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性与民族主义和民族的起源

作者 / 杜哲浩

香港全球化中心研究员

一、什么是民族和民族主义？

勒南将民族定义为“日常全民公决”（daily plebiscite ），是一个基于历史事件的社会团结组合，这个组合有着自愿性的集体意志并会不断地重建社会团结。民族与民族主义的起源存在原始主义（primordialism ）与现代主义（modernism ）之间学派之争。

原始主义者认为是人类的本性导致了民族的形成，因为人类需要组建这种社会组织才能生存。所以民族是一种自人类诞生以来就存在的组织形式，而民族主义是民族的产物。他们将民族视作族群的一个分支，因此许多现代民族在他们看来是前现代族群的延续，他们更加关注民族的情感维度。

而现代主义的观点与之相反，现代主义者认为是民族主义产生了民族。现代国家和经济的形成导致了民族的建构，因此现代主义更加关注民族的意识形态维度。

两派不同的民族定义：

原始主义：

民族在本质上是一个时间深度共同体。过去已经被转变并修改来促进政治利益并被带到了现在，这种对过去的表述能够指导民族成员对当前的认知。

民族是一个政治形式的神圣公民群体。群体成员相信相互联系是基于祖先血脉，因此民族关系是基于群体成员之间的非理性感情而非现实或理性因素。

现代主义：

民族是想象的共同体，有着内在的有限性和主权性。想象的特性是指民族成员之间的纽带观念，虽然成员只能认识很少一部分同胞，但是会在脑海中存在成员之间相互联系的想象。民族是有边界的，而且会追求独立，因为它是一个由自由和平等个体组成的政治集体。

对于民族主义的不同理解可以分为观念角度和实证角度。

观念角度：民族主义是一种特定想法

民族主义是一种思想状态，认为民族国家是一种理想的政治形态，而民族身份是文化创造性的动力和经济福祉的来源，因此每个个体的最高忠诚都应该归于民族。

作为一种政治意识形态，世界从民族主义的角度被“自然地”分为有着独特性质的民族。

民族主义意识形态的三个基础：

存在明确和特殊性的特质、成员应该将其他利益和价值放在民族之后、会持续追求独立。

这种对于集体的自我崇拜将民族主义在一定程度上转变为了一种“政治宗教”

实证角度：民族主义是一种特定行为

民族主义是一种集体行为，这个行为是源自一个道德集体的共同意志，并代表了这个祖先传承性群体的共有感情。这个集体行为追求民族边界与治理边界的一致。

民族主义也是一种政治运动，追求在民族主义的诉求下使用国家权力，来实现并维持民族的认同、团结以及自主性。

促进并保持民族的边界以及利益，是民族主义以及相应行为和运动的核心诉求。

二、民族与民族主义的观念基础

现代性在本质上基于能通过发展进程变得“更好”的观念。“农业识字社会” （Agro-literate society）与现代社会的核心区别在于对人类社会与自然关系的相反认知。传统社会是建立在自然与社会的稳定关系，自然为人类社会提供有限但是稳定的物质来源，并以此合法化传统社会的社会秩序。在传统社会下强迫和等级制构成了个人的价值基础：一个人被稳定的置于其在社会等级秩序下的位置，而非其生产能力的效率。

现代性将人们从传统社会结构中解放了出来，因为新的观念意味着人与自然关系认知的革命性转变。自然变成了一种可以通过人类理性去学习的系统，因此它可以被开发利用，这导致人们开始增加对自然的理解和主宰。

对现代性的追求使个人变成了自由个体，为工薪阶层赋予权力，构成了追求民族利益的基础。因此现代性发展过程的本质是传统社会结构的式微，并被现代社会逐步取代的过程。

使民族和民族主义出现成为可能的核心观念变化之一出现在英国都铎时代，即新贵族的崛起与行政职位中神职人员的取消在同一个时间发生。传统社会的模式使社会流动性几乎不存在。而这次新贵族的阶层跃迁标志着社会开始将有着出色能力和教育的低层乡绅接纳到精英状态地位。

传统社会中存在着的难以逾越的红血大众与蓝血贵族之间的墙开始解体，这些非常不同的群体开始被形塑成一个共同的认同，因为大众与贵族自身组成的“民族”开始平等化并融为一体。

民族观念本身开始表现出每一个个体都有着理性能力，因此在本质上是平等的并有资格享有自由。当精英与民众开始享有一个共同的认同，传统社会中将特定家庭限制在其社会地位的障碍开始被社会阶梯所取代。社会固化开始变得具有流动性，个人随着个体意愿、能力以及机遇的差异可以不再受限于其出身家庭的地位。

因此，民族内部的成员开始享有道德平等性，所有成员都有着一样的道德价值（moral worth）地位。

另一个民族出现的观念性起源来自启蒙运动和德国浪漫主义，这使民族主义开始可以取代传统和宗教的角色。

现代对于认同的理解将真实性（authenticity）置于拥有最高价值的地位，因此个人的内在自我（inner being）应该有表达的权利。人类的普遍人格特性需要得到承认，导致了内在自我和外在自我的建构。并且强调个人的内在与社会的外在相比应该拥有更高的道德价值。

现代化的一个核心过程是世俗化，世俗维度可以从宗教的机制和观念中被分离出来，这意味着宗教的实践与信仰开始减弱，宗教开始被边缘化到私人领域（private sphere）。尽管出现了在私人领域、道德、公共经济和政治维度的宗教的再政治化与再观念化（ renormalization ），现代化理论的核心论点依然有效。

由于“上帝死了”，原来构成社会生活的社会共有价值的缺位制造了一个道德真空，这使新的社会价值产生变得可能，甚至使人们可以扩展自己的独立性来创造自己的法律。但是，没有人能成为尼采所谓的超人，去重新评估所有社会价值（ revaluing all values ）。我们都是社会动物有着感情依赖去服从于社会规范，并倾向于构建基于地理边界并有着独特文化传统连续性的社会。

失去的道德价值趋势大多数人感到高度不安全感以及疏离感，随着人们开始寻找真正的自我，也导致人们需要一个能够使人们重新团结在一起并重建社会道德的共有认同。

民族可以成为一个世俗性的转换机制，将人们的生命的终结性转化成一种连续性并为生命提供意义。通过民族，个人可以超越其生活经验，找到其独特的归属感并构建其自身的道德准则。

由于民族个体之间有着共享的构成自我认知的传统习俗，这种相互联系的自我认知会构成一个“集体意识”。这个意识是民族独特的文化，有着明显的特性可以被用来构建社会关系的边界，使区分“我们”和“他们”变得可能。民族也可以被看做是一种基于集体自我意识的社会关系。

民族主义在“发明传统”（invention of traditions）的过程中取代了过去的传统，在这个过程中特定的价值和行为规范可以通过重复来实现。民族可以整合现代社会新的社会-文化状态，其他的社会集体认同（比如阶级）都在民族的旗帜之下。作为社会的“基本认同”(fundamental identity), 民族认同是定义个体本质的核心，其他认同都要在民族认同之下。

民族可以成为一个世俗性的转换机制，将人们的生命的终结性转化成一种连续性并为生命提供意义。通过民族，个人可以超越其生活经验，找到其独特的归属感并构建其自身的道德准则。

由于民族个体之间有着共享的构成自我认知的传统习俗，这种相互联系的自我认知会构成一个“集体意识”。这个意识是民族独特的文化，有着明显的特性可以被用来构建社会关系的边界，使区分“我们”和“他们”变得可能。民族也可以被看做是一种基于集体自我意识的社会关系。

民族主义在“发明传统”（invention of traditions）的过程中取代了过去的传统，在这个过程中特定的价值和行为规范可以通过重复来实现。民族可以整合现代社会新的社会-文化状态，其他的社会集体认同（比如阶级）都在民族的旗帜之下。作为社会的“基本认同”(fundamental identity), 民族认同是定义个体本质的核心，其他认同都要在民族认同之下。

通过民族的形式，自我能够以一种在传统社会中从未出现过的方式来有意识的保护其边界以及存在。这种保护方式主要是通过国家机关，在领土范围内施行权力。民族文化会追求其政治存在，并且不会满足于单纯的表达。民族和国家使现代个体能够理解社会现实。

三、民族与民族主义缘起的现代化过程

高速的工业化、城市化以及科技发展破坏了传统社会的社会融合形式，引发了先前社会机构的改组以及新机构的出现。随着封建法律（feudal law）的废止，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清理了障碍，随着新的生产技术的发展，资本主义者从本质上改变了社会关系。英国“圈地法案”的通过使中世纪时期的集体责任意识开始转变，人们开始与原先共享的生产资源——土地开始分离。

这标志着现代无产阶级能够形成的时代开端，由于农民失去了使用土地的权利，他们被迫向工业城市移民，在城市里他们可以为高速发展的资产阶级提供廉价劳动力。

现代社会对于永久化增长的需求意味着需要一个高度可移动化、识字并且专业化的劳动力群体，这使国家机构发生了革命性的改变，使其承担责任去将传统集中化、闭塞、融合化的社会向一个去中心化、开放并且专业化的社会转型。这个转型能够实现的核心是通过中央管理化的教育，来限制地域文化差异并将人们纳入共享民族认同的集体。

在传统农业社会，文化能够分化而不是团结人们。贵族阶层在当时没有对他们治下民众促进文化统一性的利益。在当时文化差异可以更好地将人们固定在其生来的社会与地理场域，使贵族阶层能更容易通过“分而治之”的手段来对其进行管理。

而在现代工业社会，经济发展已经成为了驱动社会秩序转型的主要合法化因素。

由于现代社会的主要工作已经变成了语义形式，要求在社会上能够实现大众范围内的非个人化、自由沟通（context-free communication）状态，人们能够共享相同的信息形成与解读的规则标准。推行普世性的沟通系统的过程将传统社会的“低文化”（low culture）转变为一个标准化、识字并且基于教育的沟通系统——“高文化”（high culture）。

这个“高文化”的实现是基于现代化过程中的高速经济以及通讯技术的同步发展。书籍成了最早的现代工业化商品，并与报纸（作为书的一种形式）一起建立了资本主义和印刷技术的联系。这些商品被用于向正在扩大的识字中产阶级读者出售并建立了“印刷资本主义”的状态。

报纸可以有效建立一种同时发生的大众消费仪式，这能够在每一个参与这个仪式的人脑中建构其行为是在复制其他无数不认识的人的观念。

这个随着时间线性日常重复的行为，能够不停地建构对想象世界（民族）的相信，这个世界被当做是一个向着单一性、无限时间发展的社会学组织。这个仪式会构建民族随时间在历史中稳定发展的可靠群体的观念。

因此现代资本主义引发了能覆盖一个民族所有人口的民族文化，超越了过去传统社会中由地域和职业对人口进行分配的村庄性社会联结。这个过程也是建构现代阶级和职业的过程。

现代市场将人们置于不停地竞争状态，因此即使民族之间在对其他民族没有足够的认知，而这种竞争有可能导致它们以非和平的方式解决新出现的问题。

现代市场也会对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影响，因为它会导致地区差异并成为民族差异的基础，这会导致这些地区产生追求民族独立的动力，尤其当民族独立被认作是这些资本主义不平等关系的唯一解决方案。

这个合法性从神权向被统治者同意的转变引发了民主政体的建立。而民主政体需要一个前政治的伙伴关系，来回答“谁是人民”的问题。合法性的问题要求建立一个政府与“人民”之间的强联系，来将人民变成一个享有限定性状态的集体。

这个享有共同过去和未来的集体对于不同形式的民主政体的有效运行非常关键，否则国家会解体，而且民主的政治结构也会化解。因此民族这个“政治性的我们”需要被建立并且被不停地维护与改造。合法性向人民（demos）的转移会不停地为民族主义意识形态提供能量。

市场中心化的社会都有着很强的原子化趋势，每个个体都自然地追求他自己或在其最亲近的社会网络中的人的利益。现代政府试图实施的大规模社会再分配政策违背这种原子化趋势，因此需要大规模的社会团结。当社会中的人们感觉到他们都是一个大家庭的一部分，就更可能会支持能帮助较弱成员的政策。

因此，人们需要能与其同胞建构强烈联系，构建一定程度的信任感和归属感才能形成再分配系统。国家必须开展民族建构（nation building）的过程才能实现这种程度的归属感，这个过程会促进政治整合和政治认同。

政治整合目的是在领土范围内扩大政治联盟，政治认同能够树立对国家机构的忠诚和认同，因此公民和国家之间能建立超越族群差异的政治联结。

民族性（nationhood）是一种声称（claim）而非事实，属于一种实践模式（ category of practice ）。这种证实民族性声称存在的权力属于国家，通过施行某种官方承认行为。在政府、知识界、商界的精英会控制促进民族建构的媒体内容，并且会在追求他们利益的同时“领导”人民走向民族主义。他们还会操纵族群符号并且会将这些符号与其利益保持一致。

尽管这些民族主义精英会合法化民族主义并为其政治表述提供领导力，但他们并非民族主义的创造者。他们只是让民族主义反叛更有可能发生，这并不足以引发反叛。

国家可以通过建立民族的类别，并基于这些类别施加不同的政策，这会有效围绕这些界别产生民族主义。民族历史的书写以及通过国家开展的教育系统来传播，能够传递一种关于基于特定对过去理解的对未来的提议。因此民族可以通过理解自己来建构自己。

书写历史的话语行为（包括神话myth）会抹除事实与有实际意义的幻想之间的区别，这会构建一个事实存在的历史社会与想象的世界秩序之间的联系，这会证实这个地区性群体的独特性。

民族的建构需要成员们拥有一个共有的对过去的记忆。因此民族倾向于会重塑过去，重新解读他们的历史，并且会忘记一些会将民族成员之间建立区别的社会特性，来建构这个民族实体的幻觉（illusion）——享有共同的伟大历史以及一个光明的未来。

这些不同的方式建立了并且合法化了现代官僚机构、创造了新的社会等级系统，以及社会化形式来形塑理想以及价值系统来重新制造社会传统。当一个民族被成功巩固，民族建构的政策就会被放松，因此文化变成了一种透明化的背景。国家的民族基础会为人民提供政治、文化以及福利。一旦民族被建立，它会有着持续再生的动力。

撰稿人：杜哲浩

（本文为第十六届政治学与国际关系共同体会议参会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