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国家认同、民族认同及文化认同

人类是一种历史性的存在，因此人的自身认同和集体认同问题都必须从历史发展的角度去看，所有的认同都是在一定的时空系统中人们历史活动的过程和产物。“从历史认同的定义来看。认同是在时间变化中的认同。”在一定的意义上，到了全球化时代，似乎人的认同才成为一种问题，因为人们从自然经济的熟人社会进入市场全球流通的契约社会，人们生活在一个差异和不断变化的环境中，不得不思考自己是谁以及自己属于什么群体的问题。在现时代，人们都会遇到文化认同、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的问题。可是，全球化进程在改变着人们的认同。全球化不仅侵蚀着国家主权，同时也激活了民族主义。这是许多人始料不及的。在这种情况下，不仅文化认同出现动摇，而且国家的认同与归属感也遇到严重的挑战。本文旨在探讨文化认同与民族(族群)认同、国家认同的关系，并且思考在全球化背景下如何强化国家认同。

一、国家认同、族群认同与文化认同的关系

时代变化了，人们的生存境遇也在发生变化。在全球化和网络化的时代，人员、信息与货物的跨国流动，使人们的身份认同、文化认同和国家认同日益成为一个必须时刻思考和作出选择的问题。

所谓认同问题，就是你认为自己是什么样的人以及你归属于哪个群体的问题。现代性世界的发展特别是全球化的发展，使世界范围内的社会文化出现多样性展示、流变性呈现和断裂性改变，所有这些都促使人们产生文化自觉。这一方面使人们的眼界扩大了，另一方面让人们有意识地确认自己的文化特性，这后一方面的问题就在全球化、的时代激活了沉睡的或潜在的民族主义。就此，美国学者约瑟夫·奈（J. S．Nye)认为，“迅捷而深远的社会、技术和经济变革带来了跨国认同、国家认同和次国家认同的错综交织。这些认同交织在一起，颇具张力。鉴于传播的瞬时性，它们能够促使潜在的紧张关系转化为突然的冲突。”譬如，如果说印刷术增强了国家的内部统一的话，那么现在的互联网就既有可能增强国内人民的共同话语，也有可能因世界范围内的信息流通而削弱国家认同的强度，信息不经时间验证和过滤的瞬间聚集甚至会产生突发性危机。正因为’全球化带来如此这般的新变化，“在全球化和全球文化形成的过程中，各民族、国家都在弘扬传统文化、夯实认同基础，以增强民族国家的凝聚力。”

由于人们的流动和多元交流，人们不得不时刻考虑自己的身份。当你到国外旅游时，你不时会因身处陌生的地方和文化环境而意识到自己当下已经变成“外国人”：当你在跨国公司工作时，你究竟是在为谁工作；当你在国外大学做研究时，你的工作成就与什么样的身份认同联系在一起；当你获得了其他国家的国籍，可是你的工作却仍然属于原祖国的性质——如最近，拍摄的《建国大业》影片，参加演出的却大都是加入其他国籍的华人演员，人们为此议论纷纷。为什么人们对自己的身份感到疑惑，为什么人们会对某些人的身份议论纷纷?实际上，这就是所谓的身份焦虑或认同问题。

人的认同从来就是多重的，但是随着的发展，人们的交往范围不断扩大，人们的社会身份也就越来越多重。过去的多重更多的是家庭和社群（如部落、村落)之内的角色变化。如你既是父亲的儿子，又是儿子的父亲；你既是家庭的一员，又是村落中的成员；如此等等。在本文中研究的认同不是这个意义上的，我们讨论的认同是与国家公民的身份相关的认同问题。人首先有血缘族群的身份，这是与生俱来的自然属性，是基础性的和首要的。但是，人类的社会性决定了其自然属性永远与社会属性密切相关。人没有纯粹的自然属性，人的自然属性都是文化属性所浸染之后的自然属性。因此，人的以血缘为基础的族群认同，总是与其社会关系的性质相关联的。

文化认同是人的社会属性的表现形式。文化认同一方面与族群相关，也与国家政治生活相关。同时又与全球化所形成的新的世界主义相关。文化认同构成族群认同与国家认同的中介形式。作为中介认同形式，文化认同就必须一方面与族群认同有交叠的部分，另一方面与国家认同有交叠的部分，同时与全球认同(有人提出所谓“世界公民”的概念)有交叠的内容b测量国家认同与族群认同的程度，就是看文化认同与这三种认同之间各自交叠部分的比重。这会出现以下几种情况：(1)文化认同与国家认同的交叠和文化认同与族群认同的交叠基本重合，这是族群认同与国家认同基本一致的情形，这往往表现为单一民族国家；(2)文化认同与国家认同的交叠和文化认同与族群认同之间的交叠存在部分重合，这往往表现为多民族国家。这又会出现两种情形，或重合部分很小，这是国家认同比较弱的表现，或重合部分较大，这是国家认同比较强的表现：(3)前两种情形都存在是否与超国家共同体认同（如欧盟、东南亚联盟，等等)和全球认同的关系问题。一般说来，超国家认同成分多的，卷入全球化的程度深些，超国家认同成分少的，则卷人全球化的程度就浅些。

在现代社会，单一民族国家很少。按照厄内斯特·盖尔纳的说法，“地球上存在大量潜在的民族”：而潜在民族的数字“可能比能够独立生存的国家的数字要大得多。'这就是说，每个国家一般都包含着许多民族或族群，而且世界秩序要求主权国家基本稳定，至少不能按照潜在民族的数量无限分裂下去。如果那样将是无休止的混乱，世界将碎片化。另外，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深，移民现象越来越多，单一民族国家已经成为不可能。因此，绝大多数国家不同程度地表现为情形(2)加(3)，即绝大多数国家由多民族构成，且国家认同受到全球化进程的浸染。

我们先探讨情形(2)。在这种情况下，国家的认同就有了差异。譬如，有些苏格兰人的地域认同往往影响到其作为大不列颠联合王国的身份认同，魁北克人的地域认同过大时也会时常影响到他们作为加拿大人的归属感，比利时的佛勒芒地区也有类似的问题。是文化认同强化了国家认同，还是文化认同强化了族群认同，在不同的国家和这个国家不同的历史时期存在着程度的差别。如果文化认同与族群认同之间的交叠部分大于与国家认同，那么国家认同就处于弱认同的地位。如果文化认同与国家认同之间的交叠部分大于族群认同，那么国家认同就处于强认同的情形。如果族群认同过于强势，在多民族国家就可能“有离散之心，不能相和合”，危机就可能被某些预料不到的事件触发；如果国家认同大过族群认同，“唯以其能一同其国之义，是以国治”，多民族国家就容易经历各种风雨变幻而保持统一。

情形(2)还有一种表现，那就是文化往往与一定的地域相关。即使同一个族群，不同的地域会形成不同的文化风格：对地域文化的认同就是地域认同，这种认同不是族群的，而完全是文化性的和社会性的归属感。大多数情况下，地域认同与国家认同并不矛盾。二者可能全部重叠，一只是地域认同作为部分重叠于国家认同。但是，二者之间也不是没有脱节的可能，如果因内战或分治，也会影响国家的认同。也就是说，如果地域认同与国家认同不重叠或重叠很小，对国家的统一也会提出挑战。

在我国，香港和澳门由于长期被西方国家殖民的缘故，人们的文化认同与国家认同也出现了比较特殊的情况。也就是说，即使在回归之后，有些人的地域认同与国家认同也并不完全重叠，而是可以分离的。当然，随着中国内陆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功，这种情况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自香港和澳门回归祖国以来。香港和澳门人的地域认同逐渐向与国家认同重叠的方向发展，有越来越多的人选择既是为香港人或澳门人，也为是中国人感到骄傲。这就是说，香港和澳门人的地域文化认同与国家认同的重叠部分越来越多。

我们再探讨情形(3)。全球化加深。在以下几个方面影响到国家认同：第一，跨国公司在全球范围活动，资本、商品和服务的流通，人们即使不出国门，也可能是在为其他国家的公司工作，这种情形已经影响到某些人的国家认同，至少使人们的认同出现某些模糊化的地方：有些人为了跨国公司的利益而与国家周旋。第二，人员在不同国家之间的流动，也使“身土不二”的认同不再那么坚定，大家经常提到我们的许多影星、歌星移民他国就是表现。第三，超国家的组织或机构也在争夺着人们的认同和忠诚。目前在超国家政体方面，可能比较深入的仍然唯有欧盟。“在当代的欧洲，公民和政客不断地被迫在最近不同的超国家主义和他们更为熟悉的民族忠诚之间进行选择。”据美联社报道。在欧洲晴雨表舆论调查机构2004年的一项调查中，42％的受访者觉得只是自己国家的国民：但58％的受访者表示，或多或少认为自己是欧洲人。有专家预测，到2030年，大多数欧洲人会认为自己具有多重身份，而不仅仅是某一个国家的国民。第四，超民族超国家的宗教意识形态也影响着人们的国家认同。第五，全球化压缩了世界的文化空间，信息技术和互联网让各种思想、观念和文化在世界范围内快速传播，这些都不仅影响着人们的文化认同，也对国家认同提出了新的挑战。如果说文艺复兴以来世俗化进程一直削弱着宗教的感召力的话，那么冷战结束之后似乎宗教的影响在全球范围内有复兴的迹象。

尽管全球化进程加深引起对国家认同的侵蚀，但目前国家仍然是最具权威和组织能力的共同体。英国学者鲍伯·杰索普指出，“……在当前全球化的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当中，民族国家仍然重要，它不是正在消亡，而是正在被重新想象、重新设计、重新调整以回应挑战……”因此，国家认同仍然应该是一个国家国民最基本的认同，为了保持国家的安全和统一，我们在全球化的时代更应加强国家认同，而不是削弱之。

总之，无论什么民族，只要生活在特定的国家政治生活的框架之内，其族群的文化就必然与这种政治框架相适应，因此其文化认同就浸染了国家认同的成分。有了文化归属的共同性，不同的族群或群体才能相互认同，从而使族群与这种整体的国家形式的共同体相嵌合。正因如此，世界上很多国家都非常重视国家认同的教育，他们通过义务教育、语言、文化媒体等因素．强化人们的国家认同，使族群认同的文化因素与国家认同的文化因素尽可能多地相互交叠。在一个多民族的国家，为了保持民族团结和国家统一，必须把国家认同放在首位，至少不能让族群认同强于国家认同。

二、当代中国的国家认同与文化认同

在中国漫长的历史发展进程之中，各民族人民密切交往、相互交融、相互依存，形成了休戚与共的“多元一体'文化格局。这种格局，不仅奠定了中国在古代的辉煌历史，而且为中华民族在当今的伟大复兴确立了集体认同的基石。因为地理的、经济的和文化的原因，中华民族形成了很强的文化向心力，中国人数最多的汉族，就是在这种向心力的推动下民族不断融合的产物。譬如，炎帝与黄帝的传说，就是不同部落融合的表征。在历史中，各民族相互吸纳，经过征服、杂居、通婚、迁徙和融合，逐渐形成“汉族”。汉族的文化共同性要超越其血缘的共同性。这种把多元融合为一的力量，造就了中华民族的主体。显然，在汉族中吸纳了许许多多的民族血脉。

与此同时。不同的民族之间只要接触多了，必定有文化融合的结果。文化融合得越多，文化认同与国家认同重叠部分就会越大。其他少数民族对统一国家的认同也非常强。这主要是文化融合与文化认同的结果，这对保持边疆的稳定起了很好的作用。2009年6月，我到青海进行招生宣传时，到贵德县的文昌庙参观，发现那里供奉的神仙，既有起源于汉族的也有起源于藏族的。两个民族的神放在一起供琴，这不就是民族融合的结果吗?在西宁市的广场上，每到晚上，老百姓自发地聚在一起跳锅庄舞，这也是民族文化融合，结果是拉近了汉族与少数民族的文化认同度。另外，在历史上。譬如清朝入关之后，从皇帝到百姓很快就浸染在汉文化的氛围之中，许多人成为熟读经书的饱学之士。我到云南瑞丽旅游时，发现当地的土司府内供奉着天地君亲师。构筑了与北京的皇帝之间的结构性联系。使其自觉地认同于中心的边缘和拱卫地位，这种多元一体的民族文化格局就是中国国家认同的历史基础。

虽然《三国演义》有所谓“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论断，但中国历史进程更加印证了“天下一体”的理念。即使西方学者也认识到，“虽然中国存在各种不同的政体，但是很，早就发展出强烈的文化统一意识…”这种天下一体的观念就是中国国家认同的文化基础。九州一统、四海归一的“天下”观，在历史上，中国国家统一之时，往往与社会稳定、经济繁荣、文化发展相联系，人民可以休养生息、安居乐业。这种历史经验深深地烙在中国人民的集体心理之中，人民普遍希望族群之间和睦相处，更加珍惜国家的统一。

中华民族是一个多元一体的概念：在其中，不同民族都有自己独特的文化。但是既然任何一个民族都是中国和中华民族的平等成员，所有不同民族之间的文化共同性应该大于差异性。统一国家内部的民族，有着共同的利益和共同的政治制度。这就是说，经济利益和政治制度这些框架性的要素已经“转变为真实的历史存在物”，从而使国家内部的各民族人民“在传统中获得了自己的身份”或认同，并且形成了不同民族之间文化共同性的基础。

中国的国家概念与家庭密切相关，这进一步增强了国家统一的追求。西方语言里的国家与家庭毫无关系，无论是country，还是state或者nation，都不能发现家庭的内涵，而中国的国家在某种意义上就是扩大了的家庭。这就在家族认同里渗入了国家认同的意义，在某种意义上中国人认为国就是家。家国结构类似，修身齐家治国相通的社会观，也强化了国人的国家认同感。

众所周知，民族平等是新中国民族政策的基石。这方面是相互承认和尊重差异，另一方面应该是建立国家内部所有民族之间的共同性。正如德国哲学家阿克塞尔．霍耐特指出的，“作为一种社会普遍化的中介。相互承认创造了这一理想共同体，同时也就形成了民族精神，在这个意义上，也出现了民族风俗的‘生动的实在性’”各民族无论人数多少，都得到同样的承认和平等地位。“这种相互承认形式也与社会生活语境假设相联系，社会成员通过走向他们共同目标的构想，形成一个价值共同体。”在中国，这个价值共同体就是由56个民族共同构成的中华民族。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任务就是，进_步在统-国家的框架内。增加文化共性基础，同时塑造出明晰地有别于其他国家的中华民族特性。

三、关于提升国家认同的几点认识

既然认同是一种历史的产物，那么人们的认同和归属感就是可以历史地加以变化的。因此，如果我们的策略正确；就可以历史地强化各民族人民盼国家认同；如果我们的策略短视，就可能埋下削弱国家认同的祸根。对这个问题，必须从战略的高度加。以重视。虽然美籍爱尔兰裔学者安德森认为民族是“想象的共同体”，是文化的人造物，但这不是虚构的共同体，而是_种与历史文化变迁相联系的，通过历史积淀而植根于人民深层意识中的心理建构。安德森指出：对于民族共同体而言，“它是想象的，因为即使是最小的民族的成员，也不可能认识他们大多数的同胞，和他们相遇，或者甚至听说过他们，然而'他们相互连接的意象却活在每一位成员的心中。”为了国家的统一，我们必须进一步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的文化和精神家园，并且通过共同的文化联系建构每个公民内心深层的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首先，我们必须把国家认同放在高于民族（族群）认同的地位。既然民族（如汉、蒙古、回、藏、维吾尔等)差异已经存在，那么我们所应该强化的就不是这种民族差异，而是强化各民族成员的中华民族共向体意识。按照刘梦溪通过援引西芳学者提出的观点，我们应该通过国家认同促成并强化新的民族认同。他指出：史华慈提出“是国家创造出民族，而不是由民族创造出国家”。学者研究认为，甚至在欧洲也是国家创造出民族．而不是由民族创造出国家。“当初世袭的领土式的国家对创造现代民族的形象起了明显的推动作用。显然，国家乃“是一个共同体能够借以产生共同意志和共同行动的条件。”如果在现代社会民族认同是国家认同的结果的话，那么为了国家的统一和民族的团结，我们必须把国家认同放在首要的位置。通过国家认同进一步强化中华民族共同性的想象，不断积淀13亿人民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既然民族平等是中国民族政策的基石，那么平等的民族就应该在国家认同方面完全一致，所以国家认同应该高于各民族的族群认同。民族平等，不是为了维持差异，而是为了构建共同性。譬如，“在中国，各民族一律平等包括三层含义：一是各民族不论人口多少，历史长短，居住地域大小；经济发展程度如何，语言文字、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是否相同，政治地位一律平等；二是各民族不仅在政治、法律上平等，而且在经济、文化、社会生活等所有领域平等；三是各民族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享有相同的权利，承担相同的义务。”在这三层含义里，如果说第一层属于差异的平等，那么第二、三层都是说共同性的平等。只有差异性的平等还不行．必须强化共同性的平等。

要强化国家认同的地位，就必须把国民的公民意识的培养放在首位。除非组成多民族国家的成员有共享的国家认同，否则国家的统一就不是稳定的，毕竟“社会联合一直是社会组织的基础。'而且国家认同一旦形成，国家就可以借助制度和规范的力量促进文化认同。并且融合形成共同的生活规范、民族精神和价值体系。

如果国家认同高于族群认同，那么我们就应该把认同的基础建立在公民文化而不是民族文化的基础之上，公民身份的重要性应该超越民族身份。基于国家政治认同的首要地位，我们应该根据不断变化的世界，根据不断调整的时代性主题，反思、调整我们的民族政策和国家认同策略。我们的族群区分政策不能以牺牲国家认同度为代价，最好是以增加国家认同的程度为标准。例如，表格中是否应该反复填写民族身份?我们是否应该过分强调区别对待不同的民族?过多的区别对待就是强化差异，差异就是区别，区别多了就容易制造“他者”，从而把人们人为地分离开来。

其次，应该通过构造中华民族文化共同的文化基础和文化象征符号的重建，增加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的重叠内容，甚至使这两种认同完全一致，形成统一的中华民族。按照盖尔纳的说法，“民族是人的信念、忠诚和团结的产物。”为此，我们首先要构建涵盖少数民族文化内容的多元一体的中华文化概念和符号系统，实施“文化包容”策略，决不能仅把中华文化符号象征系统界定在汉族文化的有限范围内，要强调中华文化的多样性形式和多重性内涵，要把少数民族的文化更多地纳入到中华民族整体文化系统之中。文化象征符号系统涉及到历史记忆与民族认同感的培养，这包括文化符号、典礼仪式、传统节日等等。如果我们更多地把少数民族的许多认同符号纳入到整个中华民族的文化符号系统之中，那么我们的共同文化基础就会更加宽泛和厚实。

为了构造共同的文化基础，我们必须在历史时间的绵延中，不断促进各民族之间的密切交往和文化融合。以时间拉近文化之间的空间距离。我们应该尊重少数民族的文化特性：保护文化多元的历史遗产，这是毫无疑义的。但是，我们也必须注意国家认同与族群认同的平衡。我们必须增大国家认同与族群认同之间的文化交叠成分，不宜过分强化民族的或族群的认同，不能使族群认同的文化成分超过国家认同的文化成分。这就是说，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看，族群的认同不能超越或凌驾于国家认同之上，国家的文化认同必须大于族群的文化认同。实际上．世界各国的做法都是如此。例如，在理论上，加拿大学者卜正民和施恩德说。在构建民族国家的过程中，必须有一个使各民族“走向富裕和强大的未来的目的性动力”，这个动力能够“将所有民族带到同一个叙述体系中．但同时又宣告他们自己的特质，以作为文化独特性和独立性的证据。”在实践上，如美国，就以公民为主要身份对各人种和移民加以同化，以至于亨廷顿认为，“人种就民族属性的因素现在已大体上消失了，美国人认为自己的国家是一个多民族、多人种的社会。”在他看来，将多民族、多人种纳入美国的同一叙述系统的，是美国的国家特性，其中“最初由托马斯·杰斐逊提出、后来又经过多人阐释的‘美国信念’被广泛认为是美国特性的关键决定因素。”由此看来，没有共同的文化和信念，就不能构成真正统一的国家。我们现在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构造中华民族共同精神文化家园、也是为了提供文化认同的中国国家特性，增加文化认同与国家认同的重叠内容。

考虑到国家认同和新的民族认同的塑造，作为公民的教育就必须放在首位。如果“从前个人认同是由身份和地方的民间文化形成的”，那么“现在全民教育和国民教育课程形成了新的‘民族认同’。”另外，我们还应该考虑并且设法让更多的少数民族青少年与汉族学生一起学习，无论是义务教育阶段还是高等教育阶段。学习空间的分离，往往就会造成精神与心灵的隔阂，民族学院过分集中了少数民族的做法值得我们重新思考。我建议，其他学校大规模增加少数民族学生的比例，而民族学院则应该大幅度增加汉族学生的比例，不要过多地让少数民族集中在民族学院学习。我们不应该制造差异，拉大彼此的空间距离，而应该使不同民族的学生在学习生活的空间上拉近，这就容易增加彼此的文化认同。彼此的文化认同增加了，就容易增加文化认同与国家认同重叠的部分。

再次，必须把经济社会的区域均衡发展放在今后工作的重心位置。德国学者迪特·森格哈斯的提醒是值得注意的。他指出：“一般说来，在同一个文化圈内，现代化水平较高的社会与现代化水平较低的社会在价值观方面出现的差别是很大的，它甚至大于分属不同文化圈而发展水平相当的社会价值观方面所呈现出的差别。”为了国家的统一和民族的团结。我们必须促进区域经济和社会的公平发展。区域的平衡发展需要一个很长历史的过程，在这个期间我们还可以利用市场经济的力量，通过人口的流动促进人民之间的交流与文化融合。

历史告诉我们，民族是可以在一定的时空系统中再造的。有西方学者说“民族的认同和共同体是由‘此处的感觉’和‘主格我们的感觉’构成的，前者源自在一个地方的共同居住，后者来自群体的团结和共有属性。”如果这样，我们就应该抓住中国市场经济发展进程和城镇化建设的历史契机，促进各少数民族的人口流动，形成各民族在国土之内共同居住的态势，并且构成共同的生活方式和文化属性。“只有当社会一体化从社会成员那里得到文化习惯的支持，而文化习惯又与他们互相交往的方式紧密相关，政治共同体的社会一体化才能取得成功。”为了加强国家认同，我们必须增加文化认同的共同性基础，从而扩大文化认同与国家认同的交叠内容。我们的目标应该使中华民族的文化认同与国家认同基本一致，这样才能保障国家的统一和安全。

最后，强化国家认同还必须有政策和法规的支撑，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必须在各族人民共同塑造共和国历史的活动中生成和提取。譬如。共同的语言、政治仪式、文化符号等等，是保障国家认同的重要构成性因素。在我们国家的庆典和其他社会仪式之中，要增加作为公民的统一规范和行为要求，因为“民族认同和共同体源自连续执行的例行公事和普遍能够理解的公民行为。”实际上。祭奠先烈、升旗仪式、国庆典礼、聆听国歌、普通话课程和中国历史文化课程必然会灌输这样一种归属感。

对于民族国家的共同语言问题，西方分为“公民民族主义”和“自由文化主义”。前者认为，公民的国家认同主要基于分享国家政治制度和价值观，不涉及文化问题；后者则认为，公民国家认同需要政府对统一文化和语言的推广和特殊支持。斯蒂尔兹最近从公民民族主义立场提出一个综合性的观点：“当政治和经济语言在国家或区域的层面上被授权的同时，允许地方语言被选择用在更小单位的层次上”。可见，如果西方国家的自由文化主义者认识到语言对国家认同的重要性的话，公民民族主义也认识到统一的政治与经济语言对国家认同及公民获取同等政治和经济权利的重要性。许多国家把国家官方语言列为移民能否入籍的条件，实际上就是考虑必须把移民纳入“符号的共同体”之中，并且强化形成“我们感”的“语言的纽带”。鉴于此，我们要在全国范围内推广普通话，尤其要通过义务教育强化普通话；在国家认同的意义上，普通话不只是汉族的语言（实际上，汉族也说很多种互相听不懂的方言)，而实质上是联系全国人民的“政治和经济语言“，是中华民族文化认同的语言纽带。

总之，我们必须在历史进程之中，把国家认同置于文化认同之上．用公民的国家认同促进文化认同我们需要的是更多的“我们”和共同性，而不是彼此的“他性”和差异。共同性是可以在历史空间中形成和增加的。

资料来源：北京师范大学学报2010年第1期作者韩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