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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邦彦比柳永小73岁，他们代表了北宋的两个时代。在各自的时代里，他们都是当时流行乐坛炙手可热的人物，他们填的词，歌妓争着唱，市民愿意听。 按理说，这种在民间风行的人物和作品，应该受到'业内人士'的高度关注。但有意思的是，北宋的文人士大夫们好像只看到了柳永，都自动过滤了周邦彦...... 在民间——都是才子词人，各自风靡一时
柳永一生并不得意，五次科举，四次名落孙山，原因嘛，据说就是宋仁宗不满意他为歌女创作靡靡之音，甚至批了'且去浅斟低唱，何要浮名'这句狠话。都被皇帝拉黑了，仕途可见无望。 虽然官场失意，但柳永还有情场。自称'奉旨填词'的柳永，一生流连于秦楼楚馆，为歌妓们写词作曲。 柳永又精通音律，他把当时流行的市井新声进行改制，'择声律谐美者用之'，再配上浅近俚俗的歌词，立刻成了柔美动人的作品。 于是，柳永这个人和他的词，都成了歌妓们的最爱，因为一个歌妓是否当红，不仅要看色艺，还要看能否成为最新流行曲目的首唱人。 宋人的笔记就形容说：'妓者爱其（柳永）有词名，能移宫换羽；一经品题，身价十倍。妓者多以金物资给之。'（《醉翁谈录》） 柳永也不负众望，他不像其他写'艳词'的词人那样遮遮掩掩，而是大胆地根据市场需求，为流行曲调撰写浅俗歌词，比如：
时人形容说：'教坊乐工每得新腔，必求（柳）永为辞，始行于世，于是声传一时。'（《避暑录话》） 辞曲相配，锦上添花，歌妓传唱，风行民间，一名从西夏归宋的官员甚至说：'凡有井水饮处，即能歌柳词。'（《避暑录话》） 在没有专门商业区的聚落时代，货物常常是在水井旁边买卖的，后来聚落发展为城市，有了街道和商铺，井仍然存在，甚至成为市中心，'市井'之名就是这么来的。 '凡有井水饮处，即能歌柳词'就是说：凡是人烟稠密的地方，就有人唱柳永的词。 要知道，这说的可是在西夏，柳永词已经传出国门了。 在市民当中，柳永的粉丝也众多。北宋有个叫刘季高的官员，有一次在公共场所谈论起柳永词，诋毁柳永低俗，旁边一老者听见了，默然而起，拿着纸笔跪在刘季高面前，直接回怼：'您认为柳词不好，那您能自己写一篇给我看看吗？'刘季高无以应答。（《宋代词学资料汇编》） 一个柳词的普通听众，因不满别人对柳词的诋毁，站出来为他辩护，这可是妥妥的'忠粉'啊。 柳永为歌妓代言，写'俗词艳曲'，当然为自命清高的雅士所不容。他进士及第那年，吏部迟迟不授官，柳永就到政府投诉，宰相晏殊说：'这位才俊，是写小曲的吧？'柳永答：'就像相公您也写歌词一样。'晏殊又说：'老夫歌词里可没有'针线闲拈伴伊坐’。'（《画墁录》） 晏殊对柳永也是有偏见的，但从这事儿里我们也发现，晏殊必是听过柳永的《定风波》，而且不只一次，留下了很深的印象，这才能张口就背出'针线闲拈伴伊坐'，倒是反面印证了柳词的盛行。 
周邦彦和柳永，有三点很相似： 周邦彦也常光顾京城的秦楼楚馆，与歌妓打成一片，他和名妓李师师之间的绯闻，就是这么传出来的。据说有一次，李师师在宋徽宗面前唱了周邦彦的词，弄得宋徽宗吃醋，第二天就把周邦彦贬出了京城。 周邦彦也是音乐才子，精通音律，《宋史·文苑传》说：'邦彦好音乐，能自度曲，制乐府长短句，词韵清蔚，传于世。'宋徽宗年间，周邦彦提举'大晟府'，成为官方音乐机构的官员，就是因为出众的音乐才能。 周邦彦的恋情词，或者叫'艳词'，也喜欢用民间流行的俚词俗语，比如：
 《新水浒》剧照——李师师 市井新声、俚词俗语，把柳永和周邦彦的词，与民间大众紧密地联系了起来。 再加上协律柔美，周邦彦的词经歌妓传唱，在民间风行。北宋哲宗年间，周邦彦曾任溧水（今属江苏）县令；八十多年后，一个叫强焕的人到溧水任职，发现当地仍流行着周邦彦的词，强焕记载：'暇日从容式燕嘉宾，歌者在上，果以公之词为首唱，夫然后知邑人爱其词，乃所以不忘其政也。'（《题周美成词》） 如果说溧水人仍喜爱周邦彦词，是因为感念他当年的政绩，那么下面两条记载，可能更有说服力——
南宋末年词人张炎，还记载过这样一个故事：'沈海娇，杭妓也。忽于京都见之，把酒相劳苦。犹能歌周清真《意难忘》《台城路》二曲，因嘱余记其事。'（《国香·序》） 时代更迭，沧海桑田，这个叫沈海娇的歌妓仍能演唱周邦彦的《意难忘》、《台城路》，张炎还特意将此事记录，确实印证了'盛行于世'、'当时皆称之'的评价。 在业内——一个备受瞩目，一个备受冷落针对宋词的理论批评，也就是各种词评、词论，其实是到南宋才逐渐丰富起来，在北宋时还不发达。 北宋的词评、词论，主要就集中在两处：一是'苏门文人集团'，即苏轼和他的弟子、门人；二是女词人李清照的文章《词论》。 而在北宋民间同样风行于世的柳、周词，在这些业内人士的词评、词论里，却是一'热'一'冷'，分别明显。  先说说柳永词的'热'。 苏轼本人，对柳永词就给予了很大的关注。他曾说：'山抹微云秦学士，露花倒影柳屯田，微以气格为病。'（《避暑录话》）对柳永的一些'艳词'持否定态度，认为气格不高。 但这并非苏轼对柳永词的全部看法。对柳永'艳词'以外的其它词作，比如写羁旅行役的《八声甘州》，苏轼就赞不绝口，说道：'如《八声甘州》云：'霜风凄紧，关河冷落，残照当楼。’此语于诗句，不减唐人高处。'（《侯鲭录》） 而且，苏轼一直把柳永当作一个对手、参照标准来看待，柳永词风靡民间的成就，让苏轼产生了想要超越的想法—— 苏轼曾对幕僚发问：'我词与柳词何如？'幕僚回答：'柳郎中词只好十七八女孩，执红牙板，唱'杨柳岸，晓风残月’；学士词，须关西大汉，执铁板，唱'大江东去’。'（《吹剑续录》） 在写给好友的信里，苏轼也说过：'近却颇作小词，虽无柳七郎风味，亦自是一家。'（《与鲜于子骏书》） 苏轼写词，处处以柳永词为对照，想异于他、超越他。苏轼能开创出豪放词风，可能正得益于此。  《苏东坡》剧照 '苏门六君子'之一的陈师道，也对柳永词发表过看法，他说：'天下咏之，遂传禁中。仁宗颇好其词，每对酒，必使侍从歌之再三。'（《后山诗话》）这仁宗皇帝因不满柳永写'靡靡之音'而断了他的仕途，可私下里，其实也喜欢柳永词呢。 北宋最有成就的论词文章，是李清照的《词论》。对于柳永词，《词论》说：'始有柳屯田者，变旧声作新声，出《乐章集》，大得声称于世，虽协音律，而词语尘下。'李清照肯定柳永在音律上的成就，但对'词语尘下'这点，也是不能接受的。 北宋士人对柳永词的品评，还注意到了他描写太平盛世气象的词作。比如《望海潮》：'东南形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将杭州的风景优美、都市繁华，描绘得淋漓尽致。  北宋文学家范镇这样评价《望海潮》：'仁宗四十二年太平，镇在翰苑十余载，不能出一语咏歌，乃于耆卿词见之。'（《方舆胜览》） 北宋词人黄裳也说：'予观柳氏乐章，喜其能道嘉佑中太平气象，如观杜甫诗，典雅文华，无所不有。'（《书乐章集后》） 无论是贬、是褒，总之，北宋士人对柳永词的关注度是极高的，热衷于品评。 比较之下，北宋士人对周邦彦的词，就显得过于冷落了。如今我们能看到的关于周邦彦词的品评，大多来自于南宋，在北宋能找到的，只有来自陈师道的一则评语：'美成笺奏杂著俱善，惜为词掩。'（《古今词话》） 李清照比周邦彦小27岁，肯定是知道周邦彦词风行于民间的。可是在《词论》里，李清照几乎论及了所有北宋词坛大家，独独抛却了周邦彦，只字未提。 在北宋士人那里，周邦彦'遇冷'。 找原因——“自然感发”和“思索安排”的对比柳永和周邦彦在北宋士人那里获得的待遇，为何如此不同？叶嘉莹先生在《唐宋词名家论稿》中说的一段话，或许可以作为参考——
简单总结这段话，就是：周邦彦之前的词人，写词都靠'自然感发'；到了周邦彦这里，变成了'思索安排'。这是两种截然不同的写作方式。 柳永的《雨霖铃》，是典型的'自然感发'。当时，柳永和恋人在长亭话别，'寒蝉凄切'、'骤雨初歇'的凄清中，船夫已在催他启程，两人只能'执手相看泪眼，竟无语凝噎'；上路后，一个人孤独寂寞，便又感叹'此去经年，应是良辰好景虚设。便纵有千种风情，更与何人说？' 整首词，是柳永即景生情而作，情感在送别时自然而发，没有安排、没有明确目的，只为了表现当时当刻的情绪。这样的词，不事雕琢，拥有自然美，很容易引起读者的共鸣。  周邦彦的写作风格与此不同，他追求的恰恰是一种人工美，重视章法，也就是词的整体结构，也重视语言的锤炼。 拿他著名的《兰陵王·柳》来说，这首词三叠三换头，第一节由眼前之景引出屡屡折柳送客的往事，点名送别主题；第二节起笔宕开，追思旧游，再接上昨夜别宴场景；第三节以两个短句起头，在急促的节奏中涌出一腔哀怨，随后节奏放慢，描绘送别友人之后，自己徘徊不忍的情形，用'泪暗滴'收束全篇。 整首词，结构曲折回环、层层渲染，语言也工巧精致。比如'拂水飘绵'这四个字，明显是经过锤炼的，用来描绘柳丝随风飞舞的形态。 周邦彦《兰陵王·柳》——
所以，追求人工美的周邦彦词，在北宋士人那里不受重视、不被理解也就不足为奇了，因为这和他们的审美经验是不一致的。 其实，当时民间传唱周邦彦词，主要也是爱他的音乐美，未必都读懂了歌辞的文学意义。 周邦彦带来的这种写词的新趋势，对后来南宋的很多词人产生了极大影响，形成了'格律词派'，这也造成了南宋词与北宋词迥然相异的品质。所以南宋时，对周邦彦词的品评和赞赏，自然多了起来。 周邦彦词在北宋士人那里'遇冷'，可能也有另一个原因。周邦彦是一个有明确政治倾向的人，他赞许王安石的新政，自然和苏门文人所代表的'旧党'有了疏离和隔膜。而当时的文坛，由苏门文人掌控，不知道是不是政治上的隔膜，造成了他在士大夫中名声不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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