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摘要：族性是构成族群、民族等族类共同体的基本属性，如认同、血统、语言、传统文化、祖籍地、宗教、种族等。自族类共同体诞生以来，族性便是富于变化的。对其变动机制的理论解释主要分为四种：强调内部识别的认同理论，强调外部交往的接触理论，强调内部关系的民族国家理论和强调外来影响的现代性理论。综合把握四种不同的解释路径及其内部理论流派的具体差异，有助于增进对族性变化和当下民族问题的理解。
关键词：族性变化机制，认同理论，接触理论，民族国家理论，现代性
一、定义族性 族性（ethnicity）是什么？在中西语境中，对于族性的定义和范围都存在大量的讨论，但其概念依然没有统一。对族性的解释极为丰富多样，包括族群实体、族群基本要素、民族/族群认同、某一民族的文化特点等。[①]在国内的前人研究中，族性被运用于对民族、族群等相关概念特质的指涉，且常在二者间相互转换，因而具有相当的复杂性和可变性。[②]而在英文学术界，族性也缺少一个确定的定义，在1916年至1971年之间，“族群的”和“族群”还未列入主流人类学教科书的索引目录，至于族性一词，也是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对美国民族熔炉政策的早期讨论中才出现，这一时期，它被描述为一种难以为熔炉政策所消解的“东西”。[③][④]正因这种复杂性，它成了一个可以得到广泛运用的重要概念。作为一个内涵丰富的民族研究术语，它所涵盖的时间可以追溯至原生特质产生和逐渐稳定的过去，也可以延伸至都市化和全球化的当下，既包括了内部认同，又牵涉到跨族交往以及相关影响，可用来统合现有关于民族和族群研究的理论和案例研究，以帮助理解作为共同体的民族/族群及其与周边民族、国家、区域之间的关联及发展。 族性概念是在学科的分叉与地域的交织中被碎片化的。首先，这种情况源于政治学、社会学、历史学、人类学、法学等不同领域在民族这一论题上出现的复杂交叉。不同学科的考察视角使其表现出的具体特征存在着较大差别。其次，族性本身在不同语言翻译上的语境转化使这一概念难以与此前的语义完全对应。其在新进入的语言系统中旁涉的近义词也往往与此前存在出入，故容易导致借义和语义泛化。最后，在各学科的研究中，族性也并非一个一开始就受到足够重视的中心概念，而是在概念生成的时间序列中，随着二战后的现代性、全球化和群体认同而诞生的新问题。以人类学中的族性一词为例，这一词的泛用被认为来自于后现代主义人类学中存在的解构主义。从英文词义演变的角度而言，族性是过去“部落”（tribal）一词的延伸，但在演化的过程中，它又成为一种具有广泛涵盖力的母题（the parent concept），学者们长期关注于族性一题的各个子方面，如认同、文化政治、亲属关系、婚姻等经典命题，却没有对族性本身进行充分的重视。[⑤][⑥] 在对其变化进行讨论前，首先依然需要对族性进行明确的定义。且以绫部恒雄对族性（民族性）的综合性定义和其关注的几个方面为例，进行初步的概念分析。绫部认为，族性是“二战后，由被称为人种、民族、国家、宗派等范畴的人类集团之间的急剧多样化、流动化和相互交往中所产生的，一般小于这些集团规模的，并且不属于共同来源而共有文化同一性的人们以及他们的意识”。这一概念包括了人群和人群特点两类基本的定义，而在分析族性的时候，绫部认为需主要关注其四个方面，其一，具有古典民族意义上的文化同一性的共同体族性，其二，跟对个人的民族统一性做出规定的民族性，其三，对集团的边界做出规定的民族性，其四，作为利益集团而明显化的族性。[⑦] 这一概念之后，可见在民族与民族主义研究领域里几大理论的影响。首先是时间点（二战后）的问题。以本尼迪克特·安德森和欧内斯特·盖尔纳对现代民族的经典论述视之，二战后是民族产生的重要时间点，也是现代性进入的关键时期。其次，“人类集团之间的急剧多样化、流动化和相互交往”是共同体产生的缘由，对此，弗雷德里克·巴斯曾从族群边界的角度进行过论述。第三，在族性的四个方面，除了第一个方面与民族传统上的文化意义相连，其余都是现代性发生后的事件和属性，即从国家、政治生活、现代民族和语言使用问题等方面出发，对民族属性进行的强调。以语言为例，安德森认为，语言可以产生能内部沟通的精英阶级，通过印刷术和语言学家的工作，语言被标准化和确立下来，而那些精英阶级所使用的优势语言，则可以通过国民教育和其他途径，在近代国家中确立其作为国语的地位，并推动民族主义的产生。[⑧] 鉴于族性定义的多样性及其在不同语言中存在的差异，以下讨论的族性综合了前述对于族性的不同定义，并侧重中文语境中对其属性涵义的强调。即将族性看成构成族群、民族等族类共同体的基本属性，如认同、血统、语言、传统文化、祖籍地、宗教、种族等。[⑨][⑩]这些属性一方面来自共同体依靠代际沿袭的传统，另一方面，又在新的环境下延续、变化、创新及消亡。
二、族性如何变化 即便在流动性极强的都市中，带有原生性的族性也是容易从人们身上观察到的事象。原生性的普遍存在，成为原生主义者（primordialist）将族性视为稳定不变的重要论据。按照斯大林对民族的定义，族性应包括共同地域、共同语言、共同经济方式及表现为共同文化特点的心理素质这四类特点。[11]这一定义在我国的民族识别工作中起到了重要作用，和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相比，其概念强调原生性，具有较强的客观主义色彩，却没有体现族性本身的动态性和主观性。[12]在族性原生性广泛适用的同时，不应忽略的是，族性并非静止的概念。从根本上说，静止的族性相当于实施严格内婚制的种族群体。但在二战后，种族这一概念受到了普遍质疑，其生物学意义也被证明是不成立的。即便避种族不谈，强调原生符号的新浪漫主义（neo-romanticism）所圈定的族性也未能禁足于各民族传统的祖居地，而在跨族婚姻、移民、政权更替等情况下，族性也显然不是静态的。根据学界所关注的不同方面,族性的变化规律可从以下四类理论进行讨论: （一）认同理论 认同是当代社会科学中常用的术语之一，在社会学、心理学、政治学等领域都得到广泛运用，并衍生出社会认同、国家认同、民族认同、自我认同等分属不同学科理论体系的子概念。从族性认同及其变化的角度出发，相关的认同理论可分为原生论、边界论和工具论三派。[13]原生论注重在群体的内部寻找族性，且将族性视为相对稳定和与生俱来的。边界论和工具论则认为族性的边界产生于群体和异族互动的过程中，而族性本身也是可以变化的。其中，以科恩为代表的工具论将具体情境中的族群接触视为族性变化的决定因素，故也可视为接触理论下的一类观点： 其一，以格尔茨和范·登·伯格为代表的原生论。在持原生论的学者看来，群体认同是在语言、种族和宗教的基础上形成的原生纽带。[14][15]相对于工具论对族性不稳定性的强调不同，原生论将认同视作与生俱来，且非理性的特征。在这一观点之下，以格尔兹为代表的文化历史原生论者并没有将族性纽带与社会事实中的其他方面孤立出来，而是将其视为与理性的公民纽带互通共存的另一重属性。因此，尽管族性常常在家规、习俗、宗教等带有非理性特征的影响下使人做出符合小共同体利益的行为，但这种自我意识又常常为更宏大和理性的公民性所掩盖。[16]相比之下，范·登·伯格的社会生物学派则是以生物表征为族性的论证基础，通过血缘构建的核心家庭——扩大家庭——世系群——氏族——方言群体——族群亚类——族群等概念，论证族性认同拆合的内部逻辑。[17]在二者的论证中，族性本身是不变的，变化的是其所处的社会情境以及相应的个体行为。 第二个派别，即以弗雷德里克·巴斯为代表的边界论。这一派认为，族性具有排他和内部归属的双重性，通过对这些属性的观察与描述，可以划定族体之间的边界。由于在场景中的灵活性和相应更宽泛的解释力，族群边界理论得到了较为广泛的运用。即便在多元文化的都市场景下，这种吸收了原生论和工具论优点，并规避了静态性和理性人陷阱的理论也得以普遍适用。[18]在边界论中，族性的变化机制可以从表征和边界两方面考察，其一，那些处在表征范畴的族性，即成员文化、边界标志、甚至群体内部的组织形式都是可以被替换的，其二，边界的维持机制、促使排他性和归属性发生变化的历史传统和外部条件则是相应变化的缘起与关键。[19] 第三类，以科恩为代表的工具论。在他看来，族性是以起源为基础的文化识别符（culturalindentifier），是争夺社会资源时的一种手段和工具。族性本身不易变化，但不同场景中，在族性的动员之下，人们会判断应当进行内部团结，还是将一些情况下的他者也纳入自己的群体范围内。此外，科恩还认为，由于交换和贸易通常涉及到群体之间的权力问题，而群体关系又会影响到贸易本身以及群体之间的权力，至少在部分程度上，贸易决定了族性的特点。[20] 认同理论不以复杂多变的群体特征为切入点，而是从个体与群体的认同出发，在自我与他者，我族与他族的概念判断中，有效地探讨了人们的身份归属问题。该理论对分析族类群体特征的动因、机制及历史变迁都有着较强的解释力。在族群认同理论进入中国后，中国学者运用相关理论对本土的问题进行了研究，并完成了许多成果。如在对羌族认同形成的研究中，王明珂用历史人类学方法，通过分析川西羌族的历史，认为其认同形成于其与汉族、藏族之间的互动过程。[21]祁进玉基于其对分布在甘肃、青海、北京等地土族的田野调查，认为土族的认同转变受到全球化的影响，并使人们的身份认同变得混乱和模糊。[22] （二）接触理论 接触理论主要通过对族类共同体/文化之间交往和接触的研究，探讨族性/文化变迁和相互关系的机制，被认为是能够有效改善群际关系的策略。[23]这一视角之下，对族性变化的论述主要有两类观点。其一是以族类个体为单位的社会心理学观点，其二是以文化为单位的文化人类学观点： 社会心理学的族性研究源自二战美国社会中存在的种族冲突问题，为了解决黑人和白人之间的矛盾，许多学者对其作出了深入的研究与讨论。心理学家奥尔波特其代表作《偏见的本质》通常被视作这一理论形成的标志。“简单说来，偏见是在没有充足证据的情况下，把别人往坏处想（think ill of others）”。[24]族性认同是偏见产生的前提。通过对族性特质的分类——认同——比较，出于自尊心理的驱使，人们常常会相信，自己所属的群体拥有高于其他群体的属性。因此他们对内部人员的主观评价常常要优于外部人。[25]族际接触产生的问题在奥氏之前早已有之，早期的研究成果通常认为，群际接触能有效地减少族与族之间的偏见，并改善人们在种族或特定族性问题上的消极观点。从奥尔波特的偏见理论出发，围绕族际接触的效力、最优条件、作用机制等问题，社会心理学领域产生了各种分支理论。如将接触划分为扩展、想象、替代、模拟等类型，以及综合出地位平等、共同目标、群际合作、制度支持四个积极接触的指标等，以进一步解析群际关系和族性相关问题。[26]相比认同理论，群际接触并未将考查重点放在内部的族性特点及认同，而是更注重族类共同体对外部具差异性族性的认同变化，以及这种变化的发生机制及改善路径。 文化接触理论的文化人类学观点主要来自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博厄斯历史特殊论学派对文化变迁的讨论。在这一学派兴起之前，族性中的语言、宗教、文字被视作进化论中具有先后时间秩序的遗存，或是传播论中从发源地出发，向其他地域不断扩散的元素。和民族主义的产生相一致，这一学派也将族性的变化看成是人类外部环境变化的结果。但族性的变迁并不只发生在现代性进入之后，而是像人类对环境的适应一样，长期保持着吐故纳新。从类型上划分，族性变化的主要类型有创新、传播、涵化和进化等，相应类型的作用又与其同周边共同体的互动关系有着密切关联。和此前的人类学理论相比，博厄斯学派的理论建立在文化特质——文化系统的研究之上，且以格式塔心理学中的整体论为理论基础。[27]这一理论对具体族性研究的重视体现了弱小民族文化的价值，也与强调民族平等和民族多元文化的语境是相符。 心理学层面的接触理论和文化层面的接触理论既有互通之处，又存在着明显的层次差异。因此，对于群际接触理论的反对者而言，个人和群体层面上的接触效应并不存在一致性。频繁的群际接触可能改善个人和他者之间的关系，减少族性差异带来的偏见和冲突，甚至减少族性差异本身。但个人心理状态的变化并不能与族性的变化相互等同，当问题上升到族性的层面，共同体将面临认同维持和同化危机等麻烦，继而使群体内部更注重族性差异的维持，并对外族产生恐惧。[28]这种批评也解释了个人行为和群体决策之间呈现出的区别化，即在重大民族问题发生后，尽管一部分获得正面接触的族类共同体成员愿意接纳与问题相连的族裔，但在群体的决策上，多数人依然倾向于反对移民，以减少文化同化的可能性。 （三）民族国家理论 在西方政治学界，民族国家（nation-state）是一个常用于分析现代国家的概念。该词最早出现于17世纪中叶的西方，又因世界各国在民族-国家关系和相关问题上的实践，得到广泛讨论。[29]在现代国家的语境中，族性的外延不仅涵盖了民族这一具有原生性的文化单元，也与国家关联甚密。由于采用自上而下的政治学分析视角，和前面两类理论所区别的是，在概念的使用上，民族国家理论更倾向于将族性与明确的民族身份等同，而非关注其认同的伸缩性。在这一理论视角下，族性的变化并非独立于国家之外，而是作为其拥有能动性的子单位，接受国民性的整合。在大量跨国民族和移民并存的背景下，族性的变化与国民性的关系更为复杂。个体与群体、群体与群体以及群体与国家的认同关系中，国家总是通过各种政治过程得以体现。[30] 因一国一族的案例相对罕见，国民性的整合常会引起不同模式的族性变化。第一种是以一类主体或精英民族的族性为尊，通过各种政策对移民及少数民族进行族性同化的大统一模式，这种模式通常出现在世袭君主制的封建社会中，如沙皇俄国时期，少数民族被视为异族，受到主流社会的排挤，只有作为主体民族的俄罗斯人种获得特权；第二种是不直接通过政府。使民间的族性相互融合的民间熔炉式，例如在二战时期，在南欧人、东欧人到来，及国民种族多元化程度加深的情况下，美国政府强调国内不同民族的美国特质，并试图淡化民族和人种属性在社会及政治生活中的作用；第三种是多元文化主义所倡导的，保留原生族性、主张族性多元平等的马赛克式，例如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后在加拿大和澳大利亚推行，以保护境内所有民族权力及平等地位为目标的文化多元主义政策。[31][32]这几种模式所体现出的民族——国家族性整合分属不同的关系模式，当这些关系发生变化时，不仅族性会发生相应变化，国内众多民族的关系也会受到广泛而深远的影响，使国——族之间的关系经历剧烈变迁。如在1951年对外开放后，尼泊尔因其自君主制到共和国的政治转变，自一个传统、隔离、恐外且专制的印度教国家，成为了一个拥有外贸渠道的民主制，及2008年之后的共和政权。而其内部国民性与族性的关系模式，也从大统一型逐渐向马赛克式转变。[33] 国家的类型决定了国族整合中族性变化的形式。格罗斯认为，在国与族的整合上，公民国家的政治制度可以赋予不同的人群相同的社会纽带，使其从亲属意义上的血缘关系过渡到与民主制度相联系的领土区划制度。这种过渡是由公民权的出现为标志的，究其根本，公民权是以地缘为基础，其自下而上的政治参与却区别于邻居/乡亲等区域化的概念，连接了贯穿领土边缘和中心的部落/民族和国家，呈现出更高层次的特点。[34]这种政治制度上的先进性具有前提条件，即主体民族和少数民族都接受国家制定的基本规则，并遵守国家的治理与对民族关系的调适。与此相反的情况出现于部族型国家，在这类国家中，国家权力往往掌握在以血缘和民族为基础的少数群体手中，其统治权力的转移也是由血统决定的。在此背景下，国家的治理和民族的权利要求常存在着长期且难以化解的冲突。[35] 民族国家理论的另一重优势在于，由于以国家作为单位，族性变化的广泛比较得以可能。在经历了数次民族主义浪潮之后，过去促成东帝汶、巴勒斯坦等国独立的外因已经趋弱，世界版图内的国家格局逐渐稳定，同时，国家的内部结构也在发生变化，移民及相应的民族矛盾将成为新时期内的重大论题。[36]这一背景下，对民族理论工作者而言，作为社会科学深入认识、辩证分析的重要途径，比较法是描述事象，解决问题的必要方法。马戎认为，中国民族问题的研究，有四个重要的参照系统。一是中国自身的民族关系史，二是欧洲传统的民族观及其演变，三是马列主义民族理论及其在社会主义国家的实践，四是亚非拉其他发展中国国家从民族到族群的发展和演变以及其他非西方殖民国家。在具体的历史场景中，苏联、西欧工业化国家、美国等移民国家、印度、印尼等前殖民地、非洲的“部族社会”国家在民族政策上所采取的措施及相应的族性变化尤其值得参考。[37] （四）现代性理论 现代性的概念起于十八世纪欧洲的政治经济变革，其相关理论通常来自西方世界对现代化后果的批判和反思。[38]回到族性本身的定义上，其现代性的内涵常常被语言、宗教、教育等子论题所分散，但对各子论题的论述也反证了族性变化。从进化论的角度看来，民族主义的出现本身便标志着族性从地方社会到现代国家的场景转换，因此，对民族主义产生背后现代性的阐释，亦可视为族性形成机制的一种解释，这一机制在盖尔纳和安德森的经典论著中得到了论证： 其一，盖尔纳的族性变化机制主要来自于对于工业化社会中“熵”的探讨。在工业社会之前的农业社会，在国家醉心于侵略，醉心于讨伐的时代，多数庶民们却对自身所应具有的特点并不明确。尼泊尔山区的农民会从地缘、阶级、血缘的角度考虑问题，但国家依然是一个模糊而遥远的抽象概念，和他们的具体生活并不相关。[39]因此，尽管他们拥有相同的体貌特征、风俗习惯和共同的历史记忆。但这些共同性并不代表着共同体,而是构建共同体的有利条件。[40]在现代性到来，民族主义产生后，人们才有了界定“我们”和“他们”的动力。在印刷术和资本主义覆盖全球后，民族依然处于不断变化的进程之中。工业化社会的背景下，人群的流动多变和同质化的主流文化降低了社会中秩序的稳定性，使不能被主流文化同化，或均匀分布在社会各层级的人们经历了更为深重的苦难。由于这种差异的普遍存在，过去的低俗文化便有可能以族性的形式转变成高层文化，并以此来对抗工业社会中的不平等。[41] 其二，安德森对民族这个斯芬克斯式概念进行定义时便强调，它是人类在经历现代性时的一次深刻转变。在《想象的共同体》中，安德森对前后兴起，相互关联又彼此独立的民族主义分别作了论证。从时间上看，第一波民族主义发生在十八十九世纪的南北美洲殖民地，殖民地的欧洲裔移民由于受到宗主国的歧视性待遇，从而将殖民地想象成自己的祖国。第二波民族主义诞生于十九世纪初的欧洲，这波民族主义汲取了上一波民主与共和主义观念的启示，同时又以印刷术为基础，发展出了语言民族主义。第三波民族主义是对上一波群众民族主义的官方式反应，即在过去民族主义运动的经验之上，对国家内部不同的的族性进行整合、统一和收编。最后一波民族主义产生于亚洲与非洲的帝国主义殖民地，通晓双语的殖民地精英从过去数百年的民族主义历史中迅速获得了族性的启蒙，并将历史遗留下的传统转化为族性。[42] 总体而言，现代性理论将现代性视为族性变化的重要变量，一些与现代性相关的概念，如工业社会、资本主义和印刷业等，成为族性生成与稳定化的前提。[43]此外，现代性理论还提供了一种考察族性重构的可能性，即在时空分离、民族跨越国家边界流动的场景下，人们也是通过比对自身历史、由西方世界制造出的样本及周边那些与己差异极大的他者，来重构和想象自己的族性。
三、小结 在各民族流动性进一步加强的当下，对于族性变化机制的理解依然重要。即便在全球化的场景中，散落在世界各地的少数民族、移民、难民依然保有各自的族性，而在都市之中，不同族群在同一区域中互嵌共生的情景也日渐普遍。因此，对族性的理解应当从不同的路径及相应层面入手，掌握从个别到一般的演变规律，并应用到维护社会秩序、保障群体利益及减少族际冲突等实际问题上。因在出发点、关注范围和能解决的现实问题上，前述理论各有所长，考察应建立在对族性变化诸理论之上，相互参照，以作补充。 在论证族性变化一题上，四类理论所给出的解释各有侧重，利弊不同。如图表1所示，以微观——宏观程度排列，首先是以群体的内部认同为出发点，将族性视作民族身份参照物的认同理论，其次为重视与外部其他族体交往过程、条件及对外族性认同变化的接触理论，其三是将民族视为国家的子集，在国家视角下关注其内部各民族族性变化的民族国家理论，其四则是跨越了国家边界，引入现代化、西方影响、全球化等外部变量，对族性的产生与变化具有普遍解释力的现代性理论。四类理论中，认同理论和接触理论的视角较为微观，通常以民族、个体和具体文化为单位，主要植根于人类学、社会学和心理学等关注具体情境的学科理论，有助于解析族体成员的现实情感和文化变迁动态，对民族政策的制定具参考价值。民族国家理论和现代性理论则是自上而下，以民族国家、现代社会为出发点，其适用的场景也更为宽广。这类理论起于对宏大议题的讨论，综合了政治学、哲学、历史学等各领域的知识，是分析国家与民族关系和民族主义的重要工具。
【作者简介】李静玮（1987~），人类学博士，四川大学中国西部边疆中心助理研究员，博士后，研究方向为文化人类学。邮箱：76591380@qq.com。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