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范磊 来源：瀛寰治略（范磊：“小邦大治”，新加坡的多元族群治理有何启示？| 东西问）。
 作者简介 范磊博士，山东青年政治学院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公共外交研究院院长，察哈尔学会研究员，主要从事新加坡国别、东南亚区域、民族政治、公共外交等领域的研究。
首先，需要厘清新加坡语境中的“族群”和“种族”概念。新加坡官方一般把其国内的四大族群称作“种族”（Race），并设立了“种族和谐日”，而非“族群和谐日”。不过，在官方文本和民间话语中又经常会出现两者混用的情况。比如新加坡统计局的年度报告就是使用“族群”（Ethnic Group）来指代华族、马来族、印度族和其他族裔群体。就连李光耀似乎也未能分清“种族”与“族群”的差别，他在评述亨廷顿关于“美国是一个多元族群（Multiethnic）、多元种族（Multiracial）社会”的观点时就曾坦言，自己并“不知道多元族群和多元种族之间的区别”。此处，我们就按照较为通用的学理解释，以“族群”来指代新加坡的四大族裔群体。 新加坡可谓是先天不足最为典型的一个国家，毫无腹地纵深和资源矿藏，截至2021年12月国土面积仅有733.1平方公里，人口545.4万， 地图上只是一个“小红点”。不过，虽然它有着有限的幅员、多元的族群和复杂的地缘环境，但却因其出色的治理能力赢得了与其先天条件不相称的巨大国际影响力。它的存在与发展为族群政治与相关治理的研究提供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案例：国家虽小，却充斥着亨廷顿所讲的“文明的断层线”。其社会的异质性、各族群之间关系的复杂性以及族群个体之间的互动活力等等都展示出多元族群社会治理的生动画面。 自1819年开埠以来，二百年的沧桑记录下了新加坡从渔村到英国殖民统治下的自由港、到二战沦陷于日军铁蹄下的昭南岛、到加入和脱离马来西亚的联邦州、再到今日独立自主的现代化城市国家的蜕变。伴随着开埠的是新加坡近代化进程的开启，位于东西方交通十字路口的地理位置则为其成为移民社会奠定了客观基础，并最终吸引了来自世界各地尤其是东亚、南亚和东南亚海岛区域各色人种的相继移入。新加坡的人口结构也随着这一进程而日趋多元，现代新加坡多元族群社会的雏形逐步显现。经过200年的互动交融，新加坡逐渐形成了被称作CMIO的族群关系结构：即华人（Chinese）、马来人（Malays）、印度人（Indian）以及其他族群（Others）。 在独立以前，新加坡的移民社会并不具备国家属性，更不会形成现代意义上的国家认同。来自周边地区的移民基本都是将此作为谋生之所，以客居身份在新加坡工作和生活，叶落归根是当时这些来自中国和南亚等地移民的主流心态。二战以后，东南亚的民族独立运动和反殖民主义浪潮高涨，新加坡亦参与其中并逐渐形成了超越族群和地方的民族国家认同，在随后走向自治、新马合并以及最终独立建国的进程中逐渐清晰，一个想象的共同体也在历史大潮的推动下得以塑造。 1965年独立以后，新加坡国家治理层面的一个重要议题就是如何化解族群矛盾，缓和族群关系。新马合并曾经被看作是新加坡摆脱殖民统治的终南捷径，但是族群矛盾的不可调和却成为新马分家的导火索。独立对当时的新加坡来说是一个不容选择的选择，是1964年爆发的两场族群暴乱把新加坡推向了新马分家的风口浪尖。 1965年8月9日，新加坡脱离马来西亚独立建国。从那一刻起，42岁的李光耀、47岁的吴庆瑞、50岁的拉惹勒南以及所有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的人们便有了一个新的国民身份：“新加坡人”。他们并不是天生就是新加坡人，也不是敲锣打鼓地要成为新加坡人，他们甚至是流着眼泪来面对这一新的身份。不过李光耀还是带着哽咽安抚他的同胞，明确指出“新加坡将给所有人提供一个安身立命之所……”，不是要将其建成某一个族群的国家，而是要建成一个多元族群社会。这句话表达了两个意思：一是尊重各族群的现实身份，安抚少数族群的同时也提醒多数族群不要越界，二是强调要在国家层面建构新加坡国民共同的政治认同。 新加坡独立初期面临的外部安全环境非常恶劣，虽然华人人口在其国内占到75%左右，但是顶多算是东南亚马来人海洋中的一叶华人孤舟而已。多元的族群结构（华人、马来人、印度人和欧亚人等）、多样化语言（英语、华语、马来语、淡米尔语、各种方言等）和多种宗教与文化（佛教、道教、伊斯兰教 、基督教、印度教、锡克教等）并存的社会形态，使新加坡面临着生存、治理与发展等多方面的极大考验。 所以，独立以后的新加坡政府并未依托占本国人口绝对多数的华人族群实施同化政策，反倒是经过了“去华性”“亚洲化”和“多元共融”等不同阶段，透过政府的积极主导和族群与社会层面的积极参与，在平等多元的基础上逐渐塑造出“新加坡人”的国族认同、国家意识和共同价值观，建构出共存共融的“新加坡民族”共同体。从而实现了从族群认同到国家认同、从族群规范到国家规范、从族群利益到国家利益的提升和转变，在消解族群与国家之间结构性张力的基础上完成了动态的国家建构。2015年新加坡建国50周年时，就曾有新加坡学者指出，“如果新加坡人民紧紧站在一起，就会有光明的未来。” 面对独立后国内族群关系的基本状况，执政的人民行动党通过制定多元平等的族群政策以及完善的相关配套制度，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多个领域协调了各族群之间的关系，在利益、规范和认同等不同的维度上弱化了不同族群和宗教社群之间曾经存在的尖锐矛盾，在持续消解族群之间以及族群与国家之间张力的基础上塑造出“多元共融”的有效治理模式。这一成功局面的形成除了得力于政府与政治精英的积极领导，也不能忽视各族群在“新加坡国家”框架内同心同德、共存共融的积极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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