》，均载有“明永乐中，张辅、沐晟攻胡季釐，事定撰献”之语，显示出该文献似乎与明永乐“郡县安南”事件密切相关，甚至很有可能即为中国史籍所记载的“交阯地图”。然而通过对《交州志》诸抄本的进一步考察，我们认为《交州志》并非“交阯地图”。

最早对《交州志》的文本内容提出质疑的，是《千载闲谈》的作者，生活于越南阮朝初期的谭义庵。他在该著绪论部分表达了自己对《交州舆地志》(《交州舆地图》)的成书年代及作者的怀疑。进入20世纪以后，法国学者鄂卢梭、加斯帕东，越南学者张宝林以及我国学者陈玉龙等人，均在相关研究中论及《交州志》的成书年代及其作者问题，且不乏质疑。

结合相关中越文献的记载，我们认为越南现存诸抄本《交州志》的前一部分内容，的确可以追溯到15世纪初的明永乐年间，然而其后一部分即“入交道三”所录内容的表述，却并不合乎明永乐时期的时代特征。兹以《洪德版图》所录《交州志》为例，对其中“入交道三”的内容全文整理并摘录如下：

 

交趾道三。

一由广西，一由广东，一由云南。由广东则用水军，伏波以来皆用之；广西道，宋行之；云南道，元及我朝始开。

广西道亦分为三。从凭祥州入者，由州南关隘，一日至交之文渊坡垒驿。复经脱朗州北，一日至谅衙，又一日至温州之北险径，半日至鬼门关。又一日经温州之南新丽村，经十二江，一日到保禄县，半日渡昌江，又一日至安越县南市梂江下流北岸；

一道由思明府，过摩天岭，一日至思陵州。过辨强隘，一日至平禄州西，又一日半至谅山府。若从东南行过车里江，此江永乐初胡季釐堰之以拒王师，后侦知其堰处，乃决之以济师。一日半至安将，又一日半过耗军峒，山路险恶，又一日至凤眼县。又分二道，一道一日至保禄县，经谅江府，亦一日至安越县之南市梂江北岸，各与前道合；

其自龙州入者，一日至西平隘，又一日至七源州，二日至文兰平茄社。又分为二道，一道从文兰州，一日经右陇县北山径出鬼门、西平四十里，渡昌江上源，经右陇之南，沿江南岸而下，一日至安世县平地，亦至安勇县；又一道至安越县之中市梂江北岸，从平茄社西，一日半经武崖山径，二日至司农县平地，一日亦进至安越县之北市梂江上流北岸。市梂江在安越县境中，昌江之南诸路坦易，处处皆可济师。一日至慈山府，又至东岸、嘉林等县，渡富良江以入交州城。

又一道由蒙自县，经莲花滩入交州之右陇关，下程兰洞，循洮江右岸，五日至文盘州，又五日至镇安县，又五日至夏华县，又三日至清波县，又三日至洮江上流，其北为宣光江(原注：大江)，南为陀江。自兴化至白鹤神庙三岐江，又四日至白鹤县，渡富良江。其一道自河阳循洮江左岸，十日至平源州，又五日至福安县，又一日至宣光府，又一日至端雄府，又五日至白鹤三岐，然皆山径欹倚难行。其循江右岸入者，地势平夷，乃大道也。

若海南越行，自丰子山发舟，北风顺利，三日可到交之海东府。若沿海岸以行，则自乌雷山经永安州，一日至白龙尾，二日至玉山门，三日至万宁州，万宁一日至庙山，二日至屯卒，三日至海东府，海东二日至泾熟江，有石堤，陈氏所筑以拒元兵者。一日至白藤海口，又一日至安阳海口，又一日至涂山海口，又南至多鱼海口，各有支港以入交州。

自白藤江入，则经水棠、东潮二县，至海阳复经至灵，过黄泾、平滩等江；其自安阳海口而入，则经安阳县，亦至黄泾等江，由南策、上洪之北境以入；其自涂山而入，则取古斋，又取宜阳县，经宜阳之北至平河县，经南策、上洪之南境以入；其自多鱼海口，则经安老、新明二县，直渡四岐，溯洪江至快州，经咸子关以入。多鱼南为太平海口，其路由太平、新兴二府，亦经快州就北河，由富良江以入。此海道之大略也。

交州之东有海阳、荊门，南有上洪、下洪、快州等府，远近各有支港穿逶，迤逦数百里，大船不能入，故交人多造平底浅舟，以便入港云。

 

我们结合越南流传的各种版本的《交州志》以及《越峤书》所录“入交道三”的内容进行考察，得出如下两点认识：

第一，“入交道三”所录地名“温州”，在“郡县安南”时期称为“丘温县”。据《大南一统志》所载，“温州”之称为后黎朝初期所改。

第二，“入交道三”所录地名“新明”，在“郡县安南”时期并未出现。而据《大南一统志》记载，新明县为后黎朝光顺七年(1466)以后始设，后为避黎敬宗(1599—1619在位)之讳，改作“先明”。

由此，我们认为越南流传的诸本《交州志》的主体部分“入交道三”的内容，应形成于1466年至1599年之间，晚于“郡县安南”时期。可以看出，《交州志》的文本内容并非全出自“交阯地图”，《交州志》亦非“交阯地图”。

 

二、《交州志》的史源考察

 

我们梳理了“交阯地图”与《交州志》的关系，并就《交州志》主体内容“入交道三”的成书年代进行了初步的考述。下面结合中越两国的相关文献记载，就《交州志》前后两部分的资料来源问题做进一步的考察。

(一)《交州志》“分野疆域”与“四至八到”的史源蠡测

《交州志》的前一部分包括“分野疆域”与“四至八到”两节内容，分别记录交阯地方所属的天文分野及疆域轮廓。特别是“分野疆域”所录疆界里数，与《明太宗实录》等文献所载“交阯地图”的内容基本相同。

经查考，目前所见与《交州志》前一部分内容相一致的记录，最早出自明永乐年间的《交阯总志》。《交阯总志》的“分野”“疆域”“里至”“八到”等目内容，正与《交州志》的前一部分相吻合。而这些内容，之后又屡见于明代其他文献之中，如成书于明景泰七年(1456)的《寰宇通志》及成书于明天顺五年(1461)的《大明一统志》等，反映出这一史料具有被后世广泛认可的可信性。由此，我们也可以基本确定，《交州志》的前一部分内容当源自《交阯总志》乃至更早的“交阯地图”。

诚然，如前文所言，由于《交州志》前后两部分所叙述的时段是存在差异的，而且并不来自同一史源，所以有关“分野疆域”与“四至八到”部分的史源探考，尚无法全面解释有关《交州志》的资料来源与成书年代问题。为此，我们接下来将着重就《交州志》的主体部分，即“入交道三”的史料来源问题进行考述。

(二)《交州志》“入交道三”的多种史源

前文述及，法国学者指出“入交道三”的内容出自明代文献《越峤书》。但我们经过考察发现，此说并不成立。《越峤书》的作者为明代士大夫李文凤。据《明世宗实录》所载，李文凤于嘉靖十六年(1537)八月受命调任广东兵备佥事，从此开始直接参与到“议征安南”的相关事务当中。“议征安南”，是明代中越关系史上的一件重要史事。因安南黎、莫政权纷争，以及由此导致的越、中传统朝贡关系的中断而引起。明嘉靖十二年(1533)，安南黎氏遣使赴华控诉莫登庸(1483—1541)篡国之事，针对安南国内的政局动荡及其对明安既有封贡秩序的破坏，嘉靖十五年(1536)，明廷展开了一场是否兵惩安南不臣之罪的讨论。上自廷臣，下及方吏，是“征”是“抚”，持议两端。逮及嘉靖十八年(1539)，持“抚”之见占据上风，而安南莫氏政权亦慑于明朝兵威，遂于嘉靖十九年(1540)叩关纳款。明朝降“安南国”为“安南都统使司”，以莫氏为都统使，“议征安南”事件遂告落幕。而据《越峤书·序》所言，此书恰巧成于嘉靖十九年(1540)，是李文凤结合中国历代文献的相关记载和“议征安南”事件中的各类奏疏状文汇集编纂而成的作品。也正缘于此，所以《越峤书》曾被视为“入交道三”的原始史源，然事实并非如此。

我们在翻检成书于嘉靖四十年(1561)的嘉靖《广东通志》的过程中，发现一个重要信息。该志在引述“入交道三”中关于广东海路的内容时，并未提及李文凤及其《越峤书》，而是称这些材料为“嘉靖中，知府张岳访得”。进而我们又发现，在年代更早的文献如大学士丘濬(1421—1495)的《大学衍义补》(成于1487年)中，就已出现类似“入交道三”的表达。此后，特别是“议征安南”期间，当时的主要决策执行者兵部尚书毛伯温(1482—1545)，其在嘉靖十六年(1537)的奏文中，以及时任广东按察司征南副使邹守愚(？—1556)的文集《俟知堂集》和安南地方头目武文渊(1479—1557)等人的呈奏之中，亦均出现了近似“入交道三”的信息。这无疑值得进一步探讨。

张岳(1492—1553)与毛伯温、李文凤、邹守愚为同时代的人，并和“议征安南”事件联系密切。张岳于嘉靖十四年(1535)调任廉州知府，次年即发生“议征安南”事件。据万历《广西通志》及《明史》所载，张岳与李文凤一样，均参与了整个“议征安南”事件，并发挥过重要作用。因此，我们认为，若“入交道三”确为李文凤所作，那么嘉靖四十年(1561)距“议征安南”事件结束的嘉靖二十年(1541)，时间并不久远，且嘉靖《广东通志》的编者黄佐(1490—1566)与李文凤、张岳生活在同一时代，亦了解“议征安南”事件始末，应当对李文凤及其《越峤书》有所了解。如此，嘉靖《广东通志》大可直接征引《越峤书》中的“入交道三”内容，而无必要张冠李戴地说成是“知府张岳访得”。这一看似矛盾的做法，其实反映出嘉靖《广东通志》所言当另有所指。

而由上文所述包含有“入交道三”这一信息的诸文献可知，最早出现类似记录的为《大学衍义补》。其有载曰：

 

其道路，在广西则由太平府，历龙州及凭祥县，抵其谅山府，至其所称东都者，可七日程。在广东则自钦州西南，一日至其永安州，由玉山等处，至其东都，可五日程。在云南则由临安府，经蒙自县河底之莲花滩，至其东都，可四、五日程。此中国与交南边境之大略也。

 

这段文字表达虽然简略，却与目前所见的“入交道三”文本的主干内容非常相似，无论采用的是以日计程的方式，还是有关入交三条主要路线的具体分布，以及沿线节点地名，后者均与其大致相同，可视为“入交道三”的文本资料来源之一。《大学衍义补》的作者丘濬虽然未涉足过中越边境地区，但早在其完成《大学衍义补》的前一年，丘濬就曾撰写过追述张辅平定安南事迹的《平定交南录》(成于1486年)。在此过程中，他翻读了“郡县安南”时期的相关奏疏及交阯三司编修的地志，因此对于明军征伐安南的路线应该较为熟悉。我们认为，上引《大学衍义补》的这段文字，应该是丘濬在阅读历代史料及明代征伐安南的行军记录后总结得出的。

其次为毛伯温的奏文。毛伯温的位阶与职权均高于李文凤，是“议征安南”事件的主要决策执行者，他曾于嘉靖十六年(1537)正月至五月间、嘉靖十七年(1538)三月至四月间及嘉靖十八年(1539)闰七月至嘉靖二十年(1541)四月间三次受命南征。在第一次领命征伐安南的嘉靖十六年(1537)五月，毛氏即已在奏文中提及入交路线的问题：

 

广西由凭祥州入界首关，经卜邻站、濮上站，过富良江，即东关矣。广东由钦州，一日至永安。云南由蒙自县，两日可至莲花滩。三道刻期并进，期在讨贼，戒勿妄杀。

 

与“入交道三”相比，毛伯温在奏文中对三条入交路线的描述，以及所使用的以日计程的表达方式，显然和《大学衍义补》的表述更为接近，所以我们推断毛伯温对于入交路线的认识当主要来源于此，而非“入交道三”。由此进而说明，毛氏奏文并非“入交道三”的史源。

再次为邹守愚关于入交道路的记录。邹守愚于嘉靖十六年(1537)四月升任广东按察司征南副使，其文集《俟知堂集》中收录有《安南议》一篇专论，为邹氏上呈当时提督两广军务蔡经(即张经，1492—1555)的文书，根据其具体内容并结合相关文献的考察可知，该文应撰于嘉靖十六年(1537)五月至嘉靖十七年(1538)八月间。在《安南议》中，邹守愚详细记述从广西、广东进入安南的路线(广西二道，广东一道，同时各有若干支线)，不仅以日计程，且详书里数。而将其内容与“入交道三”相比较，亦可发现二者的表述存在诸多相似之处，稍有不同的是《安南议》虽然对两广入交路线的描述更为详细，但称广西入交干道仅两条，且缺少云南方面入交路线记录，不甚完整，这或许只是“入交道三”的资料来源之一。邹守愚在文中称入交路线系由安南黎氏的求援使臣郑惟憭所供述，郑惟憭曾于嘉靖十六年(1537)二月赴北京向明廷求援，不久后即赴两广地区协助明朝前线官员处理“议征安南”的相关事宜。作为安南使臣，郑惟憭对于中越交通线路自然十分熟悉，因此邹守愚所言应非虚妄。

最后为武文渊的奏文。武文渊系“议征安南”时期安南黎氏政权管辖的地方头目，为抵抗莫氏的攻伐而与中国保持密切联系，其势力范围邻近中越边境的云南东南部，核心据点在今越南宣光省一带。据《越峤书》所载，武文渊等人曾于嘉靖十六年(1537)向云南方面呈递奏文，其中对广西及云南方面的入交线路进行了较为详细的叙述，诸多陈述与今见“入交道三”文本基本相符。但武氏的奏文缺少对广东海路的描述，应该也只是“入交道三”的资料来源之一。此外，又据《殊域周咨录》卷6《安南》(第217页)所载，明嘉靖十六年(1537)六月间，云南捕获的安南探视总兵王明哲向中国将官“备陈水陆进程及其寨守之处”；《明世宗实录》卷210“嘉靖十七年三月丁酉”条(第4342页)载，安南黎宁(？-1549)进献有关“水陆进兵道里”的牒文等。这些来自安南方面报告和图卷，亦可能是“入交道三”的资料来源。

综上所言，尽管以上四种文献资料都不同程度地具有与“入交道三”的相似性，且可以确认《大学衍义补》中的入交道路信息，以及邹守愚根据郑惟憭供述而录的两广入交路线和武文渊所奏的广西、云南入交路线，均应为“入交道三”的资料来源，但是这些材料又都与“入交道三”的内容存在或多或少的差异，所以并非《交州志》所载“入交道三”的最初史源。因此，我们认为，要厘清“入交道三”的最初史源，尚须对其中的重要关联人物廉州知府张岳的事迹和著述进行详细考察。

(三)《交州志》“入交道三”的最初史源

前文已提到，曾任廉州知府的张岳与明嘉靖年间发生的“议征安南”事件关系密切，不仅参与了事件的全过程，而且对这一事件的平息发挥了重要影响。虽然我们在查阅张岳的文集《小山类稿》的过程中，并未发现与“入交道三”有直接相关的线索，然据其撰于嘉靖十六年(1537)的《与督府钱桐江议勘交朝使进止》《论征安南疏》《答林次崖钦州》《答王檗穀中丞》《与林次崖论征交事》《论征交利害与庙堂》《与姚明山学士》《论交事与巡按两司》诸文，以及作于嘉靖十七年(1538)的《与督府蔡半洲论抚谕交夷》《与督府蔡半洲论防备交夷》《与督府蔡半洲论抚谕事情》《与督府蔡半洲论辞夷使往凭祥纳款》《与督府蔡半洲议处安南纳款》诸文和作于嘉靖二十年(1541)的《与督府蔡半洲议安南款还四峒》等文所述，均显示出张岳对当时的安南情形有较深入的了解。另据万历《广西通志》所载，张岳最早因反对用兵征讨安南，坚持抚议而为当时提督两广军务的兵部侍郎蔡经所关注。

 

廉州守张岳独言用兵之害，宜留使者勿前。督府蔡经问岳曰：“空言罢兵，亡以塞明诏。子能保毋用兵降登庸乎？”岳曰：“欲降之，必令纳地，令贬号，且令匍伏诣阙，献国中图籍，听上处分。夫国体，固不可亵也。”督府曰：“如此，能令登庸听乎？”岳曰：“只岳一檄之力足矣。”于是督府以兵事调度，一属之岳，而岳具有成画。

 

张岳的见解不仅得到了蔡经的肯定，而且也为当时奉命统筹“议征安南”相关事宜的司马毛伯温所认可。

 

司马毛伯温至，岳以先所论列者告之，复手贼情地形册子授伯温，曰：“公计用兵，则图进取方略，无逾此者。然不若罢毋征为完计，顾公策安决耳。”连数日语，辄当伯温意。伯温密谓岳曰：“交事属子矣。”

 

毛伯温是在何时到达两广的，不见有明文记载，但据前文所引毛伯温在嘉靖十六年(1537)五月的奏疏可知，当时毛氏对于入交道路尚无详尽了解，由此可确定毛伯温在第一次受命南征时并未抵达两广。而毛氏第二次受命南征的时间仅一个月，更无可能往返北京与两广之间。因此我们推测，张岳将“贼情地形册子”交与毛伯温，当在毛氏第三次受命南征的嘉靖十八年(1539)闰七月至嘉靖十九年(1540)之间。

这就是说，张岳的“贼情地形册子”早在毛氏未到两广之前即已编就，而据《论交事与巡按两司》一文更可知，张岳其实先于毛氏已将自己所编的“贼情地形册子”递达蔡经之手。查阅《论征交利害与庙堂》及《论交事与巡按两司》等文可见，张岳对元、明时期征讨安南的用兵方略非常熟悉，不仅指出了元代征讨安南的详细路线，还分析了永乐时期征讨安南的兵力配置情况。故而敢言：“如其不然，待大将、参赞至日，博尽群言，以图进取方略。数道分攻，水陆并进，老生常谈，要亦无以逾此”。

嘉靖十七年(1538)四月，提督两广军务、兵部侍郎蔡经给明廷上奏云：

 

两广进兵安南水陆之路有六……臣唯兵贵伐谋，敌宜用间。查得凭祥、龙州、归顺、钦州及海洋西路，皆接安南近境，必须就近体察，则彼之虚实可以周知，归附易于招致。臣已量遣官兵，预积粮饷于前项紧要处所，使之振扬威武，体察机宜。若果黎宁尚存，民怀旧主，宜量授名职，假之气势，鼓率忠义，荡析党奸。

 

通过文献比对可知，蔡经的奏文实际上是综合了邹守愚与张岳等人的书状而撰成的。其中，上引部分内容正与张岳在《论交事与巡按两司》《与督府蔡半洲论抚谕交夷》等文中所言基本一致。特别是“两广进兵安南水陆之路有六”的表述，虽与邹守愚之言不同，但却和嘉靖《广东通志》对两广入交路线的记录一致。如此不仅能证明嘉靖《广东通志》所言“张岳访得”并非虚言，而且可见张岳《论交事与巡按两司》中的自述以及万历《广西通志》所载张岳先后上图于蔡经、毛伯温等事，确有可征。

嘉靖十九年(1540)，“议征安南”进入关键阶段。据《明世宗实录》所载：

 

先是咸宁侯仇鸾、兵部尚书毛伯温奉命议讨安南，自广西征调两广、福建、湖广狼土官兵，并檄云南守臣及诸司集议。分正兵为三哨，分奇兵为二哨，乌雷山等处兵为海哨，又议云南别集之兵于莲花滩分三哨。

 

而《殊域周咨录》对此的记录，则更为详尽：

(嘉靖)十九年……乃行取两广及行云南各三司等官会议，正兵分为三哨：从广西太平府凭祥州一路为中哨，委参政翁万达监之，副总兵张经统之，指挥王良辅等督领汉达土目军兵共四万名。从龙州罗回峒一路为左哨，以副使郑宗古监之，参将李荣统之，指挥周维新等督领汉达土目军兵共一万四千名。从思明府思宁州一路为右哨，以副使许路监之，都指挥白泫统之，指挥赖杰等督领汉达土目军兵一万四千名。又奇兵分为二哨：从归顺州一路为一哨，以参政张岳监之。(原注：岳原浙江参政，蔡经以其曾知廉州，奏添注广东，委以安南事宜)都指挥张軏统之，指挥张义等督领汉达土目军兵一万四千名。从广东钦州一路为一哨，以副使陈嘉谋监之，参将高谊统之，指挥李邦相等督领汉达土目军兵一万四千名。从乌雷山等处为海哨，以副使涂楗监之，都指挥武鸾统之，指挥余德安等督领汉达土目军兵打手共一万四千名。而中军营务委监统总督管领，共五千一百二十七名，赍执令旗令牌，前去分督各哨。又巡抚云南都御史汪、总兵官黔国公沐、巡按御史彭时济查议以莲花滩分为左右二哨，各委监统督率等官，每哨共领汉土军兵二万一十名，象五十只，凑武文渊等之兵约共六万三十名。

 

如果我们将上述有关明军在中越边境沿线边隘的部署情况，与嘉靖《广东通志》及“入交道三”的相应记录作一对比，即可发现除个别细节外，内容亦大致相同。

因此，结合上文对丘濬《大学衍义补》和邹守愚《安南议》以及嘉靖《广东通志》的考察，我们认为，“入交道三”应即为明嘉靖时期广东等处承宣布政使司廉州府知府张岳在丘濬《大学衍义补》所录入交路线的基础上，结合安南使臣头目的奏文供述，辅以历代相关材料及其本人对安南国情的实地调查撰写而成。“议征安南”起于嘉靖十五年(1536)十一月，时任廉州知府的张岳，应在此时便已着手对安南情形的访探。其后于嘉靖十六年(1537)八月间，撰成包含有“入交道三”内容的“贼情地形册子”，并上呈蔡经而获得其肯定。此后又于嘉靖十八年(1539)闰七月至嘉靖十九年(1540)间，将此份材料上呈毛伯温，再度得到认可。由于“入交道三”形成于嘉靖十六年(1537)八月间，故收录有该内容的《交州志》的成书年代上限，无疑亦当在嘉靖十六年(1537)。至于《越峤书》中关于“入交道三”的记录，则应是李文凤转引自张岳的“贼情地形册子”。

 

三、《交州志》“入交三道”的流布与影响

 

“入交道三”之所以受到后世瞩目，主要缘于该文本所具有的以下三个特点：第一，“入交道三”参考了历代相关文献，具有综合性的特点；第二，“入交道三”充分结合了安南方面的信息以及张岳等人对安南国情的调查所得，具有准确性与实用性的特点；第三，“入交道三”文本的形成过程既是明嘉靖时期中越关系的一个缩影，同时也反映了当时中国士大夫对安南国情和区域地理的认知水平，因此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和历史地理学价值。

经前文考述可知，“入交道三”最初源自明嘉靖时期廉州知府张岳所编之“贼情地形册子”。虽然该文献因年代久远已经佚失，且成书始末鲜为人知，但由于“入交道三”所具有的特点与重要价值，其内容不断得到后世中越两国学者的注意与征引，所以流布广泛，影响颇大。

流传于越南的诸本《交州志》的成书年代，其上限均在明嘉靖十六年(1537)。然而，这些版本中最早的一种，即《洪德版图》所附本，其出现时间也仅能上溯至17世纪末。据此，我们怀疑越南现存的诸本《交州志》并非直接来源于张岳之作，而可能为辑录自后世其他中国文献。

(一)“入交道三”的流传播散

由于成书年代较早，李文凤的《越峤书》曾被认为是“入交道三”的最初史源，这种观点已为上文的考述所否定。同时，前文也已指出，除《越峤书》外，嘉靖《广东通志》亦直接从张岳的撰述中转录了“入交道三”的内容。因此，《越峤书》与嘉靖《广东通志》是“入交道三”得以保存和流传的两种早期资料来源。

但是，据已有研究显示，李文凤的《越峤书》在明、清时期的流传极为有限。目前所见的明代书目中，仅《澹生堂藏书目》和《近古堂书目》两种目录学著作收录有《越峤书》之名。即使到了清代，《越峤书》的流传与影响力亦不甚显著。

而嘉靖《广东通志》所录“入交道三”的内容，除后来的万历《广东通志》和《安南图志》等作品有所存录外，并无其他明代文献有过转引。逮至清代，虽然又有陈梦雷(1650-1741)的《古今图书集成·廉州府部》(成于1726年)、范端昂的《粤中见闻》(约成于1730年)，以及《小方壶斋舆地丛钞》本的《越南疆域考》(成于1891年)等文献有所引用，然其流传与影响力依然十分有限，乃至成书于1744年的康熙《大清一统志》仍不知“入交道三”源自何处。

经对比中、越各版本“入交道三”的内容，我们发现越南所传诸《交州志》中的“入交道三”均比《越峤书》与嘉靖《广东通志》等书所录之“入交道三”多出一段文字，而其内容最早出现在明代学者罗洪先(1504-1564)所编的《广舆图》中。除避讳字的使用、个别地名的差异及部分字句的阙漏外，越南诸本《交州志》中的“入交道三”内容亦与《广舆图》所录基本相同。据此我们推测，越南所藏《交州志》的成书年代上限，可以追溯到《广舆图》的撰成时间。而检阅明、清时期的相关文献可知，“入交道三”的流传与影响，也主要源自罗洪先的《广舆图》。由此而言，作为一部直接引用了张岳“贼情地形册子”的明人撰述，罗洪先的《广舆图》与《越峤书》及嘉靖《广东通志》共同构成了“入交道三”流布传播的三种主要文献。

(二)《广舆图》与“入交道三”

《广舆图》为罗洪先在元代学者朱思本(1273-？)所绘《舆地图》的基础上增补编绘而成的一部地图集，该图集收录有依“计里画方”之法绘制的《安南图》一幅，并在地图之后叙述了安南的建置沿革和存录了“入交道三”的内容。结合朱、罗二人所作的《广舆图》序可知，该地图集中与安南相关的图文为罗氏所增入。又据《广舆图》中的安南建置部分所载：“于是朝廷赦登庸罪，署子方瀛安南都统使，遂罢兵。”可知该部分编绘的时间上限，当在“议征安南”事件结束的嘉靖二十年(1541)。

尽管罗洪先《广舆图》的成书年代在明嘉靖三十二年(1553)以后，但罗氏初辑此作，则可追溯至嘉靖二十年(1541)。罗洪先初辑《广舆图》时，虽《越峤书》业已成书，然如前文所述，《越峤书》在明代的流传十分有限，且长期不为世人所知。所以，罗氏是否从《越峤书》中援引了“入交道三”的内容，颇值得怀疑。现对照《越峤书》与《广舆图》可知，《广舆图》所录“入交道三”的内容比《越峤书》更为完整，并在文末多出一段《越峤书》所阙的文字内容。

根据我们对“议征安南”事件各主要人物的考察可知，罗洪先及其家族曾与“议征安南”的主持者毛伯温关系密切。前文述及，毛氏曾于1537年、1538年、1539-1541年间三次受命南征。而依史载，罗洪先在嘉靖八年(1529)以后，历任翰林院修撰及左春坊赞善等职，至嘉靖十九年(1540)十二月方被免官。结合罗洪先在《广舆图》序中自言其“访求三年，偶得元人朱思本图”进行逆推，罗氏至少在《广舆图》初辑的前三年，即嘉靖十七年(1538)，便已着手于各类图志的搜录。这意味着，身在朝廷为官，且与毛氏私交深厚的罗洪先，很有可能在1539-1540年间即已通过毛伯温而获得了张岳之作，而这个时间尚在《越峤书》的成书之前。

而如果将“入交道三”的文字内容与《广舆图》中《安南图》所标识的地名和图注进行对比，则可进一步发现，后者除有同“入交道三”相似的表述外，亦标有和“入交道三”所述完全一致的路线。据此，我们推测《安南图》很可能是罗洪先在参照张岳原作的基础上，结合“计里画方”之法绘制而成的，故其内容大略仍循“入交道三”所述。

这样，罗洪先的《广舆图》成书后，“入交道三”的内容不仅可以借助其文本本身流传，同时也可凭借《安南图》的流传而为后世所知。

(三)“入交道三”的影响

在为《广舆图》所收录后，“入交道三”亦即随着《广舆图》的文本传播而产生广泛影响。据我国学者任金城考述，《广舆图》的最早刻本成于嘉靖三十二年(1553)以后。但仅在五年之后的嘉靖三十七年(1558)，《广舆图》便已出现重刻本，此后又相继有嘉靖四十年(1561)、嘉靖四十三年(1564)、嘉靖四十五年(1566)、隆庆六年(1572)等多种刻本。复刻版本层出不穷，意味着《广舆图》受到世人的广泛关注，产生了重要影响。

仅以引用“入交道三”的文献为例，直接援引罗氏《广舆图》的作品，就有郑若曾(1503—1570)的《安南图说》(成于1561—1569年间)、邓钟(？—？)的《安南图志》(成于1608年)、慎懋赏(？—？)的《四夷广记》(成于17世纪初)、章潢(1527—1608)的《图书编》(成于1613年)、茅元仪(1594—1640)的《武备志》(成于1619年)、郑大郁(？—？)的《经国雄略》(成于1645年)、顾祖禹(1631—1692)的《读史方舆纪要》(成于1692年)以及清朝官修的康熙《大清一统志》(成于1744年)等多种，而清末学者吴承志(1844—1917)所撰《唐贾耽记边州入四夷道里考实》(初刊于1921年)一著中，甚至还将《广舆图》所载“入交道三”的内容作为唐代南疆交通线路考述的重要支撑材料。

同时，我们也在越南文献中发现有对《广舆图》版“入交道三”的征引。除本文所考的《交州志》外，越南阮朝的官修地志嗣德《大南一统志》亦通过转引《大清一统志》的方式，将“入交道三”的内容予以部分收录，表明《广舆图》的影响不仅限于国内。

此外，附录有《广舆图》所载“入交道三”的内容的《安南图》，其图文亦为后世多种文献所收录、保存，如《修攘通考》(成于1578年)I、《安南图志》(成于1608年)、《三才图会》(成于1609年)、《图书编》(成于1613年)、《武备志》(成于1619年)、《经国雄略》(成于1645年)、《地图综要》(约成于1645年)等。诚然，后人所见之“入交道三”的内容，并不仅仅出自《广舆图》一种。如前文所述，逮至清代，《越峤书》《广东通志》等文献的流传，较之明代已有显著的拓展。故后代学者对“入交道三”的引述，可能文出多源。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在魏浚(1553—1625)的《峤南琐记》(成于1613年)、郑大郁的《经国雄略》(成于1645年)、汪森(1653—1726)的《粤西丛载》(成于1705年)、黄千人(1694—1771)的《大清万年一统地理全图》(成于1767年)、清朝官修的雍正《广西通志》(成于1733年)、《清朝文献通考》(成于1787年)、佚名《舆地全图》(约成于1799年)、魏源(1794—1857)的《海国图志》(成于1842年)、盛庆绂(？—1886)的《越南地舆图说》(成于1883年)等文献中看到了对“入交道三”内容的引述详略不一的原因。

总之，我们认为，目前所见最早的《交州志》文本形成于17世纪以后，正与罗洪先《广舆图》大量刊刻与流传的时代相吻合。因此越南所藏各抄本《交州志》“入交道三”的内容，均系直接或间接地参引了罗氏《广舆图》而成。虽然我们还无法完全确定《交州志》的“入交道三”究竟引录自何种具体文献，但可以推测其形成的时间不会晚于17世纪，且和《广舆图》存在密切联系。当然，关于《交州志》的直接史源和具体的成书年代等问题，还有待进一步的考察。

 

四、余论

 

通过对越南所藏各抄本《交州志》文本史源的初步考察，我们认为要解决该文献的文本形成年代及其史料来源，关键在于解决其主体部分“入交道三”的史源问题。虽然《交州志》的“分野疆域”“四至八到”部分可以追溯至明代“郡县安南”时期，但“入交道三”部分则应源自明嘉靖“议征安南”时期张岳所编的“贼情地形册子”。

“贼情地形册子”是张岳结合历代相关文献记载、安南方面的奏文供述和实地调研采访所撰成，因而其核心内容“入交道三”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和历史地理学价值，并为后世的中越学者所瞩目。根据我们对文献的翻检可知，“入交道三”真正产生影响的年代，应在明嘉靖“议征安南”时期及之后。

越南所藏《交州志》大致形成于17世纪以后，其中的“入交道三”内容，应直接或间接地引于明代罗洪先所编的《广舆图》。在中国，“入交道三”主要依附于《广舆图》《越峤书》和嘉靖《广东通志》等三种文献保存传世，且随着这些文献在明清时期的大量刊刻、流传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清代以后，上自官修史籍，下迄私人著述，“入交道三”的流传已超越最初编撰时的军事指导性质，而涉及学术考证、地理交通、文化普及等不同领域。尤其是多种越南文献典籍以不同的形式对《交州志》、“交阯地图”等明代安南舆地文献进行存录，无疑反映了此类中国文献对于考订、勾勒越南舆地沿革所具有的重要史料价值。

虽然越南舆地文献的编撰有其自身的发展脉络，从李朝(1009—1225)到阮朝，越南的舆地类文献不断涌现。但不可否认的是，历代中国王朝有关安南的舆地史料，也往往成为越南舆地文献的重要信息来源。由此而言，从文献学的角度加强对越南古代舆地史料与中国传统舆地史料关系的研究，将是未来非常值得拓展和深化的一个重要研究课题。

 

【注】文章原载于《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22年第2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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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编：魏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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