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尔格拉姆服从实验

近段时间，上世纪六十年代美国著名社会心理学家米尔格拉姆构思并以其名字命名的引发争议的著名实验–米尔格拉姆服从实验被人屡屡提起。本文根据现有有关资料将这项实验的基本情况整理如下，供网友思考。

斯坦利·米尔格拉姆（Stanley Milgram，1933-1984）是美国著名社会心理学家，出生于美国纽约市，获哈佛大学哲学博士学位，曾先后在耶鲁大学、哈佛大学、纽约城市大学等高校和机构从事教学与研究工作。其主要著作有：《对权力的服从》、《电视与孤僻行为》（与R.肖特兰合著）、《社会生活中的个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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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0年，以色列情报机构摩萨德将前纳粹党卫军军官阿道夫·艾希曼从阿根廷绑架回以色列，1961年4月11日，以色列政府开始审理艾希曼屠杀犹太人的罪行，最后判处其死刑，于1962年将其处决。在审判过程中，艾希曼对其犯罪的指控一概以“一切都是依命令行事”为自己辩解。关注并报道这起影响巨大的审判的政治学家、思想家汉娜·阿伦特于1963年出版了《艾希曼在耶路撒冷—关于艾希曼审判的报告》，提出了著名的平庸之恶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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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关注这起审判的米尔格拉姆则思考“艾希曼以及其他千百万名参与了犹太人大屠杀的纳粹追随者，有没有可能只是单纯的服从了上级的命令呢？我们能称呼他们为大屠杀的凶手吗？”或者说，如果环境条件大体相同，大屠杀有无可能再度发生？

1963年米尔格拉姆在《变态心理学杂志》（Journal of Abnormal and Social Psychology）发表 “Behavioral Study of Obedience ” 一文，提出服从性实验这一概念。米尔格拉姆试图通过这项实验测试受测者在面对违背良心的命令时，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基于人性顶住压力加以拒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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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小组通过在报纸上刊登广告、寄出邮递广告信等方式招募实验参与者，实验地点在耶鲁大学旧校区地下室用墙壁隔开的两个房间里，参与者年龄从20岁至50岁不等，职业有教师、工程师、邮局职员、工人和商人，接受教育的高低程度包括小学毕业生和获得博士学位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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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者被实验人员告知这是一项关于“体罚对于学习行为的效用”的实验，他将扮演“老师”角色，以教导隔壁房间的另一位由实验人员假冒的“学生”。

“老师”根据拿到手的“答案卷”对隔壁房间里的“学生”进行提问，如果“学生”答错了，“老师”就用电击控制器对“学生”施以电击惩罚，电击伏特数会随着回答错误的增加而相应加大。“实验的最小电压是15伏特，最大电压是450伏特。每四个开关为一组，每组下明确标识着'弱电击’、'中等强度’、'强电击’、'特强电击’、'剧烈电击’、'极剧烈击％’、'危险电击’，最后两个用XX标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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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使教师知道电击的真实威力，他们感知了45伏的电压，这个电压已经让他们感到难以忍受了，但是，实验人员告知他们，这个电压其实是很轻微的。在隔壁房间里，由实验人员所假冒的学生打开录音机，录音机会搭配着发电机的动作而播放预先录制的尖叫声，随着电击伏特数提升也会有更为惊人的尖叫声。当伏特数提升到一定程度后，假冒的学生会开始敲打墙壁，而在敲打墙壁数次后则会开始抱怨他患有心脏疾病。接下来当伏特数继续提升一定程度后，学生将会突然保持沉默，停止作答、并停止尖叫和其他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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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实验开始前，米尔格拉姆及其同事都以为只有极个别实验参与者会狠心对答错题的“学生”施加残酷的电击惩罚，尤其是用最大伏特数惩罚，但实际情况是在第一次实验中就有60％的参与者使用了最大的450伏特惩罚，“尽管他们都表现出不太舒服”甚至质疑实验的目的和意义，甚至提出退还报酬，但无人在到达300伏特之前能够坚持停止继续参与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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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4年，米尔格拉姆在他的文章 “Obedience to Authority: An Experimental View” 中写道：“在法律和哲学上有关服从的观点是意义非常重大的，但他们很少谈及人们在遇到实际情况时会采取怎样的行动。我在耶鲁大学设计了这个实验，便是为了测试一个普通的市民，只因一位辅助实验的科学家所下达的命令，而会愿意在另一个人身上加诸多少的痛苦。当主导实验的权威者命令参与者伤害另一个人，更加上参与者所听到的痛苦尖叫声，即使参与者受到如此强烈的道德不安，多数情况下权威者仍然得以继续命令他。实验显示了成年人对于权力者有多么大的服从意愿，去做出几乎任何尺度的行为，而我们必须尽快对这种现象进行研究和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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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尔格拉姆服从实验不是孤立进行的，其他心理学家也进行了一系列类似的实验，并得出大致相同的实验结果和结论。这项实验因其对参与者施加的极度强烈的情感压力在当时就受到了与科学伦理相关的强烈批评与抨击，米尔格拉姆本人也为此先后丢掉了耶鲁和哈佛的教职。但实验得出的结论揭示了普通人的服从心理与机制，具有相当的准确性，因而产生了很大影响，其成果和结论也留下许多深层次的问题需要世人尤其是政治家和学者认真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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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权威，出于对自身角色与身份的考虑以及对自身安全的顾虑，有多少人能够保持独立思考的能力，又有多少人的理性与良知能够战胜来自具有高度权威的权力的反智反人类的命令？显然，制度对于防范纳粹等极端罪恶的组织及罪行的再生与重演的重要性远远超过个人的理性与良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